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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书的内容大多涉及更为久远的美国历史，它实为响应1950年代的政治和智识环境而作。此10年间，“反智主义”一词从之前的鲜有耳闻，变成了国人自我谴责及形容校内滥行的常用词汇。虽说昔日美国的知识分子常会因为全国上下不尊重思想而倍感沮丧和愤懑，但大批知识分子团体之外的人与他们休戚相关，或是这种自我批判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几乎闻所未闻。
麦卡锡主义是批判性思想对于这个国家破坏力无穷的这种恐慌背后的重要推手。诚然，麦卡锡的频繁打击对象并不仅限于知识分子——他有更大的猎物——只不过知识分子也在他的射程范围，一旦被击中，似乎会让他的追随者们产生一种特殊的雀跃感。他大举出击知识分子和高等学府，地位不如他显赫的判官们在举国上下争相仿效。之后，麦卡锡的密集挞伐激发出无边的恶意和无趣的愚昧，在这样的氛围之下，1952年的总统大选中，两大阵营的候选人戏剧化地演绎了才识与平庸的鲜明对照。一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一位思维和风格颇不寻常的政客，他对知识分子的亲厚在近代史上无人能及。另一边是思想传统、相较之下不善辞令的艾森豪威尔，他和不讨喜的尼克松捆绑在一起；为竞选活动定下基调的与其说是将军本人，不如说是这位与他并肩作战的队友以及党派里那些麦卡锡主义的拥趸。
不论是知识分子自己，还是其批判者，都意识到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性胜利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美国已遭到唾弃。作为舆论代表的《时代》周刊发表文章，弱弱地投了不赞同票，指称艾森豪威尔的胜利“昭示了一个长期以来堪忧的事实：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病态地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小阿瑟·施莱辛格在选举结束后撰文表示强烈抗议，他发现，知识分子的“处境是这一代人前所未见的”。在民主党执政的20年间，他们始终居于主流，得到理解和尊崇；而眼下商界重回权力中心，“粗俗化是商业至上的必然后果”。现在，读书人被视作“书呆子”、怪人而受到藐视，即将上位的政党既不会利用，也无法理解他们，他们会成为包括所得税和珍珠港事件在内的一切问题的替罪羊。施莱辛格写道：“反智主义，一直以来就是商人的反犹主义……知识分子……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已被流放。” [1]
新政府上台之后，一切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用史蒂文森的话说，推行新政者（New Dealers）被汽车销售商取而代之，这是压垮知识分子及其价值观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杜鲁门时代，他们就已被法制系统的政客盖过了风头。这个国家，现在只剩下查尔斯·E.威尔逊
对纯学术研究的调侃，艾森豪威尔只爱读西方小说的八卦，后者将知识分子与啰嗦浮夸者画上等号。然而，就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国人的情绪出现了转折：面对这位共和党总统，麦卡锡主义者的愤怒油尽灯枯，至于那位威斯康辛州议员
自己则孤立无援、备受谴责，没了气焰。终于，苏联人在1957年发射的“斯普特尼克号”
人造卫星，大幅缩短了美国民众审时度势和自我觉醒的周期。“斯普特尼克号”不仅沉重打击了美国人的民族虚荣心，也激发了对反智主义思潮为教育系统及泛化的美国生活带来的后果的广泛关注。一夕之间，全民以智识为轻成了一种耻辱，乃至威胁到了生存。这个国家数年来认为教师群体的忠诚度是主要的隐忧，现在开始挂心他们的微薄薪酬。科学家们常年疾呼过度考量安全因素会磨灭研究的热情，突然间有人开始聆听了。先前只有一小部分教育批评家声讨美国教育体制的懈怠，如今，各大电视媒体、报刊、商业人士、科学家、政客、将官和大学校长群起而攻，举国上下齐刷刷一片自责之声。当然，戒备之心并不会即刻消弭，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势力也无法被彻底驱散。即使是处在风口浪尖的教育领域，公众的热情也似乎只在制造更多卫星，而非开发更多的智能。更有甚者，教育方面的一些新名词几乎是在提议有天赋的儿童应被视为冷战资源。但无论如何，大环境确实有了显著改善。1952年之时，大约只有知识分子自己囿于反智主义魔咒，到了1958年，但凡有些思考能力的民众大都确信，它已威胁到了国家的成败。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置身事外地看待1950年代的政治文化。若说在麦卡锡主义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治下，大众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幻灭的阴影，那么，如今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因为华盛顿又开始向哈佛大学教授和前罗德学者
们示好。如果此前曾怀疑智识是施政成功的绊脚石，现在必然已经拨云见日——新总统对思想兴致勃勃，在国事上处处仪式化地彰显以知识分子为尊，乐于与饱学之士为伴、听取他们的建议；最重要的是，早在执政之初，他就一丝不苟地招揽能人贤士。再者，之前对招募这样的人才会彻底颠覆国家行事准则的盲信，注定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云开雾散。眼下，知识分子谈论反智主义的时候，再不用顾影自怜或带上夸张的政治色彩了。
1950年代的政治发酵和教育大辩论，让“反智”一词进入了美国人自我评估的核心术语；它就这样悄然潜入我们的用语中，没有太多的定义，通常被用来描述各种不受欢迎的现象。偶尔接触到它的人，常会以为反智主义是某个生活领域的新兴势力，是当下局势的产物，将要发展为压倒一切的力量。（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意识之淡薄令人嗟叹，现代人长期生活在某种毁灭的阴影之下，哪怕是社会变革的小小漩涡，也被知识分子当成了滔天巨浪。）然而，美国史的学生丝毫不会对1950年代时常冒头的反智思想感到陌生，反而会很熟悉。反智主义在这个国度的首次亮相，并非是在1950年代，事实上，它的历史背景比我们的国家身份还要久远。对这些背景的研究表明，美国人对知识分子的认同感并未逐渐走下坡路，也不是陡然向下，而是周期性地波动；研究也显示，当代知识分子遭唾弃并不意味着其地位的下降，反而是重要性的提升。关于这一主题，我们缺乏系统性认知和基于史实的思考。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持久的论战被大书特书，然而呈现出的大多是知识分子眼中的美国，而美国如何对待智识和知识分子，则鲜少被诉诸笔端。 [2]
反智主义从未被明确界定的一大原因是，在发生争议时，套用模糊的概念更为便捷。当然，定义它也绝非易事。作为一种思想，它不是单个的，而是多项相互关联的主张；作为一种态度，它通常不是单纯的取向，而是爱恨交加的——纯粹地厌恶智识和知识分子并不多见；作为一个历史课题（假如够格的话），它不是一条恒定的主线，而是强度忽高忽低，驱动力的来源多种多样。在本书中，我不会做出严格或狭义的界定。下定义需从一系列复杂特性中单列出一项，从历史角度讲，这是武断之举，即使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也无甚意义。我所感兴趣的是复杂性本身——不同态度和思想的复杂的历史关联和多个交汇点。我所指称的反智主义，融合了多种态度和思想，是对思维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抵触和质疑、经常性地贬损其价值的倾向。这个笼统的概括近乎于定义，我认为会有帮助。 [3]
一旦采用了上述方法，反智主义显然不会成为像人物生平、体制的发展或社会运动那样的正规历史课题。我研究美国思维发轫的环境与氛围，就必须通过一些主观的方法将它们再次营造出来。
在举例说明我所称的反智主义之前，需要先阐述哪些非我所指。除少数情况外，我不讨论美国知识分子团体相互间的宿怨和内讧。美国的知识分子与别处的无异，常会陷于不安、自疑甚至自弃，动不动就指摘自己身处的整个群体。这种内部批评既有趣味，又有启发性；有些知识分子不顾形象或不假思索地批评别的知识分子，这些皆非我的关注点。H.L.门肯
对美国教授一职的口诛笔伐无人能及；在小说里刻画其它作家的恶毒，也无人能胜过玛丽·麦卡锡。但我们不会因此就把门肯和威廉·F.巴克利
一起想象成教授们的敌人，也不会把麦卡锡女士和已故的同姓参议员关联起来。
毕竟，批评其他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并且他们对此也不遗余力。我们希望但不指望他们能多一些仁慈、风度和精准。知识分子本就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我们必须接受的是，他们有时只是在做口舌之争而已。
最后，为避免令人绝望的混淆，我们需要认清，反智主义并不等同于我谓之为反理性主义的哲学信条。譬如尼采、索雷尔、柏格森、爱默生、惠特曼、威廉·詹姆斯等思想家，以及威廉·布莱克、D.H.劳伦斯、海明威等作家，他们的思想都可称为反理性主义；然而，这些人在社会学和政治意义上不具有我所描述的反智特性。反智主义者的运动，确实常常借助于反理性思想家的观点（仅爱默生就留给他们不计其数的文字）；但只有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的讨论才会偶尔涉及学术派的反理性主义。在本书里，我主要关心的是普遍的社会态度、政治行为和普通中底层民众的反响，极少涉及公开的理论。我的兴趣在于那些在国事上有影响力的严重贬抑智识与人文生活的态度。对此，近代史上的一些实例能让单薄的概念变得骨肉丰满。
让我们先来列举一些对美国知识分子强烈不满者的表述。
例A：1952年的大选中，国人急需一些词汇来表达对读书人的蔑视，这在当时已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自觉的主题。原本不含贬义的“书呆子”一词 [4] ，很快带上了比传统的“学究”一词更强烈的负面色彩。大选结束后不久，宣扬右翼政见的流行小说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提出，这个词也许某天会这样编入字典： [5]
“书呆子”：虚头巴脑、假装有学问的人，常指教授或教授的学生。本质上是肤浅的，应对任何问题都过于情绪化和女性化。恃才傲物，鄙视能者的经验之谈。思维混乱，陷于多愁善感和强烈的福音思想。信奉中欧社会主义而非希腊—法国—美国式民主和自由主义。因循老旧的尼采哲学道德观，常招来牢狱之灾或大失颜面。一本正经、对任何问题都要反复推敲，以致自己晕头转向，总是裹足不前。其内心早已失血过多。
“最近的大选揭示了很多东西，”布罗姆菲尔德说，“不容忽视的是，‘书呆子’和全体人民的思想与感受天差地别。”
例B：对知识分子的藐视，在将近两年后获得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官方首肯。在1954年洛杉矶的一次共和党集会上，他转述了一位工会领导人的观点：当全部的真相公之于众，人们总是会支持正确的诉求。总统补充道： [6]
这位劳工领袖的想法令人欣慰，尤其是，我们身边有太多爱说风凉话的所谓知识分子，谁与他们意见相左，谁就是错的。
另外，我还听过一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觉得很有趣： 他们是把什么都当回事、说的比自己懂的还要多的人 。
例C：1950年代的争议焦点之一，是专业能力在政治生涯中的地位这样的老生常谈。高潮部分发生在1957年，一位连锁店总裁麦克斯维尔·H.格鲁克被任命为驻锡兰大使，代表着业余人士对垒专业人士的全面胜利。据格鲁克先生自己估计，他向1956年的共和党大选贡献了2万到3万美元，但和之前不少因此获得任命者一样，他并不以拥有政治或外交经验著称。当参议员富布赖特问及他的任职资格时，格鲁克有些招架不住： [7]
富布赖特：“你认为，你能解决锡兰的什么问题？”
格鲁克：“那里的问题之一，是人民。我相信，我可以——我认为，我可以建立起，除非我们——不是，除非我，遇到之前没遇过的情况——良好的邦交，和对美国的善意……”
富布赖特：“你认识我们驻印度的大使吗？”
格鲁克：“我认识前任大使约翰·舍曼·库珀。”
富布赖特：“你知道印度总理是谁吗？”
格鲁克：“知道。不过我读不出他的名字。”
富布赖特：“你知道锡兰总理是谁吗？”
格鲁克：“他的名字我还不熟，说不出来。”
出于对格鲁克先生任职资格的质疑，他的提名被指是缘于对共和党大选的献金。1957年7月31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答复是，靠捐款换取任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这位获任命者的能力，他的观察是： [8]
至于他的无知——现在是他获得任命的关键。我所尊敬的一些人推举了一批候选人，他就是从中选出来的。联邦调查局对他的商业生涯的调查报告都很不错。当然我们知道，他从未去过锡兰，对那儿不太了解，但我们相信，若他就是我们想要的人，他完全可以从头学起。
值得一提的是，格鲁克先生在锡兰的服务，一年后以他的辞职告终。
例D：令美国科学家们忿然的是，国家对纯科学的轻视不仅阻遏了研究工作，连国防部的研发进展也障碍重重。1954年在有关武装部队的参议院委员会的会议上，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审阅并引述了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早前的证言，即应由其它代理机构——而非国防部——来资助单纯的研究。部长曾表态：“就军事项目而言，我对为何炸土豆会变成棕色不太感兴趣。”赛明顿步步紧逼，称经费短缺的研究项目并非关乎土豆，而是关乎轰炸机、核推进器、电子器械、导弹、雷达等。部长的回答是： [9]
所有这些领域的重要研发工作，都在正轨上……
另一方面，要这些凡事都得思虑周全的人只抓重要细节、列出项目内容和预期结果，实在难如登天……他们只想拿一笔钱，不受监管，随意处置……
首先， 你得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才算纯粹的科研 。那更复杂。
例E：1950年代，官方反智主义的声音主要来自传统商人，他们质疑一切在自己控制之外的领域的专家，包括科学实验室、高等学府和外交人士。极右翼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更白热化、影响更广，对高学养阶级以及一切受尊敬的、有建树的、纯正和有内涵的事物都表露出彻头彻尾的反感。右翼在1950年代的征伐中，激烈的言辞层出不穷：“国务院的哈佛教授们……都是思想扭曲的知识分子”；他们“身负π、β、κ的要诀和学术盛名”，却不具有“对等的诚实和常识”；“当今美国的体面人士社会血统高贵、文化上获得认同，是公认的绅士和学者，手持各种大学文凭……是为阿尔杰·希斯
服务的‘最佳人选’”；“他们是穿着条纹裤、操着造作的英国口音、自我膨胀的外交官”；他们“在洒了香水的客厅里谨小慎微地”打击共产主义；他们是“侮辱了美国中西部和西部腹地的人民”的东部人；他们的“祖先可以上溯至18世纪或更早”，其忠诚度迄今依然是个问号；他们熟知“希斯-艾奇逊
集团常用的格罗顿
语言”。
《自由人》的社论作者捕捉到了这场言语上的扎克雷起义之精髓：
[10]
真正令人惊愕的现象，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暴徒面对约瑟夫·麦卡锡之时的不理性……假若麦卡锡先生真像那些“受尊敬”的媒体所描绘的，是个无赖，难道……他就理应承受纽约和华盛顿各大人才济济的编辑部近一年来的毁灭式打击吗？……必然是麦卡锡的个人形象出了问题。他似乎自带一种负极生物磁场，让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的校友们近不了身。我想我们知道原因：这个年轻人，压根对社会身份视而不见。
麦卡锡本人则认为，美国的主要问题就出在那些社会身份最坚不可摧的地方。他在他著名的惠灵演讲中提到，麻烦就在于： [11]
叛国者，都是国家最善待的人。卖国者并非那些不幸之人或少数族裔，而是享受着世上最富有的国度所提供的一切福利——最好的住房、最好的大学教育、最好的政府工作——之人。国务院尤为如此，那里的青年才俊含着金汤匙出生，却是最卑劣的。
例F：大学——尤其是赫赫有名的那些——是右翼批评家针砭的对象。《自由人》的一名作者认为，共产主义正向所有的大学扩散，仅针对常青藤院校不免太过敷衍： [12]
我们的大学是未来野蛮人的培育基地，学习是这些人的伪装，无知和愤世嫉俗是他们的武器，随时准备刺向并摧毁人类文明的遗存。把墙推倒的不会是农民，他们只需听从有学问的弟兄们的号令……这些人，将把个人自由从人类思想里彻底抹去……
如果你送孩子去今天的大学，培养的将是明日的刽子手。理想主义的重生，只能发轫于散落各处的非大学思维的修道院。
例G：右翼敌视大学教育的原因部分在于社会身份和尊崇感，另一部分则投射出过去的杰克逊主义者对专才和专家的反感。下面的论断颇具代表性——普通人（这里特指普通女性）的能力，和所谓的专家无甚差别。写下此话的是弗兰克·乔多洛夫，一位业余经济学家，著有《所得税：万恶之源》，他同时也是最活跃的右翼发言人之一： [13]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召集了一群知名经济学家，共同探讨应对全国性经济衰退的良方。他们提出的拯救计划，即使经过一定的浓缩，依然占据了《纽约时报》将近两大版。这些博士个个成就斐然，非“主修”经济学者要逐一审阅他们整合出的方案，会显得过于自以为是。然而事实上，只要有需要，我们都可以是经济学家，因为我们都要维持生计，这就是经济学。哪怕是家庭主妇，只要能读写、具备一定常识，就能解读这份计划的细节，只要把它们从繁冗的措辞中提炼出来就行。
例H：以下言论来自密歇根州议员乔治·唐德罗，尽管有辨识力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反文化而非反智，但它们不容忽视。此人长期怀着警戒之心征讨学校里的共产主义，并反对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以及其它文艺运动： [14]
艺术的各种“主义”，是俄国革命的武器，这些艺术移植到了美国，今天，已渗透和侵占了许多艺术中心，威胁要压倒、超越和倾覆我们的传统艺术遗存。在我们挚爱的国家，所谓的近现代艺术，包含的全是堕落、腐朽和毁灭的“主义”……
这些“主义”都是外来血统，实不该在美国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全都是毁灭我们的手段和武器。
例I：既然我在本书中将大量谈及福音派传统下的反智主义，似乎有必要引用这一传统的至少一项遗存。以下段落引自葛培理，他是当代最成功的福音布道家，在1958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他被美国民众评为仅次于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全球最受尊敬的人”。 [15]
很多人认为，没有所谓“知识分子”的扶持，过往的道德标准无法沿袭至今。
我由衷相信，若只是哺育没有灵魂的头脑，这种普世的片面教育比教育缺失要可怕得多……若除自我之外没有更崇高的力量，这样的人身处这个世界便犹如一头怪兽，则只受过部分教育比完全没受过教育更加危险。
你们可以在美国任一城市、任一街区都置一所公办学校和一所大学，然而，仅靠智识教育，决不可能阻止美国人走向道德朽坏。
过去几年，知识分子从人类理论中挣脱出来，甚至连普通的大学教授也愿意聆听传道者的声音。
［取代圣经之位的］是推理、理性主义、思维文化、科学崇拜、政府权力、弗洛伊德主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些都是拜所谓知识分子所赐。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曾公开表示道德是相对的——绝对的准则并不存在……
例J：苏联的“斯普特尼克号”引发了对美国教育的热议，加州的教育系统因其广为人知的实验性课程而饱受诟病。旧金山学区雇请了一些专业学者前来检视区内的学校，这些人组成的委员会谏言，应当重拾原先更为扎实的学术标准。6家教育机构对此反响激烈，批评旧金山报告的起草人“小题大做且势利眼”，自不量力地将教育的目的限制在“思维认知和智力开发”上。他们重申了“教育的其它目标，例如公民教育、职业技能、美满的家庭生活，道德伦理、审美和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及享受健康”。这些教育者辩称，美国教育最值得称道的一大特色是： [16]
对如何避免教育体系陷入僵化做出了尝试。这并不意味着学术能力对社会不再重要，而是从历史角度来看， 只强调知识的吸收与积累的教育体系容易产生堕落 。追求课程“固化”、教育目标单一化，是对美国民主之下教育的特殊职能的误读。
例K：以下摘自一位家长的自述，本是回应一位教师对当代教育标准松懈的抱怨，通篇都值得一读。这位家长生动表达了对非学术型儿童和新教育的认同。此处描绘的学校教师的刻板形象，在历史上可谓根深蒂固： [17]
但幼儿园老师理解孩子，以他们为中心。在学校的日子充满了嬉戏、音乐、色彩和友爱的快乐。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美好的生活继续着……然后数学来了！挫败有如高举的魔杖，令人日夜不得安宁。父母开始上心理辅导课，阅读何谓自卑情结。好不容易熬过了四年级，进入五年级。必须要采取行动了。有些题目连爸爸都解答不了。我决心和老师谈谈。
学校的门垫上没有“欢迎”俩字，也无人和我这个陌生人打招呼或去通报一声。迎接我的只有昏暗的走廊和间歇的关门声，门里传来不熟悉的声响。我向一个行色匆匆的孩子问了路，接着敲响了禁地的大门。我满脸堆笑，向出现在面前的老师自报家门。“哦，对。”她说，像是对我的企图早有准备，她伸手去拿班级目录，拉抽屉的动作如此敏捷，仿佛电影里麻利地拔枪的黑帮分子。
学生的名字按字母顺序精确齐整地列在带横线的纸上。老师苍白的手指在纸的边缘滑过，落在我女儿的名字那里。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些小方块，画着我看不懂的记号。她的手指在纸上划过。我孩子的记号，和其它孩子的不一样。她抬起头看着我，带着胜利的神情，像是无需再多作解释。我满脑子都是那个方块，一个鲜活的孩童所有的言行就被禁锢在里面。我感兴趣的是完整的人生、完整的个性；而老师只关心算术能力。我真希望自己没有来过，我一无所获，满心郁闷地离开了那里。
例L：以下言语因阿瑟·贝斯特
而广为人知，但值得再次转述。发表这些言论之后，这位伊利诺伊州一所初级中学的校长，非但没有失去业内的身份地位，还在长岛的格雷特内克获得了一个类似职位，这个职位的吸引力在全国的中学里都是名列前茅的。他还获邀成为一所中西部大学教育学院的访问教员。
[18]
这些年来，我们为阅读、写作和算术打造了一个光环，认为它们适合每一个人……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聪明的还是不那么有智慧的人、喜欢这些的还是未能做到的人。老师说，这是“每个人都该学”的东西。校长说：“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写作、拼写和阅读。”每每有孩子声称不喜欢某个神圣的科目，就会被警告：假如他不能熟练掌握，长大后就会变成谁谁谁。
3R教育
，适合所有孩子，所有孩子都需要3R教育！情况就是如此。
为了除去这一口号，我们已取得了些许进展。可每当出现一位获得PBK联谊会
认可的母亲，或听说某人雇用的女孩不懂拼写，就会引发新一轮的大惊小怪……遂失去立场……
只有当我们真正意识到，不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懂得阅读、计算、写作和拼写……很多人不能或不会去掌握这些小技能……才能走上改进初中课程的正途。
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大量的说服工作。然而，这一天总会到来，我们会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每个男孩都必须学会阅读，与要求每个人都能拉小提琴一样缺乏逻辑；指望每个女孩都能拼写正确，和要求每个人都能烤出美味的樱桃派一样不合理。
我们不可能都做同样的事，也不喜欢、不会只做同样的事。当成人最终认识到这一事实，所有人都会更快乐……学校的生活也会变得更美好……
一旦我们能够说服一些人明白，掌握读、写、算不是通向快乐和成功人生的唯一途径，下一步就是减少普通初中课程在这些方面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东部的一所初中经过长期仔细地研究后认识到，大约20%的学生无法在阅读上达标……他们对这些孩子做了其它安排。这才是合理的考量，与要求“每个学生毕业前必须背熟乘法表”的初级中学截然不同。
上述所有示例，尽管来源和目的不尽相同，但整体上彰显了反智主义先入为主的预判。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虚浮、倨傲、羸弱而势利的，很可能也是不道德的、危险的和颠覆性的。在某些高要求的实战工作上，普通人依靠基本常识已获得成功，证明常识足以替代甚至大幅超越学校的正规知识和专业教育。可以想见，大学院校等机构由于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早已腐坏入骨。不论如何，心灵的约束、传统的宗教原则和伦理是比教育更可靠的人生指引，后者不过是为了培养对思维和艺术走向做出反应的头脑。即使是初级教育，过分强调摄取单纯的知识而非积极开发体能和情感生活，亦属冷酷无心的行为，它将导致社会的腐坏。
为避免理解错误，有必要阐明的是，我为这一主题单独著书立论便免不了要凸显它的重要性，而美国文化史包罗万象，实际未必如此。我并不臆想繁杂的美国历史可以浓缩成书呆子（eggheads）和厌书人（fatheads）之间的持久战。再者，我们的历史，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场文化和思想的对决，也不能简单地把公众划归知识分子或反知识分子阵营。大部分人，或者说大部分智慧而警醒的民众，并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对围绕智识和知识分子的种种纷争耳濡目染，以至于在看待当前的文化问题时立场摇摆不定。他们对书呆子的不信任感深植于心，却又真切地渴求文化和启迪。此外，一部有关美国反智主义的书籍，无法面面俱到地评估我们的文化，就如同破产史不会被当成商业史的全部一样。我相信，虽然反智主义已渗入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并未处于支配地位。我反复注意到，也希望读者们注意到，反智主义传播最广的是其相对温和善意的表现形式，而恶意大多来自一些聒噪的小众群体。即使理应如此，这也并非比较研究——聚焦美国的反智主义，只是我对美国社会特殊的、也可能是褊狭的兴趣使然。我并不认为别处不存在反智主义。虽然在这个国家，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棘手问题，但我也相信它以某种形式和强度存在于大多数社会里：比如毒害民众的社会，有学生和市民制造骚乱的社会，实行审查和专制的社会，有国会介入调查的社会。我倾向于认为，尽管反智主义有其普世性，它应该是英语世界的文化遗存，在英美历史上尤为显要。数年前，雷纳德·伍尔夫曾说过：“英国人对智识与知识分子的鄙夷和不信任无人能及。” [19] 伍尔夫先生也许对欲拔头筹的美国人的申辩考虑不周（这可以理解，毕竟美国人一个多世纪的夸夸其谈让英国人厌烦无比）；然而，作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生活了若指掌的英国资深知识分子，他的这番表述足以让我们驻足思考。虽然美国知识分子的境遇引发的问题尤为紧迫和尖锐，但别处的知识分子也有相同的困扰，而美国的生活环境尚能做出一些补偿。
本书为批判性的探询，并不是替知识分子向美国公众作法律申述。我无意标榜他们是古巴比伦美德的载体，从而勾起他们不时作祟的自怜；也不会坚称尊重智识及其职能对社会文化和健康无比重要，而我们的社会显然缺乏这种尊重，就妄断读书人应得到全盘纵容或执掌大权。身处知识分子中间的人，不可能将他们过度理想化；但并非完人的他们与智识的重要职能之间的关系让人联想起教会的明智：哪怕神职人员免除不了肉身的罪愆，教会本身依然是神圣的。我也未曾忘记，智识的价值可能被高估，但端正其在人类事务中的位置的合理尝试，不应谓之为反智。我们也不会否定T.S.艾略特所察：“智识长才，若不伴随良好的品行，其可敬度等同于国际象棋神童的天分。” [20] 只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我们基本不必烦恼整个美国社会会陷入过于推崇智才、高估其价值、放任其取代其它合理价值观的危险境地。
我撰写本书的最大风险在于，它也许会强化反智主义是单纯的、非混淆的状态这一观点。显然，和智识产生冲突的人几乎都有一种矛盾心态——尊重与敬畏、怀疑与厌恶相互交织——许多社会和人类历史阶段皆是如此。无论如何，反智主义并不是断然敌视思想者的创造。恰恰相反，正如一知半解之人才是学养深厚者最有力的对手，反智主义的领军人物往往都是在理念上纠缠不清之人，常常醉心于某种陈旧的或被排斥的思想。每个知识分子几乎都有反智时刻，每个反智主义者也几乎都体验过单方面的思维热情。反智主义线条之清晰，以至于在历史上有迹可循；传播之广泛，以至于在当代争端中不容忽视，其发言人必然颇有所长。他们大多数既非未经教化，也不乏智慧，而是一些边缘化的、潜在的、被剥夺了身份或怒气冲冲的知识分子，带领半开化之人，满怀热忱和崇高的使命感站到了世界的目光之下。反智主义的生力军里有福音派牧师，他们大多智慧超群甚至学识广博；有基要派，他们对神学理论侃侃而谈；有政治家，包括不少极其敏锐的头脑；有商人和其他符合美国文化务实特性的代表人物；有秉持坚定主张和信念的右翼编辑；还有各式各样的边缘作家（可参阅“垮掉派”的反智主义），以及反对共产主义、被一部分知识分子团体昔日的异端邪说冒犯的权贵；共产党领袖亦然，这些人只在知识分子能惠及自身时才会用到他们，对其忧患意识则嗤之以鼻。形于外的敌意，未必是针对思想本身，甚至不都是针对知识分子。反智主义的发言人几乎都是为某种思想而战，虽憎恶当代知识分子阴魂不散，却追崇某些早已作古的饱学之士——也许是亚当·斯密、托马斯·阿奎那、约翰·加尔文，甚至是卡尔·马克思。
以为时常高举反智大旗的男男女女都坚定不移地奉之为正面信条或准绳，这是一种讹误，也有失公允。事实上，反智主义通常是某个义正词严的意图催生的偶然结果。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抵触思想和文化。人们不会早起对着镜子咧开嘴说：“哈，今天我要蹂躏一个知识分子，扼杀一个想法！”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才会心情沉重地将某人划定为根本上反对知识分子。这对我的写作不具价值，我亦无意于贴标签或横加指责。判断某些态度、行为和思想的历史轨迹更为重要。
在这方面，有些人的立场似乎总是摇摆不定。实际上，反智主义常附于相互对立的势力之上。商人和劳工领袖对知识分子阶层的观感也许惊人的相似。进步教育本身就携有强大的反智元素，右翼的哨兵们是最苛刻和坚定的斗士，他们也展现出自身不同风格的反智主义，少了些闪烁其词，多了些昂扬斗志。
倘若我们面对的是纯然的邪恶，反倒是种幸运，但实情并非如此。我相信，反智主义之所以广泛地浸润了我们的文化，正是因为它所维系的常是善意的、至少是值得辩护的理由。它牢牢占据我们的思维，是因为滋养它的是输出大量人道主义和民主情感的福音派宗教。它进入政治视野，结合了我们对平等的不懈追求。它对教育意义重大，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教育理念立足于福音式的平等主义。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尽可能将反智主义用于行善的意图，经常技巧性地为知识分子去芜存菁、正本清源，方能驾驭反智主义；我不说连根拔除，因为这不仅超越了我们的能力，而且彻底肃清恶意的执念在当下不啻为另一种危险。
[1] 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ghbrow in Politics”, Partisan Review, Vol.XX（March-April 1953）, pp.162-165；引自《时代》周刊，p.159。
[2] 默尔·柯蒂（Merle Curti）是据我所知唯一大量关注这个问题的美国历史学家，著有启发性的 American Paradox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56），以及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致辞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LX, Jan. 1955, pp.259-282。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在 The House of Intellect ,（New York, 1959）中，以当代的措辞论述这一主题，承受了来自学术和文化界内部的重压。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 Vol.XI, NO.3., 1955整本刊登了多位作者关于反智主义的讨论。
[3]
莫顿·怀特（Morton White）的Reflections on Anti-Intellectualism,
Daedalus
（Summer, 1962），pp.457-468中提到了一种有趣的定义。怀特成功区分了反智者和反智主义者，前者敌视知识分子，后者热衷批评知识和生活中的理性智识主张。他用较大篇幅讨论了两者各自的战略和共同之处。
当然，不仅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普遍的群体现象。同一政党或少数族裔的成员对待批评也可能持双重标准，端看它是源自团体内部还是外部。这种双重标准，即使缺乏逻辑，历史也会赋予它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批评的初衷不幸成为判断它是否适用的依据。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批评（从他们的角度），建设性地修正基金会的政策，而里斯委员会的质询则可能会破坏甚至推翻它们。同样，我们能理解关于犹太人或黑人的玩笑，由这些族裔自己来说和为外人道，其言外之意就会大相径庭。
[4] 这个词的使用，缘于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专栏中记录了他和他兄弟约翰的一段对话。他提到，许多有头脑的共和党人十分欣赏史蒂文森。“当然，”他兄弟回答，“书呆子都爱史蒂文森。不过你觉得，有多少人是书呆子呢？”Joseph and Stewart Alsop： The Reporter's Trade （New York, 1958）, p.188。
[5] Louis Bromfield：“The Triumph of the Egghead,” The Freeman , Vol.III（December 1,1952）, p.158.
[6] 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 “Remarks of the President at the Breakfast Given by Various Republican Group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tatler Hotel, Los Angeles...Sep 24,1954,” p.4 。总统可能是从他的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那里听来类似的表述，后者曾说过：“书呆子理解不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Richard and Gladys Harkness：“The Wit and Wisdom of Charlie Wilson”， Reader's Digest , Vol.LXXI（August, 1957）, p.197。
[7] The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1957.
[8] The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1957.
[9] U.S. Congress, 84th Congress, 2nd session,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earings , Vol.XVI, pp.1742,1744（July 2,1956）.
[10] Freeman , Vol.XI（November 5,1951）, p.72.
[11] Congressional Record , 81st Congress, 2nd session, p.1954（February 20,1950）.
[12] Jack Schwartzman：“Natural Law and the Campus”， Freeman , Vol.II（December 3,1951）, pp.149,152.
[13] “Shake Well before Using,” National Review , Vol.V（June 7,1958）, p.544.
[14] Congressional Record , 81st Congress, 1st Session, p.11584（August 16,1949）；另参阅唐德罗的演说“Communism in Our Schools,” Congressional Record , 79th Congress, 2nd Session, pp.A. 3516-3518（June 14,1946）和发言“Communist Conspiracy in Art Threatens American Museums”， Congressional Record , 82nd Congress, 2nd session, pp.2423-2427（March 17,1952）。
[15] William G. McLoughlin, Jr.： Billy Graham：Revivalist in a Secular Age （New York, 1960），pp.89,212,213；有关盖洛普民意调查，参阅p.5。
[16] Judging and Improving the Schools：Current Issues （Burlingame, California, 1960），pp.4，5，7，8。受到抨击的报告参阅William C. Bark等人的 Report of the San Francisco Curriculum Survey Committee （San Francisco, 1960）。
[17] Robert E. Brownlee：“A Parent Speaks Out,” Progressive Education , Vol.XVII（October, 1940）, pp.420-41.
[18] A.H. Lauchner：“How Ca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Be Improved?”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School Principals , Vol.XXXV（March 1951）, pp.299-301。其中的省略号是原作者使用的标点符号，不是引用内容的省略。这是在一次协会会议上的发言。参阅Arthur Bestor： The Restoration of Learning （New York, 1955）, p.54上的评论。
[19] “G. E. Moore”， Encounter ，Vol.XII（January, 1959）, p.68；需要说明的是，上下文显示伍尔夫对这一表述的论据了然于胸。
[20]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1948）, 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