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同时也论证了“延伸人体的都是媒介 ”，不仅包括报纸与电视，还包括斧头与车轮。这一曾经毁誉参半的“泛媒介论”，在当下的传播学研究视域中有必要被重新审视。

移动互联网的支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打破了传统大众媒体对传播时空、资源、渠道的垄断，受众正在凭借空前的自主权，通过选择不同的信息渠道来定制完全异构化的“个人媒介系统”。当下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根本困境在于，我们所理解的“媒介”，是否还是受众所定义的“媒介”？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对当下“什么是媒介”这一问题，有过一番立足受众立场的形象描述：“媒介是你如何知道朋友生日聚会在何时何地举行；如何了解德黑兰发生什么，特古西加尔巴的领导者是谁，中国的茶叶价格多少；媒介是你如何知道同事给他的孩子起了什么名字，下个会议将在哪里开；媒介就是你是如何知道10米之外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看似简单的列举，其实囊括了两个重要的、有启发意义的转向：第一，媒介是什么不再只由媒介机构来定义，而是由媒介使用者来界定；第二，新闻信息与社交信息正在汇聚到消费者那里，被一并消费。

研究者、信息治理决策者常执着于研究存量媒介机构如何搭载新的技术继续着影响力，却一直忽视其理想传播另一端的“人”，其媒介观念是否已经发生了变迁，“我所发力传播的新渠道并非你所倚重的输入源”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最基本观念上的错位。须知，基本观念上的“认同偏差”将导致缺乏适切的理解框架，这是一切无效传播、低效传播的根源。

因此，在当下摒弃媒介中心主义立场，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审视主流大众正在“以什么为媒介”获取信息、自我展现，甚至打发时间，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动机、需求和内在媒介人格的驱动下如何选择个人的媒介轨迹，就成为当下新闻传播学专业甚至相关专业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提出，“下一代互联网用户”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媒介资源的“自我配置” 。事实上，传统媒体与所谓“新媒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界”与“无界”：传统媒体的“有界”在于信息的有始有终，有显著的消费结束的边界，有种完结的仪式感和确定感；而拜网络无远弗届的技术所赐，新媒体的“无界”体现在永无休止的超链接、随时更新的新内容，不断延伸至更多信息，只要消费者想继续了解，总会有更多的内容不断地延展下去，没有所谓终结。因此，传统媒体的消费是给定边界的，而新媒体消费的边界取决于个人对媒介系统的“自我配置”。然而，如何观察“自我配置”的形成机制，如何摸索每个人手里都不同的这份清单的建构准则，正是受众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断发展的大数据和算法正在为寻找这其中的规律做出努力，先进的算法技术已经在海量信息与海量个人之间的分配显示出其不可或缺的存在意义，但是，算法如何更为深刻地理解人，如何更好地协同个体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信息关系的逻辑之中，如何为算法发展的框架提供轨迹，仍然需要研究界的深入探索。

以往关于媒介使用的研究和课题并不在少，但囿于传统研究框架，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现有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的客观展示。本次调查，我们在探索新的、影响媒介使用行为的因素上做了更多努力，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了更细颗粒度的媒介使用情况之外，还将媒介认知、媒介动机、媒介人格等维度纳入视野，尝试寻找这些受众本位上的内在因素对媒介接触与使用行为的影响。通过大型调查寻找这些因素存在和影响的基本规律，并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支撑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