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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究哪些社会特质导致智识不受欢迎，有必要先了解对智识的一般认识。我们欲解读某种普遍的执见，可先着眼于它的常用之处。只需浏览一下流行的美国著述，就不难捕捉到智识（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的显著差别。前者是频繁出现的专用词汇，后者从不现身。没有人会质疑智力的好处，它作为一个抽象的素质为万人景仰，智力禀赋殊异者广受称誉。聪慧之人总是得到赞美；智识丰富之人有时也会，尤其当人们相信智识包含了智力之时，但他也常会招来厌恶和质疑。正是他（而非那个聪慧之人）被冠以不可靠、多余、不道德和破坏者之名；有时他甚至因为富有智识而被指为毫无智慧。 [1]
虽然智力和智识的区别多为假设而非定义，但仍可依据其常见用法的语境将两者的差异抽丝剥茧，以下几乎是全球共识：聪明才智是一种思维优势，用于较为狭窄的、直接的、可预见的范围，它是一种可操控、可调整、始终实用的特质，是一切生物特质中最了不起、最值得赞美的。聪明才智在一个目标限定但明确的框架下工作，能迅速将无助于实现目标的值得思考的问题抛诸脑后。最后，它在全世界应用广泛，日常即可得见，不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头脑都为其倾心。
另一方面，智识是思想批判、创造和冥想的一面。智力试图掌握、操控、重组和调整，智识则是检验、沉思、怀疑、总结、批判和想象。智力对情势做出即刻反应和评估；智识判读评估结果，探寻全部情形背后的意涵。智力作为一种生物特性得到赞美；智识是万物之灵的尊严的特殊表现，是一种被称颂、也被抨击的特性。明确了两者的区别之后，就容易理解为何我们有时会说一个人智力超群而智识相对不足；同样，为何那些无疑是智识丰富的头脑，很大一部分亦归功于智力。
这样的区分似乎颇为抽象，其实在美国文化里常有体现。例如在教育上，才智的筛选和开发无疑是重中之重；然而，教育应在多大程度上培养智识，素来都是热议的焦点；反对把智识纳入公共教育的人占有权力优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或许是美国人对发明能力和纯科研能力的迥异态度。伟大的发明天才爱迪生几乎被美国人民奉为神祇，他的事迹成了传奇，他的重大发明因为直接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而有口皆碑。我们并不指望纯科学的成就能赢得同样的掌声，但也许会期待诸如为现代物理化学理论奠基的最伟大的科学天才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这样的人物，也能获得有识之众的追捧。然而，虽然吉布斯的成就被欧洲人称颂，他却一直生活在公众乃至行业视野之外，在耶鲁默默任教32年。而耶鲁，作为19世纪美国大学科研成就的佼佼者，32年间只派给他数名能理解其工作的研究生，也并从未授予他任何名誉学位。 [2]
论及智识在社会中的宿命，一个难点在于，虽然智识不仅仅关乎一份职业，但我们在谈起它时难免要用到职业术语。智识通常是某些领域和职业的属性；说到知识分子，我们指的是诸如作家或评论家、教授或科学家、编辑、新闻工作者、律师、牧师等。正如雅克·巴赞曾说的：知识分子是拿着公文包的人。这种大而化之难以杜绝；知识分子的身份角色和拿公文包的职业捆绑在了一起。然而，即使在学术领域，我们也不认为从业者必定是知识分子，不论这个词意是在贬低还是在苛求。智识对大多数职业有助益，但单靠智力已绰绰有余。例如，并非所有搞学术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常为此感到悲哀。智识与经过专职培训的才能不同，它与职业无关，但与个人休戚相关。我们担忧智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脑海中浮现的不仅是某些职业团体，更是某种思维能力附带的价值。
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多所谓的行家里手，如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甚至部分作家和大多数教授，他们的工作尽管非常依赖于思想，但并不富有智识。专业或类专业领域的从业者，势必掌握着大量鲜为人知的想法，要智慧地加以利用才能出色地完成工作；在职业意义上，这些想法主要是被当成工具。问题的核心——套用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的论断——在于专业人士靠思想谋生，而非为思想而生。专业角色和技能并不使其成为知识分子。他是脑力工作者、技术人员，可能碰巧也是知识分子，但那也是由于他为职业带来了工作要求之外的思想体验。专业人员售卖思维能力。这些能力高度发展，但假如他的工作缺乏某些特征，如不偏颇的才智、概括能力、自由思考、敏锐的观察、创造力、激进的批评，我们就不认为他是一名知识分子。即便平日里算得上知识分子，但在工作中，他不过是受雇的脑力技工，依仗他的头脑追求既定的外部结果。正是由思维过程之外的志趣和有利位置来设定结果这一要素，区分出了沉迷于单一思想而不可自拔的狂热分子，与贩卖思维而不能自由思考的脑力技工。此处，目标是外化的而非内生的，而智识生活具有自发的特性和内在的坚持。同时，还有一种超然的自若，我相信，这建立在知识分子对待思想的两种均衡的基本态度之上——姑且称之为玩心和虔诚。
界定何为知识分子，有必要将譬如一名教授或律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与他的非知识分子同行区别开来；确切地说，需要断定一名教授或律师的行为何时是单纯的常规职业需求，何时才是知识分子的体现。关键不在于用到了何种思想，而是所持的态度。我曾提及，在某种意义上他为思想而生——意味着对思想生活如同宗教信仰般投入。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知识分子的一大重要角色就是从神职人员那里继承而来的——它隐含着思考这一行为的终极价值。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这触及了根本。纵观历史，众多饱学之士以不同时代、地点和文化所特有的语言不断重复着这种感知。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中写道：“人类的能动性，总体上是依靠持续地施展全部智能，尤其是思维的延展，并以之为目标转化成行动的。”因而认知行为最崇高，最接近于神。约翰·洛克所著的《人类理解论》首句即为：“是理解力，让人类凌驾于其它有感知力的物种之上，赋予人类得以支配它们的全部优势。”这是对同一种信念的更为世俗和激进的表达。霍桑在《福谷传奇》结尾处提到，自然给予人类的终极目的是“自觉的智识生活和情感”。最后，我们的同代人安德烈·马尔罗在他的一部小说中诘问：“人如何活出精彩？”并自答：“就是要将尽可能宽泛的经历，转换成有意识的思维。”
智识论，常是怀疑论者唯一的虔诚所在，当然不仅限于持怀疑态度者。几年前，同事邀我阅读一篇他为即将在他所在的领域进一步深造的学生撰写的简短论文。表面上这是关于如何在该领域的架构下开发思维，但在实际效果上折射出他对智识贡献的强烈执念。一个不折不扣的怀疑论者写就的文字，让我仿佛是在阅读一篇献祭文学，堪比理查德·斯蒂尔的《商人的蒙召》，或是科顿·马瑟的《论行善》。如同昔日的新教作家一样，他把思想的任务想象为神的召唤。他的工作即是一种奉献，一项修炼，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它超越了技能和专业本身：思想的使命是为真理服务。于是，智识生活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知识分子的这种感受，我谓之虔诚。他是信徒——起了誓、许了诺、改了辙。所有人愿意领受的，即思想和抽象思维对人类生活至臻重要，他全心地感受到了。
诚然，此处所包涵的不仅是单纯的个人修炼或思考和理解过程本身。思维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群体提炼、重申和实践其它价值观的媒介。知识分子意欲集合成为人类的道德探测器，在公众尚不自觉之时，即能预见和解读基本伦理问题。思想家认为，自己应该是理性和正义等价值观的特殊看顾人，这关乎对真理的探求，当某些恶行威胁到这重身份，他就会热切地站出来成为公众人物。伏尔泰曾为卡拉斯
家族辩护；左拉曾为德雷福斯
发声；美国的知识分子亦因为萨科和万泽蒂
审判而怒不可遏。
若只有知识分子忧心这些价值观，那是不幸的，而且他们的热情有时会用错方式。但知识分子对这些价值观的响应确实强于一般人；近代西方社会，知识阶级荣耀加身，在一切所谓特权阶级中，只有他们对位居其下的社会阶层的福祉表达出最强烈、最一致的忧思。在知识分子的投入感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这个世界应该以某种方式回应他的理性以及对公平和秩序的热情：这种信念激发他为人类创造价值，同时也催生出他的恶作剧才能。
既然知识分子亦有独具一格的恶作剧才能，这就意味着仅有虔诚是不够的。他也许为思想而生，但要防止他只为 单一思想 而生，变得执迷不悟或荒诞不经。我们依然会把一些狂热分子视为知识分子，狂热是养育过程的谬误，而非本质问题。对思想的关注，不论多么真诚和投入，当它为某些偏颇之见或全然外化的结果服务时，智识即被盲信吞噬。相比独立思想的缺失，对智识生活威胁更大的是极端地投入某种思想的禁锢。其后果在政治和神学上均有体现：智识的功能受制于褊狭的思维框架下的极端虔诚。
有鉴于此，就需要一种制衡，防止虔诚成为僵化的执念；这种存在于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上的特质，我谓之玩心。我们所说的是思想的嬉戏，知识分子无疑很享受这样的娱乐，并从中汲取重要的人生观。思维活动带来全然的愉悦，在它的浸润下，智识是健康的思想精神，在基本生存和实用要求之余，尚有剩余脑力可以释放。席勒曾说：“只有在嬉戏时，人才是完美的。”他的格言要传达的是，知晓自己在生存需求之外尚存余力。凡勃伦常说，智识能力是“无聊时的好奇心”——这其实不太精确——是爱嬉戏的头脑让好奇心蠢蠢欲动，并触发对真理的探求、不囿于教条。
理想情况下，追求真理是知识分子心之所向，然而，以此论定他们的作为其实过犹不及。如同追求幸福一样，追求真理的过程本身令人振奋，但通常看不到终点。真理会失去魅力；广为人知的真理，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变成谬误；简单的真理无甚趣味，一旦过量即变得半真半假。当知识分子抱有健康的玩心时，一切确凿事物都会令他心生不满。智识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掌握真理，而是征服新的不确定性。哈罗德·罗森伯格
曾说，知识分子是将答案变成问题的人——这是对思想生活这一面的完美概括。
这份玩心，让思想的成果像皮埃尔·阿贝拉的《是与否》 （Sic et Non） 和达达主义诗歌一样丰富多彩。“嬉戏”和“玩心”这样的词，并不代表缺乏严肃性；恰恰相反，只要观察嬉戏中的孩童或成人就能意识到，玩耍和严肃性并无冲突，有些游戏形式对集中思想的要求比工作更高。玩心也并非意味着不切实际。美国公众围绕智识的论战，常将实用性作为一项衡量标准。然而，原则上智识既非实用的，也非不切实际的，它是超现实的。被虔诚绑架的狂热分子和以头脑为营生的思维熟手，其思想的起点和终点在于是否能为某种外在目的发挥效用，而知识分子丝毫不为之所动。他并非藐视实务，而是着迷于许多实际问题内含的思维取向。他更非不务实，只是在意的东西无需有无实用意义的拷问。说知识分子内心不切实际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即刻能引以为证的是亚当·斯密、托马斯·杰斐逊、罗伯特·欧文、瓦尔特·拉特瑙、约翰·M.凯恩斯这些在政治和商业上极为务实的知识分子）。但实用主义的确不是知识分子兴之所在。阿克顿阐明这一观点的说法颇为极端：“我认为，我们所作的研究应该毫无目的性。它们需要毫无瑕疵，就像数学一样。”
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对发明电话的回应，可谓知识分子对纯实用主义的态度的佳例。当受邀介绍这一新发明的工作原理时，他表示，初闻美国设计出了这件东西，他简直难以置信。接着他说，但当“终于看到它时，这个小物什的每个零件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业余人士就能组装起来。即使真的可以通话，也抵消不了我对它不起眼外表的失望”。那么，它是否用上了“一些高深的物理学原理，值得学术界的观众钻研上一小时”，或可弥补外形简陋的遗憾。然而并没有；麦克斯韦遇到的所有人都能理解其中的物理学过程，连日报科学版的记者们也都能明白！ [3] 这东西无趣得令人失望；不深奥，不难懂，不复杂，根本算不上新思维。
在我看来，麦克斯韦的反应不那么值得钦佩。当他以单纯的科学家视角，而非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一家之主的角度看待这一发明时，就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电话之于商业、历史和人类是振奋人心的；作为沟通乃至折磨人的工具，它为想象力带来了无限可能。在自我限定的关注范围即物理学范畴，麦克斯韦的观点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冥顽不灵。以物理学者的思维看来，这个新玩意并不好玩。
或许有人会问，玩心和虔诚这两种对待智识的心态，是否存在致命的冲突。它们当然有矛盾，但绝不是致命的——这只是人类特质的内在冲突之一，能激发出创造性的应对方式。理解并表达迥异甚至是对立的观点，想象并内化矛盾的感受和想法——正是这些能力在人文表达的全部领域和众多探究的范畴铸就了一流成果。人类是矛盾的，而知识分子的生活——套用霍姆斯的话说——事关经验而非逻辑。想象一下昔日的或我们周围的知识分子：有人玩心为重，有人虔诚更甚。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两者兼有，互相掣肘。思想家的韧性即在于如何平衡这种思维的两重性。天平的一端是过度的玩心，它可能会导致思维浅薄、技巧至上、一知半解和创新失败。另一端则是过度的虔诚，它可能会导致思维僵化、狂热主义、救世主心态、道德上的刻薄或超脱。两者都不是智识生活的方式。 [4]
纵观历史，玩心和虔诚可视为知识分子职能的贵族和宗教背景的残留。玩心似乎根植于在创新想象力和人文教育史上始终处于核心的有闲阶级的气性。虔诚是知识分子宗教传承的留存：探求和掌握真理是一项圣职。作为继承者的近代知识分子，承袭了贵族阶级面对清教主义和平等主义、神职人员面对反教权主义和等级制度遭到公开挞伐时的脆弱。那么，我们无需为此感到讶异——即使在这个民主至上、唯信仰论的国度，知识分子也鲜少能够安身立命。
知识分子的悲哀在于，对自身价值和成就的定位，与社会对他的价值定位并不一致。社会估量他的价值，因其能助力从大众娱乐到武器设计的一系列目标，但无法深入理解对于他的智识生活至关重要的气质特征。他那形式多样的玩心，也许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变态的奢侈；在美国，头脑的嬉戏可能是唯一一种不被温柔纵容的取乐方式。他的虔诚，即使不具危险性，看起来亦是恼人的。并且，二者均被认为对实际生活贡献甚少。
我认为，美国人向智识和知识分子提出的首要问题是实用性。反智主义在当代发生变异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智识的不切实际有所改观。19世纪的美国文化几乎毫无争议地由商业标准操控，多数商业和专职人士未曾受过太多正规教育便出人头地，于是出现了教育无用论。人们认为，学校的存在并非为了培养头脑的素质，而是为了协助个人发展。出于这一目标，即刻投身生活的实务更有教育意义，而智识和文化追求是不谙世故、无男子气概和不切实际的。表述这类观点的辞令，通常粗鄙而市侩，这和美国人的生活现实及需求不无干系。对正规的智识培育的质疑一直延续到20世纪。当今美国社会的复杂性大为增加，和世界的联结愈加紧密。在生活的很多层面，正规教育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同时，现代生活的复杂化逐步削弱了需要普通民众依靠智慧和思维来实现的功能。普通人无所不能，这曾是美国平民梦不可或缺的基础，他无需特殊准备就能从事专职和管理政府。而今，他知晓若没有专业化给他带来的神秘设备，他连早餐都做不了；他坐下来，边吃早餐边从早报上读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大事件，如果对自己足够坦诚，他就会承认，自己对大多数内容毫无判断力。
在世俗实务上，经过训练的才智已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此前对智识和正规教育的善意讥讽，现已转变成对知识分子的专家才能的怀恨在心。如今以神游太虚的教授为典型的、认为知识分子思路不清的旧观点依然健在；但当下更多是抵御深层而巨大的恐惧感的愿望。知识分子曾受到轻嘲是因为不被需要；现在他招来嫉恨是因为过于被需要。他变得太实际，太有实效。成为被憎恶的对象代表着好运的提升而非减弱。将他推向风口浪尖、引发口诛笔伐的，不是他的虚妄、徒劳或无助，而是他的成就、影响力、真正的舒适、想象中的奢侈以及群体对他的才能的依赖。智识因为实力和特权而遭到厌弃。
诚然，这里所指的只是专家型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并非在公众生活里扮演重要角色的专家，在公众意识里并不显山露水。 [5] 这一点毫无争议。我的观点是，对知识分子的普遍态度，主要归因于那些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影响公众的思想，依靠的是下列两种身份：专家或思想先驱。这两种角色都会招致深层次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合理的惧怕和厌恶。两者都强化了社会普遍的无助感——专家加速了公众对反复成为被操控对象的反感；思想先驱则引发了对颠覆的恐惧，加重了现代化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
近30年来，即使不甚通晓公众事务之人，亦会对专家在机械领域的影响力有所耳闻。起初，在罗斯福新政期间，为应对大萧条设立了广为人知的智囊团和进行实际操控的分支机构；战争期间则有战略情报局和科研发展局。今天，中央情报局、美国能源控制公司（AEC）、兰德公司、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外加一切设备研发和战争策略研究机构，它们处理的事务虽在普通民众的视域之外，却常能左右其命运。大部分民众因为无法自行判断身处的世界，在政治上甘于被动。然而，在管理公众事务和私人企业上，小政客和小企业主本可自行掌控大多数事务，但自罗斯福时代起，他们不得不面对学养深厚、更为世故的专家，挫败感遂与日俱增。和普罗大众一样，在重大决策中，这些人的参与度和认知度不断降低。他们对权力世界的内幕了解得越少，就越能体会并激起民众对权力运作的质疑。进入议会的小镇律师和商人，无法剥夺专家核心顾问的位置，但可以通过议会调查和骚扰来加以报复；可以想见，他们奉之为道德使命。毕竟，专家倡导的政策失败的不在少数，在无数人眼里，这些不单是人为失误，也是冷漠、愤世嫉俗的操纵、阴谋甚至叛国的恶果。阿尔杰·希斯等人的公众事业坐实了这种相关性，一些涉及科技知识的重大间谍活动似乎也为描画一个被秘密统治的遍布偷机窃密者的世界提供了素材。 [6]
很多物理学专家虽身负嫌疑，但他们的建议依然不可或缺。而社会学专家遭遇排挤，则可能因为他们不是招来厄运就是莫名其妙。一名国会议员反对将社会科学纳入国家科学基金会，他的说法如下：
我认为，除我之外，人人都自诩社会学家。我确定自己不是，而别人似乎都相信自己具备某些天赋特权，可以决定他人应该做什么……美国老百姓不需要专家在身边打探他们的生活和私人事务，代他们决定该如何过日子；如果议会普遍认为这项立法是要建立一个机构，里面全都是短发女人和长发男人，介入所有人的私生活，追问他们爱不爱老婆等，那这项立法绝对通不过。
这位政客的观点是，专家在罗斯福时代就够讨人厌的了，他们自由出入白宫，总统反倒和政客们保持距离。冷战期间情况更糟——与公众利益最相关的事务，只能听凭专家的判断。更令人抓狂的是，正如爱德华·希尔斯
所言，我们的平民文化素来鼓吹人民的政府由人民做主，政务公开的神圣性深入人心。这位政治家表达的是大部分民众的感受。民众摆脱不了对专家的需要和依赖，但可以实施一定的报复，比如取笑教授的天真、智囊团的不负责任或是科学家的疯狂，为政客猎捕教师团体里的颠覆分子、科学界的嫌犯和貌似不忠于国家的外交政策顾问而大声叫好。在我们的国家，总有些人头脑里的憎恨被升华成一种信条；对他们而言，群体的仇恨在政治中的地位，就如同其它一些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怀着说不清道不明但恶意满满的怨愤和挫败感，加之对机密和阴谋的细致幻想，这些不满者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了替罪羊，包括共济会、废奴主义者、天主教徒、摩门教徒、犹太人、黑人、移民、嗜酒之徒和国际银行家。作为被这种不可知论传统选中的下一波替罪羊，学界终于在我们的时代里占有了一席之地。
假如说当代反智主义的一个主因是民众得到频繁暗示，为知识分子作为专家参与公共事务感到震惊，那么，知识分子阶级对自身名誉的敏感度则源自他们神圣和世俗并存的尴尬角色。作为先知、学者或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角色是神圣的，他们因此享受到一些特权（虽然未得到充分贯彻和尊重，但依然发挥着作用），在当今城市文明的夹缝中，享有隐私，也许是隐姓埋名；他的自我否定的特质赢得了一定的尊重；作为学者，他得益于设计不完美但仍通行的学术自由原则；基金会、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和大学全都任其支配。某种程度上，他过着上流社会般体面的生活。一旦作为专家介入公共事务、转换成世俗的角色，他骤然惊恐万分地发现，成为公众人物之后，政治里遍布的道德低劣的争论以及笼罩着整个社会的无视隐私，令其无处藏身。他甚至忘了，那些波及他的恶意和诽谤，并非只针对他个人或他的同类，事实上，几乎所有杰出政客都有类似的经历；甚至一些政治伟人——包括杰斐逊、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未能幸免。爱默生曾发出诘问：“只要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美国人，他的首要属性和特征，难道不就是遭到辱骂和中伤吗？” [7]
即便造成了恐慌，专家型知识分子也必然会被接受；相较而言，作为思想先驱的知识分子则是无端的怀疑、憎恶和不信任的对象。专家的威胁似乎在于他们会主宰或毁灭普通人；而人们普遍相信，思想先驱已经摧毁了备受他们珍视的美国社会。要了解这一观念的背景，我们有必要回顾知识分子和右翼思想在政治上的长期对垒，美国政治上的这种态势，实际上毫无特殊性。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一股单独的社会势力的近代观点，以及 “ 知识分子 ” 这一称号本身，就和政治与道德层面的抗议息息相关。广义概念上的知识分子始终存在，然而一直到工业社会出现、思想交易的市场产生之前，把知识生活单独列为一种职业几乎毫无意义，知识分子不需要团结，更不需要调动。因而即使他们在19世纪中叶为1848年革命以及俄国农奴、美国黑奴的解放作了思想铺垫，在那个时期的流行英语里，仍没有将他们归为一类人的词汇。
“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后因德雷福斯事件迅速传到国外。其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团体被激怒，抗议反德雷福斯的阴谋，向法国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思想的圣战。
[8]
当时，双方都使用了这一称呼——右翼将其作为侮辱之辞，而对于拥护德雷福斯的知识分子，它是自豪的旗帜。“我们就用这个词吧，”1898年，他们中的一位写道，“它接受了无数的献祭。”次年，威廉·詹姆斯在一封信中谈及法国知识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角色时说：“我们美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共同保护生而有之的宝贵的个人主义，以及独立于这些［教会、军队、贵族、皇权］体制的自由。
所有
庞大的体制，其中必存腐败——不论它如何行善。理想只有在自由的个体关系中才能实现。”
[9]
据我所知，这是美国最早使用这一词语的记录，以这般“激进的”、乌托邦式的、反体制的使命宣言为衬托，对于我们的历史意义重大。至少进步时代
以来，合众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领袖的政治承诺，已然指向了各种可谓之自由（以美国人的理解）、进步或激进的使命。
[10]
（诚然，美国的政治广度先天有限，其中心点相比法国要偏右得多，但知识分子距离中心点的位置是相似的。）我并不否认，我们有过一些守旧的甚至是保守派的知识分子，但如果美国有所谓的知识分子建制，这种建制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激进（否则会在体制内格格不入），也是左倾的，因而激发出右翼分子持续的、不可调和的恨意，后者最乐于将温和的改良派和革命者混为一谈。
知识分子群体的进步思想，只要或多或少和普罗大众的反抗精神达成一致，就像在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那样，那么，极右翼能带给他们的伤害是很小的。然而，1930年代，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团体效忠共产主义或成为其同路人，被右翼对手们抓住了把柄。我们必须公正看待反智主义态势里这一标志性的现实因素。若说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一弱点，右翼的舆论宣传过度失当，或者1930年代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同情被夸大，抑或一些声名赫赫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并未成为共产党人或拥趸，都是有失公允的。这些陈述均属事实。然而，知识分子最难以辩驳之处在于，1930年代，相比其它社会阶层，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吸引力最为强大；在一些极端情形下，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导致了间谍行为。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分子成为其同路人，不只是为反智主义者提供了强大的武器；知识分子羞于昔日的轻信，愧于过往的政治纠葛，内心变得麻木，这令他们在1950年代的大调查中无所适从，乃至沉溺于刻薄地相互指责。我们不无痛苦地回想起，1939年8月，苏德秘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前夜，大约400名自由知识分子在一份声明上签名，称“认为苏联和极权主义国家本质上相同，这是极端错误的”，他们将苏联形容为和平的“堡垒”。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协议的那一周，《国家》杂志刊载了这份文件。 [11] 如此一来，知识分子在面对麦卡锡主义者的质问之时，失去了历史、道德和心理上的制高点。
要理解美国反智主义背后的出发点，我认为重要的是，对思想先驱型知识分子的不满，要比对共产主义和附庸行为的指责深刻得多。务实的新政知识分子——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
是个绝佳的例子——和共产党人毫无干系，却和后者的拥趸一样遭到非议。在当今美国人的生活中，共产主义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但在这片土地上，不时还会出现这一替罪羊将要复辟的声音，调查者遍寻不着当下的共产主义联盟，只能退而求其次地翻旧账，竭尽所能将自由人士和共产党人混为一谈。事实是，右翼分子需要共产党人，可怜兮兮地紧抓着他们不放。
[12]
1950年代的大调查，真正的目的并非揪出间谍、阻止破坏活动（这方面有警方足矣）或是揭发共产党人那么简单，而是为了发泄憎恨和愤懑，为了惩戒，为了倾泻共产党问题之外的敌意。正因如此，它孜孜不倦地寻觅迫害对象，对受人尊敬、有权有势的目标的兴趣远高于鲜见的、隐匿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些麦卡锡主义的附庸表示，虽然他们对这位参议员的行事方式不甚赞同，但拥护他的志业，这些人错过了重点：真正的麦卡锡信徒认为，最有吸引力的正是他的手段，而他的目的永远是混沌不清的。对他们而言，他的全方位指控是件好事，扩大了嫌疑范围，并抓获了许多不再是或从未是共产党的人。他的横行霸道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满足了打击报复的欲望，为在新政中声名鹊起的领导层抹了黑。
如果大肆调查只是针对共产党人，在搜查过程中就会更注重精准和排他——而事实上，它的主力军似乎连共产党和独角兽有何区别都毫不在意。真正的共产党人通常是小人物，不值得长期追捕；麦卡锡不会为某个军队提拔的寂寂无名的激进派牙医而劳师动众，除非可借此打击军队本身及背后的艾森豪威尔政权。调查者的满足感源于攻击自由主义者、拥护新政者、改革家、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甚至是未能推翻自由政策的共和党政权。毕竟，牵涉其中的是政治上的一系列对垒——新政关乎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关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关乎共产主义。在此次圣战中，共产主义不是目标而是武器，因此才会有那么多人疯狂猎捕陷于疲态的国内共产党人，却对世界政治舞台上真正重要的、国际性的共产主义势力漠不关心。
大调查更深层的历史根源，因为拥护者的其它热情而显山露水——仇视富兰克林·罗斯福、反对新政改革、渴望推翻或废除联合国、反犹太主义、惧怕黑人、孤立主义、取消所得税的愿望、怕被水系统氟化毒害的恐慌、抗议教会现代化。麦卡锡的原话——“二十年的叛国”——说明这些十字军长久以来始终心怀不满。右派发言人弗兰克·乔多洛夫的角度更佳，他指出，对合众国的背叛真正始于1913年通过的所得税修正案
。
显然，在这些人眼中存在着更大的危机——不仅是1930年代的异见和冷战时期的安全问题，甚至不仅是令人无比沮丧的朝鲜战争。麦卡锡时代是一些长期反感现代化的势力成熟的契机。在1890年代前，某些方面直至1914年，旧美国得益于与世隔绝的大陆、乡村社会、新教分支和勃兴的工业资本主义而安全无虞。然而时移世易，几十年里，它不得不被卷入20世纪，面临诸多苦涩的现实——首先是都市化和怀疑论来袭；接着是美国丧失了独立性和军事安全，集中福利制导致了传统资本主义和支持体系的崩塌；最后是二战、朝鲜战争和冷战的巨额支出和紧缩。其结果是，美国的中心地带遍布宗教上的基要派、偏执的本土主义者、外交政策上的分裂主义者和经济上的保守派，他们私下里常常对现代社会一切痛苦的窘境怨气横生。
虽然方法并不讨喜，但这群人遭逢的困境值得同情：他们原本专注于向内的实质性发展，很多方面本来如此简单，却硬是被从“正常”的思虑中拖拽出来，推向一个陌生而又耗费心力的世界，被迫在短期之内学习很多东西。美国人对现代社会最普遍的反应，真正让人引以为傲的也许就是耐心和慷慨。仅仅两代人的时间，一战前广泛存在的乡村新教个人主义文化接连受到震荡，不得不面对宗教、文学、艺术的现代化，道德的相关性，种族平等成为道德和律法准绳，还有大众传媒上无穷无尽的性刺激。紧接着，又被迫对垒达尔文主义（参见斯科普斯审判
）、弗洛伊德学说、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并在政治事务、品味和良心上服从于一个教育完善的都市化的新美国的领导。
思想先驱型知识分子是国家创新的排头兵，急欲让国家改弦易辙，自然被认为是打破美国社会模型的重要推手，因而也承担了超出其所应受的指责。毕竟，我国早年的命运，并非接纳别人的意识形态，而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18和19世纪，当欧洲敌对势力走向衰落并丧失其在美国土地上的意义之后，新美国并非在敌对势力的思想体系之上建立，而是以新体系取而代之，展现出了比宽泛、分裂的抽象理念更优秀、更务实的妥协和坦诚交易的天分，以及对勤奋工作和常识的偏好。在这方面，美国最大的一次失败即信仰的分裂，结果导致了内战；战争的余波让人们更加坚信，不过分追求政治的抽象概念和意识形态，生活会更美好。美国人素来庆幸自己有能力不依靠所谓“外来的主义”，就如同他们始终庆幸自己能躲过欧洲的“腐坏和堕落”一样。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民众不无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再也不能独善其身，这也导致了思想独立性的崩塌。思想体系的强大势力遍布全球，其影响令人无法逃遁，成千上万的人受到某种信念的驱动，诸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并不擅长欣赏。美国原本对世界的期望——如果说昔日的美国曾思考过这个世界——是它可以仿效美国的体系进行自救，即扬弃正统的思想体系，接受我们的民主形式，将其应用在工作和积极追求幸福之上，并听从常识的判断。讽刺的是，美国人的雄心壮志无论成败与否都是自我折磨。早已植根于世界的不正是美国人的行动主义精神，相信生活会更美好，殖民地人民会像美国人一样自我解放，不应该忍受贫穷和压迫，落后的国家能走向工业化、提高生活水平，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吗？那些拒绝被我们统治的好战的殖民地国家，正是在仿效我们的先例；俄国人一面挑战美国的势力，一面对美国的工业化艳羡不已。这种竞赛的背后是不为我们所知的意识形态，后果难以估量。被竞相模仿的是美国人的行动主义，而非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在最与世隔绝的那类美国人的脑海中，似乎只有被抽象概念蒙蔽了双眼又缺乏常识的人才会罔顾美国体系的优点；正是某些致命的道德缺陷阻遏了境外社会体系的运作，罪恶的意识形态是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苏联的持续强大不可小觑，直至他们在太空取得的胜利，例如“斯普特尼克号”的升天狠狠打击了这种自信，原来美利坚正面临着一大强权，足以形成旷日持久、坚不可摧的挑战。再者，这一强权无疑是在致命的、外来的“主义”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因为这种怪异的、有威胁的、近乎匪夷所思的思想形态，美国人坐立不安，对精于此道的知识分子心生怀疑，甚至想象是否后者招来了这一切——某种意义上确然如此。这些人坚信，20世纪的变革完全是罪恶的操控手段，至少是一系列愚蠢的致命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于是免不了迁怒于知识分子。很可能就是他掐断了曾经的优势。显然，在一切恼人的变化发端之时，他恰好成了公知人物。哪怕罪不在他，他也得忍受旁人的指指点点。
对于那些怀疑智识是社会颠覆力量的人，告诉他们智识其实既安全、温和又能安抚人心是行不通的。在某种意义上，素来多疑的托利党和喜好纷争的庸民都是正确的：智识的确很危险。处于自由状态时，它会重新衡量、分析并质疑一切。
“我们承认保守党的论调，”约翰·杜威曾写道，“一旦我们进入思考，结果就会变得无法预料，很多事物、结论和制度肯定就完蛋了。每位思考者都会把看似稳定的世界的某一部分置于险境，没人能完全预料取代它的将是什么。”
[13]
此外，也难以保证知识分子阶层是否会如履薄冰，限制自身的影响力。唯一能确信的是，任何群体若是抗拒而非拥抱自由运用智识的力量，必然会每况愈下。当然，和文化守护者的臆想相反，知识分子几乎从不会颠覆整个社会。然而，智识始终在寻找批判对象——某种压迫、欺诈、假象、教条或趣向——它们经常被知识分子拿来逐一审视，成为曝光、愤怒和嘲笑的对象。
时代更迭，曾因智识而受苦、惶恐和怨怼的人，发展出了一套反神话来诠释智识和它的社会角色。当代反对智识的人不认为有必要摆出新论据，原因是智识神话早就深植于我们的历史。后续章节将详尽阐述这些神话在美利坚是如何发展壮大、自我展现和贯穿始终的。此处我先简述一下反智主义者惯用的假设，以及该如何予以解读。
反对智识的论调，是以一系列虚构和抽象的对立思想为基础的。智识被置于感受的对立面，其依据是它与温和的情感违和；它被置于品行的对立面，是由于人们普遍相信，智识仅代表了聪明，很容易转化为狡黠和残忍； [14] 它被置于实用的对立面，因为理论总是和实践相悖，“纯粹的”理论头脑十分令人鄙夷；它被置于民主的对立面，因为人们觉得它和平等主义背道而驰。一旦这些对立思想成立，那么智识和知识分子满盘皆输。谁会冒着牺牲温情、品行、实用性或民主情怀的风险，去崇拜最多是聪明一点但可能很危险的人物呢？
这些想象中的对立思想的症结在于，它们并不探索智识在人类生活中实际的局限，而是简单粗暴地将它与人的其它特质拆分开来。在个人品格的发展过程或是历史上，如此把问题简单化和抽象化是绝无仅有的。基于相同的理由，接受这种挑战，将智识对立于情感、品行或实用性而为其辩护，是毫无意义的。智识不该被解读为人类其它闪光点的掣肘，要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它实为一项补充，否则这些闪光点得不到极致发挥。理智之人不会否认，智识能力的运用是人类尊严的根本体现，至少也是生活中合理存在的一部分。如果思想不是风险而是情感的指引；如果智识既不被视为品行的保障，也不是它必然的威胁；如果理论能服务于实践，而不是等而下之的附属；如果民主志业的确立，与对卓越的判断一样现实和经得起推敲，那么这些所谓的对立思想就会失去力量。作为一般的道理，这似乎浅显易懂，然而通晓之人历史上寥寥无几。本书的目的，即是追溯我们历史上的一些社会运动，智识在其中被剥离了人类美德的原坐标，放到了一个有着特殊缺陷的位置上。
在宗教历史架构下探究反智主义是第一要务。这不仅因为在历史上，理性主义和信仰要求之间经常剑拔弩张——这本身是人类恒久的问题——也因为近代的宗教和世俗思维模式早在宗教历史中就有预兆。影响各个文化的宗教大多属于心灵，是头脑中直觉的部分，与理性思维并无干系，人们甚至相信，理智思考力代表了心灵的贫瘠，甚而可能是危险的。当社会对博学或专业的牧师心存疑虑，同样也会否定和削弱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知识分子阶层。当下文化中的福音运动，是这种宗教反智主义及其背后的唯信仰主义最强有力的载体。诚然，美国并非唯一一个文化上受到福音主义影响的社会，但美国的宗教文化主要由福音精神催生，在这里，福音派和正统宗教两者间的角力，素来都极大地倾向于前者。对此，我们只需比较英美的宗教发展史即可，英国的宗教建制随时准备吸纳和内化大部分的福音运动，而美国的福音派则如同秋风扫落叶般颠覆了旧的礼拜式教会。
和福音精神同源的是一种在美国备受推崇的原始主义，尤其值得关注。在本书中，我未将其列为一股单独的势力。原始主义一方面和基督教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异教有关；它广泛的吸引力，也许正是由于原始主义的基督徒可以同时享受异教徒的些许奢侈感；反之，异教徒亦能在原始主义之中感受信仰的抚慰。在某些方面，原始主义表现为对原始基督教精神的探索，也表现为对找回人的“自然”力量的渴求，如此便能更接近自然或上帝——有时两者的区别并不明确。然而，它始终更偏好直觉的“智慧”，认为这是天生的、上帝赐予的，而理性则是后天的、人工雕琢的。
原始主义以多种面目在西方历史和我国的历程中反复出现。每每知识分子阶层对合理有序的生活感到失望或产生怀疑，或试图打破文明进步带来的庸常、漠然和精准时，便是它显山露水的时刻。原始主义在美国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这些人太有教养，以至于不愿和前沿的复兴派一齐冲锋陷阵，但对他们不信任进步文明心有戚戚。这在超验主义中有所体现——它是学究们的福音主义。
[15]
在帕克曼、班克罗夫特、特纳的历史著作中，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16]
在美国作家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态度上，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论是丹尼尔·布恩和大卫·克罗克特这些边疆开拓者广为人知的传奇里，还是在当代西方故事和侦探小说里的人物身上均有体现——这些孤独的冒险者共谱的神话，通过D.H.劳伦斯锐利而清晰的夸张手法，将美国之魂诠释为“坚韧、孤傲、苦行，似杀手一般”。如同神秘的性爱，它在美国文学中成为一种强大的势能，近年来深受威尔海姆·赖希
理论影响的作家们，以最夸张的形式将它呈现出来。它在美国政界也成为一股势力，安德鲁·杰克逊、约翰·弗莱蒙特、西奥多·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这些风格各异的公众人物都曾受其影响。
这一切并不出人意料。建立美国的男男女女，拒绝欧洲文明的原因之一即是它的压迫和腐朽；他们发现，在美国的土地上，最令人激动的不是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雏形，而是自然和原始的环境。他们舍弃文明来到世外桃源，从欧洲回归自然，然后又自东部逃往西部，从最初的落脚之地遁入边疆，如此往复。美国人一次次心怀忐忑地抵御规则社会的进犯，惧怕重拾曾被他们摒弃的东西。虽无法从整体上挣脱文明，但人们依然相信，它自带毁灭属性。
如果说，福音主义和原始主义将反智主义深植美国人的意识之中，那么，商业社会则确保它始终处于美国思想的前沿阵地。从托克维尔时代起，美国学生的口头禅即为商业激进主义是对这个国度的自省行为的强有力的抗衡。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生活中的民主和商业化特质要求积极行动和决策，鼓励粗浅冲动的思维习惯、迅速决断和快速抓住机会——这些对于审慎思考、充分阐述和精确思维都是不利的。 [17]
赢得一块土地并建立产业，这样的大任让追逐利润和荣誉的人们趋之若鹜。然而，不仅如此，美国商业的至高点激发的不仅是贪婪之心和权力欲望，更是想象力；人们的建构、赌徒和统御之心受到诱惑，它提供了比狩猎更大的乐趣、比政治更大的权力。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所有民主之中，没有比商业更伟大、更闪耀的东西了”，追随者们投身其中，“不仅是为了它所带来的利润，更是为享受追逐的快感”
。除了少见的几个旧团体，这里几乎不存在对立的阶级或价值观——没有需要联姻的权贵，除商业目的之外并无国家的宏图伟业。商业不仅吸引着积极进取的人，也为社会其它层面设立了基本准绳，那些专职领域——法律、医药、学校教育乃至教会——的人才都仿效企业家，调整自己的工作守则以适应商业需要。事实上，美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积怨就是无法和这样的专业人士步调一致，原因是这些人早已被纳入商业轨道。商业最终让文化变得孤立和孱弱，宣扬男人不该为知识分子和文化事务操心这样的雄性守则。这些事务应该留给女性——通常如伊迪丝·华顿所说的，不敢和文化单打独斗、只敢群起而攻的女性。
在美国的宗教和商业生活中，平等主义的触角无处不在，然而平等主义精神只是在政治和教育上更为有效。
我们泛称的杰克逊式民主，彻底瓦解了已然失势的精英领导。更早之时，文学和教育被斥为无用的贵族特权——即使美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阶层实际上支持民主事业，但这样的观点仍被力挺。普通美国人的目标，似乎就是建立一个没有文学和教育照样能正常运作的社会——或者说，这个社会里的文学和教育，仅限于普通人可以掌握和使用的最基本内容。因而19世纪早期的美国为人称道的，是很大一部分人具备读写能力，普通人拥有大量的信息、独立性、自尊心并且关心公共事务——而不是鼓励一流的科研、文学，或建立一流的大学。
我们一再注意到，尤其在近几年，智识遭到美国人的唾弃，被视作一种长才，是优势的体现，是对平等主义的挑衅，让一些人变得不思凡尘。这一现象在教育界尤为可观。美国的教育在很多方面值得褒扬，这并非为其辩护；我相信，我们的教育系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命脉掌握在一些斗志昂扬、乐此不疲地向智识宣战的人手里的，他们热切期望从那些最无可能一展智慧长才的儿童身上找到共鸣。本书的最后几章将通过历史的片段，揭示这股教育势力是如何在那些被普遍接受的前提思想——那些对实用性和“科学”的褊狭，一系列平等主义的谬误以及对待儿童的原始主义观点——之上生根发芽的。
[1] 我并不认为这种区别对待仅限于美国，但凡一个群体，既厌弃知识分子，又不愿抛弃对智慧的褒扬，便会出现同样的情形。当法国知识分子成为一股社会力量时，1902年，莫里斯·巴雷斯写道：“我宁愿做智者，而非知识分子。”Victor Brombert： The Intellectual Hero：Studies in the French Novel, 1880-1955 （Philadelphia，1961），p.25。
[2] 一般认为，吉布斯的遭际是美国人的态度使然。要了解普遍状况，可参阅Richard H.Shryock：“American Indifference to Basic Scienc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No.5（1948）, pp.50-65。
[3] W.D. Niven, ed.： The Scientific Papers of James Clerk Maxwell （Cambridge, 1890），Vol.II, p.742.
[4] Julien Benda在 La Trahison des Clercs （1927）一文中控诉，很多近代知识分子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政治的一部分，牺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今天，当我们提到蒙森（Mommsen）、特赖奇克（Treitschke）、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布吕纳介（Brunetière）、巴雷斯（Barrès）、勒梅特（Lemaitre）、贝玑（Péguy）、莫拉斯（Maurras）、邓南遮（d'Annunzio）、吉卜林（Kipling），必须承认这些‘公务员’展现了政治热情的全部内涵——行动导向、渴望立竿见影、只专注于既定目标、贬斥辩论、走极端、可憎和顽固不化。”参阅 The Betrayal of the Intellectuals , Boston, 1955，Richard Aldington译，p.32。
[5] 在学界有很多关于专业能力进步是否威胁到知识分子自身的讨论。被质问的是知识分子的专家地位是否实际上摧毁了知识分子的职能，令其退化成单纯的脑力技工。参阅H.Stuart Hughes：“Is the Intellectual Obsolete?”in An approach to Peac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1962）, chapter 10.我在最后一章中还会回到这一问题上来。
[6] Edward Shil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Glencoe, Illinois, 1956），其中探讨了知名政客与专家对峙的情形，极富洞见。
[7] Journals （Boston, 1909-1914）, Vol.IX（July 1862）, p.436.
[8] “知识分子”一词的词源和早期在法国的应用，参阅Victor Brombert： The Intellectual Hero , chapter 2。俄语里相应的用法是 intelligentsia ，19世纪中叶之后开始出现，本义是自由职业的成员，不久即带有了政权反对者的意涵。参阅Hugh Seton-Watson：“The Russian Intellectuals,” Encounter （September, 1955）, pp.43-50。
[9] The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Boston, 1920）, Vol.II, pp.100-1.
[10] 有关这一承诺及其影响，可参阅Seymour M. Lipset：“American Intellectuals：Their Politics and Status,” Daedalus （Summer, 1959）, pp.460-486。他对于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不少中肯的评价，但他认为知识分子地位高的观点无法令我信服。
[11] Nation , Vol.149（August 19,1939）, p.228.
[12] 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59年7月的发言中将这种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我国不再有共产党这种说法，恕我不能接受。如果我们翻遍足够多的石头，一定会发现一些的。”引自James Wechsler： Reflections of an Angry Middle-Aged Editor （New York, 1960）, p.44。
[13] Characters and Events （New York, 1929）, p. xi.
[14] “我们总是喜欢一个无知的坏人多过一个有才华的坏人，”早期印第安纳社团的贝纳德·霍尔曾写道，“所以，对于聪明的候选人，我们总是试图诋毁他的道德品格，因为讨人厌的聪明就该与邪恶成双成对，无能和善良也是。”参阅Baynard R. Hall： The New Purchase, or Seven and a Half Years in the Far West （1843; ed. Princeton, 1916），p.170。甚至连高度理性和明智的清教徒们也是这样想的。比较一下约翰·科顿所言：“当你越来越智慧和博学，你就越可能为魔鬼行事……不要再沉迷其中了……这是基督徒的训诫、主教的灵光、教士们的果敢之举。不要被这种浮夸和空洞蒙骗，哪怕它们活生生地在你眼前展现出仁慈的模样。不要赞美这样的人。” The Powring Out of the Seven Vials （London, 1642）, The Sixth Vial, pp.39-40。
[15]
比较1839年，乔治·利浦来抨击集权论和哈佛神学人员时曾说：“福音书的教义由最热诚的人质朴地表达出来，对心灵和良知的进益无可估量，这些人深信，灵魂对神性具有直觉感知力……我认可逻辑有其用武之地，但我确信它不是上帝赐给的、铲除罪恶堡垒的万能工具。也许它能发现错处，却无法窥得耶稣基督的荣耀于一。也许它能驳斥谬论，但无法使心灵和神圣的爱融合……你们坚称，要在宗教议题上影响他人就有必要‘广博地求知’。然而，耶稣从无数的信徒中挑选十二门徒之时并没有这一考量。他承诺要在‘蒙昧和无知’的人群中传扬信仰。最崇高的真理托付给了最庸俗的头脑，通过这种方式，‘上帝将世俗的明智变为愚钝’……耶稣看见，‘将每个人的思想照亮的光’让书籍所带来的智慧一无是处。他的国的全部历程，都体现了‘贫穷的劳动者才是上帝指派给人类的最伟大的使者’……耶稣没有成立神学院，也并未重建先知的传道所，他并没有对求知之心格外尊重。事实是，他还曾暗示它是认识真理的障碍。感谢上帝，他向智者和慎者保守了天国的秘密，却将其揭示给了那些像婴孩般一无所知的人。”“The Latest Form of Infidelity Examined”,
Letters on the Latest Form of Infidelity
（Boston, 1839），pp.98-99，111，112-113。
这段话的观点和福音派非常类似。首先称传播宗教信仰并不主要通过逻辑和教育，这确实难以辩驳。接着提出蒙昧无知的人群才是最佳传播途径（基于耶稣的判断和历史证据）。其后自然引申出这些人所掌握的智慧和真理，超越了那些拥有深厚学养的头脑。实际上，学习和教育过程貌似阻遏了信仰的传播。既然传播信仰是人们最重要的任务，那些像婴孩一样无知的人，相比对逻辑和求知上瘾的人，在基本美德上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按此说来，谦卑的无知作为人类一项特质大大优于有学识的头脑，即使这种直白的结论令人心生畏惧。根本上而言，哪怕解释起来困难重重，这样的主张对美国的福音派和美国民主都极具亲和力。
[16] 有关特纳的原始主义，参阅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50）分析透彻的最后一章；Charles L. Sanford： The Quest for Paradise （Urbana, Illinois, 1961），其中关于美国原始主义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
[17] Democracy in America , Vol.II, pp.52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