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卑尔根的十四年，从1988年到2002年，早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除了某些人可能还记得的某些事，这个人留住的一瞬间，那个人的一瞬间，当然还有我自己对那段时间所能记起来的部分。但是这部分少得惊人。回溯我在这个巷道狭长、雨光迷离的西部小城度过的数千天，唯一还在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桩事和一大团情绪。我写过的日记已烧毁，我拍的照片只带走了十二张，堆在写字台边的地板上，和我那段时间收到的所有来信混在一起。我翻着它们，目光在这里或那里停驻，每次心情都滑进低谷，毫无例外。那真是一段狗日子。我知道的那么少，想要的那么多，得到的全是空。但是当我去那里的时候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啊！那年夏天我和拉尔斯一起徒步沿途搭车去佛罗伦萨，我们在那待了几天，又坐火车去布林迪西 ，车里热到我们觉得要烧起来了，不得不把脑袋伸到开着的车窗外。布林迪西的夜晚，黑暗的天空白房子，几乎梦幻般的暖洋洋，大批人群还在各公园里，到处都是骑小摩托的年轻人，高声喧哗和嚷嚷。我们排上了队，跟着大队伍，从陆地上往去比雷埃夫斯（Piraeus）的大船上走。队伍里几乎全是我们这样背着大包的年轻人。罗得岛气温49度。在雅典度过了一天，这是我去过的地方里最乱的，而且热疯了，然后船去了帕罗斯岛和安提帕罗斯岛，我们每天白天躺在海滩上，晚上则灌一肚子烈酒直到醉死过去。一天晚上我们在那儿遇见了几个挪威女孩。当时我去了洗手间，拉尔斯告诉她们他是个作家，今年秋天就要进创意写作学院上学。我回去的时候他们聊得正欢，拉尔斯只是看着我，微笑。他想干吗？他会撒些无伤大雅的小谎，这我知道。可我在这儿他也敢这样？我也没多嘴，但决定以后和他保持距离。我们一起去了雅典，我的钱花光了，拉尔斯倒还剩很多钱，他决定第二天飞回国。我们坐在一家露天餐厅，他吃了鸡，下巴油光闪闪，我喝了一杯水。我最不愿意的就是向他要钱，我用上他的钱只有一条路，就是他得问我想不想借钱。他没开口，所以我就让自己饿着。第二天，他出门去机场，我搭公共汽车出城，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跳下车，开始搭便车了。仅仅几分钟后，一辆警车停了下来，他们一个字英文都不会说，但我明白了在那儿搭便车是不被允许的，然后我又搭公共汽车回了市中心，用我最后一笔钱买了张去维也纳的火车票，一条白面包，一大瓶可乐和一条香烟。

我以为这次行程颇要花上几个小时，所以当我了解到全程差不多要两天就震惊了。这个车厢里坐着一个和我同龄的瑞典男孩和两个看来比我们大两岁的英国女孩。我们深入南斯拉夫腹地以后他们终于明白过来我没钱也没吃的，就邀请我分享他们的食物。窗外的景色美得让人心痛。山谷们，河流们，农场们，小村们，人们的衣服让我联想到了十八世纪，而且显然现在地里的劳作与那时也并无不同，用的是马和干草车，镰刀和犁。火车有一部分是苏联的。我晚上在各车厢之间溜达，被那些外国字母，陌生的气味，异样的车厢内饰，异国的面庞迷住了。我们到达维也纳时，两个女孩中一个叫玛丽亚的，想和我交换地址。她长得挺招人，一般情况下我会想象也许有一天我会去诺福克 找她，也许和她在一起然后住下来，但是那一天，游荡在维也纳郊区的街道上，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我依然满脑子都是关于英薇尔的念头，我和她只见过一面，在那年春天的复活节，但是我们后来开始通信，她让其他所有一切都黯然失色。我搭上了一个端庄的金发女人的车，她大概三十多岁，把我载到高速公路旁的一个加油站，在那里我又问了几个大货车司机能不能捎上我，其中一个点了头，他应该快五十岁了，又黑又瘦，眼睛闪闪发光而深邃，等他吃完饭就可以走了。

我站在外面这温暖暮色里，抽着烟，看着沿路那所有的灯随着夜晚的降临而变得越来越显著耀眼，被车辆的呼啸包围着，呼啸声不时被开关车门发出的轻微但坚硬的撞击声打断，被往返于远处停车场和这个大加油站的人们发出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室内，一个又一个独自坐着静静吃饭的人，分散在一个又一个带孩子的大家庭之间，孩子们和家长们如水漫过他们所坐的桌子。我被内心无声的欢呼充满，这完全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切，最普通的和最熟悉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咖啡简餐厅，同时也是我不熟悉的，细节把它们与我惯见的那些区分开来。那个司机出来了，他向我点头示意，我跟着他，爬上了那辆巨大的车，把包放到身后，坐直了。他发动了车，一切都嗡嗡响起来，灯都亮起来了，我们慢慢地开出去，越来越快，但一直很沉，直到我们安全地行驶在高速公路最里道上，他才第一次扫了我一眼。瑞典？他说。挪威，我说。噢，挪威！他说。

整晚以及次日的一部分时间我和他坐在一起。我们交流了几个足球运动员的名字，尤其是鲁内·布拉策斯（Rune Bratseth）让他兴奋起来，但是他一句英文都不会说，也就只能这样了。

我在德国，我很饿，但是口袋里没有一分钱，能做的就只有抽烟、搭便车以及希望好运降临。一个开着红色大众高尔夫的年轻人停了下来，他说他叫比约恩，还要往前开挺远一段，他很健谈，到了晚上，他也到了地方，邀请我进他的家门，还请我吃早餐麦片加牛奶，我吃了三碗，他给我看了他和他弟弟小时候在挪威和瑞典度假时拍的照片，他的父亲是个北欧迷，他说，所以他叫比约恩。他的兄弟叫图尔。他边说边摇着头。他开车把我带到高速公路上，我把我的三盒碰撞乐队（The Clash）磁带给了他，他和我握手道别，我们互祝好运，我又站在了一条匝道边。三个小时后，一个戴着眼镜的敦实胡须男人开着红色雪铁龙2CV在我面前停下了，他要去丹麦，我可以这一路都坐他的车。他对我很照顾，当我说我在写作时他表示出了兴趣，我想他可能是某种教授吧，他在一个咖啡厅给我买了吃的，我睡了几个小时，我们到了丹麦，他给我买了更多的食物，当我终于和他分手时，已经在丹麦中部，离希茨海尔斯只有几小时的路程，也就是说离家很近了。但是最后一部分走得很慢，我有时候能搭上几英里的车，晚上十一点我才刚刚到达洛肯 ，于是决定在海滩过夜。沿着一条窄路溜达，穿过一片低矮的森林，这里那里的沥青路面上堆着沙子，很快沙丘就在我面前升起，我走上去，大海在我面前躺着，灰色的，空荡荡的，在这斯堪的纳维亚夏日白夜里。几百米外有个露营地或者度假屋群，传来各种高声喧哗和汽车引擎声。

在海边待着真好。感受着那儿空气中淡淡的盐味和粗粝的海风。这是我的海，我快要到家了。

我找到一个坑，展开睡袋，爬了进去，拉起拉链闭上了眼。这个感觉真叫不舒服，好像任何人都可以走过来看到我，但是最近几天我真的太累，所以我就像爆炸里的光那样转瞬熄灭了。

我醒了，因为下雨。我从睡袋里钻出来时冻得全身发僵，穿好裤子，收拾好行李，开始朝里走。已经六点了。灰色的天空，毛毛雨静静地下，若有若无，我冻僵了，走得飞快想让身子暖和起来。我梦里的那种氛围让我难受。梦里有爸爸的兄弟居纳尔，或者是他的怒气，因为我总喝酒而且老干不靠谱的事。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就在我匆匆穿过前一天晚上走过的同一片低矮森林时。所有的树木都在密集的云层下纹丝不动地站着，一派灰色，与其说是生物不如说更像死物。林间铺着沙丘，以变化多端且难以预测还总是被动的模式炸开，在某些地方像流淌在粗糙沥青路面上一条细沙的河。

我走上了一条略宽的路，沿着它走了几公里，在一个路口放下包开始搭便车。到希茨海尔斯也没多少路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在那里会发生什么，我没钱了，显而易见，从那里坐船前往克里斯蒂安桑并不容易。也许能事后发账单？如果我能碰到一个同情我处境的和气人儿？

哦，天哪，现在雨也大起来了。

幸运的是还不算冷，不管怎样。

我点了根烟，用手梳过头发。雨水把发胶打得粘稠。我在裤腿上擦了擦手，弯下腰来，从包里拿出随身听，在我随身带着的几盒磁带里摸索了一下，选了XTC乐队的《开玩笑》（ Skylarking ），把磁带放进去，然后站直了。

梦中好像还出现过一截腿？是的。差不多从膝盖以下就锯断了。

我微笑了，就在音乐从小小的扬声器里涌出的时候，我的内心被这个专辑发行那段时间的种种填满。我那时应该上高二。但是我满脑子想的主要是在特韦特的那个家，我坐在圈椅里，喝茶、抽烟、听《开玩笑》，爱着汉娜。英韦那时和克里斯廷是一对儿，也在那儿。和妈妈的所有那些对话。

那边沿着马路开来一辆车。

当月亮小姐躺下

太阳先生站起来

我，我在一圈圈漂着旋转

像白兰地里的一条虫

在这个大铜杯中

来的是辆皮卡车，引擎盖上有公司名字，红色的，这一定是个去上班的工匠，他呼啸而过时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然后第二首歌从第一首中缓缓上升，我超喜欢这些过渡片段，也有一些东西在我心里升起。我拖着脚慢慢兜圈，一次又一次向空中举起手。

眼前出现了一辆新车。我伸出了大拇指。这一次的司机也是个早上犯困的人，甚至都没有赏脸看我一眼。显然我站的这条马路上跑的主要是当地的车。但是他们就不能停一停吗？就不能把带我到大路上？

过了两小时后，终于有人对我起了怜悯之心。一个二十来岁、戴着圆眼镜的德国人，看起来很严肃，把他的小欧宝车停在路边。我朝他跑过去。把装满行李的背包扔在后座。在他身边副驾驶位上坐下。他从挪威过来，他说，正在往南开，可以在某个高速公路上让我下车，这段路虽然不长，但是也许对我有点帮助。我说是的，是的，好极了。车窗迅速地起了雾，他边开着车边向前弯腰，用一块抹布擦着挡风玻璃。我说，也许都是我的错。他说，什么？我说，车窗上的雾。他嘶嘶地说，当然是因为你。行吧，我想，如果他非要这样的话，我往后一倒靠在座位上。

二十分钟后，他让我在一个大加油站边下车，我在外面来回溜达，问我看到的每一个人去不去希茨海尔斯，能不能捎上我。我又湿又饿，在路上这些天来看起来已狼狈不堪，每个人都对我摇头，直到一个开着小货车的男人对我微笑着说，来吧，上车，我要去希茨海尔斯。我意识到他的车里装满了面包和烘焙点心。我一路都在想我要不要问他讨一条面包，但我不敢，我最大胆的尝试就是说我饿了，他也没领会这个暗示并作出反馈。

我在希茨海尔斯和他告别以后，正好有艘渡轮马上要开。我背着沉甸甸的背包跑到售票处，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店员解释我的情况，我没钱，能不能先给我一张票，然后给我发账单？我有护照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而且我的付款记录也很好。她友好地微笑，摇着头，办不到，我一定要付现金。但是我必须要去对岸！我说。我住在那儿！而且我没有钱！她再次摇了摇头。不好意思，她说，拧过头去不再看我。

我坐在港口的一个马路牙子上，背包放在两脚之间，眼睁睁看着那条大渡轮离开驶出，平稳滑行，驶向大海。

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一种可能是再次搭车往南，直下瑞典，然后再往北。但是那条路难道就没有一定要通过的水路吗？

我尝试着在眼前想象出地图，看看丹麦和瑞典之间有没有陆地连接，但好像真的没有？得一直南下到波兰，然后北上苏联到芬兰，再从那儿回挪威？搭顺风车的话真的需要几个礼拜。在东欧阵营国家我是不是还得要签证之类的东西？但我当然可以去哥本哈根，离这里只有几个小时车程，碰碰运气看能否在那里搞到点钱，坐船去瑞典。真到必要时也可以乞讨。

另一个可能是让妈妈把钱转到这里的一家银行。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可能要花上两天。而且我也没钱打电话。

我又打开了一包骆驼牌香烟，一根接一根抽了三支烟，边看着那些汽车安静地开来排好一条新队。许多去乐高乐园或洛肯海滩的挪威家庭。还有些德国人要往北走。有很多野营房车，很多摩托车，在最远处是大型货车。

我口干舌燥，又拿出了随身听。这次我放了一盒罗克西音乐的带子进去。但第二首歌以后音乐就开始失真，电池指示灯也闪了起来。我把它放好，站起身来，背好包，开始往城里走，穿过那屈指可数也丝毫不予人慰藉感的希茨海尔斯街道。饥饿不时挞伐着我的胃。我估量了一下要不要走进一家面包店，问他们是否愿意舍给我一条面包，但是他们当然不会答应。我都不敢去想这种丢人现眼的被拒场面，决定还是等等再说，等到忍耐不下去的时候。所以他们有克奈普面包 吧，我想，又朝海边溜达过去。在一个可以算咖啡简餐厅和街头小摊的结合体前我停了下了脚步，在这里肯定至少能讨到一杯水吧，最起码。

店员点点头，从他身后的水龙头中给我装了一玻璃杯水。我在窗边坐下。里面几乎已经坐满。外面又开始下雨了。我喝水抽烟。过了一会儿，两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男孩走进了门，全身上下全套防雨装备。他们解开帽子，四下张望。他们中的一个朝我走过来，可以坐这吗？当然可以，我说。我们聊起了天，听起来他们来自荷兰，正要去挪威，他们一路都骑自行车。当我说我一文不名，一路从维也纳搭便车来到这，试图在这里登船，他们快笑疯了。这就是你只喝水的原因？其中一个说，我点点头，他问我要不要喝杯咖啡，我说那就太好了，他站起来为我买了一杯。

我和他们一起走出去，他们说希望我们船上见，然后就和他们的自行车一道消失了，我步履沉重地走到大货车排队那儿，开始问司机们能不能带上我，我没钱买船票。不，没一个愿意的。他们一个个地发动了车，慢慢开上船，于是我回到咖啡馆，坐着看着渡轮，渡轮又一次慢慢驶出码头，越来越小，半小时后完全就消失了。

晚上还有最后一班渡轮。我搭不上这班船的话，就必须搭车去哥本哈根。这就算下一步计划。我等船时，从包里找到了手稿，并开始读起来。我在希腊写了一整章，有两天早上我涉水到了一个小岛，从那里又到了更远的一个岛，鞋子、T恤、本子、笔、一个装着瑞典文版《杰克》（ Jack ）和香烟的口袋都在头上顶成一小堆。在那里，山上的一个小山窝子里，我独自在写作。那感觉就像我终于到达了我想去的地方。我坐一个希腊小岛上，在地中海中央，写我的第一本小说。同时我又焦躁不安，那就像什么也没有，只有我，和那里的虚空，我第一次意识到那就是所有。就像在那儿一样，我自身的空虚就是所有，甚至当我坐下来阅读，沉浸在《杰克》里，或埋头在白纸簿子上写“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是我的主人公，我也一样地意识到了那虚空。

我有时候跳进大海，这墨蓝色舒爽的海水，但是没跳几次我就想起来那里可能有鲨鱼。我知道地中海没有鲨鱼，但我想就此打住吧，然后边咒骂着自己边全身滴着水上了岸，真白痴，居然会怕这里有鲨鱼，这是什么鬼，我才七岁吗？但是当我独自在阳光下，独自面对大海，完全放空。这感觉就像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人。阅读和写作都变得毫无意义。

然而当我读到关于希茨海尔斯码头上克奈普面包的想法那一章，我觉得那段写得挺好。我能进入创意写作学院就证明我有才华，现在的关键在于怎么出来。我的计划是在明年写一本小说，然后次年秋天出版，部分取决于和印刷厂打交道之类的事要花多长时间。

它会叫《水在上面/水在下面》。

几个小时后，暮色降临，我又沿着大货车排出的队走过去。一部分司机坐驾驶座上，昏昏欲睡，我就敲着车窗，看他们怎样打个激灵醒来，然后他们要么打开车门，要么把窗户摇下来，听我想从他们那得到什么。不行，我不能搭车。不行。当然不行，难道要他们为我买船票吗？

渡轮靠着码头，发着光。我周围所有的引擎都发动起来了。这唯一的一列汽车缓缓驶开，头几辆车已经通过渡轮大开的嘴进入船的深处，消失了。我不知所措，只是对自己说最后都会好起来的。你没听过一个挪威年轻人在度假时活活饿死，或者滞留丹麦，无法回家吧？

最后一批大货车里有一辆车边站着三个人在谈话。我朝他们走过去。

“嗨，”我说，“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带我上船的？你们要知道，我没有钱买船票。而且我必须回家。我两天没吃饭了。”

“你是哪里人？”其中一个人用阿伦达尔那边的口音问。

“阿达尔，”我尽量模仿那个口音说。“或者说，特罗姆岛，那儿。”

“没开玩笑吧？”他说，“俺也打那出来的！”

“哦，啥地方？”我说。

“法尔维克，”他说，“你呢？”

“蒂巴肯，”我说，“你能把俺捎上吗，可行？”

他点了点头。

“上车，一会俺上船时你就蹲下来，没事的。”

我们就如此这般行事。我们开上船时，我蜷成一团坐在驾驶室底板上，背对车窗。他停好车，关掉了引擎，我拿起背包，跳到甲板上。我向他道谢时，两眼都聚不了焦。他在我身后喊着，嘿，等等！我转过身来，他递给我一张五十丹麦克朗的纸币，说他用不上这个，但是也许我能派上用场？

我在船上餐厅坐下，吃了一大份肉饼。船开始向外滑行。我周围空中飘满兴致高昂的谈话声，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在旅途中。我想到了那位司机。通常情况下，我不会对他们多加留意，他们在方向盘后消磨生命，没有受过教育，肥胖，对天下万事都充满偏见，他和这些人也没有不同，我就是那么看他的，可是真见鬼了，他居然捎上了我！

第二天早上，汽车和摩托车嗡嗡地从轮渡中驶出，进入克里斯蒂安桑市的道路，随后这座城市又回到了完全的安静。我坐在公交车站的楼梯上。阳光灿烂，天空高远，空气已暖起来。卡车司机给我的钱里我还省下了一些，这样就可以打电话给爸爸说我要来了。他最讨厌的莫过于不速之客。他们在几英里外买了座房子，冬天出租，夏天自住，直到他们再次前往北挪威工作。我的打算就是在那待几天，然后借钱买去卑尔根的票，也许搭火车，那是最便宜的。

但现在打电话还太早。

我拿出从上个月开始写的那本小小游记，写下了从奥地利迄今发生的所有事。在洛肯做的梦很是费了几页纸，那个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我身体里设下了一道禁令或边界，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事件。

在我周围，公交车频繁起来，就在不到一分钟前，一辆新的公共汽车靠站，排空了乘客。他们要去上班了，我看着他们的眼睛，那里有工薪阶层的茫然眼神。

我站起身来，去城里逛逛。马肯斯街上几乎完全空荡荡，只有这里或那里一个人急匆匆上坡或者下坡。一个底部掉下来的垃圾桶边，几只海鸥撕开垃圾袋，又翻又刮。我最后到了图书馆前，是习惯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在高中期间几次恐慌情绪发作的时候，都会走到这儿来，现在我充满同样的恐慌感，我没地方可去，大家都看到了，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跑到这里来，在这里，一个人可以自己溜达也没人来寻根究底。

我面前是广场和那个有铜绿色屋顶的灰色砖砌教堂。一切都又小又凄凉，克里斯蒂安桑是一个小城，在我南下欧洲好好见识了一番以后，现在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街对边的墙上靠着个流浪汉，他坐着睡着了。长胡子和长头发，褴褛的衣衫让他看上去像个野人。

我在一个长凳上坐下来，点了支烟。也许他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呢？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他想闯进某个地方，他就那么干了。他想喝个烂醉，他就喝了。他想骚扰过路的人，他就出手了。他饿了，就去偷食物。好吧，人们要么把他当作垃圾要么当他透明。但是只要他不在意他人眼光，那这些都和他无关。

最初的人类就是这么生活的吧，在他们开始群居生活并开始务农之前，那时他们只是四处游荡，找到什么吃什么，能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每一天都过得像生命的第一天或最后一天。对面这个人没有要回的家把他束缚住，没有工作要对之负责，没有不能错过的钟点，他很累，是的，那就就地一躺。这个城市就是他的森林。他一直在外流浪，皮肤已经黑黢黢，沟壑密布，头发和衣服都满是污垢。

就算我有这个意愿，我永远也无法成为他，我很清楚。我永远不能发疯，永远不能变流浪汉，这是无法想象的。

广场外一辆老旧的大众面包车停了下来。一个胖乎乎、穿着随便的男人从一侧车门下来，一个胖乎乎、穿着随便的女人从另一侧跳下来。他们打开后车门，开始往下卸一箱箱的鲜花。我把烟头扔到沥青地面上，把包背好，又走回到公交车站，在那里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他很生气恼怒，说我来得不是时候，他们现在有个小小孩，这样到跟前了才说，他们没法接待我。我应该早点打电话，那就什么都好办了。现在奶奶要来这边，一个同事也要来。我说我明白了，抱歉没有提前打电话，然后我们挂了电话。

我手握电话站了一会，整理一下思绪，接着拨了希尔德的号码。她说我可以住她那儿，她现在就过来接我。

半小时后，我坐在她身边，在那辆老大众高尔夫里，往城外开，车窗开着，阳光晃眼。她笑起来，说我闻起来真臭。我到了后一定要洗个澡。这样我们可以坐在屋子的后花园里，那里够阴凉，还有她可以给我做早饭，我看起来很需要这个。

我在希尔德家住了三天，这时间足够妈妈往我的银行账户存了一点钱，然后我坐火车去了卑尔根。那应该是个下午，阳光漫过内阿格德尔 森林密布的风景，这片土地以其独有的方式吸纳着阳光：湖泊和河里的水潋滟流光，茂密的针叶树在闪烁，森林地面泛红了，一阵风的气息让落叶林的叶子悸动起来，眨起了眼。在这光与色的游戏深处，阴影慢慢长大，变浓。我在最后一节车厢的玻璃前站了良久，看着这些细节，而风景持续地消失，像被扔了回去，被新来的风景替代，流水般涌来，树桩和树根的河流，山尖和被连根拔起的树木，溪流和篱笆，突然闪现的点缀着农舍和拖拉机的被开垦的山坡。唯一不变的，是我们身下的铁轨，以及两点一直反射在轨道上的闪闪阳光。这真是奇怪的现象。它们看起来像两个待在那不动的光球，但火车时速超过一百英里，而光球之间的距离却始终纹丝不动。

整个旅程中我几次回到那个位置去看光球。它们让我情绪高昂，几乎快乐起来，就像在那里面蕴藏着希望。

其他时候我坐在我的座位上抽烟喝咖啡，读点报纸，但不读书，我觉得书可能会影响我的文章，会让我失去那点我借以进入创意写作学院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我拿出了英薇尔的信。我整个夏天都随身带着它们，它们的折叠处已经磨得稀薄，它们的内容我也几乎烂熟于心，但是它们内蕴宝光，我每次展读，都会触碰到一种美妙而生机勃勃的东西。那就是她，既是我和她仅有一次的会面记得的她，也是从她笔下流淌出来的她，但那也是未来，在前方等着我的未知。她和所有人都不同，那么特别，奇怪的是，当我想到她时，我也像变了个人，变得特别起来。我更喜欢想她的时候那个我自己。那就像关于她的念头在我内心清除了某些东西，给了我一个崭新的开始，或者把我带到了某个别处。

我很清楚她就是那个对的人，我第一眼就看到了这点，但也许不是一个念头，而只是感知，她身上的东西，在她眼里灵光闪现的那些，正是我想身陷其中的，或者常相依伴的。

那到底是什么呢？

哦，一种对内心或者当下的了然洞察，就像笑声刚刚逝去，却在下一秒又卷土重来。在她的存在里，似乎总有一种时时近乎怀疑的思量，虽然愿意被打消，但总担心上当。那里有一种脆弱，却不是虚弱。

我那么喜欢和她说话，也那么喜欢和她笔谈。我们见面后第二天我早上想到的头一桩就是她，这倒不意味着什么，因为类似的事经常发生。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打住，之后每一天我都在想着她，到现在为止已经四个月了。

我不知道她对我是不是也这样。可能未必，但是从她文字的语调里，我能看到这对她也造成了某种期待和吸引。

在弗勒，妈妈从联排房公寓搬到天使谷一栋房子的地下室公寓，离市中心十分钟路程。它的地理位置很好，一边靠着森林，另一侧是一片田野，尽头是河。但公寓面积却很小，挺学生气，一个有厨房和浴室的大房间，仅此而已。她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租到更适合的房子，甚至买一套。我想过搬到卑尔根前那两周住在她那儿，可以写东西，但她建议我借她叔叔斯泰纳尔的度假木屋来住，度假屋在外婆家农场那边山上的森林里。她开车送我过去，我们在屋子外喝了杯咖啡，然后她离开，我走进小木屋。松木的墙，松木的地板，松木天花板和松木家具。一两块手工编的毯子，一些简单的画。一个篮子里有堆周刊杂志，一个壁炉，一个小厨房。

我在没有窗户的那堵墙边支起餐桌，一边放一叠纸，另一边放一叠磁带，然后就坐下。但是我无法落笔。我第一次在安提帕罗斯岛上觉察到的空虚感又回来了，我认出了它，和之前的感觉一模一样。世界空荡荡，或本来无一物，只是一幅图景，而我也是空虚。

我倒在床上睡了两个小时。我醒来时，外面已经暮色一片。蓝灰色发亮的夜空像面纱一样笼罩着森林。写作的念头仍然让我有点抗拒，所以我选择了穿上鞋子出去走走。

森林外侧的瀑布在轻啸，除此之外就是极度寂静。

不，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铃声。

我顺着溪边的小径走下去，走进了山上的森林。云杉高大阴森，它们脚下的山体被青苔覆盖，裸露的树根随处可见。有些地方细长的小落叶乔木试图挺身而出，伸向有光处，在有些地方，围着倒下的树木形成了小小的空地。沿着小溪是开放空地，当然，在这里它打着漩涡，拍击，奔腾，沿着山体和山石坠落。除此之外都是密不透风的墨绿色针叶林。耳畔是我自己的呼吸，我往上走的时候，心跳撞击着胸口，跃动在脖颈，弹着太阳穴。瀑布奔腾的声音高起来了，没多久我就站在那块巨岩上，下面是巨大的水潭，看着水顺着那陡峭赤裸的山岩奔流而下。

它真美，但是对我毫无用处，我走进瀑布旁的树林，爬上那光秃秃的山石，我想顺着它一直往上爬几百米，到达山顶。

天空是灰色的，在我旁边滚滚而下的水像玻璃一样清澈透明。我脚下的苔藓湿透了，有时完全伏倒，这时我的脚就打滑，露出下面的黑暗的山体。

突然有什么跳到了我的脚前。

我吓得全身发僵，一动不动地站着。似乎心脏也不跳了。

一个灰色的小生物走了过去。那是一只老鼠或者某种小的鼠类。

我努力笑了一下。继续往上爬，但是小小的害怕在我心里扎了根，现在我望着那片黑沉沉的森林感到了不舒服，之前我听到的那片平整的瀑布声，本来让我感觉很美好的，现在变得有了威胁性，阻止我去听到自己呼吸以外其他的声音，所以几分钟后，我往回走，开始下山。

在营地外有石头搭起来的火塘，我坐下来点了支烟。当时可能是十一点或者十一点半。这个牧场看起来也许就像外婆二三十年代在这里干活时的那个样。是啊，就和当年看上去差不多。尽管这样，一切都已经全然不同。那是1988年8月，我是个八十年代人，跟杜兰杜兰（Duran Duran）和The Cure乐队处于同一时代，而不是和外祖父听着的那小提琴和手风琴音乐一个时代，薄暮时分，他和一个同伴随着那音乐疾步走过山坡，要邀请外祖母和她的姐妹们去跳舞。我不属于此地，即使我知道这森林是八十年代的森林，这山脉是八十年代的山脉，但是依然对这里没有感觉。

那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该写作的。但我写不出来，我的灵魂深处如此孤独寂寥。

一周过去了，妈妈沿着那条石子儿铺成的小路开车上来，我坐在木屋门口台阶上，背包放在两腿之间，等着她，一个字也没写。

“你过得还好吗？”她说。

“还好，”我说，“不过，我没完成太多工作。”

“嗯，”她说，看着我，“但是可能休息一下对你有好处。”

“是啊，肯定的。”我说着系好了安全带，然后我们开车回到弗勒，停下来，在桑峡湾宾馆吃晚餐。我们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妈妈把包挂在椅子上，然后我们去餐厅中间的自助餐吧取食物。那里差不多都空了。然后我们拿着自己的盘子坐在桌前，一个招待走了过来，我要了个可乐，妈妈要了瓶法里斯牌气泡水，当他走开时，她开始谈论她打算在学校开设的精神病护理专业成人课程，现在看来八字有一撇了。她自己找到了场地，一个很登样的老学校，根据她的说法，和护校本来也离得不远。它有灵魂。她说，一座有年代的木头建筑，宽敞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与她现在教课的低矮砖平房完全不一样。

“听起来挺好的。”我说，望向停车场，那里停着稀稀拉拉几辆车，在阳光下闪耀。河流另一侧的山坡全绿了，除了一条由许多房子组成的长带，那斑斓颜色在颤动。

招待回来了，我喝了一大口玻璃杯里的可乐。妈妈开始说到我与居纳尔的关系。她说，我看起来似乎已经内化了他，并使他成为我的超我，告诉我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

我放下刀叉，看着她。

“你看了我的日记？”我说。

“不，不是日记。”她说，“但是你留下了你在度假时写的一本书。你真的做到了坦坦荡荡，什么都告诉了我。”

“但那就是日记，妈妈。”我说，“不应该看别人的日记。”

“不应该，毫无疑问，”她说，“我知道。但是既然你把它放在客厅桌上，看起来也不像你想把它藏起来。”

“但是你应该看出了那是本日记？”

“看不出来，”她说，“那是本旅行日志。”

“好吧好吧，”我说，“我错了，我不应该把它放在那儿。但是你说我把居纳尔内化了是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

“你描写的那个梦，以及你之后对它的想法，看起来就是这样。”

“是吗？”

“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父亲对你很严厉。但他突然消失了，然后你可能有个感觉就是从此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你就有了两套规范，但是都是外来的。所谓规范的作用就是要有自己的边界。它必须是内生的，来自一个人的自我。你爸爸就没有这个，也许这就是他总是痛苦的缘故。”

“啊，”我说，“据我所知他还活着。无论如何一周前我还和他通过电话。”

“但是现在似乎你在内心让居纳尔代替了你父亲的位置，”她继续下去，瞥了我一眼，“这不关居纳尔的事，这里重要的是你的边界。既然你现在已经成年，这个问题还要你自己去解决。”

“这就是我写日记时想解决的事，”我说，“但是然后它就被所有人读过了，所以要自己弄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了。”

“我很抱歉，”妈妈说，“但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你把它当作日记，否则我绝对不会看它。”

“没事，我说过了，”我说，“我们还要甜点吗？”

我们在她的公寓里坐下来，一直聊到深夜，然后我走到玄关里，把身后的门关上，拿起靠在窄小浴室墙上的充气床垫，把它放在地板上，铺上床单，脱了衣服，关了灯光，躺下睡了。我能听到她在里面轻轻的呼吸声，以及不时有辆汽车在外面驶过。床垫的塑料气味让我想起童年，帐篷露营和野地风景。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但是那种希冀的感觉还是一样的。明天我要去卑尔根，那壮阔的大学城，住在我自己的公寓里，然后去创意写作学院。那些傍晚和深夜我会坐在歌剧院咖啡厅里，或者在“洞穴”夜总会听特别棒的乐队演出。那太带劲儿了。但是最带劲儿的还是那就是英薇尔要搬去的城市。我们说好了我们会在那里见面，我有了一个电话号码，我到达后就会打那个电话。

这一切好得太不真实，我躺在充气床垫上想，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充满不安和喜悦。我一会用这侧身子躺，一会儿又换一边，这时能听到里间妈妈睡梦里的喃喃。是的，她说。然后很长时间没动静了。是的，她又说。是这样。停了很长一会，是的，是的，嗯。是的。

第二天，妈妈带我去了商场，她想给我买件外套和一条裤子。我找到了一件带毛里子的牛仔夹克，看上去不赖，以及一条绿色类似军服的裤子，还有一双黑鞋。然后她送我到公共汽车站，给钱让我买票，站在车前，当汽车驶出公交车站，驶上公路时她一直冲我挥手。

几个小时的森林、湖泊、让人晕眩的高山以及狭窄的峡湾、农场和田野、一趟渡轮和一个长长的山谷，在那儿公交车一会儿高高地爬到山巅，下一刻就几乎到了水平面上，一列似乎没有尽头的隧道，在这之后，房屋和路牌的密度开始增加，人烟也越来越稠密，道路两边出现了工厂建筑、围栏、加油站、购物中心和施工地带。我看到一个指向国立商学院的路标，我想，米克勒 四十年前上的就是这个学校。我看到山脚下堡垒般矗立的桑德维肯精神病医院，另一边则是午后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湖面，帆和船在氤氲中显得不那么鲜明，背景是点点岛屿、山脉以及低低笼罩着卑尔根的天空。

我在布吕根码头（Bryggen）最尽头跳下了公共汽车，英韦在猎户座酒店值晚班，我要从他那取他的公寓钥匙。我身外这城市沉溺在只有暮夏下午独有的那种倦怠中。偶尔有一两个人身穿短裤和T恤，身后拖着长长的、明灭不定的阴影。房屋墙壁上阳光耀眼，纹丝不动的阔叶树，一艘帆船一顿一顿地驶出港口，光秃秃的桅杆。

酒店前台人头涌动。英韦在柜台后忙着，他抬头看到我，说一辆满载美国人的大巴刚到，看这儿，这是钥匙，咱们一会儿见，不是吗？

我搭公共汽车去了丹麦广场，往上爬了三百米的坡到了他的公寓，我打开门锁，把背包在玄关里放下，站着待了一会儿，想想下一步该干什么。窗户朝北，太阳西挂，即将坠入大海，所以室内阴暗而凉爽。这里闻起来是英韦的味儿。我走进客厅，四下打量，然后进了卧室。那里贴着张新海报，那是一张看起来有点像幽灵的裸女照片，下面印着“蒙克与摄影”几个字。墙上还贴着一些他自己拍的照片，有个系列来自西藏，大地是明亮的红色，一群衣着褴褛的男孩和女孩摆好姿势让他拍，他们的眼神幽暗而疏离。推拉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吉他靠在吉他放大器上。放大器顶上又摞着一个巨大的回声效果器。一条朴素的白色宜家毯子和两个软垫将床变成了沙发。

我在高中期间来看过英韦几次，他的这几间房对我来说几乎是神圣的，它们代表了他本人以及我想成为的一切。那是我生命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以及我曾经想到达的地方。

现在我到了，我想，走到厨房里，做了几片面包抹黄油和配菜，我站在窗前吃完了，就着眼前一排排阶梯状排下去的老工人住宅楼，底部正对着弗桑尔路。另一边，于尔里肯山上的那根高杆在阳光下闪烁。

我忽然意识到，最近我大部分时间都独自一人。除了开始和希尔德后来和妈妈一起那几天，我在雅典告别拉尔斯以后就再也没有和其他人相处过。因此，我简直等不及英韦回家。

我放了一张扼杀者乐队（Stranglers）的唱片，然后拿着一本他的相簿把自己扔到了沙发上。我的胃莫名其妙地痛了起来。那感觉像是一种饥饿，但不是为食物，而是为了其他的什么。

也许英薇尔也已经到了这个城市？就坐在我周围成千上万间公寓中的某处？

英韦回来后打听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英薇尔进展得如何。我以前没和他说得太多，那年初夏我们促膝坐在楼梯上时和他说了几句，就那些，但已经足以让他明白我这回动了真格了。也许会是件大事。

我说她这次也要来卑尔根，以及她应该会待在城外靠凡托夫特那边，以及我该给她打个电话约第一次见面的时间。

“也许今年是你的走运年，”他说，“新女友，创意写作学院……”

“我们还不是男女朋友。”

“还不是，但是照你说的，她对你有感觉吧？”

“也许有点。但我怀疑她对我的感觉不至于像我对她那么疯狂。”

“但是这也不是没可能。只要你走好每一步。”

“只是一夜情？”

“我可没这么说，”他说，看着我，“想来点葡萄酒吗？”

“好，这个可以有。”

他站起来，消失在厨房，再次出现时手里拿着一只醒酒樽，又进了洗手间。我听到几声深吸气和咕嘟声，然后是汩汩流淌声，他走出来时手里的醒酒壶已经装满。

“1988年的酒，”他说，“但是这酒不错，所以是相当值了。”

我啜了一口。这酒酸得我哆嗦了一下。

英韦笑了。

“不错？”我说。

“味道是相对的，”他说，“你要和别家的自酿酒比嘛。”

我们沉默地喝了一会儿，英韦起身走向吉他和放大器。

“从我们上一次见面以来我写了几首歌，”他说，“你想听吗？”

“好啊，我想听。”我说。

“或者只是些胡思乱想。”他说，将吉他皮带在肩膀上固定好。“其实那只是一些连复段。”

当我看到他站在那儿，我的心忽然变得柔软。

他打开音箱，背对我站着，给吉他调音，调好回声效果器，然后开始演奏。

那柔软消失了，因为这音乐很好，他弹的这些，吉他声又洪亮又庄严，连复段也很悦耳而抓人，听起来像是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和变色龙乐队（The Chameleons）的混合。我想象不出他的这些是从哪儿来的。音乐性和弹奏技巧都比我高了不知多少。他一定是天生就会，他开始的那一刹那，就好像他从来就会这些。

他弹完了以后，把吉他放下，才转向我。

“这太好了。”我说。

“你真这么想？”他说，在沙发上坐下来。“这只是几个小招式，我该有一些歌词，这样它们才能算是完成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加入某个乐队？”

“没有，”他说，“我时不时地和波尔一起玩一点，这以外我就不认识任何其他玩音乐的人了。但是现在你来了呀。”

“我不会玩乐器。”

“你可以从写词开始呀？还有你不是能打鼓吗？”

“不，”我说，“我真不行。但是也许我可以写点什么。”

“就这么定了。”他说。

秋天到了眼前，我想，我们站在这一长排低矮的联排房子外的马路上等出租车。在这明亮的夏日夜晚里有一种深度，说不清楚方位，但是明白无误地存在着，许诺了某种湿润、幽暗和吮吸之物。

几分钟后，出租车来了，我们钻进去，它飞快迅猛地开向丹麦广场，经过那座大电影院，驶过大桥，沿着尼戈尔公园，进入市中心，在这里我失去了方向感，街道们只是街道，房子们只是房子，我消失在这个大城市，被它吞了下去，我喜欢这样，因为我同时也看到了自己，这个进入都市的年轻人，到处都是玻璃、混凝土和沥青，还有路灯、窗口和路牌灯光下的陌生人。当我们滑入内部，我的脊背生寒。引擎嗡鸣，交通灯从绿变红，我们停下来的地方是汽车站无疑了。

“那不是我们上次去的地方吗？”我说，朝路对面的建筑点了点头。

“说的一点没错。”英韦说。

我那时十六岁，第一次去他家。来的时候，我手里牵着一个当时在一起的女孩。我借了英韦的除汗剂来用，我们要离开他家前几分钟，他站在我的面前，卷起我衬衫的袖子，把他的发胶递给我，看着我把把它抹到头发，然后说：好了，我们现在出发。

现在我十九岁，所有这些我自己都有了。

我在市中心看到了海面，然后我们左转，经过一栋巨大的水泥建筑。

“这就是格里格音乐厅。”英韦说。

“所以它就在那儿啊。”我说。

“那就是‘麦加’。”他说，冲一家日杂超市点了点头，“这是全城最便宜的商店。”

“你平时都在那买东西吗？”我说。

“在我没啥钱的时候，”他说，“不过那里就是尼戈尔大街。你记得那个‘糟透！’乐队的歌词吗，‘我们沿着尼戈尔大街奔跑，就像我们在西部荒野。’”

“记得，”我说，“那么，‘前台’呢？‘我到了前台，那里简直挤死人’？”

“那是在挪威宾馆的迪斯科舞厅。就在那后面。但是那里现在换了别的名字。”

出租车开到人行道边，停了下来。

“我们到了。”司机说。英韦递了张一百块钞票给他，我下了车，抬头看到我们面前建筑上的招牌。那上面白底上粉红色和黑色字体写着“歌剧院咖啡”。那些巨大的窗户里人头涌动，如阴影般充盈在小而清晰的蜡烛火焰之间。英韦从另一边车门下车，和司机道别，砰地关上车门。“我们走吧。”他说。

他在大门里停了一下，扫视一下里面，看着我，

“没有熟人，我们上楼。”

我跟着他走上楼梯，经过一些桌子，走到酒吧，酒吧的位置和一楼完全相同。我以前来过这里，但只是很短一会儿，而且是在白天：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到处都坐着人，都在喝啤酒。这地方看起来和一间公寓差不多，我想，就是摆满了桌子和椅子，和转角处的一个吧台。

“那是奥拉，是他！”英韦说。我向他点头的方向看去。奥拉，我在那年夏天早些时候见过的，和其他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他微笑着挥手。我们走过去了。

“去找个椅子，卡尔·奥韦，我们就坐这了。”英韦说。

另一堵墙边的钢琴旁有一把椅子，我走过去取它，拎起它时我觉得全身赤裸，我这么做没错吧？我就这么拎着它穿过整个场子？有人看着我了，这些都是大学生，老练的常客们，我脸烧红了，但无路可走，只有把椅子搬到英韦已坐下的那张桌子。

“这是我的弟弟卡尔·奥韦，”英韦说，“他马上要到创意写作学院上学了。”

他说这话时笑了。我以前没见过的那三个人的视线落到我身上，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

“所以你就是那个我们已经久仰大名的弟弟啊。”其中一个女孩说，她有一头金发和狭长的眼睛，当她微笑时简直见牙不见眼。

“我叫谢斯蒂尔。”她说。

“我叫卡尔·奥韦。”我说。

另一个女孩留着黑色侍童头，抹大红唇膏，穿黑衣。她也说了她的名字，坐在她身边的他，一个腼腆人物，红金色头发，苍白的皮肤，咧开嘴微笑时也说了。我下一秒就把他们的名字都忘了。

“想来杯啤酒吗？”英韦说。

他会走开，把我留在这儿吗？

“好，可以。”我说。

他站起身来。我低头看着桌子。突然意识到我可以抽烟，我拿出烟草，开始卷烟卷。

“你–你去过罗罗斯基勒 吗？”奥拉说。

他是我小学以后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口吃的。从他的外表谁都看不出来这点。他戴着巴迪·霍利 那样儿的黑框眼镜，深色头发，五官端正，虽然他并没有刻意打扮自己，但他身上有些东西让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觉得他像是玩乐队的。现在也是这样。他穿着白衬衫，黑牛仔裤和一双黑色尖头鞋。

“是，”我说，“但我没看到很多乐队演出。”

“为–为什么没有？”

“因为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啊。”我说。

“是，我能–能想象。”他微笑着说。

和他一起待不了多久你就能意识到他有颗温暖的心。我很高兴他和英韦是朋友，而上一次，他的口吃对我有些困扰的，英韦和口吃的人也交朋友？这一次已经对我没什么压力了，尤其当我看到他还有其他三位朋友。他们对口吃都没有特别反应，既没有刻意容忍也没有轻视，我在他说话时所感到的——即这种情形本身，现在他开始口吃了，我不能表现出留意到这点的样子，这情形变得如此突兀而让人不舒服，难道他看不到我在他口吃时有怎样的念头吗？——这些在他们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来。

英韦把啤酒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坐下。

“那你写什么呢？”深色头发女孩说，看着我，“诗还是散文？”她的眼睛也很黑。她的做派里有一种造作出来的居高临下意味。

我深深啜了一大口啤酒。

“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小说，”我说，“但是我们也该有诗歌。这方面我写得不多，但是可能也是必须要写的……哈哈！”

“你已经有自己的电台节目了吧？”谢斯蒂尔说。

“以及在地方报纸上自己的评论专栏。”英韦说。

“这倒是，”我说，“但那也是前一阵的事了。”

“那么，你的小说是关于什么呢？”黑头发说。

我耸了耸肩。

“各种各样的事儿。但它就像是汉姆生和布考斯基的结合吧，我这么觉得。你读过布考斯基吗？”

她点点头，慢慢把头转开，看向楼梯上出现的那些人。

谢斯蒂尔笑了。

“英韦说过，霍夫兰 会给你们当老师？他太棒了！”

“是的。”我说。

一切安静了那么一小会儿，我的意识不再能聚焦，于是向后斜靠着，而其他人在聊天。他们是在学校认识的，读的是媒体研究专业，那也正是他们在聊的。讲师们和理论家们的名字，书名、唱片和电影的名字流水般在桌子上方来来去去。他们坐着聊天时，英韦摸出一支烟嘴，塞了枝香烟进去，抽了起来，烟嘴的存在让他的烟抽得有点装腔作势。我努力不去看他，假装若无其事，因为其他人也都这样。

“再来一杯啤酒？”我说，他点了点头，然后我朝酒吧走过去。两个招待之一站在对面的酒龙头边，而另一位正把一托盘玻璃杯放进墙上的一个开口里，我意识过来那里面其实是个小小的升降板。

太神奇了，这个小小的升降梯载着物品在楼层之间滑上滑下！

啤酒龙头那边的招待懒洋洋地朝我转过来，我竖起两根手指，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过了身子。另一个招待与此同时朝我转过来，我靠在柜台上弯下腰，表示我要买酒。

“嗯？”他说。

他的肩膀上挂着一条白手巾，白色衬衫外套着条黑围裙，长长的连鬓胡子，一个看起来像文身的东西伸出一截在脖子上，清晰可见。这个城市里连招待看起来都有模有样。

“两杯啤酒。”我说。

他一手握住两个杯子，接住两个龙头流下的啤酒，同时四顾着场子里的情况。

最里面那边来了张熟脸，那是英韦的哥们阿尔维德，和他一起的还有两人，他们冲着英韦那张桌子走过去。

第一个招待把两个半升啤酒放在柜台上。

“七十四克朗。”他说。

“但是我是和他点的！”我说，冲另一个招待点了点头。

“你刚和我点了两杯，如果你也找他点了两杯，你就得付四杯的钱。”

“可我没带够钱。”

“那我们要把酒倒掉吗？你自己要搞清楚你到底点了多少，一共一百四十八克朗，谢谢。”

“那就等一会。”我说，然后走向英韦。

“你有钱吗？”我说，“我的学生贷款到账后就还给你。”

“你不是去给我买酒吗？”

“是啊……”

“给你。”他递给我一张一百克朗的钞票。

阿尔维德看着我。

“这不是那家伙吗。”他说。

“是啊。”我说，迅速笑了一下，不太确定该怎么反应，最后我指着吧台说：“就是去一下……”然后就去交了钱。

当我回来时，他们已经换了张桌子。

“你买了四杯酒？”英韦说，“怎么回事？”

“就是那样，”我说，“点啤酒的时候闹了点误会。”

第二天下雨了，英韦去上班的时候我就在公寓里待了一整天。也许是与他那些大学生朋友的见面，也许仅仅因为开学的日子要到了，不管怎样我突然觉得惊恐，我什么都不会，而我马上就要和其他可能更老练、更聪明的学生们坐在一起，一起写作，当众朗读，被评头论足。

我在帽架上拿了把伞，把它撑开，然后在雨中顺着斜坡跑下去。我记得在丹麦广场有家书店。没错，我打开门走进去，那里一个人都没有，卖的主要是办公用品，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他们至少有几架子书，我手里拿着湿淋淋的雨伞，扫视着它们。我口袋差不多空空如也，所以我决定买一本口袋文库。汉姆生的《饥饿》（ Sult ）。它花了我三十九点五克朗，我还剩十二克朗了，这笔钱我用在后面小广场的面包铺里，买了一条很好的面包。我在倾盆大雨中爬上坡，雨水和密布的黑云改变了整个景观，把一切都封闭起来。水沿着窗户流下，顺着车身滚下，从屋顶的水槽里冲下然后顺坡而下，在地上形成小股犁沟般的波浪。我跋涉上坡时水流从脚边轰然而过，而雨打在伞上如鼓鸣，每走一步，装着面包和书的口袋都拍着我的大腿。

我开锁进了公寓。里面的光线已经暗了，离窗户最远的角落已经暗沉下来，所有的家具和物品都散发着往常一样的气息。在这里而不感知到英韦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他的气息停驻在房间里，然后我在厨房料理台上切了几片新鲜面包，找出了人造黄油和棕色羊乳酪，想着以后我的房间将散发出怎样的气氛，以及有没有人也会注意到这一点。我的小单间公寓是英韦给我弄到的，他认识一个今年要去拉丁美洲的女孩，她住在桑德维肯那边，在阿布萨隆·拜尔斯街街。到明年夏天之前我都可以接着租那里。我很幸运，大部分新生刚入学的时候都要住在某栋集体宿舍里。或者在凡托夫特我父亲读书时住过的某间宿舍，那时候我还小；或者是阿尔雷克，英韦入学的前半年就住那。这些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段，我知道，住在市中心就帅呆了，最好是在托加曼尼根广场（Torgalmenningen）一带，但桑德维肯也不错。

我吃好了，把食物放回去并收拾好，然后在客厅里坐下来，一支烟，一杯咖啡，开始看书。通常我读书很快，飞快地翻页，不会执着于它是怎么写出来的，作者应用了怎样的方式或者哪一种语言，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情节，我被吸入其中。这一次我试图慢慢地读，一句一句来，去注意句子之间发生的事情，如果发现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部分，就用手里的笔划上一道。

在第一页上我就有所发现。那里出现了一次时间转换。开始是用过去时态写的，然后忽然换成现在时，随后又回到过去时。我在那下面划了一道线，放下书，然后从卧室的桌上拿了一张白纸。回到沙发上开始写。

汉姆生，《饥饿》，笔记，1988年8月14日

从一般性的事物开始，关于城市。从远方看过来的视角。然后主角醒来。交替使用过去时和现在时。为什么？让它更有张力，也许。

外面的雨倾盆而下。在下面弗桑尔路行驶着的车辆发出的呼啸简直就像是一片海。我一直在读书。故事之简单简直一目了然。他在房间里醒来，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因为他有阵子没付房租了，然后出门进城。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他只是带着饿瘪了的肚子到处溜达，并想着这事。这完全就是我可以写的东西。一个人在小公寓醒来然后出门。但是他必须有点什么，必须有点特别的东西，比如说，他饥肠辘辘。这就是主题。但是那应该是什么呢？

写作不是什么神奇的把戏。它只要有个好点子，就像汉姆生做过的那样。

我想这些的时候，一部分担忧和不安被释放出去了。

英韦回家时，我在沙发上躺着睡着了。我一听到开门的动静就站起来，用手在脸上擦了几把，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被看到在大白天睡觉。

我听到他把包放在玄关的地板上，把外套挂在衣钩上，去厨房的路上和我“嗨”了一声。

我认出了那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什么人都不想搭理，至少不想搭理我。

“卡尔·奥韦？”一会儿他喊道。

“啊？”我说。

“你过来一下。”

我照他的吩咐，走过去在门口停下来。

“你到底是怎么刮棕酪的，嗯？不能刮这样的厚块，要我给你示范一下吗？”

他将奶酪刨放在棕酪上，刮下薄薄一片。

“就这样，”他说，“你看，刮薄片多简单的事？”

“是的。”我转身说。

他说：“还有件事。”

我回过头来。

“如果你在这儿吃东西，要把面包屑清理干净。我可受不了回来还得跟在你后面收拾，真的。”

“是受不了。”我说，走进洗手间。我眼里汪着泪水，用冷水把脸冲洗了几次，抹干，走进客厅，又坐下，开始读《饥饿》，我听到他在里面吃东西，收拾，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就没有动静了，我知道他睡着了。

第二天类似的情形又发生了，那是我洗完澡后没有擦干浴室地板，这让他很恼火。他还给我下了几条指示，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我什么也没说，埋下头来，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是我的内心有什么在躁动。那天后来我们买了东西回家，他又认为我关车门用的力气太大，你不用使这么大劲摔上门，你能不能小心点，这也不是我的车，然后我就炸了。

“你别再说我必须要怎样了，听到没有！”我喊道，“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话了！你把我当成一个小屁孩！我受不了你了！”

他瞥了我一眼，手里拿着车钥匙站在那儿。

“你明白了吗？”我说，眼里闪着泪光。

“我再也不这样了。”他说。

而且他再也没有这样过。

那个星期我们出了很多次门。每次发生的事情都差不多，英韦遇到他的熟人，把我介绍给他们，说我是他弟弟，马上就要到创意写作学院上学。这样就给了我一些优势，似乎我已经是个人物，不需要去刻意表现什么，但是这同时也比较难办了，我必须要能配得上这一切。说出口的得是未来作家该想出来的东西，别人以前从未想到的东西。但此路不通。他们思考过了一切，他们懂的比我多。是的，我终于明白过来，我说的和我想的，是他们很早以前就说过想过，而且已经放下的东西。

但是和英韦一起喝酒真美妙。几杯过后，我们俩之间的热度升温了，这些天来在我们之间那些瞬间就能生长起来的沉默，能隔阂我们的恼怒，徒然找不到我们之间会心点的那种感觉，虽然已经有很多，似乎都在这升温里以及相继而来的温暖里化掉了：我们对视着，知道了我们是谁。半醉中穿过整个城市，爬坡朝着公寓走过去，再也没有危险，再也没有沉默，围绕着我们的是沥青路面上闪烁的灯光，黑暗里呼啸而过的出租车，落单的男人或者女人蹒跚而过，或者其他在外面消遣回来的年轻人，我可以看着英韦，他走路时稍稍有点前倾，和我一模一样，问他：你和克里斯廷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已经翻篇了吗？他也能看着我，回答：没有，我永远也翻不了篇，谁也比不上她。

下着毛毛细雨，云在我们头上掠过，被城市里散发出来的光从下方照亮，英韦严肃的脸。我已经意识到这浓郁的汽车尾气始终笼罩着丹麦广场。载着两个年轻人的小绵羊摩托车，在红绿灯前停了下来。骑车的他把俩腿放在沥青路面上，而坐在后面的她则把双臂紧紧地缠绕在他身上。

“你还记得斯蒂娜和我分手时那会儿吗？”我说。

“还行吧。”他说。

“你放了‘糟透！’，‘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结束’。”

他看着我，笑了。

“我干了这事？”

我点点头。

“这话对你也适用。它会过去的。你还会爱上另一个人。”

“那时候你几岁？十二？这不完全是一回事。克里斯廷是我此生挚爱。我只有这辈子。”

对此我什么也没说。我们沿着船厂区的另一边上坡，在一幢高大的红砖房那左转，据我所知那是所学校。

“但是这事也有个好处，”他说，“当我对其他女孩全不上心的时候，她们忽然以另一种方式变得有意思起来了。我根本无所谓，这样我就能把她们弄到手。”

“我知道这是真的，”我说，“我的问题就是我没法不在乎她们。比如，英薇尔。我们见面时我肯定会紧张得要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然后她会以为我就是那样，然后我们就没戏了。”

“不会啦，”英韦说，“肯定会顺利的。她知道你的为人。你们整个春天和夏天都在通信。”

“但是那只是纸上的我而已，”我说，“在纸上我可以是理想中的我。用多少时间都行，对不对，深思熟虑。但在现实里见面我就没辙了。”

英韦吹了口气。

“别想太多了，都会好的。她那方面的感受应该也会完全是这样。”

“你真这么想？”

“是的，当然！和她一起喝杯啤酒，放松一下。肯定会顺利的。”

他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放下雨伞，穿过大门，走上那窄小的被雨水浸得湿滑的楼梯。我站在他身后，等他开门。

“我们睡觉前再来一杯葡萄酒？”他说。

我点点头。

整个星期，我的烦躁与日俱增，我变得越来越心神不宁，这种感觉我这辈子也没有过。我很知道我只是在希望生活即将开始，正经的人生。然后我将进入自己的世界，不管要去哪儿要在哪儿都不再依附英韦。我已经问他借了几百克朗，拿到学生贷款前应该还会再借几百。我犯傻了，我从霍菲尤搬到英韦这里通知了邮局更改地址，所以我来到的时候，催账罚单已经在等着我了，电费单以及我买立体声音响那家商店的账单。后者更严重一些，如果这次我不付钱，他们就要采取法律行动来强制扣款。

哪怕那个立体声音响质量好一点呢，我还能接受。但是我买的那玩意儿，质量太次了。英韦有一个纳德牌功放和两个小巧但不错的JBL音箱，奥拉也有一套挺棒的音响，还有一些另行购买的配件，那才是值得拥有的，不是这操蛋的日立音响。

很快我的欠账就超过了两万。

我也在琢磨着是不是该给自己买份色情杂志。现在我住在大城市里，谁也不认识，只要把杂志从书架上拎起来，放在柜台上，付钱，放在袋子里然后回家。但是我始终没有下手，我去了几次附近一家烟草杂货店，目光滑落到那金发女郎们身上，那大乳房，赤裸的皮肤，印在亮闪闪的纸张上，让我喉头肿胀。但是我每次放到柜台上的总是份报纸，以及一包烟草，从来没有这些杂志。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与英韦住在一起，在那藏东西感觉并不好，也因为我不够胆子把杂志放在柜台上时坦然面对店员的目光。

我再等等吧。

收房的日子到了；我和英韦一起把霍菲尤运来的东西从地下室抬到车里，一共八个纸箱，完全把后车窗的视线挡住了，英韦格外小心地把车开下人行道，向下行驶。

“如果你现在一个猛刹，我脖子可就拧了。”我说，因为纸箱们在我身后一直摞到了车顶。

“我尽量小心，”他说，“但我可不敢保证。”

多少天来第一次天是干的。城市上方厚厚的云层是灰白色，我们周围街上的光线是柔和的，但没有想遮盖什么或装饰什么的意味，它更像是等着被发现，用自己的方式姗姗而来。斑驳着灰色和黑色的沥青路面，绿色和黄色的砖墙，汽车尾气和沥青粉尘混在一起的气味，灰绿色的树木，船厂区湾边光滑的灰色水面。当我们的车开上桑德维肯那边的山坡时，颜色变得更加鲜润，在那大部分房屋都是木头的，那光滑的油漆则在中间色调的阳光下闪耀。

英韦在一个小公园旁边拐进去，靠边停在人行道旁，前方就是一个电话亭。马路对面的房屋墙壁上挂着的路牌上写着阿布萨隆·拜尔斯街街。

“就是这儿？”我说。

“就是那间转角房子。”英韦说，下了车。他飞快地举手打了个招呼，我跟随他的视线，一个女孩站在底层公寓的窗口后面，手里拿着块抹布，朝我们看过来。

我们走过马路，她走出门口，我和她握了手。她说来得正好，她刚刚打扫擦洗完。

“快进来吧！”

这个小公寓就是个小房间，家具不能更简单了；窗下面是沙发，沙发前是餐桌，靠对面墙是写字台。那还有一张可以变成床的沙发。在这个小房间里，一扇门隔出一个极小的厨房。这就是全部了。四壁是一种深沉的褐色调子，如果厨房门口没有那堵防火墙，这就会显得很凄凉了。防火墙上用油漆画了风景画，悬崖上的一棵树，俯瞰着大海。看起来和火柴盒上的图形没啥不同，或者就像谢尔坦·弗勒格斯塔 用作《火和火焰》（ Fyr og flamme ）封面的图案。

她看到我盯着它看，笑了起来。

“真的，是不是很好看！”她说。

我点点头。

“钥匙给你，”她说，她递给我一个小包，“这个是大门口的，这个是这里房门的，这个是阁楼上储藏室的。”

“洗手间在哪儿呢？”我说。

“楼下，那里有公用的淋浴间和卫生间。有点不方便，但是这可省不少租金。我们下去看看？”

楼梯很陡，下面的过道狭窄，一侧是一个很小的地下室公寓，住着一个叫莫滕的家伙，另一侧是淋浴间和厕所。我喜欢这里的种种不便，而那老旧发霉的砖墙给我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大城市里一个年轻的穷学生。

再上来的时候，她给了我一堆已经填写好的租金表，一只手抓着只空水桶，另一只手拿着扫帚，在洞开的门口向我们转过身来。

“现在希望你在这里住得开心！至少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些美好时光。”

“谢谢！”我说，“旅途愉快，明年夏天见！”

她消失在拐角处，扫帚扛在肩膀上咣当。我们开始把箱子搬进来。完事后，英韦上了车，开车去了酒店，他得在那儿当下午的班，而我把腿放在桌子上，抽了根烟，然后才开始把打包的东西拿出来。

公寓就在街面上，人行道就在窗前经过，就算没有如过江之鲫的人流，外面每隔一会儿总有人头晃过，一间敞开的公寓是如此吸引人的景象，以至于所有人都屈服于向里面瞅一眼的诱惑。我在唱片收藏上方弯下腰来，一转身就看进一个四十来岁女人的双眼，她立马就得体地收回了视线，但是还是在我这留下了一个印象。我挂起约翰·列侬的海报，一转身就撞上两个十二岁男孩的视线。我组装好咖啡机，把插头捅进柜子边的插座，一转身正看进一个快三十岁、一脸络腮胡子男人的眼睛。为了尽快结束这个局面，我在一个窗户上钉了一张床单，在另一个窗上钉上桌布，然后我在沙发上坐下，一种奇异的骚动感，这就好像我的内在比外在还要大一些。

我放了几张唱片，冲了一杯茶喝，读了几页《饥饿》。外面下起雨来。在唱片歌曲之间的短促间歇里，我听到雨点在我脑后的窗户上轻轻洒下。时不时地，有人在楼上闹腾，而黄昏逐渐降临，整个房间逐渐变暗。楼梯上的走动，上面涌来的高声喧哗，音乐响起，一个聚会要开始了。

我掂量着要不要给英薇尔打电话，这城里我只认识她，但还是把这念头大力推了出去，我不能没有准备就和她见面，我只有一次机会，我不能糟蹋了这个机会。

她留下的印象实在神奇。我和她坐在同一张桌旁一共只有半小时。

半个小时的见面能让人陷入爱情吗？

哦是的，可以的。

一个不认识而且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可以把你完全填满吗？

哦，是的。

我站起身来拿出了她的信。那封最长的是仲夏收到的，她说她正和以前的房东全家一起穿越美洲大陆，在沿途每个景点和有名的地方都停下来，这些地方可不少，她说，差不多每个城市都有它引以为傲、名扬四海的东西。她利用这些停留的时间溜开，偷偷抽一根烟，她写道，或者躺在房车的床上，凝视外面的风景，有时是壮阔美丽而充满戏剧性，有时则单调无聊，但一直是异国的。

我想象着她的样子，但不仅仅如此，她想的我都认同，也就是说，我精确地知道她想说的是什么，她的状态怎样，这也许因为她的笔调，也许因为她闪着的那些小小光芒，这些我都感同身受，还有，这种另一个人抵达了我曾经到过之处的感觉，以前从不曾有过。光，喜悦，轻松，紧张，混合在一起，就好像在恶心的边缘摇晃着保持平衡，总是近于惶恐，因为我如此渴望，这几乎是我唯一想要的，但是如果没戏呢？如果她不愿意接纳我？如果我不够好？

我把信放下，穿上外套和鞋子，出门，想去找英韦，他十一点才下班，但如果我运气好，正赶上那边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能聊一会天或者一起抽几根烟。

我先走到马路对面，为了瞅一眼我楼上那一家，但我只看到窗口几个后脑勺。雨下得挺大，但我没有伞，也绝不肯穿雨衣出门，所以就算不舒服，发胶也开始滴在我额头上，我埋头向前冲，淌着水往下走。

最近的几个街区房屋都刷成了白色，都是木头房子，所有边角都斜着，屋顶高低参差，有些屋子有石阶通向人行道，有些没有。下面的街区则是砖房，长长一排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出租公寓楼，可能建于本世纪初，从它简朴无装饰的墙壁来看无疑是为劳工们建造的。

最重要的是，山在那儿，从即使最深和最暗的小街里也能看得见。下方，海在那里，房屋和树木之间的一瞥就能见。这里的山比霍菲尤的山高，海则一样深，但是它们影响意识的方式有了不同。城市自有重力，在鹅卵石、沥青、砖楼庭院和木屋区中，在窗户和灯光、汽车和公共汽车、街道汇集起来的面孔和身体中，面对这一切大海和群山就轻了，几乎轻若无物，只是人们目光休憩之处的一道背景板。

我想，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比如，在山间的一个小木屋里，附近一幢房子都没有，风景还是完全一样，那么我会感到山的分量和海的深沉，我会听到各种风声吹过群峰，海浪拍打下面的岸沿，如果我不曾胆怯，我甚至会愿意去守望这一切。这片风景就会是我带入睡眠，为之醒来的东西。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整个身体都觉察到，各种面孔才是这里最重要的。

我沿着这长长的，刷着红漆几乎像棚子的制绳工厂木房子走着，到了另外一边，经过超市走到更宽的主干道，走到底转右，经过那幽静的灰色圣玛丽教堂，三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看英韦和妈妈就留意到它了，因为它一点也不张扬，不知不觉就滑入周边环境中，因为它自十一世纪以来就一直在那儿，我走过它然后向下朝布吕根码头走去。

汽车们亮着车灯滑过。海水就像泳池里的水那样缓慢上上下下晃动，它是纯黑色的。一些帆船被拴在那儿，光滑的船体反射着沿路路灯发出的光。其中的一艘船上，有人坐在顶层喝着酒，他们的声音低沉，脸上只映着些微光。沃格斯布恩区那边滚滚而来的声音，汽车声、音乐声、叫喊声到这里都变得遥远了。

英韦和另一个人站在前台后面。我进来时他刚好把头朝我转过来。

“你已经闲得无聊了？”他说，看向他的同事。“那是我的兄弟卡尔·奥韦。他上周才搬到这里。”

“你好。”对方说。

“你好。”我说。

他走进后面的房间，英韦轻轻用笔敲着自己面前的柜台。

“就是得出来透透气，”我说，“就想或许能过来找你，出来走走就有个由头了。”

“好吧，这里什么事都没发生。”他说。

“看到了，”我说，“你待会回家吗？”

他点点头。

“但是阿斯比约恩来城里了。也许我们会到你那去一趟，我们就能看看你那边情况怎样。”

“就这么着，”我说，“到时候你带把伞过来，好吗？你有两把，对不对？我可以借一把，学生贷款到了就还。”

“我争取记着。”

“那就回头见。”

他点点头，我又出去了。我还是不想坐在我的小单间里，所以我在这城市潮湿的街道上溜达，上坡走过歌剧院咖啡，真是挤满了人，但是我不敢一个人进去，就向下朝另一边的大海走去，经过一些看起来像仓库、摇摇欲坠的建筑，上了个坡，在顶上停了下来，因为布吕根码头和桑德维肯就那样卧在我脚下，在沃根湾的另一侧，在这湿润的灰黑的空气里闪闪发光！

我顺着那一边走下去，走向开阔宽广的广场，经过了一家砖和玻璃造的酒店，名叫“海王星”，在这个雨水常年倾泻流淌的城市真是名副其实，我想，然后我想我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回家后我要把它写下来，抬眼远望，又发现人行道尽头有一个砖砌的大门楼，心里明白那是老城门之一，因为妈妈指给我看过另外一座，和这一模一样，在市中心另外一边。我横穿马路，经过了一座办公大楼，它从水面像悬崖一样升起，绕过拐角，我前面就是海滩码头终点站，去松恩峡湾的船就在那出发，在那后面，就是沃格斯布恩区。

一股幸福的激流贯穿了我。雨在下，这里有灯光，这里有这座大城。这里有我，我将要成为一名作家，一颗新星，一束照亮他人的光。

我用手撸了撸头发，抹平发胶，在裤子大腿侧擦干手，加快脚步，希望这种幸福感能一路持续到回家，足够绵长直至我回到小公寓，直至上床躺平。

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逐渐感到我所躺的床就放在外面街道上。这其实也不奇怪，在也许是被远处教堂钟声的叮当唤醒以后，我想，因为这张床紧靠窗户下方的墙，不但人行道上每被踏上一脚都清晰可闻，而且房子就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人们从城里消遣回来站在这里聊个天，马路对面还有个电话亭，很明显，晚上这个电话亭一直有人在用，用它订出租车，身边还围着一群朋友；用它对爱人或者朋友或者他们觉得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直诉心声；用来破口大骂或者乞求谅解。

我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收拢心神，然后穿好衣服，一手拿毛巾，一手拿着洗发水下到地下室。走廊里蒸汽弥漫，我摸到淋浴间的门，锁住了，一个女孩的声音在里面喊着，我马上就好！好吧，我说，靠在墙上等着。

我身边的门开了，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头发乱蓬蓬的家伙探出了脑袋。

“你好，”他说，“我刚听到这里有动静。我叫莫滕。你就是那个刚搬到一楼的人？”

“是的。”我说，和他握手。

他笑了一下。他全身上下只穿着内裤。

“你是干什么的？”他说，“在上学？”

“我刚来城里，”我说，“我马上要读的是那种写作学校。”

“有意思！”他说。

这时淋浴间的门开了。一个看起来二十五上下的女孩出来了。她在身上裹了条巨大的毛巾，一条小一点的缠在头上。身后跟着一团蒸汽云。

“你好，”她微笑着说，“我们以后再正式认识一下，但是现在这里空出来了！”

她走开了。

“嘿–嘿–嘿。”这声音来自莫滕。

“那你呢？”我说，“你在上学吗？”

“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你洗澡吧，不然又有人来了！”

淋浴间的地面是砖砌的，没有被水浇热的地方寒冷如冰。地漏里满是头发，堆着她洗发香波打出的泡沫，钩在那儿堵住了，闪着光。墙上的一块壁板底端已经微微卷起，而本应是白色的门已经黑乎乎了，从贴边木条及其上面那一截往下都色彩斑驳。但是水是热的，很快我就站在那儿，头上打好肥皂，低低哼着《捉鬼敢死队》（“Ghostbusters”），天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再上楼后我就不敢出门了，因为英韦没说准他们什么时候来，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的身体里有了一种和昨天完全不同的安宁，用了点时间把厨房用具放好，把衣服放进衣橱，贴上最新的照片，开一张清单列出学生贷款到手后我要买的东西。这些都做完后，我站在门口，试图用英韦和阿斯比约恩的眼睛来看这一切。打字机在桌上，看起来不错。那张谷仓的海报，还有那张在几乎是黑色的、充满戏剧性的美国天空下的谷仓和艳黄色玉米，这也不错，一个灵感之源。约翰·列侬的海报，披头士乐队四人里最有反叛精神的，也不错。墙边地板上的唱片收藏，看上去很引人注目的一大堆，对阿斯比约恩来说尤其如此，我知道他是懂行的。图书收藏是减分项，只有区区十七本，我也没有参照系来了解这些书名头响亮程度如何。但是索比·克里斯滕森，我有他的《披头士》和《蜗牛》（ Sneglene ），他就一锤定音了。英瓦尔·安比约恩森也是如此，我有他的三本书，《23大厅》（ 23-salen ），《最后的猎狐》（ Den siste revejakta ），《白色的黑鬼》（ Hvite niggere ）。

我把一本打开的《可卡因小说》（ Novel with Cocaine ）放在桌上，在旁边放上两期《窗》（ Vinduet ），一本打开，另一本不打开。三本打开的书似乎太多了，看上去似乎有些刻意。但两本打开的和一本没打开的则不会有人怀疑，完美。

一小时后，我坐下来试图写点东西，门铃响了。英韦和阿斯比约恩站在台阶上。他们似乎有点躁，我感到，他们其实已经想去下一个地方了。

“你来卑尔根真是太有意思了，卡尔·奥韦。”阿斯比约恩说，微笑着。

“是啊，”我说，“请进！”

我关上了我们身后的门，他们站在地板中间，环顾四周。

“你把这里收拾得不错啊。”英韦说。

“嗯，”阿斯比约恩说，“在这里有个单间真好极了，但是你？”

“怎么？”我说。

“那张列侬的海报，那张你一定要拿下来，在这不合适。”

“哦？”我说。

“这是高中生干的事，约翰·列侬，去他的地狱吧。”

他说这些的时候微笑着。

“你同意吗？”我说，看着英韦。

“当然啦。”他说。

“那我应该贴什么来代替呢？”

“什么都行，”阿斯比约恩说，“比约罗·霍兰更好。”

“我其实还真喜欢披头士。”我说。

“你不喜欢，”阿斯比约恩说，“不要是披头士，好吗。”

他转向英韦，又微笑了。

“我以为你说你弟弟音乐品位挺好？他还有自己的电台节目？”

“人无完人。”英韦说。

“你们请坐吧。”我说。虽然这一步被约翰·列侬海报耽误了，我的脑袋发烫，因为我在阿斯比约恩说出那句话的同时就完全明白他是错的，当然那属于高中时代，而我还是能骄傲地把它放在这里，在我自己的小公寓里，被我的家当包围着。

“我们打算进城，喝一杯牛奶咖啡什么的，”英韦说，“你要不要一起？”

“我们不能在这儿喝咖啡吗？”我说。

“坐在‘歌剧院’里更好，对吧。”英韦说。

“好吧，当然。”我说，“等一会，我得加件衣服。”

当我们站上台阶时，阿斯比约恩和英韦拿出了墨镜戴上。我的在房间里，但是回去取它就太刻意了，所以我就随它去了，和他们一起往下走，沿着湿润的街道漫步，街道由于反射着从头顶云层孔隙里穿下来的太阳光而熠熠生辉。

我只见过阿斯比约恩一两次，每次都没有和他多聊，但是我知道他对于英韦很重要，所以他对我也就重要起来。他经常大笑，我注意到每次笑完他就完全安静下来。他留着短头发和隐约的鬓角，有点圆乎乎的脸上温暖而有神的眼睛，屡屡会闪出光芒。今天他和英韦一样都穿全黑。黑色李维斯牛仔裤，黑色皮夹克，黑色马丁靴上钉着明黄的线。

“你能进创意写作学院真是太不简单了，”他说，“朗纳·霍夫兰的确太他妈好了。你读过他的东西吗？”

“没有，老实说。”我说。

“你一定得读。《漂浮在水上》（ Sveve over vatna ），是最地道的挪威大学生小说。”

“真的？”

“是的，还是最地道的卑尔根小说。它完全是over the top 。啊，他真好。他喜欢痉挛乐队（Cramps）。光看这个！”

Over the top是他们经常用到的说法，我注意到。

“好吧。”我说。

“痉挛乐队你应该听过。”

“是啊，必须的。”

“你是明天开学吧。”英韦说。

我点点头。

“我有点紧张，老实说。”

“你都考进去了，”英韦说，“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希望是这样吧。”我说。

白天的歌剧院咖啡与晚上的歌剧院咖啡完全两样。现在这里不再挤满喝啤酒的学生，而是形形色色的人，还有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们，面前各自摆着咖啡杯和蛋糕碟。我们在一楼的窗户旁找到一张桌子，外套挂在椅背上，然后去付钱。我身无分文，所以英韦给我买了杯牛奶咖啡，而阿斯比约恩则买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当我看到别人给了他那个小杯时，我才想起来了，那就是我和拉尔斯在过了意大利边境后的第一个拖车停靠站得到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咖啡，然后那儿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小杯，里面是如此浓又稠的咖啡，完全喝不下去。我又吐回到杯子里还看着招待，招待根本不看我，这里什么破事也没有发生。

但是阿斯比约恩似乎很喜欢这个。他吹着那棕黑色的表面，啜了一口，将杯子放回杯托上，望向窗外。

“你读过约恩·福瑟吗？”我说，看着他。

“没有，写得好吗？”

“我也不清楚，他是那里的老师之一。”

“我知道他写小说，”阿斯比约恩说，“他是现代主义者，一个西挪威现代主义作家。”

“你怎么不问我有没有读过约恩·福瑟，”英韦说，“我也读书，你知道的。”

“我从没听你提到过他，所以我想你没读过他，”我说，“但是你读过？”

“没有，”英韦说，“但我也许读过呢。”

阿斯比约恩笑了。

“毫无疑问你们是哥俩！”

英韦掏出烟嘴，点了支香烟。

“你还放不下你那些戴维·西尔维安 的做派呢，依我看来？”阿斯比约恩说。

英韦只是摇了摇头，慢悠悠地呼出一口烟，顺着桌面。

“我在找西尔维安那样的眼镜，但是我一听到价格眼前就黑了。”

“哦，天哪，英韦，”阿斯比约恩说，“这是你迄今为止最差劲的笑话了，而且它的含义也不浅呢。”

“是，我承认。”英韦笑着说，“但是十个双关语梗里只有一两个能成功。问题在于必须要经历过所有可耻的失败才能达到成功。”

阿斯比约恩向我转过头来。

“你真该看看英韦想到约尔斯特的机场当然该叫阿斯楚普 时候的样子，他乐得都不行了，不得不离开房间，被自己的笑话乐得！”

“可那真是好得要命啊！”英韦说，然后笑了起来。阿斯比约恩也笑了。然后就好像谁按下了开关似的，他忽然就停了下来，安静地坐那。我注意到他抽温斯顿牌香烟，他点了支烟，第二口就把那杯意式浓咖啡干掉了。

“奥拉在城里吗，你知道吗？”他说。

“在，他来了有一阵子了。”英韦说。

他们开始谈论专业话题。提到的大部分名字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而且当我不太熟悉他们讨论的上下文时，即使他们聊到我熟悉的电影和乐队时我都没法插话。聊天快成了吵架。英韦认为本身就真实或真挚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以某种方式刻意表现，他还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形象为例。他的家常气质就和戴维·西尔维安或大卫·鲍伊的怪异造作一样，都是刻意而为，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阿斯比约恩说，你说的当然没错，但这也不排除确实有率真的表达？英韦说，谁？举个例子？汉克·威廉斯，阿斯比约恩说。汉克·威廉斯！英韦说。他除了迷思什么都没有。什么样的迷思？乡村迷思，英韦说。哦我的天哪，阿斯比约恩说。

英韦朝我看过来。

“文学里也一样。一本娱乐小说和一本高雅小说之间没什么区别，这个和那个一样好，区别只在于它们所获得的灵晕，而这取决于阅读它们的人，而不取决于书本自身。根本就不存在‘书本自身’这样的东西。”

我以前从没思考过这些，也就啥也没说。

“漫画呢？”阿斯比约恩说，“唐老鸭和詹姆斯·乔伊斯一样好？”

“原则上如此。”

阿斯比约恩笑了，英韦笑了。

“但老实说，”他说，“是接受定义了作品或者艺术家，这就是艺术家们在游戏之物。当然，不论他们最后高雅还是低俗，一切都是造作。”

“你的工作就是在前台搞接收，所以你最清楚。”阿斯比约恩说。

“还有你那件夹克，不管怎么说，那是件单纯的皮夹克。”英韦说。

他们又笑了起来，然后又没声音了。英韦站起来去取了份报纸，我也有样学样，当我们坐着翻报纸时，我想到自己在场就觉得很振奋，这个周日下午我和两个老练的大学生坐在卑尔根的一家咖啡馆里，而且这不是一个例外事件，不是我来找他们玩，这就是我已经置身其中的生活，属于我的生活，以至于我几乎无心浏览报纸上印了什么。

半个小时后，我们离开了，他们要去找奥拉，他住在格里格音乐厅后的一条街上，英韦问我要不要一起，但我说不了，我要准备一下明天的事，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太高兴了，简直按捺不住，所以必须自己待着。

我们在托加曼尼根广场尽头的一家叫“狄更斯”的店外分手了，他们祝我好运，英韦说我回头一定要给他打电话，说说情况如何，我问他是否能最后一次借点钱给我，他点点头，从身上寻摸出一张五十块钱给我。然后我赶紧穿过这个宽广开阔的广场，雨水当头倾盆浇下，虽然阳光仍然照耀山边的房屋，我头顶的天空还是沉重的蓝黑色。

回到我的小公寓里，我不仅取下了约翰·列侬的照片，还把它撕成小片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我决定给英薇尔打电话问我们这个周末能不能见面，现在时机不错，我打心眼里感到轻松，就好像这轻松感就是为她打开的一个口子，因为她是我走着那长长上坡路一路都想着的人，就好像和英韦以及阿斯比约恩一起度过亢奋的一小时后，我的内在最渴望的就是更亢奋的事情，当然其类型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和英韦和阿斯比约恩在一起时那让人百爪挠心的感觉其实转瞬即逝，只限于那一时一地，而我和英薇尔的关系里那种悸动则是别样的，指向即将发生的事情，未来里的某一刻，那时这激动终将被释放，而我也终将能和她在一起。

她和我。

一想到这一切真的有可能发生而不仅是一个狂妄自大的梦，我心花怒放。

外面乌云密布，曾惊鸿一瞬的阳光完全消失了，雨水泼打着道路。我跑向电话亭，把写有凡托夫特那个电话号码的纸条放在电话盒顶，往投币槽里塞了个五克朗硬币，拨出号码，等待。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回答了，我说找英薇尔，他说在那住的人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我说她应该要搬过去的，但是可能还没搬来，他说，噢，没错，有一间房现在空出来了，我抱歉打扰了，他说没事儿，然后我收线了。

晚上七点钟，门铃响了，我走出去开门，那是约恩·奥拉夫。

“你好！”我说，“你怎么找到我这儿的？”

“我给英韦打电话了，能进来吗？”

“能，天啊。”

自复活节以来我就没见过他，那时候我们一起去弗勒和英薇尔见面。他在那个城市读法律，但是从他接下来在差不多半小时里说的，我明白了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自然与青年”（Natur og Ungdom）机构的工作上。他在志向上很理想主义，一直都这样：有年夏天，我们和外公外婆一起住在南伯沃格，我们应该有十二或十三岁，我站着倚在自行车把上，聊着附近各种各样的女孩，讲到其中一个时我说她挺恶心，他忽然就打断我，你觉得你很美味吗，哈？

我有点尴尬，于是把自行车前后推着，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记得这一刻，他对他人的关心，以及维护他人的意愿。

我们聊天喝了一杯茶，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他的小屋，就在附近，我当然愿意，很快我们就下坡走过去了。

“今年夏天你见到过英薇尔吗？”我说。

“是啊，可以这么说，有那么两次吧。你是想问她过得怎样？你给她写信了，不是吗？”

“是，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通信。她就要来这了，所以我想我会和她见面。”

“你对她有意思？”

“这么说太轻飘飘了，”我说，“我还从来没有对其他人有过这么强烈的感觉。”

“这就很来势汹汹了，”他笑着说，“还有，我们到了。”

他在绳索厂对面一座高而狭长的砖楼里一扇门前停了下来。玄关和楼梯都是木头的，予人一种赤裸甚至是穷苦的印象。他的小公寓由两个小间组成，厕所在外面的走廊上，没有淋浴间。他去上厕所时我浏览了一下他的唱片收藏，少而没有体系，好唱片和坏唱片一样多，一部分是出片时所有人都买的，两张确实很好的，比如水男孩（Waterboys），两张不怎么好的，比如闹钟乐队（The Alarm）。这就是一个对唱片不怎么感兴趣的人的唱片收藏，主要随大流。但是他曾组过乐队，他能吹萨克斯风，那时候我们还小，正是他教了我架子鼓的基本节奏，以及踩镲、小鼓和大鼓怎么配合。

“我们一定要那天晚上一起出去玩，”他又进门的时候对我说，“这样你就能见见我的朋友们。”

“是以前那些朋友？”

“是，永远都是这几位，我估计。伊达尔和泰耶，他们是我见得最多的。”

我站起身来。

“我们再约吧，我得走了。明天是开学第一天。”

“恭喜你考上了！”他说。

“是啊，这感觉真好。”我说，“但我也有点紧张。我也不知道那儿水平如何。”

“你总知道你自己的水平吧？无论如何，我读过的那些就很好。”

“希望如此啦，”我说，“总之我们再约！”

午夜时分它来了，我被惊醒，在黑暗中躺了几秒，琢磨着要不要起身换条新内裤，但还是就那样又睡着了。五点五十分，我再次睁开了眼。同时我也滑入清醒神智里，意识到了自己身所何处，胃因为紧张而拧着。我闭上眼睛，想再睡会儿，但是体内过于亢奋，于是我起来，在腰间围了条浴巾，走下冷冰冰的楼梯，穿过冷冰冰的走廊，进入同样冷冰冰的浴室。在那几乎能把人烫熟的水流下待了半小时，我上楼，换衣服。一丝不苟，有条有理。一件黑衬衫和那件黑背心，背后是灰色的。那条黑色李维斯牛仔裤，铆钉皮带，那对黑鞋。头发上抹足了发胶，让它能好好地高耸着。我还留着一个从英韦那拿来的塑料袋，是维珍 的，里面放了笔记本和一支笔，还有《饥饿》，给袋子加一点分量。

我铺好床，让它回复沙发的模样，喝了一杯茶，重糖，因为我全无吃早餐的胃口，我坐着看向窗外，看着那光溜溜的电话亭，闪耀着阳光，后面公园里完全背光的草坪，下面的树木，看着那座陡峭挺立的山，上面有一排砖房，还有在阴影里的那些，我站起来，放了张唱片，翻了翻几本《窗》杂志，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时间快些到九点，我就能出门了。十一点才开学，但我想我可以在城里先走走，也许来一杯咖啡，再读点什么。

一个清洁工沿着街道走下来，长长的扫帚在一个肩膀上绕成一个轮子。一只猫在草坪上踱步。砖房后山腰的公路上，我看到一辆救护车在它们之间的空档里开过，慢吞吞的，没有开着警报或闪着灯。

就在此时此地，就在这一瞬间，感觉就像我不管要什么都能得到，我内心广袤无边。这和写作没关系，这是另一种东西，一种敞开，就像这一瞬间我可以站起来就走，走啊走，直到世界尽头。

这感觉持续了大概有半分钟，也许。然后它消失了，虽然我试图让它回来，它还是逝去了，大概就像做完一个梦后你想去抓住它，而它已经远去，淡出了。

几小时后，在我沿着街道朝市中心走下去时，体内有种温和而无害的紧张，是的，我行走时感到轻盈而美好，也许因为阳光灿烂，身边街道充满生机。朝着修道院的上坡路上，我看到沥青路面的尽头生着纤长的草叶，在一些地方，房屋间有一些裸露的山岩，将这座城市与周边荒野的山脉相连，与下方的大海相连。这所有没有被人类染指的一切，城市只是风景的一部分，而不是自足个体，就是与周边环境隔绝的那种，我在到达后头几天已经感受到了，它让我全身流过一股美好的情绪。雨铺天盖地，太阳铺天盖地，一切和一切都关联着。

英韦很仔细地告诉过我路怎么走，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方向，走下一条狭窄的过道，穿过了一些怪模怪样的破旧小房子，在那儿，在一个坡底，就是水边的船厂。它是砖造的，很有十八世纪风格，甚至还有一条粗大的工厂管道。我走到门口，摸了摸门，它开着，走进去。空旷的走廊上有几扇门，没有门牌。我继续向里走。一个门里走出一个人，他看起来能有三十多岁，戴着黑色大眼镜，斑斑点点的T恤，是位艺术家。

“我要去创意写作学院，”我说，“你知道在哪儿吗？”

“不清楚，”他说，“反正肯定不在这儿。”

“你肯定吗？”我说。

“这点我当然肯定，”他说，“不肯定我就不会这么说了。”

“当然不会。”我说。

“不过试试上面吧，在那边，那里似乎有几间办公室。”

我照他说的做了。走上楼梯，走进门。一条走廊，墙上有一些船厂当年辉煌时的照片，最里面是螺旋楼梯。

我打开一扇门，走进一个过道，许多扇门里的一扇透出光线，我往里面看了一眼，是个画室，我转身往回走，在进门玄关处停下，那里有个大概三十出头的女人，穿着浅蓝色外套，圆润的面庞上大大的眼睛，牙齿有些歪斜，刚好走进来。

“你知道创意写作学院在哪吗？”我说。

“我想它在楼上，”她说，“你是那儿的学生吗？”

我点点头。

“我也是，”她笑着说，“我叫尼娜。”

“卡尔·奥韦。”

我跟着她走上楼梯。她的肩上挂着一个和钱包差不多的背包，她身上那种循规蹈矩的气息，不仅仅体现在外套、钱包和那小巧的淑女范靴子上，更表现在她把头发扎起来的方式，像十九世纪少女的发型。这让我失望。我期待着的是更硬核，更狂野，更黑暗的。至少不要是庸常的。他们如果录取这样平庸的人，那么我出现在这里可能就因为我很平庸。

她打开了楼梯顶部的门，然后我们走进一个大房间，一边是斜屋顶墙和三个大窗户，另一边是两扇门中间夹着一个书架。中间几张围成马蹄状的课桌。三个人坐在那里。他们面前的地板上站着两个男人。一个颀长清瘦，穿着件西装，袖子卷起来，朝我们直视过来，微笑着。他脖子上有条金项链，我注意到，他手指上戴着几枚戒指。另一个生得矮一些，也穿着西装外套，过紧的衬衫绷出了个小肚子，飞速瞥了我们一眼，然后眼光往下看。两人都留着胡须。第一个人大概三十五岁上下，另一个，交叉抱着胳膊肘，大概是三十岁。

他们看起来有点紧张，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浑身散发出一种此时此刻不愿待在这里的气息。但他们努力做着恰恰相反的事。

“欢迎，”清瘦的那位说，“朗纳·霍夫兰。”

我和他握手，说了我的名字。

“约恩·福瑟。”另一个说，他说得那么快，就像把名字吐了出来。

“先坐下来。”朗纳·霍夫兰说，“如果你们想喝点什么，咖啡壶里有咖啡，里面房间有水。”

他说话时交替地看着她和我，话音一落他就移开了视线。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好像他确实需要定定神才能把这些话说出来。同时，他也给人留下了精明的印象，就好像他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事，于是移开了视线好在内心最深处笑话我们。

“我还没看过你的书，”我看着他说，“但我之前当过老师，我们那儿用了你的一本教科书。”

“哦，这就奇怪了。”他说，“我从来没出过教科书。”

“但是那上面有你的名字，”我说，“我敢肯定，朗纳·霍夫兰，对不对？”

“没错，但是我还是没有写过什么教科书。”

“但是我确实看到了。”我说。

他微笑了。

“你不可能，除非我在哪儿有个分身鬼魂。”

“我敢肯定。”我说，但我意识到我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就把我的口袋放在一把椅子上，走到咖啡机边，从那小小一叠塑料杯里拉出一个，倒满咖啡。我看过他的名字，这点我完全确定。他为什么不肯承认呢？出小学课本应该不丢人吧？还是那正是原因所在？

我坐下，点了支烟，把一个烟灰缸拉过来。桌子那边坐着的黑发中年妇女看着我。我的视线和她的相遇时她微笑了。

“埃尔塞·卡琳。”她说。

“卡尔·奥韦。”我说。

她身边坐着一个女孩，正在读着什么。她可能有二十五岁，一头长长金发紧紧扎成马尾巴，就像她脸上的皮肤一样紧绷，加上小而端正的嘴，让她看起来很严厉，她朝我投来短短一瞥，我从中看出了成色十足的怀疑，这更强化了她的严厉风貌。

在另一方向坐着一个年龄差不多的男孩，他高高瘦瘦，小脑袋，大喉结，还有一个标志性微微外凸的嘴，他身上有种一眼可见的正经又普通的模样。

“克努特，”他说，“很高兴认识你。”

门那边又来了两个，一个留着络腮胡、戴眼镜，穿红色格子伐木工人衬衫，浅蓝有领短夹克，棕色细条绒长裤，我觉得他看起来像二手漫画或者之类商店的临时工。另一个是女孩，个头挺矮，她穿着宽松的黑色皮夹克，黑裤子和一双沉重的黑鞋。她的头发也是黑色，我看向他们那短短一瞬间里她甩头又把刘海向后捋了两次。但是她的嘴长得很感性，双眼黑得像两块煤。

“彼得拉。”她边说边把椅子向后拉。

“我叫谢蒂尔。”他说，边冲着桌子低头微笑。

她冲对方快速眨了两下眼，嘴唇在牙齿上滑开，看起来就像在冷笑。

我不想盯着人家看，所以我看向屋顶之间宽阔的空隙里露出的峡湾，另一边是一个码头，停着一艘锈迹斑斑的大船壳。

门又开了，一个在三十或三十五岁上下的女人进来了，纤瘦，散发着灰色的哑光，她的眼睛倒是喜悦而灵动的。

我啜了口咖啡，眼光再次投向黑头发那位。

她的特点如此齐整利落，但她的灵晕是坚硬的，甚至是残忍的。

她看着我，我微笑了，她没有报之以微笑，我脸红了起来，用力把烟头捻熄在烟灰缸里，拿出笔记本，在面前的桌上放好。

“看来所有人都到了。”朗纳·霍夫兰说，他和约恩·福瑟一起走到房间的另一端，那里的墙上挂着黑板。他们坐下了。

“我们要不要等萨根？”福瑟说。

“我们再等他几分钟吧。”霍夫兰说。

不管怎样，我是那里最小的一个，比其他人小一大截。在挪威，出版处女作的平均年龄大概在三十出头，这是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的。我马上就要满二十了。但是其他几个人也还在线内，彼得拉，克努特，谢蒂尔。他们都在二十五岁上下。黑头发有没有四十岁？总之她穿得就像四十岁的人，宽袖子，大耳环。但是还有紧紧裹着腿的裤子。细细描过的眉毛。窄窄嘴唇上抹着粗暴的口红。她到底能写些什么？

还有那个她，尼娜。她的脸庞柔和得似乎融在周边背景里，苍白的大片皮肤，眼睛下面有点黑晕，瀑布般的金发。她大概写得更好一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到底能有多好？

门口来了个小个子，那应该就是萨根了。他戴着顶蓝色的护耳冬帽，棕色皮夹克，蓝衬衫和深棕色灯芯绒裤子。黑色打卷儿的发，一小块秃顶，一个小肚子。

“抱歉我迟到了。”他说，打开右边的门，慌慌张张地走进去，出来时夹克和帽子已经不见了，坐了下来。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他看着另外两个人说。霍夫兰双手撑在椅子座位边缘，福瑟抱着胳膊坐着，目光投向斜下方。两人都点了点头，萨根对我们致以欢迎。他说了说学校的缘起，说这是他的主意，又是怎样付诸实现的，还有今年已是成立第二年，以及能到这上学是一种殊荣，我们是在七十多名申请者里被挑选出来的，老师们则来自全国最好的作家之列。他请福瑟和霍夫兰发言，两人谈了谈教学计划。这个星期我们要过一遍我们申请时交上来的文字，以全体会议的方式。跟着就是讲诗歌的部分，随后是散文、戏剧和议论文。中间穿插着写作和客座讲师。其中一位会出现在各种课程里，他叫厄于斯泰因·勒恩 ，也基本是霍夫兰和福瑟以外的主要任课老师。在春天，我们会有一段更长的创作时间，然后我们在结业前要提交一个更长的作品，也会得到作品评介。教学方式是两位老师先把理论过一遍，随后就是作业和文本细读。这说的不是文学史，约恩·福瑟突然说，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发言，他们希望讲解和讨论的文本主要来自比较近的时期，也就是现代的或者后现代的。

厄于斯泰因·勒恩，又是一个我不知道的作家。

我举起来手。

“怎么？”霍夫兰说。

“你们知道还有哪些客座讲师会来吗？”

“是的，现在整个名单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扬·谢尔斯塔和谢尔坦·弗勒格斯塔无论如何会来。”

“太好了！”我说。

“没有女作家吗？”埃尔塞·卡琳说。

“有的，当然。”霍夫兰说。

“也许我们应该来一轮自我介绍？”萨根说，“你们就说说你们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和你写了什么，这一类吧。”

埃尔塞·卡琳先开始，她不慌不忙，边说边逐个打量桌边围着的每个人。她今年三十八岁，出了两本小说，她说，但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她希望在这一年能更上一层楼。比约格，那个眼睛灵动的暗淡女人叫这个名字，出了一本小说。其他人都还没有出过书。

然后轮到我了，我说了自己的名字，说我十九岁，写的是散文，它们介于汉姆生和布考斯基之间，现在我在写一本小说。

“彼得拉，二十四岁，散文。”彼得拉说。

我们的课程计划也发下来了，萨根拿出来一堆书，这是给我们的，是某个出版社送的，我们可以在托尔·乌尔文的《掘墓者》（ Gravgaver ）和梅雷特·莫肯·安德森的《来自》（ Fra ）中二选一。这两人我都没听说过，但是选了乌尔文，主要因为这个名字。

所有人一起离开了课室，在船厂区上方的山坡我不经意就到了彼得拉身边。

“你觉得如何？”我说。

“关于什么？”

“好吧，学校。”

她耸了耸肩。

“老师们都是自我中心，自以为了不起。不过他们也许能教会我们一些东西。”

“他们也不是自我中心吧？”我说。

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一甩头，手伸进刘海里，看着我，淡淡微笑笼罩在她的嘴上。

“你看到霍夫兰那些首饰了吗？他戴项链和戒指，甚至还有一个手环，看起来活像个皮条客！”

我对此没说什么，尽管我觉得她有点苛刻。

“还有福瑟那么紧张，他甚至都不敢看我们一眼。”

“他们毕竟是作家。”我说。

“所以？要对他们网开一面吗？也许？毕竟他们只是坐在一个地方写作，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谢蒂尔从旁边轻盈滑步过来。

“我其实不是考上的，我，”他说，“我在候补名单上，然后有人在最后一分钟表示不来了。”

“对你来说真是好事。”彼得拉说。

“对，没问题，我就住在本市，所以只要来上学就行。”

他说的是卑尔根方言。彼得拉则是奥斯陆口音，其他人也一样，除了卑尔根人尼娜和来自西南部或者哪儿的埃尔塞·卡琳。来自南部的只有我一个，当我想到这个时，南部出过什么作家吗？威廉·克拉格 ，对，但那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加布里埃尔·斯科特？一回事儿，比约恩波 ，当然，但是他把这一点几乎完全从他个人性格里抹去了，至少从我看过的那次电视采访中表现得是这样。那次他讲的是纯正的国语，在他写的书里也没有很多羊背石和尖艇。

在我们身后是埃尔塞·卡琳在飘扬。她看起来属于那种身边总缠绕着一团动静或者什么东西的女人，包包，衣服，香烟和胳膊。

“嗨。”她说，目光落在我身上。“我发现我正好是你的两倍。你十九，我三十八。你真年轻！”

“对。”我说。

“你能进这个学校真好啊。”

“是。”我说。

彼得拉转身走了，谢蒂尔用他友善的双眼注视着我们。然后我们又碰到了其他人，他们在路口等着过街灯变绿。街道对面的房屋摇摇欲坠，墙壁被汽车尾气和沥青灰尘熏得灰暗，窗户们已完全不透明。阳光依然灿烂，但北边山上天空几乎已全黑。

我们横穿马路，走上一个斜坡，经过一间尽是破烂货的古董店，根据我从窗户里所见来判断是如此，那里面贴着各种漫画杂志，一块铺着毡子的平面上摆着一些廉价口袋文库本，都被太阳晒得发白，因为下午时它们就靠窗口放着。再过去一点，在街对面就是游泳馆。我决定了这一两天就找时间去那里。

到歌剧院咖啡那，我们这个小团伙就四散了，我和他们道别，赶紧往家走。我本该买一些书的，最好是几本诗集，我这辈子就几乎没读过一首诗，除了在学校学过的那些（主要是韦格兰和维尔登韦），还有高中时挪威语课上我们搞了一种类似小歌舞剧场的东西，我和拉尔斯读了吉姆·莫里森，鲍勃·迪伦和西尔维亚·普拉斯写的东西。那六首诗就算我这辈子读过的真正的诗了，首先我要说我什么也没记住，其次我估摸着我们在学院里要打交道的会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但是等学生贷款来了再说吧。

家里的邮箱里只有广告，但是在广告中有一册薄薄的英文读书俱乐部目录，总部竟然在格里姆斯塔德 。我仔细看了一遍，在那订书不用先付订金。我勾选了一本莎士比亚合集，一本奥斯卡·王尔德合集，一本是T.S.艾略特诗歌和戏剧合集，都是英语的，最后一页上我选了一本摄影集，照片上是穿得很少和什么都不穿的女孩，但这不是色情，而是艺术，或至少是严肃的摄影，但对我来说功效都是同样的，一想到我很快就可以坐在这看着它们，也许……打一发，一阵战栗和寒意从我身体穿过。我还没有做过这事，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做这个倒是不自然的，因为也许每个人都在这么做，然后面前就出现了这个机会，这本书，我在它旁边打个勾，在背面写下了期数和书名，在下面写下我的名字和地址，撕下回执。这是免费的，收件人付邮费。

借着寄这个的劲儿，我也许还能寄一些更改地址通知卡出去，我慢吞吞踱去邮局，手里拿着书的订单和我的红黑相间小地址本。

回来的时候下起雨来。这不是我熟悉的那种先下一两滴，然后慢慢增加力度的雨，不是，它在一秒钟内就完成从零到一百的加速：上一秒还没下雨，下一秒十亿雨点同时砸向地面，我周围的地面荡漾起了雨声，几乎像鼓掌那样。我小跑着下坡时，内心在大笑，真是个神奇的城市！和往常一样，每当我看到或感到美好时都会想到英薇尔。她是这个世界里活生生的人，她有她独特的体验、回忆和经验，她有自己的父母、姊妹和朋友，以及她生长于斯，徜徉于斯的风景，所有这些都汇入她的此在，所有这些复杂存在构成了另一个个体，而当我们看到他们时我们看到的少之又少，但已足以看到他们的善，看到他们心中的爱，毫无条件的，一双严肃的眼睛里突然满溢出快乐，一双顽皮又狡黠的眼睛突然转为惘然或自诘，就像在摸索，一个在摸索的人，还有比这更美的吗？已经有了这丰足的内在，却依然在摸索？你看见了这个，因此堕入情网，它微不足道，也许有人会说它微不足道，但它总是对的。心永远不会错。

心永远不会错。

永远永远心不会错。 HM1nGUxs21hED/IpN9SfI11PynqEB1ET8N2DFsRu2E/vZ4eWW3X8Z8bvKBhra4U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