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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发展理念是对发展实践的反映，是发展经验的总结，是发展战略的自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种“反映”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过程，这种反映是积极的反映，并不是对客观对象的直观描摹或照镜子式的原物映现，而且具有批判性、创造性和前瞻性。如果把人对于对象的反映过程看作是一种信息活动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对于认识对象信息的接受，而且有对于认识对象信息的分析、选择、运用、重组、整合、建构和虚拟。人的认识不仅仅是客观事物的“摹本”，而且为改造客观事物提供“蓝图”。毫不夸张地说，发展理念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发展的道路、方向和模式，是社会发展的指向标，对社会发展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
发展理念的形成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由于实践不仅把客观事物提供给主体作为其认识的内容，而且能为主体提供加工、改造客体内容的认识模式，从而把认识的反映性和创造性统一起来，所以，发展理念具有一种问题自觉和实践自觉，具有来源于发展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特性。从实践来看，经济发展需要科学的理念来指引，尤其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发展理念对经济发展有着鲜明的理论上和现实上的针对性，直接关乎经济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大的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作用。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向、新布局，有利于推动快速发展的步伐。发展理念通过对经济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能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发展大势，完善发展战略，不断力争用新思维赢得发展主动。科学的发展理念能够在总结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揭示发展规律、判断发展趋势、增强发展能力、推动发展平衡、改善发展环境、提高发展水平，从而引领新的发展方向。
发展理念对发展实践的指南意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与儒家对“无为”或“道”或“天理”，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的根本规律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整个中国文化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特色都是与这一认识紧密联系的。比如，在对人的行为的控制方面，孟子所强调的是义，同时，孟子已明确地认识到，在市场交易中，商品是有价的。先秦时期，对社会经济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另一位学者——荀子，其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的。荀子指出，对人性恶的控制包括两种手段，即改造人和建立社会制度规则。荀子所主张的社会制度规则包括礼与法。在经济运行规律上，荀子已认识到，只要农民的财产所有权得到充分的保证，并给予良好的生产环境，农业就可以得到正常的发展，他已提出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需要政府过多的人为干预。《管子·轻重篇》中提出，在对商品价格变化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政府可以通过政令的缓急以及控制商品的聚散等经济手段控制市场的供求与商品的价格，从而实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及治理国民经济的目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演进历史中，发展理念对发展实践的反作用发挥同样很明显，例如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宏观经济干预政策与经济理论中的凯恩斯主义的关系是：先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针对经济危机，在实践中对自由市场经济加以干预，再有经济学理论中的凯恩斯革命，然后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更多的市场经济国家实施了经济干预政策。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前，政府一直奉行并实践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自由市场经济为美国带来了活力和财富。然而，1929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大危机是“看不见的手”始料不及的。经济危机造就了罗斯福新政，其基本特征是：一反自由放任，强调国家计划和需求管理；举办公共工程，旨在增加就业；摒弃了传统的财政平衡的观点；扩大信贷，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刺激私人投资；向国外转嫁危机，包括宣布美元贬值、组织美元集团等。新政的实施带来了初步的经济恢复，尽管恢复得比较慢，而且后来又出现了反复。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市场经济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使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因而国家有必要采取干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这样就能使资本主义制度解决失业问题，因而仍是“理想的社会”。垄断资本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说明资本主义通常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他主张由国家实行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达到充足就业，缓解经济危机。凯恩斯的理论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20世纪50—60年代，在对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动态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解释、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两大派别：以P.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和以J.V.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凯恩斯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其《美国总统经济史——从罗斯福到克林顿》中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凯恩斯，特别是其追随者对凯恩斯的解释，扩张性财政政策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的应急措施，而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凯恩斯主义使得后来的各国政府一遇到危机就轻车熟路地选择扩张性的刺激性政策。虽然发展阶段和发展矛盾的不同，发展理念也不同，但是特定的发展阶段总会产生特定的发展理念，对发展实践产生指导作用，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人类发展实践的演进和发展理念的更新机会是同步的，这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正是人类社会不断从落后走出来、走向现代文明的进步历程。发展理念在整个社会发展历程中，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与时俱进，也会继续指引发展前行的道路，挖掘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整个人类社会推向不断创新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