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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必无聊得要命。
——汉娜·阿伦特评论躲藏在德国北部的艾希曼
（104）乍看之下，吕讷堡石楠草原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飞黄腾达的党卫队事业生涯。阿道夫·艾希曼的生活方式与奥托·黑宁格有着天壤之别。如今已无量身定做的制服、光可鉴人的皮靴、办公大楼与勤务人员，留给他的只剩下一件褴褛的国防军外套和森林里的一栋小屋。他不再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再也不能“颐指气使”，再也无法乘坐自己的公务汽车行遍半个欧洲，再也不可能用新的手段来消灭敌人。艾希曼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变得非常简单，甚至几乎可称之为“一目了然”，因为作为一名战俘和逃犯，他的生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求生上面。森林中的宁静、充足的食物供应 [241] 、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这一切不仅提供了某种安全感，更令人不得不回归内心世界。艾希曼后来在阿根廷宣称：“194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以书面形式记录我的回忆，并写下了当时还记忆鲜活的一些数字。” [242] 考虑到艾希曼所处的环境和他日后的写作热忱，此事一点也不令人意外。然而不能把这种举动看成反躬自省，因为艾希曼即便已经失去了他的办公桌，却完全没有失去他的旧心态。除此之外，他写作的原因并不是要设法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由于被他视为毕生成就的那些行为如今普遍受到了谴责。艾希曼并不打算追求真理，而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种最可信的辩解以防万一。
（105）他想必早在成为战俘、随时可能面临审讯威胁的时候就已经开动脑筋，到底该如何描述他那惊人的职业生涯，以便尽可能减轻自己的罪责。许多上司和同僚接受审判的新闻，让他联想到自己迟早也会 ——无论是以证人还是被告的身份 ——被传唤出庭。艾希曼自己曾经多次扮演审讯者的角色，足以知道简单的谎言根本不可能让他全身而退。然而事情的真相实在太骇人听闻了，甚至无法用轻描淡写的方式表达。若是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坐在一起小酌红酒，他们或许不难达成共识，认为谋杀数百万犹太人的行动只不过是“后代子孙们不必再进行的战役”。 [243] 可是艾希曼足够聪明，知道其他大多数人不会这样看。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心只想推诿卸责，忘记自己在过去12年中跟在谁的背后做出了什么事情。但是对于因犯下反人类罪行而遭到通缉的信仰坚定的纳粹党人而言，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106）艾希曼始终承认，他从一开始就阅读了所有关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报道和文章。他曾有些漫不经心地告诉萨森：“在林木茂密的石楠草原，我的面前摆放着一大沓旧报纸，上面都有关于我的文章，用了像是‘大屠杀凶手艾希曼’、‘大屠杀凶手在哪儿’和‘艾希曼躲藏在哪里’之类的标题。” [244] 艾希曼后来的各种谈话和证词都显示，他确实知道当时主要的文章和事件，只不过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在什么时候读到它们的。因此我们只能设法找出他在那段时间或许已经读过哪些东西，而且无法排除他是后来才看到那些材料的。第一本他后来反复引用的书是欧根·科贡（Eugen Kogon）所撰写的《党卫队国家》（ Der SS-Staat ），其主要根据是美国军事当局委托昔日集中营囚犯集体整理出来的“布痕瓦尔德报告”（Buchenwald Report）。 [245] 该书在1946年出版，将罪魁祸首描绘成一小撮反社会的变态虐待狂，想必会让艾希曼觉得既受侮辱又遭挑衅，这完全不符合他对纳粹领导阶层的理解 ——在他眼中，那是一个新的精英集团，而他信仰坚定地自视为其中的一员。除此之外，艾希曼很早就在报纸和小册子上读到了霍特尔和维斯利策尼的证词，因为它们已在新闻媒体引发了巨大的回响。根据艾希曼自己的说法，他在北德的时候就已经读过了1946年秋季出版、由罗伯特·肯普纳（Robert M. W. Kempner）编辑的《纽伦堡审判》（ Das Urteil von Nürnberg ）。 [246] 基本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否定，艾希曼在做伐木工人时期的确读过那些出版物，因为在“岛上”，怀旧的政治性谈话显然经常发生。该地区的百姓至今仍然记得，如果有谁想要喝杯啤酒谈谈往事，森林里那群伐木工以及与他们同住的红十字会护士露特（Ruth）的房子是一个受欢迎的晚间聚会场所。那些小册子不必花钱就能获得，因为英国占领军把它们作为再教育工作的一部分而免费分发。无论如何，当艾希曼在1948年离开森林，搬到阿尔腾萨尔茨科特（Altensalzkoth）那个小村庄经营一家养鸡场的时候，他的兴趣已经非常明显。可是在回顾当时的生活时，艾希曼却提出了相反的说法：“在美丽的石楠草原上，生活平静地发展下去。每逢周日，我就骑着自行车前往策勒附近的乡村酒馆……酒馆主人有时会告诉我当地报纸写了关于艾希曼的什么，我听了便不禁难掩笑意。他总是习惯性地说：‘说不定一切都是谎话和捏造出来的东西。’那让我非常高兴和满意。” [247]
（107）艾希曼不只从报纸和书籍中读到他在历史上的特殊角色，周遭环境也在提醒他这一点。他的新居住地距离昔日的贝尔根 ——贝尔森集中营只有几公里之遥，该营区当时已经变成了一座难民营，暂时收容那些从纳粹杀戮行动中幸存下来的无家可归者。艾希曼就生活在他的受害者附近，只不过如今他已是鸡农而非刽子手了。他后来在阿根廷用这个光怪陆离的场景来附和萨森的意见：“吕讷堡石楠草原附近就是贝尔根 ——贝尔森集中营，当地周遭的一切都飘荡着大蒜味，而且那里只有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还会有谁过来买东西呢？当然只有犹太人。于是我告诉自己说，我把木材卖给了犹太人、把鸡蛋卖给了犹太人。我感到震惊和困惑，在心中自忖道：你瞧瞧看，真是天杀的！那些家伙应该都已经被杀光了，可是他们却正在跟我讨价还价。可不是吗？” [248] 但不管艾希曼在老朋友们之间发出怎样令人作呕的纳粹式吹嘘，近在咫尺的贝尔根 ——贝尔森还是对他造成真实的困扰，即便艾希曼只是轻描淡写地顺手写道：“在那几年，我从来没有摆脱这样的恐惧：有人会站在我的背后突然大喊：‘艾希曼！’” [249] 而他揽镜自顾时显然不曾产生同样的担忧。我们不知道艾希曼在吕讷堡石楠草原写下了哪些想法。至少按照他在阿根廷的说辞，当他再次离开藏身之处的时候，已经先后将回忆录和各种统计数字一把火烧掉了，因为不想带着它们一起上路。 [250]
（108）在米勒 ——科伦贝格林区（Revierförsterei Miele-Kohlenberg）和阿尔腾萨尔茨科特认识奥托·黑宁格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他的恐惧和内心的挣扎。他们遇见了一位不酗酒也不赌博的好好先生，有办法公平地安排食粮分配，十分熟悉“公家机关的繁文缛节”，既聪明又彬彬有礼，而且还按时缴纳房租。此外，这名带有轻微维也纳口音的男子声音相当有魅力，行为表现更显示出他绝非出身乡间地区。村内的女性居民在1960年告诉新闻记者：“他是那样安静谦卑的一个人，经常在温暖的夏夜为我们演奏小提琴。他演奏过莫扎特舒伯特巴赫和贝多芬、、。” [251] 当地的男性也高度评价这位新来者：他通常被认为掌握娴熟的技术知识，有办法修复损坏的机械设备，更何况他还拥有该地区唯一一台收音机，特别喜欢追踪新闻动向。奥托·黑宁格表现得随时随地都乐于助人。尽管这听起来像是庸俗的陈腔滥调，但就连小孩子都喜欢他，因为他能够辅导功课，还会给他们巧克力。 [252] 没有人真正清楚奥托·黑宁格的底细。这个小村庄的居民让他进入他们的生活，把房间和田地租给他，用车子帮他把鸡运往市场，购买他的鸡蛋，并且尊重其不事张扬的作风。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没有人喜欢被别人问起，因此也不会询问别人。 [253] 然而艾希曼对自己身边的那些人并没有很高的评价。“如果我不想让周遭的寻常百姓起疑心的话，那么就不能阅读比儿童故事更有深度的东西。” [254] 汉娜·阿伦特尽管没有听到这种贬损言论，却还是做出了相当正确的推断，认为艾希曼在吕讷堡石楠草原想必“无聊得要死”（tödlich gelangweilt） [255] ——而这带来的无可否认的好处就是，至少他不必再算计别人的性命了。
（109）艾希曼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孤独异乡人的做法还另有一层用意：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他基本上总是避免提到当初接触对象的姓名。因为即便是在吕讷堡石楠草原一，名昔日的党卫队队员其实也不可能那么遗世独立。艾希曼无论如何都不是唯一有类似的过去，并且选择藏匿在这个乡下地方的人。柏林的纳粹党人很早即已讨论过可能的紧急会面地点。虽然有些人还对虚无缥缈的“阿尔卑斯要塞”和“北方要塞”（Festung Nord）等防御阵地心存幻想，可是像艾希曼这样的人物应已十分清楚那些地区的真正意义：纵使战败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也可以迅速在那里聚集起来，以便交换重要的信息。奥地利的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和德国北部的策勒地区，其战略位置都非常有利。二者皆地处边陲，距离国界不远。在那里可以不引人注目地重建网络，一旦遇到紧急状况也可以就近逃离：位于奥地利地理中心的阿尔陶塞距离属意大利的南蒂罗尔地区（Südtirol）
只有一箭之遥，从阿尔腾萨尔茨科特则不难抵达德国的一些主要港口。长年扮演移民专家角色的艾希曼，必定立刻看出了这些“要塞”带来的可能性。他把自己和家人刚好分别安置在这样的地区，绝非出于偶然。当年阿尔腾萨尔茨科特一带的居民，直到今天都还记得曾经到访过的昔日党卫队人员，例如维利·科赫（Willi Koch）
[256]
，他甚至很可能知道奥托·黑宁格究竟是谁。另外一位名叫路易斯·辛特霍尔策的访客则绝对知晓其身份，许多年后该人还肆无忌惮地吹嘘，自己所属的一个小圈子曾经帮助艾希曼逃亡，他的言论甚至还传到了西德（联邦德国）情报机关一名线人的耳中。
[257]
（110）路易斯（阿洛伊斯）·辛特霍尔策是最残暴的党卫队打手之一，那批人早已因为卷入1938年11月集体迫害因斯布鲁克犹太人的行动，成为臭名远扬的罪犯。 [258] 但对于这名1914年出生、年轻时代就小有名气的奥地利拳击手而言，那不过是其谋杀事业的开端而已。辛特霍尔策深度参与了武装党卫队针对意大利平民采取的所谓“报复行动”，在1943年摧毁了村落卡维奥拉（Caviola），导致40人遇害，其中一些人更被活活烧死在自己家里。此外他还在1943年积极参加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最终在1945年2月成为特伦托（Trient）的盖世太保领导人。他在战争末期的撤退甚至也伴随着各种谋害打杀。 [259] 尽管在战后多次被捕，甚至两度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意大利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辛特霍尔策却一再成功地逃脱法网。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名不肯悔改的党卫队成员与妻子和后来生下的孩子们定居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他保留了自己的真名，却仍然使用伪造的德国护照，因为奥地利已经对他下达了逮捕令。我们不清楚辛特霍尔策与艾希曼在德国北部会面时的情形。他们可能通过奥地利党卫队同志的圈子建立了联系（辛特霍尔策直到1989年去世为止都是该团体的坚贞成员），也可能因为其他的机缘而重新相见，但无可争议的是，他们二人都知道彼此的来头。辛特霍尔策后来表示，艾希曼亲口告诉过他，自己在德国北部藏匿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相关档案和文件，其中包括各种统计数字，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参与者的背景资料。 [260] 辛特霍尔策还是奥托·黑宁格在吕讷堡石楠草原的最后一位访客：他从那里带着艾希曼不被察觉地抵达奥地利边界。艾希曼后来开玩笑地和威廉·萨森说道：“当初在吕讷堡石楠草原的时候，我到处跑来跑去。可不是吗？你瞧，我总是马不停蹄，并没有一直窝在某个角落里面。” [261] 鉴于艾希曼甚至能够跟来自比勒费尔德的老同志们见面，我们不难想象他的话中意味着什么。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人从战俘营回到家里。其中至少有一个人重新与艾希曼取得了联系：获释之后也前往阿尔腾萨尔茨科特定居的汉斯·弗赖斯莱本。党卫队的同志情谊再度被证明持久不渝。起初只是有利于苟活偷生和隐匿躲藏的联系，在随后几年发展成了一个协助逃亡的网络。对于许多避居北德的前纳粹官员而言，逃亡计划从此几乎再也不是单打独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在阿根廷与艾希曼重逢。
（111）艾希曼并没有在吕讷堡石楠草原长久定居下来的打算。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在当地已觉得非常安全，甚至还在1947年应邀参加一位昔日伐木同伴的婚礼，并在婚礼照片上毫不畏缩地站在新娘身旁不远。假使艾希曼乖乖留在这个地区，他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暴露行踪。然而安全感取代不了自己的家庭·。尽管内莉克拉维茨那位有着美丽浅褐色头发的少妇不时从南方前来造访奥托·黑宁格，不但为他准备了像是“皇帝煎饼块”（Kaiserschmarrn）之类充满异地风情的餐点，也给村内的闲言闲语带来蓬勃生气。 [262] 尽管人们谣传他在当地另有一二红粉知己，但艾希曼还是想重新回到自己家人身边。首先尝试重返旧生活的是薇拉·艾希曼。她在其臭名昭著的丈夫失踪之后的行为从一，开始便泄露了一家人曾事先讨论过他们的应急策略。薇拉不但表现得小心谨慎，更以惊人的毅力承受了侦讯、搜家，以及盟军和幸存者组织的监视。多亏了艾希曼的妻子，在很长时间内一，张他的照片都找不到。与在林茨的其他家人一样，薇拉一定也把所有文件都好好藏了起来，直到1952年出发前往阿根廷之前才又把它们拿出来。她在1946年11月接受美国陆军防谍队讯问时，表示已在1945年3月与丈夫离婚，最后一次见面是他在4月来阿尔陶塞与孩子们告别的时候。她宣称自己对丈夫的罪行一无所知，说辞与艾希曼的父母和手足在一个月前做出的声明惊人地如出一辙。 [263]
（112）艾希曼在战争结束之前向同志们灌输的“家中黑羊”神话，从一开始就被有系统地传播出去。薇拉·艾希曼依然得到丈夫家人接济的事实，似乎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264] 同时也没有人注意到，卡1 12尔·阿道夫·艾希曼根本不可能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而与他的儿子在政治立场上产生歧异，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艾希曼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末加入了纳粹党，后来如薇拉·艾希曼所言，这在1945年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但那不仅“因为他曾经是一名纳粹”，更因为他缺乏有效的财产证明，以致某些明显不属于他的物品遭到没收。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切萨拉尼（David Cesarani）因而相当正确地提出警告，千万不要低估了“父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265] 1947年4月，艾希曼的妻子迈出了下一步，试图在巴特伊施尔（Bad Ischl）宣布她的丈夫已经死亡。她声称艾希曼已在1945年4月阵亡于布拉格。这样做很可能事先已与艾希曼的父亲商量过，而父亲同样早就与儿子讨论过各种逃亡的可能性。假如这个尝试成功，阿道夫·艾希曼或许真的有机会在欧洲安度余生，更何况我们从许多照片都可以看出来，此人具备多么强大的适应能力。除此之外，他的妻子还可以借此获得领取抚恤金的资格。薇拉·艾希曼提出的证据乍看之下颇有说服力：她的证人丽莎·卡尔斯（Lisa Kals）是一名嫁给阿尔陶塞人并定居当地的女子，出示了一封由某个名叫卡尔·卢卡斯（Karl Lukas）的捷克上尉写来的信函，信中提及了艾希曼的死讯。然而西蒙·维森塔尔立刻注意到，他曾经听过那个名字：
此人是薇拉的妹夫，而那位妹妹现在正与她们的母亲居住在林茨附近。经过维森塔尔的提醒，阿尔陶塞警方立刻发现了另外一件荒唐事。原来，从薇拉的妹夫处收到信函的那位丽莎·卡尔斯，婚前的姓氏同样为利布尔。 [266] 也就是说，薇拉·艾希曼试图在她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妹夫的协助下，为自己的丈夫取得死亡证明。 [267]
（113）等到维森塔尔出示两份宣誓证词，指称5月的时候还曾经有人在阿尔陶塞看见过艾希曼，薇拉·艾希曼便撤回了她的申请，但已经产生了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如今每个人都知道艾希曼还活着，否则他的家人根本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于是美国陆军防谍队再次搜查了艾希曼家人的房屋，以及他一个情妇的住处。除此之外，一名以色列特工甚至设法通过艾希曼的另一位女性友人玛丽亚·莫森巴赫尔（Maria Mösenbacher），成功获得了第一张艾希曼的照片。 [268] 维斯利策尼曾派调查人员调查另外一名男子，该人据称是“艾希曼的司机”，因而能够交出一份内容翔实的艾希曼女友名单。那个人其实就是约瑟夫·魏斯尔，“多普尔的犹太人皇帝”，一个臭名昭著的虐待狂，皮鞭已经成为他的标志，而且他还是威廉·霍特尔的连襟。 [269] 魏斯尔不久之后就在巴黎站上了军事法庭，在那里讲出更多关于其上司的细节，因为他自己只是“奉命成为虐待狂”而已。虽然艾希曼一家很可能并不知道那张照片，但阿道夫·艾希曼肯定从父亲那里获悉了搜查的事情。后来在阿根廷与同伴们谈话时，艾希曼甚至知道维也纳已经对他发出了拘捕令。 [270] 艾希曼的所有家人都清楚看出，阿道夫·艾希曼已经别无选择。他必须启动应急计划：逃离德国。对薇拉·艾希曼来说，这意味着更多年的等待，而且其间不可做出任何启人疑窦的行为。等到她终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丈夫重新相聚时，他们已经整整七年没有见过面了。
（114）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艾希曼为什么会把阿根廷列为可能的避难地点。他后来表示，自己曾经读到“昔日克恩滕（Kärnten）
的纳粹省党部领导如今生活在阿根廷”。
[271]
艾希曼指的显然是西格弗里德·于伯赖特尔（Siegfried Uiberreither）。但严格说来，那人其实是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的省党部领导，曾在1947年5月设法逃离达豪，后来与真正的克恩滕省党部领导弗里德里希·赖纳（Friedrich Rainer）一同被引渡到南斯拉夫。奥地利的报纸充满了相关报道，而且很早便有人猜测于伯赖特尔已逃往阿根廷。
[272]
到20世纪40年代末，事实上许多人都已知道，昔日的纳粹要员正置身阿根廷。因为不仅相关谣言甚嚣尘上，更有杜勒出版社的书籍和杂志四处流传，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外传播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公然用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家来招徕读者。此外，德国极右派人士如饥似渴地阅读的《路径》杂志，明显是所有战后纳粹刊物当中最右倾的一个，同样出自杜勒出版社，自1947年开始发行。它公然宣扬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仿佛第三帝国的崩溃从未发生。
埃伯哈德·弗里奇，杜勒出版社的年轻出版商，表现得积极又自信，在德国大打广告，使这份来自国外的褐色宣传刊物
销路持续上升，以致早在1949年就在德国新闻界激起了一波警告和挞伐的浪潮：人们撰文评论阿根廷的“纳粹负隅顽抗中心”和“南美洲的希特勒们”，并且针对“通往深渊的‘路径’”提出警告。慕尼黑的《新报》（
Neue Zeitung
）甚至把弗里奇形容成“第四帝国的明日之星”。
[273]
汉堡的《明镜周刊》（
Der Spiegel
）进而声称，纳粹要员纷纷逃往阿根廷一事，实乃出自国防军最高指挥部当初的指令。
[274]
《路径》杂志为一个听起来让人心生信赖的社团“同志工作会”（Kameradenwerk）以及各种旅行中介机构打出的广告，更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像艾希曼这种信仰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而言，那样的新闻听起来想必宛如来自应许之地的信息。
（115）威尔弗雷德·冯·奥芬是戈培尔曾经的下属和不肯悔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在1945年以后来到德国北部。他毫不隐瞒地表示，正是杜勒出版社的刊物激起了他对阿根廷的好奇。当他还躲在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时候，就已经利用德国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显然早已运作良好的通信网络，直接在埃伯哈德·弗里奇那里出版了他关于戈培尔的专著。 [275] 艾希曼日后在阿根廷也会称赞这个网络的价值。
阿根廷不仅听起来相当不错，更是真正现实可行的逃亡目的地。多亏阿根廷作家乌基·戈尼（Uki Goñi）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的开创性研究，现在我们对于是哪些人建立了这样的网络使那些渴望移民的人能够潜逃出境，以及该网络的组织结构有了丰富的了解。对于拥有像艾希曼那种履历的人来说，个人临时起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刚开始的逃亡路线经过瑞典的海港，距离艾希曼在北德的住地只有咫尺之遥。可是自从这条路线在1948年被曝光之后，人们不得不完全转向南方的替代路线。一个由德国帮手、阿根廷公务机关、奥地利边防人员、意大利登记机构、红十字会、梵蒂冈内部人员，以及航运巨子所构成的连锁网络，使逃亡成为可能。在开始行动之前，必须先备妥两份文件。其一为阿根廷的短期签证，由得到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默许的人口走私贩子奥尔斯特·卡洛斯·福尔德纳负责提供。其二是与短期签证持有人姓名相同的身份证件。就艾希曼的情况而言，身份证件应由南蒂罗尔的泰尔梅诺（Termeno）核发。
除了艾希曼之外，一些同样特别有问题的人物 ——诸如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以及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 ——都同时于1948年在那个小镇取得了身份证件。艾希曼自己的证件核发于6月11日，编号为131，证件上的姓名则写成了里卡多·克莱门特（Riccardo Klement）。
[276]
以保护“被迫害者和受折磨者”（他指的是纳粹党人）为己任的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后来也将因为从罗马为这名逃亡者安排证件而出名。
[277]
（116）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身份证件的核发到艾希曼真正脱逃，时间上相隔了将近两年。换句话说，艾希曼是在有效期两年的短期签证即将过期前的最后一刻才使用的。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犹豫不决，迟迟未曾采取行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德国1947 ——1950年的政治动荡。在1947年12月举行的伦敦外交部长会议上，同盟国与苏联的歧见明显日益扩大，昔日盟友的分裂已经势所难免。许多纳粹党人甚至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即已预见到这种东西方的冲突。他们寄望于西方列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期待它最终能够胜过打垮希特勒德国的愿望。之后德国就可以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艾希曼的一位亲密同僚后来报告说：“艾希曼对西方列强与俄国之间的争端深信不疑，并将之视作他最后的机会。” [278] 戈林也在纽伦堡多次表达了这种期待，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因此重新掌权。 [279]
（117）期待中的东西方分裂在1948年逐步成为事实，于是对一个新的开始，尤其对全面大赦的希望也随之而来。另外一个改变却显然不利于艾希曼：货币改革已于1948年6月20日开始生效。这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因为他在布尔曼公司之后所在的东家迅速走向破产。货币改革进而威胁到艾希曼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对于过着非法生活的人来说，“德意志马克”
的引进带来了严重问题。如果完全逃避跟公家机关打交道就既不能领取所谓，“人人有奖”的40德意志马克，也没有办法获得新的货币。若无外界帮助，他也无法兑换攒下的 “帝国马克”，因为兑换新币必须有银行账户，以及供财政机关核可的相关证明文件。艾希曼却二者皆无。他固然合法申报了户口，并已取得有效证件，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官方有任何接触。这个非法人士如今必须仰赖洗钱业者，但那些人的兑换汇率可想而知好不到哪里去万一。受到讹诈，也无法寻求司法保护。像艾希曼这种曾经在维也纳利用不公平汇率手段，为帝国聚敛了千百万不义之财的人，自然对此有着特别深刻的体会。
除了刚好待在没收得来、酒窖装得满满的豪宅里面执行“公务”的时期，艾希曼终其一生都过着节俭的生活。货币改革难免给他在海外寻求新生活的计划带来了挫折，因为即使老同志也不会免费提供帮助。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他投资养鸡场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总是在被剥夺了一切之后才获准离开这个国家。艾希曼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如果想要保护资产，就必须投资于实物。但其先决条件是不道德的政权没有颁布恶法，禁止购置实物资产。
没有人阻止艾希曼把钱投资于养鸡业，几周之后，也没有人阻止他用家禽换来新的货币。由于引进这种新型稳定的通货，他获得了不少投资收益。村内当时的孩子们还记得，艾希曼养了100多只鸡，一枚鸡蛋要价高达20芬尼（Pfennig）。
相比之下，艾希曼每月的租金只有10马克。
[280]
这样一来，他不但赚到了钱，还能够暂时观望，期待战争结束五周年的时候能够出现大赦。但另一个事件或许也对艾希曼的犹豫不决产生了影响。那就是1948年冬天，警方、以色列“访客”和一名纳粹猎人在奥地利试图逮捕他未果。
（118）在1960年10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西蒙·维森塔尔向惊讶莫名的观众宣布，他曾试图利用阿道夫·艾希曼计划在1949年圣诞节前往阿尔陶塞探访家人的机会抓捕他：“那栋房子被团团包围起来，可是艾希曼没有现身。他显然得到警告或者起了疑心，于是再次消失不见了。” [281] 这不只是维森塔尔所讲的诸多戏剧性故事中的一个，而是一次真正的行动，即便他给出的日期并不完全准确。
早在1948年秋天即已有线索表明，艾希曼打算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前往探访他的家人。关于随后发生的事件，有许多当事人的报告保存了下来。它们的内容并不总是一致，却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共同的核心和日期。 [282] 根据消息，1948年12月的时候，林茨的奥地利刑事警察（莱奥·弗兰克 ——迈尔[Leo Frank-Maier] [283] 等人），配合包括米迦勒·布洛赫（Michael Bloch） [284] 在内的以色列特工人员，与西蒙·维森塔尔在阿尔陶塞布下了天罗地网。计划是逮捕艾希曼，并把他交给以色列人。为此林茨刑事警察的负责人不但不用负担行动开销，还能另外获得5000美元。于是他们试图在那个人口稀疏的地区尽可能不令人起疑地进行部署，而当时正值深冬，夜间气温低达零下20摄氏度。所有参与人员都提到监视工作出现了纰漏，却对失败责任的归属莫衷一是，讲不出究竟是谁的疏失导致艾希曼事先获得警告一。但最可能的解释是，在个像阿尔陶塞菲舍恩多夫（Fischerndorf/Altaussee）这样小的地方，由那么多人共同参与的行动根本不可能不被发现。报告中甚至提到，小镇上流传着有关以色列人或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出没的流言蜚语，后者在奥地利已不再无籍籍名。
（119）艾希曼是否真的尝试过在1948年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前往探访他的家人？他是否的确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旅行穿越整个德国，还要以伪造的身份出境？我们从后来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可以知道，不管艾希曼再怎么“虔信宗教”，圣诞节总是与强烈的家庭情感联系在一起。更何况他的身份证明文件已经在意大利准备妥当，因此艾希曼若是提前展开逃亡行动的话，探访家人正好让他在半路上歇歇脚。可是如此一来，艾希曼势必来不及变卖他在当地的资产就要从阿尔腾萨尔茨科特消失这对他是一笔严重的财务损失薇拉·，。艾希曼和孩子们后来并没有提到过这样的计划，艾希曼在阿尔腾萨尔茨科特细心的邻居们也都不曾观察到他有长时间出远门的迹象。艾希曼后来指出，自己至少曾经有过探访家人的念头，但他把时间定在1950年，也就是当他展开逃亡计划，在距离妻儿几公里外的地方穿越奥地利之际。那时他一度考虑是否该冒险与家人见面，却还是很克制地决定不要那么做。 [285] 艾希曼不太可能偏偏在1948年丧失了自制力。同时他自己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调查人员，不太可能犯错误挑选这么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日子，而且刚好是在谎报死亡的企图失败不久之后。
（120）还有别的因素表明，艾希曼不可能企图在这个时候接近他的家人。1948年9月底在林茨进行的一次采访引发了一系列报纸专论。维也纳的《世界晚报》（ Welt am Abend ）报道说：“艾希曼的父母自战争结束以来，便不曾听到过有关他们儿子的消息。”然而在那一地区完成的调查却指出有谣言表明阿道夫·，艾希曼在1946年以前曾是美军战俘。他已化名埃克曼，据悉目前正在中东“担任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尔 ——侯赛尼的顾问，协助解决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问题”。以《帝国犹太专员》或《阿拉伯军团之一员》等为标题，那个故事在1948年10月顽固地持续出现在新闻媒体上。 [286] 就连刚刚完成其戈培尔传记的库尔特·里斯（Curt Riess），“也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阿尔陶塞，寻找艾希曼的踪迹。最后他只能勉强挤出一个哗众取宠的文章系列，来讲述“阿尔陶塞的风流娘儿们”（Die lustigen Weiber von Altaussee） [1] ，里面当然也少不了提到纳粹黄金的传说。《新世界》（ Die Neue Welt ）在11月13日刊登了一份还算具有启发性的文件，发布了两页艾希曼在1937年手写的个人简历，出自其官方人事档案。所有人都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他真正诞生于何时何地，以及他的谋杀事业是如何开始的。里斯也详细描述了艾希曼家人现在的居住地。然而一个信息反复出现于各篇文章中，想必也让艾希曼的家人特别感到忧心忡忡：“艾希曼在所有战犯名单上都排在第一位。”不管艾希曼考虑过怎样的逃亡计划，1948年年底都不是付诸行动的良好时机。因为人们显然都还十分清楚地记得他是谁，知道他曾经一心梦想成为“帝国犹太专员”。
德国联邦情报局（BND）的前身盖伦组织（OrganisationGehlen）于几年后获悉，以色列驻维也纳领事曾在1949年，也就是圣诞节抓捕行动失败一年之后，提供5万先令用于追捕艾希曼。 [287] 甚至还有人宣称悬赏金额高达100万先令。盖伦组织的线人称，有一个以色列特工小组曾经潜伏在奥地利，准备趁艾希曼在圣诞节探访家人时绑架他，甚至已经在萨尔茨堡（Salzburg）机场租好了一架飞机。那么在维森塔尔抓捕行动失败一年之后，是否有人再次尝试围捕艾希曼呢？
（121）根据档案资料盖伦组织的线人是约瑟夫·阿道夫·，乌尔班（Josef Adolf Urban）。这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出生于1920年，1948年在林茨市内一间沦为假护照交易中心的咖啡馆遭到逮捕。他的袋子里装满了厚厚一叠伪造证件，足够让林茨警方逮捕他了·。莱奥弗兰克 ——迈尔是参与逮捕行动的警官之一，报告了侦讯乌尔班的情形。他甚至还允许西蒙·维森塔尔旁听，因为被捕的那个人显然意图协助战争罪犯逃亡。尽管罪证确凿，两天之后他们却不得不释放约瑟夫·阿道夫·乌尔班。按照莱奥·弗兰克 ——迈尔的讲法，有两名美国防谍队的密探上门要求释放那名嫌犯，因为乌尔班在一个针对苏联的间谍网中是不可或缺的协调者。迈尔很快发现，乌尔班其实是在向情报单位提供编造的“情报”，来源是同样被他炮制出来的一些“在地特工”。他甚至还在东欧编造了若干武器工厂。 [288]
迈尔显然有所不知的是，极力避免让乌尔班接受审判的不止美国谍报机构一家。那名情报制造者同时也是奥地利内政部国家安全部门的线人，万一他出庭受审，这个事实将不可避免地被曝光出来。 [289] 事实上乌尔班向几乎所有情报单位通风报信，从法国的第二局（Deuxième Bureau）到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无所不包，而盖伦组织当然包括在内。 [290] 无怪乎在迄今关于德国联邦情报局内容最详尽的那本研究专著中，作者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一个浪迹天涯的特务机构雇佣兵”（ein vagabundierender Geheimdienstsöldner）。 [291] 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更委托这名所谓的消息灵通人士，在1948年与布鲁诺·考舍恩（BrunoKauschen）一起发展德国情报组织在奥地利的分支机构，。 [292] 我们不确定盖伦当时是否知道，乌尔班的爆炸性情报往往都是编造出来的，以及乌尔班究竟在哪里学会了这套功夫。
（122）计划绑架艾希曼的消息是否属实？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从阿尔陶塞当地酒馆主人的口中听到有关1948 ——1949年冬天那场失败行动的花絮。但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乌尔班在1952年透露他的内幕消息时，虚构多过了事实。因为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盖伦组织在1952年的时候对艾希曼非常感兴趣。乌尔班甚至宣称，他曾亲自帮助艾希曼逃亡 ——这个招供似乎并没有给他在战后西德情报部门的职业生涯带来负面影响。 [293] 然而与情报机构的典型做法一样，对外公开的文件显示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我们还是知道，乌尔班到底在哪里学会了这种瞎编乱造的本事：先是在党卫队保安局后来在匈牙利跟艾希曼一起，。 [294]
那名年轻的事业狂人在18岁时即已加入纳粹党（党员编号6312927），很快就跃升为维也纳党卫队保安局的负责人，被认为是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手下的一名巴尔干问题专家，最后成为党卫队保安局布达佩斯总部的负责人。而当时艾希曼正在那里向世人展示，在六周时间里可以将多少人“带往毁灭”（der Vernichtung zuführen）。乌尔班关于鲁道夫·卡斯特纳的故事让维森塔尔目瞪口呆。 [295] 无疑，莱因哈德·盖伦对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别具慧眼。
但如此一来，乌尔班应该也是最不希望看见艾希曼重新现身的人之一，因为不仅乌尔班知道艾希曼在1945年以前做过什么事情，艾希曼当然也清楚乌尔班的过去。假如有机会的话，乌尔班甚至巴不得能够把伪造的证件送交给艾希曼，即便艾希曼永远不会依靠像乌尔班这样的小罪犯。然而那名前任布达佩斯党卫队保安局首脑不愿背叛艾希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动机：乌尔班终其一生都是信仰坚定的纳粹党人。根据其同僚的报告，乌尔班总是“以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之名任命属下，因为他有可靠的情报指出，希特勒还活着，而且按照乌尔班的讲法，就置身南极地区一个温暖的绿洲”。缺少地理学知识显然不是乌尔班的最大问题所在。
[296]
但他的政治观点也没有妨碍莱因哈德·盖伦在1956年以后继续雇用约瑟夫·阿道夫·乌尔班为联邦情报局工作。他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还一直出现在普拉赫（Pullach）的薪饷名册上。
（123）除了盖伦组织的档案之外，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曾经有过第二次企图将艾希曼从奥地利绑架出境的尝试·。除了西蒙维森塔尔，还有另外两名男子报告了1949 ——1950年新年之际可能的行动。那二人分别是不知疲倦的纳粹猎人托维阿·弗里德曼，以及绝对知道内情的阿舍·本 ——纳坦（Asher Ben-Natan），他当时仍然主管以色列外交部的政治司，亦即日后“摩萨德”的前身。然而这次行动也失败了，因为艾希曼根本没有过来。 [297]
盖伦组织的档案里面不仅包括了乌尔班的胡言乱语，也显示出两次绑架企图之间的一年发生了重大改变：按照乌尔班的讲法，捉拿“犹太人的头号敌人”的悬赏金额已经增加，可是明显变得比较不值钱。金额从5000美元提高为50000先令，尽管多出一个0，实际的价值却减少了一半以上。也有人提到100万奥地利先令的巨额悬赏金，但这种不一致的情况证明消息未必可靠。
过了11年，等到以色列特工小组再度设法绑架艾希曼，并且果真把这名被追捕了那么久的罪犯送上飞机之后，美国中情局一口认定该计划出自西蒙·维森塔尔之手。 [298] 显然中情局也早已听说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失败的绑架尝试。
（124）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暗中通报了艾希曼的探访行程，让西蒙·维森塔尔提高警觉，以及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逮捕行动会成功。但我们不得不怀疑那个通报是否值得被认真看待。说不定那出自误会，是各种混淆所造成的结果，甚至是艾希曼家人的测试，以查明自己受监视的程度。但无论如何，艾希曼一定已经发现，人们依旧对他兴趣不减。如果以色列人曾出现在阿尔陶塞的流言事后传到了艾希曼那里，他想必会特别感到不安。在1960年遭到绑架之后，艾希曼曾表达过一种特别的恐惧：他担心失去了许多孩子的犹太民族会把对此难辞其咎的人当成目标，派人针对他的孩子展开复仇行动。 [299] 可是鉴于战犯名单广为人知，加上奥地利警方已受到惊动，最好的对策还是尽可能远离危险。所以他继续冒充与世无争的奥托·黑宁格，待在偏僻的阿尔腾萨尔茨科特养鸡，再用高价将鸡蛋出售给他来不及送上死路的那些人。艾希曼虽然在1950年的时候已经攒了一点钱，却不得不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没有让他免遭起诉。他的阿根廷签证即将到期，现在该是他上路的时候了。
（125）艾希曼即使在离开阿尔腾萨尔茨科特的时候也保持头脑清醒。半夜偷偷溜走的做法只会引人疑窦，然后制造出各种故事传进不该听的人耳中。但另一方面，在国内迁徙甚至移居国外的人，在那些年头并不少见。战争及其造成的后果，诸如逃亡、劫持、驱逐、难民营和城市住房短缺等，让许多人仍在寻找一个能让他们重新产生归属感的地方。艾希曼成功地使奥托·黑宁格也成为那些寻觅者当中的一员。他把鸡卖给了弗赖斯莱本的森林管理员、告诉房东太太自己准备去斯堪的纳维亚做机械工程师，并且写信向内莉道别，以掩盖在她那里留下的所有痕迹。 [300] 他宣称自己打算向俄国人投案 ——跟今天人们想象的不同，此事在当时听起来并不显得那么突兀，因为有许多人揣测一，些盖世太保高官（例如艾希曼的顶头上司米勒）已经躲进了苏联占领区。只可惜至今还没有系统化地研究，到底哪些人真的选择了这条脱逃路线。那个搬家地址在当时还另有好处，因为查核起来不那么容易。总而言之，奥托·黑宁格没有不告而别，或者像小偷一样在夜里逃走，而是缴清房租，并且有模有样地和阿尔腾萨尔茨科特道别。于是没有人怀疑，也没有人报警。在人们的记忆中，过去四年那位邻居都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外来客。如果有谁怀念其不事张扬的作风或者他的小提琴演奏，仍旧可以在那张婚礼照片上看见他。要是能偶尔收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在远方过得怎么样，那就更好了。然而没有任何人料到，那会是一张来自以色列的明信片。
（126）究竟是艾希曼自己想办法与逃亡网络取得了联系，还是对方的代表主动找上门来，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同样，我们也无法排除艾希曼的父亲在林茨提供协助的可能性：既然奥地利报纸上谈论于伯赖特尔逃亡经过的文章能够一直传到德国北部，可见艾希曼一定与奥地利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过艾希曼自己在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却说出了好几个自相矛盾的版本。根据其中一个版本，他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精心编成密码的广告，由此联络上蛇头集团。 [301] 而根据艾希曼在1961年年初讲述的狂野浪漫版逃亡故事，是他自己的冒险精神和一位值得信赖的同志，才终于促成了双方的接触：“我在石楠草原向一位密友透露自己打算前往海外，问他是否知道谁清楚与逃亡有关的各种事情。通过这种方式，我在1950年与汉堡的一位先生取得联系。他从前是党卫队的人，现在经常来往于德国和意大利之间。我从自己的储蓄（靠鸡蛋生意赚来的2500马克）当中给了他300马克，于是从他那里获得了关于经由‘潜水艇路线’（U-Boot-Route）前往南美洲的最精确信息。我了解到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停靠站每一个联络点、。” [302]
所有的故事版本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尽可能转移人们对实际参与者的注意。艾希曼直到被处决时都心怀感激，对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展现出这种休戚与共的精神。时至今日，我们知道其故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完全无法成立：逃亡所需的第一份证件在1948年6月初即已核发，时间早于货币改革，甚至是在艾希曼从林区伐木工人变成鸡农之前。他刻意在讲述中把日期往后挪了。这种提供错误日期的做法旨在释放假消息，艾希曼后来曾经对此做过详细描述 [303] ，并且一再以惊人的完美手法实际加以运用。 [304] 通过推迟日期，他得以始终一贯地淡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人若是在某个机构揭幕时才首次现身，其角色自然不同于在筹备阶段即已造访该机构未来场地的人。他把这种策略应用于成立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和设置死亡集中营的时间。同样，一个花了两年多时间来安排自己逃亡计划的人，给别人的印象自然迥异于一个在1950年才临时决定前往意大利，手中只有几个地址准备见机行事的脱逃者。类似这样窜改日期的做法，可以掩盖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借此规避各种令人不快的问题。例如，在1948年货币改革前夕，艾希曼从哪里获得的金钱与联系，以了解逃亡的各种细节？另一个问题就是，他如何联系上相关教会机构，并在其协助下获得了南蒂罗尔的身份证件和阿根廷的短期签证？因为艾希曼显然没办法亲自过去。曾经帮助艾希曼逃亡的内莉·克拉维茨不是可能的人选，因为艾希曼显然并不信任她。
（127）建立新身份的过程非常复杂，短期签证和来自南蒂罗尔的身份证件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有了这些文件、照片，以及方济会神父爱德华多·德默特尔（Edoardo Dömötör）出具的一份品行证明，艾希曼才得以向热那亚的国际红十字会申请护照。等到取得护照和短期签证之后，才有办法向阿根廷大使馆申请长期签证。长期签证加上医师出具的健康证明，以及更进一步的身份证明文件，是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申请个人身份证件的基础。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坐船过去。热那亚只需要两个多礼拜的时间来完成整套程序。即使是艾希曼那样经验老到的移民专家，也不可能临时起意便如此高效率地利用这许多国家和机构的漏洞，至于约瑟夫·门格勒和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之类完全缺乏经验，不知该如何灵活处理过境突发状况的人士，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从国际红十字会保存至今的护照申请档案中的照片，即可看出逃亡组织的专业程度：在那张照片上，艾希曼的化装效果好得令人叹为观止。精心修剪得露出头顶的发型、圆框眼镜、八字胡、西装和领结，都让他看起来不仅明显老了许多，并且就像刻板印象中的工程师模样，完全不会让人联想到一名官员。艾希曼的照片并非特例。希姆莱的前任首席副官，身高将近两米的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原本有着严重后退的发际线，如今却戴着蓬松的遮秃假发、蓄着小胡子、双肩下垂。那里的化妆师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28）艾希曼和其他许多流亡者一样利用的体系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其中更包括得到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许可的专业人口走私集团。阿根廷对德国的专业人士极感兴趣，希望借由他们推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进程，这让协助逃亡的工作看起来像是一笔合理的投资。战后欧洲的局势非常有利于这种技术转移，由于整个地区都已沦为废墟，人人都必须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因此很容易接受邀约。就争取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而言，阿根廷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但很少有别的地方像它一样为艾希曼这样的罪犯提供移民机会。在阿根廷方面，德裔阿根廷人鲁道福·弗洛伊德（Rudolfo Freude）与移民局密切合作，组织了援助逃亡者的行动。另一个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德裔阿根廷人奥尔斯特·卡洛斯·福尔德纳，在1948年前往欧洲，在阿根廷领事馆的协助下，提供各种文件和组织架构帮助逃亡者脱逃。艾希曼的儿子将在许多年后表示，福尔德纳是“父亲最好的朋友”。 [305]
（129）敖德萨（O. D. E. S. S. A.）
的神话 ——亦即认为有一个结构严密的前党卫队成员组织，在第三帝国土崩瓦解之后走入地下，如钟表般继续运作 ——长久以来扭曲了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其实“敖德萨”一词最初只不过是战俘营内的暗号，让党卫队成员能够认出彼此并相互扶持。
[306]
神话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的想象力。这样一个地下组织的神话，同时为两个受到创伤的群体提供了满足。一个是纳粹猎人，他们和所有追捕者一样，随着时间流逝，高估了对手的实力，倾向于阴谋论。另一个是纳粹党人自己，他们在掌权期间早就理想化了党卫队之类组织的高效率，等到战败之后，觉得党卫队会以某种方式延续命脉的想法给他们带来了安慰。认为存在一个地下组织，所有党卫队队员在1945年后都自动成为其成员，而且该组织不受影响地继续存在，仿佛当年5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这显然是恐惧或希望所引发的幻想。但同样自然的是，即使一个建立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已经分崩离析，该意识形态的坚定支持者们也不会停止忠于自己的信念，不会失去彼此休戚与共的归属感。德国的战败在国内创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新敌人 ——同盟国的军队，而这个共同的敌人又回过头来强化了他们的凝聚力。对党卫队的浪漫想象并没有消失在怀旧的记忆中，而是创造出一个适应新时代的网络。昔日的党卫队成员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大型地下组织，可是有不少藏身地下的前党卫队成员需要帮助，而且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从正面看待党卫队的人士那边得到帮助。这种权宜的联盟有赖于私人引荐和良好的关系，非法的联盟尤其如此。归属于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共同体，此种身份就是最好的“推荐函”，无论在安排住宿、代为联系、邮寄服务或者提供更大帮助的时候都管用。其基本结构与帝国保安总局之类的纳粹机构并无差别，但已经因时制宜一。个体制僵硬的逃亡协助组织，即使可行，也永远没办法像这个灵活的利益共同体一样高效，素昧平生的人也可以依赖彼此的帮助。艾希曼在欧洲的逃亡以及在阿根廷的生活都深受其影响，甚至连他在耶路撒冷出庭受审时的表现也不例外。因此我们若想查明和理解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背景，就不能不先考察一下他的脱逃行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在老同志和他们新的同情者相互支援扶持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不轻易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这整个网络都建立在不引人注意的作风之上。提供帮助必须悄悄地进行，因为敌人到处都是，而那些看似松散的网络联结，其价值主要就在于永远不透露它们是如何运作的。艾希曼直到1962年也对此深信不疑，在回顾往事的时候一再对协助他和家人逃亡并展开新生活的“那个组织”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
[307]
（130）艾希曼的道路并没有通向罗马，尽管要是没有与梵蒂冈关系紧密的教会机构从旁协助的话，他根本不可能逃跑成功。尽管如此，很长时间都一直有人怀疑艾希曼去了那座永恒之城。不过早在1961年春天摩西·，珀尔曼就已经提到了热那亚港以及在当地接应艾希曼的方济会神父 ——他通过特殊渠道获得了艾希曼在审讯中的供词。
[308]
珀尔曼的发现固然因为汉娜·阿伦特而广为人知，但仍不足以撼动一个牢不可破的谣言，即艾希曼在罗马会见了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并且在，“圣拉斐尔协会”（St.Raphaels-Verein）
的安东·韦伯（Anton Weber）神父那里通过了信仰测试。尽管胡达尔或许在安排艾希曼取得假证件方面提供了协助，但我们还是可以完全排除二人在罗马见过面的可能性。不过话说回来，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胡达尔便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与协助纳粹逃亡的行动密不可分。等到艾希曼被逮捕以后，最自然不过的不就是把艾希曼在教会协助下经由意大利逃跑一事，与人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名字 ——阿洛伊斯·胡达尔 ——联系在一起吗？
（131）尽管有证据表明，胡达尔主教曾在罗马接见潜逃的纳粹人士并在他们逃亡期间给予照顾，但艾希曼不是其中之一。他在1950年5月的逃亡路线，是从阿尔腾萨尔茨科特直接前往奥地利边界附近。那段旅程既轻松又舒适。路易斯·辛特霍尔策从比勒费尔德赶过来，亲自开车载着他的老同志，从策勒一直来到奥地利边界上的巴特赖兴哈尔（Bad Reichenhall）。至少按照这名前因斯布鲁克党卫队领袖后来的讲法，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而他也为此给自己惹来一身腥。
[309]
这只是一个白天的车程，所以不需要另外找地方住宿。抵达巴特赖兴哈尔之后，艾希曼在一名人口走私者的帮助下，抄小路偷偷来到奥地利的库夫施泰因（Kufstein），接着坐出租车前往因斯布鲁克，他在那里有一个联络地址。在纳粹的圈子内，因斯布鲁克是众所周知的逃亡者歇脚点，尤其聚集了打算逃离自己过去的那些人。有许多迹象显示，艾希曼在此还见到了他的父亲，或者至少见到了一个中间人，因为他把自己赚来的钱留了一部分给他在奥地利的家人。
[310]
在职业蛇头集团的协助下，艾希曼又从因斯布鲁克向南来到布伦纳山口格里斯（Gries am Brenner）的维纳德尔斯客栈（Gasthaus Vinaders），然后越过边境进入意大利。施泰青（Sterzing）
的约翰·科拉迪尼（Johann Corradini）神父赶来与艾希曼会合，并把行李交还给他，之前这位神父亲自骑车载运他的行李穿越边界，现在还帮他安排了一名“出租车司机”。由于科拉迪尼的协助并非孤立事件，我们可以推断，那名“出租车司机”也是局内人，靠特殊的乘客来赚取外快。不管怎样，司机载着逃亡者继续来到博尔扎诺博岑省（Bozen/Bolzano），也就是在艾希曼的新简历上，他于1913年作为安娜·克莱门特（Anna Klement）的私生子来到世上的地方。根据艾希曼自己的说法，他在当地免费取得了阿根廷移民局的短期签证，而且他显然还拿到了已事先帮他办妥的证件 ——由南蒂罗尔的泰尔梅诺核发的身份证明，上面称他是“无国籍者”。
（132）离开博尔扎诺，行程继续经维罗纳（Verona）前往热那亚，艾希曼就在热那亚的一座方济会修道院内避难。不过我们尚不清楚艾希曼在那里还遇见了其他哪些昔日的同志。艾希曼自己只提到过佩德罗·盖勒一，位本名赫伯特·库尔曼的前坦克部队军官。艾希曼甚至声称曾经借钱给那人以便他漂洋过海。但我们可以推测，别名盖勒的库尔曼并非艾希曼于逃亡途中异地重逢或首次见面的唯一对象，他在这段时间已为未来的海外生活建立了联系。艾希曼在修道院内度过了他在欧洲的最后几个星期，在前往红十字会和阿根廷移民当局在热那亚的驻外机构的空档，靠下棋以及与“老僧侣方济各”（alter Mönch Franziscus）讨论世界观来打发时间。有关艾希曼在此期间正式皈依天主教并受洗的谣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311]
受洗既不明智也没必要，因为泰尔梅诺颁发的假证件早已把他注记成了天主教徒。艾希曼后来一再把自己描述成“信神的人”，并且以个性鲜明的傲慢口吻表示，自己曾经接受东道主的请求一同参加了晨间的礼拜仪式：“方济各神父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恳求我过去望弥撒，因为他想要为我赐福。‘反正这不会有坏处。’他说。我伸手揽住他的肩膀，称他是‘我的好老法利赛人’”。
[312]
艾希曼没有因为护照上面捏造出来的宗教信仰而良心不安，还以令人不解的唐突方式描述了自己的态度：“我毫不犹豫地自称为（但这并不表示我变成了）天主教徒。事实上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但天主教神父们对我的帮助令我铭记于心，所以我决定成为荣誉教友，借此给天主教会带去荣誉。”
[313]
希姆莱周围那帮人的荣誉观，本来就有些自成一格。
等到“乔凡娜C”（Giovanna C）号蒸汽船终于载着约莫15位逃亡者驶离热那亚港的时候，艾希曼心中的解脱感不禁油然而生。即使当他在以色列回想起渡海经过时，那种感觉依然非常鲜明地溢于言表。 [314] 回顾了自己得救所经历的艰辛之后，艾希曼立即十分不得体地与另一类难民做了对比：“从前是犹太人，如今是埃希曼！” [315] 这种比较非但恬不知耻，同时也泄露了真相：艾希曼虽然试图在1960年说服每一个人，他其实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却又一次在此突显了“艾希曼”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那句话乍看之下像是荒谬可耻的挑衅，仿佛这名凶手妄图把自己跟他的受害者混为一谈，可是仔细思考，它却精确地呈现出艾希曼的真正面目：
（133）一个自视与犹太人势不两立的人，而且知道别人也如此看待他，能够马上理解“犹太人 ——艾希曼”之间的对立性。任何人写出这种句子，所基于的都是一个姓氏的名声，亦即“艾希曼这个名闻遐迩的字眼”。艾希曼在追忆自己逃亡的最后阶段时回想起那样的感觉，这绝非偶然。毕竟正是其原有姓氏的响亮名声，让他认为自己能够在新家园迎来新的开始：“我知道，在南美洲的这个‘应许之地’，有一些好朋友正等着向我伸出援手。我可以公开地、自由地、骄傲地告诉那些朋友：我是阿道夫·艾希曼。” [316] 换句话说，那些朋友之所以愿意帮助他，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谁。对艾希曼来说，里卡多·克莱门特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身份证明上面的另外一个名字而已。前往阿根廷的航程非但让艾希曼重获自由，更让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姓名。
[1] 这个系列标题的灵感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作曲家奥托·尼古拉（Otto Nicolai）的喜歌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r/ Die lustigen Weiber von Windsor ）。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