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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春秋时期，宗教内的疑天思潮和外部的无神论思潮，从两个方面发生作用，终于导致古代宗教至高无上地位的丧失、意识形态一体化格局的崩溃，思想史领域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代。诸子百家之学从古代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例如，儒便逐渐从卜、史、宗、祝等职业宗教家中分化出来。孔子不强调天的意志性、情感性和神秘性，但突出了“天命”的强制性、决定性色彩，并对天的作用范围加以限制，认为其主宰能力仅限于生死寿夭、富贵贫贱和事业成败的领域，而在修身为政方面，人的自我努力则起着决定性作用。孔子提出了一个伦理与政治相结合的治世方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如果能够以德治国，天下的民众就会诚心归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道德比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更为有力。用法制、禁令来治理民众，用刑罚迫使他们不敢越轨，民众虽然因害怕受到惩处而可以免除犯罪（或释为勉强尽力做到），但并没有羞耻感；如果用道德来指导他们，用礼仪来约束他们，民众就会具有羞耻之心，当然也就不会故意犯罪了。德治能不能真正得以实行，关键还是看最高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的德治思想是很高明的，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很好地付诸实践。
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君主的德性是获得天命的唯一根据，所以统治者要“明德修身”“明德慎罚”“敬德保民”。后人对先王的崇敬也是以道德判断为依据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即天神对下民一视同仁，只辅助有德之君。这表明，周人在探求三代更替的原因时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念。他们在寻找历史的因果关系时，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宗教神学，却把注意力转移到人事方面。他们承认天意主宰人事，却又让人事制约着天意，多少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西周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民惟邦本”，“敬德”和“敬天”最后都要落实到“爱民”上。
我国春秋末期，正是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集权者为了稳固其统治，便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来治国安民，然而他们为了自身私利恣意妄为的行径，使政治更加腐败，社会愈加混乱。老子指出，动乱时期人们所看到的所谓“礼”是“义”失落之后出现的，这种“礼”是导致道德沦丧、社会混乱的根源，是人的朴素本性的异化和歪曲。他对当权者推崇“巧伪”之“智”所带来的罪恶深恶痛绝，所以大声呼吁“绝智弃辩，民利百倍”。他提出要“无为而民自化”，“以正治国”才能使天下“有道”。老子肯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治理国家必须符合这种类似自然界的固有法则，才能使社会走上“大道”。既然道的最高特性是“自然”“无为”，那么“无为而治”便是人类社会的治道。这里，“自然”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是指不受外在强制力量主宰而“本来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无为”的“为政”原则即符合这种特性。而“为之者败之”，“有为”之治即妄为，是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积极遵道以行，率理以动，因势利导，尽随自然，辅其所生而不扰。在上位者应遵从自然无为之道，奉行清静无为之治，让人民自我化育、自主行动。这是对人民个体人格的充分而大胆的肯定，并暗含有人民为主的思想，与其“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侯王是民众的统治者，若能以道治国，民众将会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自均；反之，侯王若失道，即不以道治国，他的尊高地位恐怕将会被颠覆。无为是手段，有为是目的，无为而治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为是无私无执且公道，是忘我而为人，是生而不有的崇高德治政治。基于“无为而治”的思想，老子设计出一种在经济上自足、政治上自治的理想社会形态——小国寡民。在这个朴素的理想社会图景中，国家是富裕的，但没有战争，没有等级之分，人们都满足于他们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过着充实自足、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这里世风淳朴，道德淳厚，人与人之间没有尔虞我诈，精神生活恬淡自适。
中国封建体制是世界上发端最早、持续期最长而又最完备、最典型的一种，“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丰富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到治的经验智慧；既有当事者对时势的分析陈述，也有后人对前人得失的评论总结”
。它始于春秋时期，公元前594年即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宣布实行“初税亩”，实际上废除“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权的合法性，这是我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历史转折点。封建制度的完全确立，则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中国特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封建体制，一开始就以中央集权制建立起来。经历代不断发展完善，有效地调节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具有完备和灵活的特点，因而较为充分地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将古代中国推上了世界发展的巅峰。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最早由李悝在魏国的改革内容中有所体现，其在魏国“尽地力之教”，明确提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形成了具有创见性的重农思想。到了战国中后期，城市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更加发展，已开始影响农业的稳定，这时便出现了商鞅的“农战论”、荀子的“重农论”、韩非子的“耕战论”等思想，并且将这些“重农抑商”的思想付诸国家法律制度之中，促进了秦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结合当时社会现实，进一步提出“仁政”思想。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民本思想指出，如果为君主者残害人民，那就是一个民贼和独夫，人人得而诛之。他将德治与人性本善联系起来，认为德治不过是君主恻隐之心的扩充。孟子看到了物质生活条件与道德水平的联系，认为如果一个君主能施行“仁政”，使百姓都有恒产，并进而教导民众都能成为善人、躬行善事，那这个君主即使不愿意为天下王都办不到。这就叫作“心服”。“以德行仁者王”
，真正的王者，不是以武力迫使人服，而是以王政使人心服。后人称此为“王道”，即把道德彻底贯穿到政治之中。这种理想不可谓不高远，然而在战国时代，如果不同时加强战备，面对周边的严峻形势，一个小国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办到，又怎能做到“仁者无敌”“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
呢？所以也不怪有人会说“王道迂阔而莫为”
了。没有实力做后盾的“仁政”在一定时期只能是软弱的。
战国末期，荀子则强调要以外在的“礼”的规范去实现治国之道：“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
。在荀子看来，至上的治国之道也就是礼义。礼义就是治理国家天下的“中”，即根本的标准。荀子还论述了礼义道德教化和法律刑罚的关系。在他看来，道德的教化是一种软性、柔性的手段，其费时长而见效慢，但深入人心，易人心性，影响面宽而深远；法律刑罚则是一种硬性、刚性的手段，用时短而见效速。“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他还强悍地指出，“元恶不待教而诛”
，即首恶必杀。可见，荀子的王者之政是软硬兼施的，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法治思想。他既隆礼又重法，认为“治之经，礼与刑”
，但还是以儒为主、以礼为重。其理由是：“有治人，无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强调人在立法、执法中的重要性的传统观念，正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不过，这种思想成为后来儒家“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主张的滥觞。
道家集大成者庄子继承老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指出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人们仅能免遭刑戮。他斥责贪婪者利用仁义，角逐名利，戕害本性，使天下大乱。他同样提倡“无为”而治，强调“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
；听任自然，返璞归真；顺乎民情，行不言之教；功盖天下，却好像不是由自己取得；教化普及，人民以为自己本性使然。庄子的社会理想是“至德之世”。在这个理想社会里，人和万物混杂和谐而居；人和人关系淳朴，不标榜任用贤能，人们之间诚实无诈，德行自然，却不知道自己是按仁、义、忠、信原则行事；个体自我内心宁静，稳重安详，神情专凝，素朴无欲，本色真性保持不失。道家的社会理想陈义太高，在现实中近似世外桃源而成乌托邦。“无为”的治理方法对于上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
的安闲自足社会或许是可能的，但对于社会发展日趋复杂化的后世，统治者要做到完全的“无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对比起来，儒家礼义之治的方法显得更为现实一些，因而能成为中国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些思想经过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洗礼后，在社会治理的调节手段、理想社会的构想、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标准等方面，趋于学派化的理性建构，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元典发展理念，影响了以后整个历史的进程。
我国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重新建立起来。唐继隋后，创造了比隋朝更盛的文治和武功，是一个少有的既善于继承又能够兼收并蓄的朝代。隋唐时期是中国专制集权社会的盛世，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发展的繁荣阶段。在公元6世纪末到公元8世纪上半叶，隋唐王朝时期，中国是世界上国力最强盛、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天人关系始终是影响传统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将自然拟人化，认为上天决定、干预人间事务，或者与人间互为感应，如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思想，反映了早期社会人的主观力量有限，在自然界面前能动性不足的实际情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的力量增强，在大自然面前充满自信，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如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思想，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隋唐作为中华古代文明发展的成熟时期，思想家们在“究天人之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隋唐五代的历史，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重建、发展，又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在这个阶段中，中心问题是如何巩固和维护大一统的形势。各朝代在探索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统治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唐太宗君臣们的“兼听则明”“任贤能”“存百姓”“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
等治国安邦思想，“贞观之治”被作为由乱至治的典范而载入史册。对此，吴兢的《贞观政要》做了详细的记录。一个政权在建立之后，通过选任各类各级管理人才使国家机器运转起来，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秩序，进而巩固政权，这种形式为历代执政者所高度重视。科举在唐朝中期形成制度，宋朝以后规范并完善，明清两朝成为选官的主要形式，足足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强化中国集权专制帝国中后期的意识形态做出巨大的历史贡献。当然，以科举来选任国家管理人才的制度，在专制社会的发展后期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不过，在隋唐时期，由于统治者倡导“三教并用”的文化发展理念，儒、佛、道三家思想各有很大的进步。
“乾纲独断”反映了皇权的过度膨胀，制约着社会前进的步伐，所以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专制皇权，要求限制君权的呼声此伏彼起；同时，倡导在行使君权时要以民为本。在明清时，的确有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贯彻这样的民本思想，如明成祖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在儒家中，稍逊于儒家心中理想社会“大同”
的一种社会局面称为“小康”，这与《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中表达生活比较安定的“小康”不同，而是和我们现在一直追求的小康社会含义基本相同。在他统治期间，明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治武功都有了很大提升，史称永乐盛世。
北宋时期形成的哲学思想——理学，自南宋末期被采纳为官方正统思想起，就在思想专制的夹缝中扭曲变形，尤其是明中叶以后，日益成为广大知识分子自我束缚的一条绳索，而与治国安民相去甚远。清初，统治者又把理学作为笼络士人的工具加以提倡，同时借助理学来维护其专制统治。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痛恨理学的空谈误国，遂对理学展开猛烈抨击，并倡导功利主义。顾炎武认为理学的流行比魏晋时清谈的流祸更为严重，他针对理学崇尚空谈的风气，提出自己“凡文之不关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的为学宗旨；黄宗羲认为理学家醉心于空谈又反对一切务实的活动，还批判了理学家把“事功”与“仁义”分途的做法让人怀疑儒学都不是一种治国安民的政治学说；王夫之在对历史规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理学之“虚”进行批判，提出了“势”的理论，认为社会发展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主张“更新而趋时”
，要求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同时重视法制建设，强调“创法立制”来挽救时弊，在经济上主张将政府对工匠的劳役制改为“招募和雇”，提出“止暴而安商”，并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
，人民群众有权利争取更好的生活与生存条件，而不必屈从于专制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颜元从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对理学做了深刻批判，揭露了理学和佛老的因缘关系，以实用知识教育学生，主张改良政治、平均土地、恢复乡举里选，并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提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
的观点；唐甄认为心性和功利是紧密联系的，他从功利主义的思想出发，强调“民惟邦本”，要求君主要爱民、富民，提出“十八善政”的建议。这些思想家的目的仍是维护专制统治秩序，所恢复的古代制度也大都来源于儒家经典。
清自嘉庆、道光以后，政治日益腐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各种陈规陋习，如弊端丛生的科举制度、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过分集中的土地制度、尊君卑民的政治制度、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等，阻碍着社会的前进。不改变以至于不废除这些制度，社会就不能前进。龚自珍指出，泥古不化，必然阻碍社会进步，必然导致国家衰败。魏源系统地论证了变法改革的重要性。康有为强烈要求变法革新，梁启超写《变法通议》论述了变革的必要性，严复译著《天演论》强调进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不前进就要灭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要在中国“建立民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近代国门被打开后，为了赶上先进国家，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要向西方学习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鲁迅先生对这个口号做了这样的评述：“‘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
这样的分析真可谓一语中的。
宋代以后虽有人倡导“工商皆本”，但其声音极为微弱，未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清代前期的两百余年统治中，实行的依然是重本抑末政策，甚至称工业品为“奇技淫巧”而予以禁绝。鸦片战争中，英国用炮舰攻开了中国的大门，物美价廉的洋货源源不绝地流向了中国。英国的炮舰给了中国人很大的震动，西方的新颖商品引起不少人的艳羡。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历史的反思，并用实际行动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性，突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
在清王朝残酷的政治高压统治下，明清之际出现的反君主专制、向往平等自由的政治思潮被扼杀了。随着社会矛盾加剧和西学东渐，这种政治思潮又逐渐抬起头来，并进一步提出了反专制的君民共主蓝图与反集权的民权、民主理想，建构起“太平天国”与大同世界的美妙构想。清代后期，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中国，中华民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种情况刺激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而对在国内饱受民族压迫的汉民族来说，还产生了反国内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是近代中国在自强救亡中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