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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洗礼，资本主义经济较以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本主义完成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渡。面对机器大工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人们似乎充满惊喜和期待，却完全想不到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战争危机会随之而来。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数千万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被夺去生命的更是不计其数。战后的经济萧条和各种社会问题又加深了人们心理上的阴影，形成了普遍的生存危机感。人们疑惑：为什么在科学技术进步、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时候，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为什么作为主体的人沦为科学和理性的工具，丧失了目的价值，变成异化了的人？“科学的野蛮”和“理性的暴政”使人们认识到，仅靠科学和理性不足以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却有可能使人类迷失本性，引来灾难，新世纪的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并试图通过反思传统发展理念来寻找产生危机的根源和解决危机的出路，从而把握新的发展理念。20世纪上半叶，在思想社会领域，国内经济、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思想家们都展开了全面的反思。这些反思主要包括对科学理性的反思、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反思、对战争的反思等几个方面。因此，20世纪上半叶可以被称为西方发展理念的涅槃期。经过这一时期，着实诞生了一些新的发展理念，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在资本主义巨大危机面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有力干预、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收敛，是应对危机的第一选择。自由放任主义，包括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政治上的自由放任。18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一直是西方各国所普遍信奉的经济思想。这种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会自动趋向均衡，不需要人为的控制和调节，政府被看作市场经济的“守夜人”。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大危机暴露出在自由放任原则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即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出于对利润的追逐，只注重发展生产，造成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比例关系的失调，特别是生产与需要之间比例关系的失调。这种严重的比例失调成为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政治领域，传统自由主义也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二是国家在伴随产业革命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中究竟有何作为。资本的垄断趋势加剧、经济危机频繁、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公平等现象有增无减，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绝对自由往往会摧毁自由本身的社会基础，如果还是一味放任，听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就会滑向失控的境地：不仅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经济自由，甚至连中小资产阶级也会失去其自由权利的经济基础。因此，为了保障自由存在的社会基础，政府必须限制某些自由。在遭遇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后的反思基础上，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在经济和政治发展思想方面做了很大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美苏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局面，世界进入“冷战”状态。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西方国家步入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基本完成，西方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外，一些民族国家相继获得独立，为改变落后的经济社会面貌，也纷纷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走上了发展之路。这一时期，发展问题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发展理论因之繁荣起来。发展理论经历了从“现代化理论”到“依附理论”的嬗变，其主导的发展理念是经济增长观。起初，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从理论上对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解释和描述，最终促成了现代化理论的产生。1951年6月，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创办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在芝加哥大学举办学术会议，讨论美国国家政策、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贫困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学者认为，用“现代化”一词来表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比较适合。从此，“现代化”这一术语开始被西方学者广泛使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和实践了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尽管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经济增长本身并未带来社会的进步和国民的福利，收入不均、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的现象愈演愈烈，进而导致政局不稳甚至动乱。尤其是一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短暂的经济复苏以后，经济很快陷入停滞状态，并且出现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贸易滑坡等严重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政府不断更替，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学者对此十分失望，并很快从现代化理论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开始寻找替代性的理论资源，并进行新的实践探索。于是，以美国学者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学派应运而生。纵观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其主导的发展理念是经济增长观。这种发展理念把发展、进步视同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当作社会发展首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标。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自产生起就强调要认识现时代，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因而，时代的发展及主要社会事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现实基础。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末期，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重点转入对当代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全面分析和批判，特别是集中在对该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分析、批判上，从而形成了较系统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场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它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使股份公司这一资本所有制形式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个基本形式；它使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比重加大，加快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步伐；它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出现新情况和新特点，尤其是中间阶层的壮大及作用日益突出。但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现象，使科学技术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日益变成统治和奴役的工具，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异化，使人更感压抑和沮丧；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还产生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其他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并把焦点对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科学技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创造了一个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逐渐趋同或融合的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代以往的政治权力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全面异化的根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分析有其独到之处，击中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时弊，但他们还不能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因而，他们也找不到消除它们的正确途径。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传统的增长理论通常把有形资源和物质资本的增加看成经济增长的源泉。尽管传统的增长理论也注意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技术进步因素主要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开始由单边强调有形资源和物质资本转向重视无形资源和人力资本，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知识和技术进步的内生化。不仅如此，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还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认识，从传统的制度给定不变的供求均衡分析，转向将制度因素内生化的制度均衡分析，强调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之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增长理论及将制度内生化的发展理念在西方影响至深，是西方国家政府制定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与发展。20世纪40年代末，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资本积累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思路，其理论的中心点是：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只是分析物质资本和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能说明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因素对各国经济增长所起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索罗、斯旺、丹尼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识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由此构建了一个外生技术变化引致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因素看成是经济增长模型的外生变量，认为在外生的技术因素没有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人均产出将收敛于一个人均水平不变的稳定状态。自工业革命以来三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却显示，世界产出增长已超过人口增长。面对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而陷入近二十年沉默不语的理论困境之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掀起了研究“新增长理论”的热潮。新增长理论引入收益递增假定，提出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入、开发与研究等知识活动是经济增长内在的和根本的源泉，从而确立了一幅崭新的长期增长图景。这一理论不但在经济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且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悄然兴起的知识经济浪潮提供了经济学的解释，也为各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政策建议。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较新的发展，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等人。新制度经济学以现实的人的行为假定为基础，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引入交易成本和产权这两个重要范畴，建立了将制度、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内生化的一系列经济增长模型。从发展理念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制度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忙于战后的重建、恢复和发展，经济增长和发展因而成了受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在发展问题研究的初期，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仅局限于经济发展，又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最终把发展单纯归结为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在这种以物质财富积累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然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消耗、人口急速增加等等。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凸显。针对这些问题，西方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增长、发展、环境、资源与人口等因素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和探索，在对增长极限论的批评与反思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这就是立足于生态平衡和资源节约的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上，8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其实，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多要素、综合的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等诸多领域，西方学者在20世纪初就开始摸索着从人口、资源、环境、技术、制度等角度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问题，如法国人口学家索维提出的适度人口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旺特拉普提出的自然保护的最低安全标准，英国经济学家庇谷提出的“庇古税方案”，等等。而后人对前人观点的继承和不断探索，使得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20世纪60年代以后，传统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步受到来自经济发展自身的严峻挑战。人们发现，这种发展理念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却带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使得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问题愈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西方社会在注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开始形成一种将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纳入现代发展视野的新发展理念，即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一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应与社会文明相互协调、同步发展，即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的社会整体发展；第二，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即发展是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核心理念是：由单纯关注经济增长，转变为在经济增长基础上更加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如印度籍学者阿马蒂亚·森在1999年9月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该书的主题如他本人在序言中所说，是对发展问题提出一个以“自由”来概括的新视角。从自由的视角看待发展，他全面阐述了“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的发展理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1990年开始，在由世界各地专家和研究人员每年撰写和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和拓展了人类整体发展的思想。人类整体发展理念着眼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强调一切以人为中心，旨在扩大每个个体的选择权和自主权，通过人的发展来协调和沟通发展的诸要素，最终使人自身获得更高层次、更全面的发展。《人类发展报告》遵循公平、人权和义务、民主、保护少数群体、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以及公平谈判等伦理原则，每年选择一个主题，提出全球最新的发展问题并给出分析数据、症结诊断和政策咨询。以往历年报告中的相关主题有：人类发展的概念与衡量（1990年）、人类发展的财政支持（1991年）、全球范围的人类发展（1992年）、民众与参与（1993年）、人类安全的新领域（1994年）、男女平等的革命（1995年）、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1996年）、人类发展与消除贫困（1997年）、消费对人类发展的影响（1998年）、富于人性的全球化（1999年）、人权与人类发展（2000年）、让新技术为人类发展服务（2001年）、在碎裂的世界中深化民主（2002年）、消除人类贫困的全球公约（2003年）、当今多样化世界中的文化自由（2004年）、国际合作的创新（2005年），等等。近年来，《人类发展报告》一直坚决主张：人类发展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从保护人权到深化民主的涉及面很广的政治问题，这一主张通过这几年的报告主题“促进人类持续进步：降低脆弱性，增强抗逆力（2014）”“从实践活动与工作透视人类发展（2015）”“人类发展为人人（2016）”也可以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