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个名字在战后的事业生涯

（88）阿道夫一直是我们家里的黑羊。

——卡尔·阿道夫·艾希曼向美国陆军防谍队
（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 CIC）做的供词 ^[199]

谁要是放弃了自己的名字，就会永远失去对它的控制权。如今已属于市场行销基本法则的这个道理，当时却让艾希曼感到惊讶，尽管除此之外他熟练掌握了自我推销的技巧。艾希曼早就放弃了仍然受到持续宣扬的“最终胜利”，甚至及时规划了可能的逃跑方案。但即便如此，他显然也料想不到，自己周遭的每一个人都能那么快就找到新的救赎，把纳粹礼向前伸出的手臂对准了他，并用“艾希曼这个名闻遐迩的字眼”开启了完全不同的大门。

（89）最晚在1944年，艾希曼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一名遭到通缉的战犯。截至目前，只有极少数这样的通缉名单得到了研究，但每一份已知的名单上面都找得到艾希曼的名字。在“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处”（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1945年6月8日的通缉卡片上，编号6/94的艾希曼高居首位。 ^[200] 1945年6月27日，世界犹太人大会请求美国公诉人缉捕阿道夫·艾希曼，并在纽伦堡指控他为主要战犯之一。 ^[201] 8月，维斯利策尼在美国方面的审讯中针对艾希曼做出了详尽报告。 ^[202] 维也纳警察当局也对艾希曼展开了搜寻行动，并在一年后发出了拘捕令。 ^[203] 1945年9月，艾希曼出现在英国军情四处制定的《德国警察、党卫队以及各种党派和准军事组织人员黑名单》上。1946年6月17日，美国陆军防谍队制作了一份关于艾希曼的三页报告，其主要依据为霍特尔、贝歇尔，以及艾希曼家族（显然是为了混淆视听）的供词，该报告已经纠正了有关萨罗纳的神话。时至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关于艾希曼的档案已经包含了一百多份报告和文件。 ^[204]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UN War Crimes Commission）的前身组织自1943年秋季以来，就一直在收集犯案者的名单，而在被称为“纳粹猎人圣经”的“战争罪犯和安全嫌疑人中央登记处名单”（CROWCASS List）上面，当然也出现了艾希曼的名字。 ^[205]

尽管如此，在德国投降之后，最让艾希曼担心的并不是盟军无所不在的军事单位。美国人固然逮捕了他，但他们仅知道人名，而他在德国彻底战败的局面下很容易就可以改名换姓。艾希曼先是在乌尔姆（Ulm）和上普法尔茨魏登（Weiden/Oberpfalz）的战俘营假装自己是一个名叫阿道夫·卡尔·巴尔特的低阶人员，但很快就改称自己是出生于布雷斯劳的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奥托·埃克曼。这个名字听起来相当接近他的真名，万一有人认出他并喊出来，也不至于引人侧目。此外，军官的职阶能够让奥托·埃克曼免服劳役。艾希曼的选择经过了深思熟虑：如今在布雷斯劳已不复保有任何书面记录 ，而且他把自己新的出生日期“往前挪了一年……这样我可以比较容易地记住那些数字。我的签名也变得比较顺手，即便一时失神也不至于在签字时露出马脚”。 ^[206] 他在被转囚于弗兰肯（Franken）地区的上达赫施泰滕（Oberdachstetten）时，仍旧保留了那个姓名和官阶。 ^[207]

（90）艾希曼自己毕竟有过审讯的经验，因此并不担心会在接受审问时露馅。战俘营很大，验明正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危险的反而是可能认得其长相的人，亦即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曾跟“移民专家”艾希曼打过交道的犹太人。这些人偶尔会现身战俘营，寻找曾经折磨他们的人和杀害了他们家人的凶手。艾希曼后来絮絮叨叨地表示：“犹太人委员会一来到营区，我们就必须排队集合。嗯，他们会盯着我瞧，想确定是否曾经看见过这样的嘴脸。……我们必须排成连队……然后过来一个大约由15名傻蛋组成的犹太委员会……他们很仔细地从一排又一排的队伍前面走过，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可不是吗？他们也盯着我的面孔瞧个不停一，直非常起劲。我们不准开口讲话，否则我们肯定会对着他们叫出最好听的名字。等他们检查完毕，我们便向前走两步，轮到下一排。” ^[208]

然而艾希曼却说，这种追捕方式很好逃脱，只要所有战俘都团结一致，彼此不动声色就够了。想从成千上万名衣衫褴褛、满脸胡茬的男子当中辨认出身穿制服、脸孔白净的党卫队官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在这些囚犯因为战败而自视为一个团结整体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纳粹罪行的细节被披露出来，甚至让一些立场坚定的纳粹党人也感到恐惧和震惊，这种团结一致很快便宣告瓦解。此外，即便最亲密的战友情谊也未必能一直保持稳固，通常等到人们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之际就会破裂 ——例如直面来自美国陆军防谍队的审讯军官，或者面临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到了这样的节骨眼，就再也无法继续隐身于茫茫人群当中了。艾希曼很快意识到，危险除了来自他的敌人之外，也来自他所认为的朋友。

那些对绞刑架心生畏惧的纳粹党人突然回想起来，他们不管在哪里都有办法认出艾希曼的脸，同时却又极力设法让人忘记他们为何如此熟悉艾希曼那张脸。

（91）谁要是常年一直大声宣扬自己的独特角色，难免会在政权更迭之后成为理想的投射屏，让其他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艾希曼尽管并非可怜无辜的替罪羊，却也从未享有过战争罪行审判的证词中给他冠上的那种权力地位，毕竟艾希曼绝不可能独力杀害600万犹太人。正因为人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艾希曼是谁，现在才必须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而且顶多只是粗略知晓他所做过的事情 ——由于灭绝犹太人的行动属于最高机密，他们甚至不知道参与者的名字。结果每当提到艾希曼的名字时，那些被告和证人们的回答非但不是：“谁？从来没听过！”反而都假装做出惊骇的反应：“他？没见过！”他们进而滔滔不绝地解释为什么不清楚那个人的底细，反正他们显然完全不可能认识他。这么一来，真正令人诧异的事实反而消失不见了：竟然有那么多纳粹党人、纳粹政权的反对者与受害者，其实对那个名字知之甚详。

“我会笑着跳进坑里……”

（92）在纽伦堡审判中，犹太人大屠杀只是诸多审理事项之一，而且无论如何都不是特别重要的那一个。从美国公诉人的相关准备工作即可看出，这个主题是多么不受重视。最终只有一个人被派来执行这项任务，结果他不堪重负，几乎只能心怀感激地完全仰赖卡斯特纳的报告。 ^[209] 鉴于犯罪规模的庞大、没完没了的涉案名单，以及要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弄清楚一个四面受敌的政权内部是如何运作的（这是研究人员至今仍在设法解决的问题）这个惊人的任务，此种处理方式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检方为了避免可能来自本国内部的批评，小心翼翼不特别强调犹太事务的做法，也阻碍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成为国际军事法庭最重要的课题。虽然当时也出现了贝尔根 ——贝尔森（Bergen-Bel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以及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尸体堆积如山的照片，但罪行真正的规模一直要等到1945年年底，才通过鲁道夫·赫斯、威廉·霍特尔和迪特尔·维斯利策尼等人的证词而公之于世，而那时第一次审判已经进行了三个月（虽然应该指出的是，所有这些供词早在好几个月之前即已提交给调查当局）。如果有谁用搜索引擎在第一次纽伦堡审判的记录中搜索“艾希曼”这个名字，很快就会得出印象，此人被谈及的次数不多。 ^[210] 事实上，被用作基础证据的《卡斯特纳报告》甚至还把艾希曼的名字拼错（Eichmann被写成 “Aichmann”），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一。但若是看看那个名字在分配给相关主题的有限时间内出现得多么频繁，并且考虑到审判期间只有宣誓的证词被当庭宣读，事情看起来就截然不同了 ——每当讨论到灭绝犹太人的行动，艾希曼就是最重要的名字之一。 ^[211]

（93）1945年7月，当艾希曼还冒充阿道夫·卡尔·巴尔特被困在上普法尔茨的一座美国战俘营时，不久前还在维也纳担任安全警察与党卫队保安局负责人的鲁道夫·米尔德纳（Rudolf Mildner）已勾勒出一条“责任序列”（Verantwortungslinie），让人很容易成功地躲在后面：“执行之前，党卫队集团领袖米勒先与IV A 4部门的负责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口头讨论。艾希曼原本隶属于党卫队保安局第三处，为了这项任务而被调职到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 ^[212] 米尔德纳的把戏显而易见：既然其间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证人，他身为局外人也就无从得知任何事情。只可惜不曾有人当面质问米尔德纳，他是从哪里得知了那种下达指令的方式。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开始之前，在许多昔日的纳粹犯罪地点，各种关于艾希曼的报告和陈述已经开始出现。它们或来自从前的敌手（罗斯韦尔·麦克莱兰 [Roswell McClelland]，瑞士，1945年8月2日），或来自盟友（匈牙利萨拉希·费伦茨 [Ferenc Szálasi] 政府的内政部部长沃伊瑙·加博尔 [Gabór Vajna]，匈牙利，1945年8月28日），或来自同事和朋友。纽伦堡第一次审判开始一个多月后，检方出示了威廉·霍特尔那篇恶名昭著的证词，其中谈到艾希曼曾经向他提及的600万名受害者（1945年11月26日）。12月中旬，卡斯特纳的书面证词被当庭宣读，紧接着又宣读了霍特尔的声明，于是掀起一股以《600万犹太人遭到谋杀》为标题的新闻报道浪潮。这个死亡统计数字 ——400万人死于集中营，另有200万人被特别行动队杀害 ——顿时传遍世界各地，其始作俑者的名字随之闻名遐迩：阿道夫·艾希曼。

例如1945年12月19日的《富尔达人民报》（ Fuldaer Volkszeitung ）指出：“霍特尔证词的根据是一个名叫艾希曼的人向他所做的陈述，该人身为党卫队高级官员，在灭绝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霍特尔认为艾希曼的陈述正确无误，因为其所处的位置必然使其对被害犹太人的数目有着最清楚的认知一。方面，艾希曼通过特别行动队把犹太人送进毁灭营；另一方面，他自己在盖世太保高层的职位，让他得以深入了解有多少犹太人被以其他方式杀害。”自此，在涉及受害者数目时，艾希曼被视为关键证人，无与争锋。在阿根廷，这个名声将为他打开进入萨森圈子的大门。12月20日，法庭开始设法还原包括艾希曼部门在内的盖世太保的组织结构，却被一再改变的部门名称搞得一头雾水。1946年1月初，特别行动队 D 支队领导人奥托·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和迪特尔·维斯利策尼的证词，让艾希曼的名字出现在更多新闻报道中。艾希曼那位昔日的朋友和下属刻画出一个颐指气使的上司，而把自己表现为深受其害的人，并且引述了艾希曼讲过的一句名言：“他说他会笑着跳进坑里，因为一想起有500万 条人命要算在他的账上，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 ^[213] 对此，纽伦堡审判中官阶最高的被告戈林不禁充满同情地评论道：“这个维斯利策尼只是一个小人物，因为艾希曼不在这里，他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214] 所提到的艾希曼正是戈林于1938年11月展开迫害犹太人行动之后，在会议上结识的那个艾希曼。

精心策划的逃跑计划

（94）艾希曼一再表示，正是这些证人的陈述促使他逃离战俘营。如今人们甚至开始在战俘营里谈起他的名字，而美国陆军防谍队在安斯巴赫（Ansbach）的讯问，让这名现在叫奥托·埃克曼的囚犯越来越不舒服。他意识到，被拆穿身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对上达赫施泰滕战俘营内的难友们而言，知道或者猜出奥托·埃克曼究竟是谁都是一种风险。当听到艾希曼说出他的逃跑计划时，他们一定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即便只是在艾希曼的附近被别人看见，也会给自己的前途带来危险。艾希曼则像在随后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做的，巧妙地故布疑阵。他故意告诉一群军官，自己打算“去大穆夫提那里”。 ^[215] 这个消息只用了几星期即已传播出去，而直到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绑架为止，人们都还一直怀疑他已经去了中东。但实际上，他在一位名叫库尔特·鲍尔的低阶党卫队队员的合作下，精心而冷静地研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脱跑计划。鲍尔的姐姐内莉已答应为此提供协助，而且最重要的是，艾希曼在甚至连最亲密的朋友也想象不到的一个地区 ——德国北部 ——找到了联系人。当他还在战俘营的时候，党卫队队员汉斯·弗赖斯莱本 ^[216] 就已经为艾希曼安排好了一个躲藏地点：其兄沃尔德马尔（Woldemar）是下萨克森策勒（Celle）附近一个林区的林务员，绝对会守口如瓶。当艾希曼的军官狱友们首先被问到他的下落时，他们一致认为那个胆大包天、喜爱旅行的艾希曼正打算潜逃中东，投靠他的穆斯林好友。但他们的同志其实早就在别人的默默帮助下，开始安排自己的新生活了。

（95）1月，奥托·埃克曼头戴一顶麂皮帽、身穿一件改成“巴伐利亚式样”的国防军外套，与鲍尔一同消失了。鲍尔孀居的姐姐内莉·克拉维茨帮他在农庄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那位在目击证人眼中风姿绰约的少妇，同他一起搭乘火车前往汉堡。结伴旅行的男女不像单独出门的男子那样显眼，因而很少受到盘查。但在前往策勒之前，艾希曼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地：莱茵兰（Rheinland）。 ^[217] 我们尚不清楚他是否认为那里有一个连内莉都不该知道的更好的躲藏地点，但能够确定的是，他去那里是为了取自己的新证件 ——“我为奥托·黑宁格安排的证明文件。” ^[218] 我们虽不知道是谁帮他准备了那些文件，但至少有一个迹象显示出那些文件放在谁那里：他父亲的一位兄弟仍然住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祖籍地，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贝吉施地区（Bergisches Land）。艾希曼的父亲对自己的兄弟完全信任，随后几年不断告诉他儿子的确切下落，甚至还写信告诉他艾希曼的逃亡和在阿根廷的新生活。 ^[219] 艾希曼之前曾经探望过他的叔叔。这个地址可想而知是新身份证件的存放地点，而且或许是艾希曼与他父亲保持联系的渠道之一。 ^[220] 不管怎样，艾希曼早已及时妥当地安排了他的逃亡行动，因此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伪造能够取信于人的证件，并把它们好好地藏匿在莱茵兰。考虑到战败投降的各种后果，以及交通运输和邮政投递的全面崩溃，艾希曼想必很早就已经做好了应急准备工作。

（96）奥托·埃克曼从巴伐利亚的战俘营消失将近三个月后，奥托·黑宁格 ^[221] 于1946年3月20日 ——艾希曼40岁生日的第二天 ——正式登记成为吕讷堡石楠草原的居民。登记流水编号1757的下面，写着对这名据称“1906年3月1日出生于布雷斯劳的商人”的附注：“已婚、新教徒、难民”，之前的居住地址是基姆湖畔普林（Prienam Chiemsee）。沃尔德马尔·弗赖斯莱本自己刚在1945年6月带着妻子和小孩一起逃亡到该地区，如今在修道院森林管理处担任林务官，住在“科伦巴赫森林管理所”（Forsthaus Kohlenbach），可以施予援手。 ^[222] 黑宁格和当时许多“投靠弗赖斯莱本” 的男子一样，藏身在森林中一间被他们昵称为“岛屿”（Die Insel）的小屋里，为一家名叫布尔曼（Burmann & Co）的公司收集木材和砍伐树木。

艾希曼依然头脑冷静且深思熟虑，就连比绝大多数人都更熟悉他的维斯利策尼，也料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个藏身之处。当维斯利策尼主动请缨协助盟军查明其昔日上司的下落时，曾聪明地针对艾希曼可能的逃亡地点列了一份清单，果真证明他已将艾希曼的习惯摸得一清二楚。维斯利策尼信心十足地说：“凡是认得艾希曼的人都知道，他胆小得不敢一个人独处。” ^[223] 但显然没有人真正足够了解艾希曼。那份清单列出的可能藏身处所既没有包括德国北部，甚至连莱茵兰也付之阙如。维斯利策尼料到了他的上司可能做出的一切，却百密一疏没有料到艾希曼也有办法耍弄他。艾希曼已对纽伦堡审判将给他带来的危险做出了正确判断。

纽伦堡的幽灵

……这个负责执行灭绝计划的邪恶人物。

——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方首席检察官

（97）艾希曼不但立刻成为纽伦堡相关新闻报道的主题，防谍队所有分支机构更于维斯利策尼做出证词几天之后，在 1946年1月10日接到通知，要求缉捕阿道夫·艾希曼那名共谋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的凶手。通知中还提出警告，把他形容成“不惜设法杀出一条血路的亡命徒”。 ^[224] 到了2 月的时候，艾希曼的名字也出现在法国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文件中。时至1946年3月4日，卡尔滕布伦纳的辩护律师更已认定每个人都知道艾希曼是谁，他指出：“众所周知，艾希曼就是负责整个犹太人灭绝行动的人。”4月5日，正当匈牙利前总理斯托尧伊·德迈（Döme Sztójay）在布达佩斯忙着做出对艾希曼不利的证词时，鲁道夫·赫斯向纽伦堡军事法庭提交宣誓证词，声称近几年艾希曼所产生的象征意义让他的地位获得了“巨大的上升” ——尽管这种说辞在1946年就像在1942年一样，并不怎么站得住脚。这个发展非常有利于过去那帮人的自我辩解策略，他们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霍特尔帮卡尔滕布伦纳说谎，宣誓“确认”艾希曼跟他那位来自奥地利的同志 “没有直接的公务往来”。 ^[225] 卡尔滕布伦纳则声称艾希曼通常直接向希姆莱汇报，甚至绕过了盖世太保的负责人米勒。既然米勒刚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希姆莱又已经死了，卡尔滕布伦纳干脆厚颜无耻地撒谎，称他一辈子总共只跟艾希曼见过两次面。 ^[226] 霍特尔的上司威廉·布鲁诺·瓦内克（WilhelmBruno Waneck）也是卡尔滕布伦纳的好朋友一，他狡猾地进步帮腔说，卡尔滕布伦纳还经常因为“疏于管理第四局，把所有事情都留给米勒”而饱受批评。就“解决犹太人问题”而言，希姆莱 “在海德里希遇刺身亡之后已完全把工作交由艾希曼办理”，甚至“早在海德里希还在世的时候，艾希曼就已经享有了持续扩大的主导权和绝对的特殊地位，以致他在整个犹太部门（指在帝国保安总局内部）完全独断独行。在海德里希死后，他便直接对希姆莱负责。据我所知，这在帝国保安总局内部是每个人都清楚的事实”（1946年4月15日）。卡尔滕布伦纳的辩护律师考夫曼（Kauffmann）称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处于“臭名昭著的艾希曼的思想指导下”。 ^[227]

（98）鲁道夫·赫斯于1946年4月15日首度现身法庭。多亏其鬼魅般的外表，战后人们的脑海中终于凝结出那批“躲在黑暗中的人”的具体形象。赫斯曾是拥有最恐怖记录的死亡集中营的指挥官，他指出艾希曼非但实地参与营地的建造并决定使用“齐克隆B”（Zyklon B）毒剂，而且还向他传达了各种命令，是一个比赫斯自己还要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于1946年4月29日结结巴巴地表示，他之前从未听说过艾希曼（尽管他曾经在1937年邀请艾希曼参加党大会）。负责从巴黎遣送犹太人的赫尔穆特·克诺亨（Helmut Knochen）在1946年6月17日解释说，下达给他的命令原则上直接来自艾希曼或希姆莱。6月28日，曾经主管盖世太保组织与人事的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谈到了“艾希曼办事处”。卡尔滕布伦纳的辩护律师更在7月9日要求进行无罪辩护，因为“在只有博尔曼 、希姆莱与艾希曼知情的情况下，才从1941年开始密谋并执行了大规模的犯罪行为”，那不折不扣是“希姆莱和艾希曼的犹太人行动”（Judenaktion Himmlers und Eichmanns）。1946年7月13日，自己的罪责尚不清楚的康拉德·摩根（Konrad Morgen）解释了为什么自己担任党卫队法官的时候曾极力争取对艾希曼提起诉讼，试图借此证明艾希曼即使在党卫队里面也是一个特例。三天以后，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称艾希曼为“负责执行灭绝计划的邪恶人物” ——艾希曼后来在读到此种说法时特别火冒三丈。 ^[228] 瓦尔特·胡本柯腾（WalterHuppenkothen），帝国保安总局的盖世太保组长以及“7月20日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在1946年7月18日表示：“犹太事务部门（IV B 4，后来的IV A 4b）及其主管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在第四局享有特殊地位。该部门位于选侯大街的一栋大楼内，艾希曼及其办公室的大多数成员都住在里面。”艾希曼“经常出外旅行”，米勒名义上是他的“顶头上司”。显然是为了保持距离，胡本柯腾继续补充道：“艾希曼和他的同僚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任务。但是我通过与同志们的谈话，知道艾希曼经常晋见希姆莱。” ^[229]

（99）丹麦盖世太保的前负责人卡尔·海因茨·霍夫曼（Karl Heinz Hoffmann）继续采取同样的路线：“犹太人问题的处理权当时掌握在艾希曼手中。他并非国家警察出身，而是从党卫队保安局调职到警界的。他和他的办事处位于一栋特别的建筑物里面，与其他部门几乎没有往来。……他名义上隶属于第四局，却非常特立独行。我在此特别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并非警界出身的缘故。”（1946年8月1日）

盖世太保审判的辩护律师鲁道夫·默克尔（Rudolf Merkel）总结道：“希特勒在1942年4月下令实施‘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那意味着从肉体上消灭 ——亦即谋杀 ——犹太人。……希特勒和希姆莱用于执行命令的工具，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和他的犹太事务部门虽然在编制上隶属于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但其实享有绝对自主的地位，甚至完全独立于盖世太保之外。”默克尔提到了“艾希曼的机构”，并声称只有两个人要为迫害犹太人的行动负责：艾希曼和克里斯蒂安·维尔特（Christian Wirth） （1946年8月23日）。霍斯特·佩尔克曼（Horst Pelckmann）律师在为党卫队辩护的时候解释说，德国外交部也是艾希曼谎言下的无助牺牲者，“受害于他巧妙的以假乱真戏法”（1946年8月26日）。最后，甚至党卫队保安局的辩护律师也试图撇清与艾希曼部门的关系，并且宣称“艾希曼部门”不在党卫队保安局的职责范围内。最夸张的是，这到最后竟然演变成同为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的一名前武装党卫队上将和一名前警察上将争论，他们二人究竟是谁比较畏惧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 ^[230] 他们同时却又相互支持对方的供词，表示自己非常希望采取行动来阻止匈牙利的犹太人遣送行动和徒步行进，然而他们完全不可能对抗艾希曼的权力地位。卡斯特纳早在1945年就已经用一个词描述过这种现象：“艾希曼主义”（Eichmannism）。 ^[231]

（100）检方和法官基本上清楚这里在搞些什么名堂。美国公诉人托马斯·多兹（Thomas J. Dodds）因而在1946年8月29日纠正说道：“根本就没有那样子的‘艾希曼部门’。艾希曼只不过是盖世太保里面的一个部门负责人而已，主管教会和犹太人事务。盖世太保的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将欧洲犹太人驱赶到一起，然后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盖世太保内部所称的这个‘艾希曼部门’，并不比米勒属下的其他任何部门更加独立于盖世太保之外。”多兹的俄罗斯同僚也表示赞同：“艾希曼借由毁灭营……来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来自盖世太保的体制。”（1946年8月30日）但尽管如此，那种对艾希曼的描述依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并且在判决书中留下了痕迹。艾希曼的名字被提到了三次：“在党卫队旗队长 艾希曼的主导下，帝国保安总局所属的盖世太保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负责处理犹太事务，并且利用自己的密探来调查被占领地区的犹太人问题。” ^[232] 一个后来成为灭绝犹太人同义词的术语，从此变得与艾希曼的名字密不可分：“‘最终解决方案’意味着灭绝犹太人。正如希特勒早在1939年年初即已发出的威胁，这将是战争爆发的后果之一。为了执行这项政策，盖世太保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 ——由艾希曼担任主管的B 4部门。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在进攻苏联后不久即已开始施行。”艾希曼的正统性也被清楚地阐明，因为判决书中写道，艾希曼“被希特勒委派来执行这项计划”。 ^[233]

（101）在谈论艾希曼和纽伦堡审判时，或早或晚都会有人引用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的一个手写注记。 ^[234] 那位来自美国的法官在审判文件上艾希曼的名字旁边写下了一个疑问：“他是谁？”人们普遍认为，这并非一个哲学或者心理学上的问题，纯粹只是因为比德尔不知道被提到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但人们很容易忽略那个注记的时间，它其实写在审判开始之前。当时只有少数几个法学专家，其中多半并非德国人，他们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摸清楚纳粹的国家体制及其犯罪的规模。即便今日也没人能严肃地宣称自己已经看清了那一切。盟军的战犯通缉名单上包含了六万多个名字，所以法官没听过文件初稿上提到的名字之一，完全不令人感到意外。弗朗西斯·比德尔的注记反而显示出他在准备时的认真态度。更令人惊讶的反而是比德尔在哪里读到这个名字。因为比德尔在名字旁边写下疑问的那个文件，是“审判框架”（Urteilsrahmen/Frame of the Judgment）早期的版本一，亦即份严格保密的起诉书草案。 ^[235] 时隔一年，等到法官小组决定将艾希曼这个名字纳入判决书中列出的80个名字当中，而且提到它至少三次时，比德尔的疑问显然已经得到解答。

（102）艾希曼名副其实地成了“纽伦堡的幽灵”，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捉摸。 ^[236] 他的名字还会在随后所有的相关审判中继续作祟。严格说来，1946年9月的纽伦堡与1939年春天的维也纳情况没有两样：艾希曼的名字又一次在其长官和同僚的大力支持下，不可救药地与犹太人政策关联在一起。但时代已然改变，艾希曼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无法乐在其中，因为再也没有“工作”可通过他和他的赫赫声名获得“巨大推动”了。他不再被崇拜者包围，反而被弃如敝屣，是人们宁愿不认得的对象 ——除非把艾希曼送上死路能够让自己受益。艾希曼因此相当孤独地待在森林里。尽管昔日同志们使尽浑身解数把自己的罪过都推到他身上，艾希曼后来甚至还能充满体谅地说：“假如换成是我的话恐怕也会表现得一模一样，。” ^[237] 只不过倘若情况反过来，艾希曼却很难找到像他那样合适的替罪羊。结果艾希曼无计可施，只能看着他闻名遐迩的名字出现在报道和他在北德最先拿到的小册子上。许多年后，艾希曼描述，如此一来他终于被拉到了“国际聚光灯下” ^[238] ，而他打定主意要做出他在过去十年内无论如何都不肯的事情：保持隐身。

艾希曼究竟在什么时候才真正是“躲在黑暗中的人”（Mann im Dunkeln） ^[239] ？或许只有在他穿着黑色皮革长大衣、只想当一名党卫队保安局专员的短暂时期，宛如来自“黑色电影”系列的角色一般令人畏惧和神秘感十足。然而最晚从1937年开始，其他各种角色已经更加吸引人，很快还变得更有用处。正如艾希曼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他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犹太人政策的象征 ——不仅在别人眼中如此，在他自己的行为表现和自我认知中显然也一样。战后出现的唯一改变，就是他更进一步被夸大为独来独往的犯案者。这要归因于知情者与同谋者的自保需求，以及其他人所想要的心灵慰藉。他们一厢情愿地认定，只有一小撮人一、个由极少数圈内人所组成的秘密团伙，犯下了那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罪行，而且就连纳粹党人也对那批怪物避之唯恐不及。凶手的团伙越被说成是对外封闭的，“其他人”宣称自己毫不知情的谎言也就越发能够取信于人。

（103）艾希曼要等到1960年在以色列的时候才终于体会到，被认为是“躲在黑暗中的人”也能带来益处。他欣然接受了维斯利策尼有关于此的描述，尽管在担任犹太事务部门主管的时候，艾希曼会觉得那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侮辱。如今他坐在以色列的牢房里一，心只想证明从来都没有人认识他，但并非因为他有着巨大而神秘的力量，反而是由于他如此不显眼和不重要。艾希曼对他昔日朋友和同志们的连篇谎话表现出一，种交织着不理解、不相信和失望的态度，有时显得如此可怜兮兮，简直会让人以为他至少在某些时候确实相信自己的说法。最耐人寻味的疑问莫过于：为什么艾希曼事后能够如此成功地否认自己曾经享有的突出地位，以致人们忽视了他在1960年和1961年之前的形象？其实只需要稍看一下他在审判之前的形象即可发现，艾希曼根本不可能既是一个象征，同时又无籍籍名。

事情的真相是，艾希曼在受审期间试图拿来跟自己相提并论的昔日同僚当中，没有任何人曾经享有像他那么突出的地位 ——不仅在1960年之前的文献当中如此，在纳粹时期的公众印象里也是一样，无论加害者或受害者都有相同的看法。以拉德马赫（Rademacher）、塔登（Thadden）、维斯利策尼、布伦纳乃至于西克斯（Six）等人为例，我们在谈论艾希曼的报纸上怎么样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纽伦堡的判决书同样也没有提及他们。当以色列政府在1951年公开向德国提出赔偿要求时，其官方的原始文件中仅仅列出了五个凶手的名字，艾希曼就是其中之一 ^[240] ，而报道此事的那些报纸都没有问为什么。 4eSgMmCwL2jDvbCCnnlx7LULhjo+myjrDlAU6AwheGRcH/jap01SKIEvYOoeh+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