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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写作时，我通常先把有关同一个话题的笔记集中到一起。成文过程中，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几段话，都有所见，但它们连不起来；不是它们互相矛盾，而是，着眼点相差很远。把它们连起来，所费的力量远大于写出这几段话。你会问：为什么非要追求体系性？并列放着不好吗，硬行连到一起多人为啊。然而，系统说理本来也是说理的一种自然倾向。并列放着当然也好，但连在一起，展现不同端绪不同旨意之间的联络，使得原本的旨意获得一种新的意义，惊鸿好，水滨也好，惊鸿照影，别一幅景象。
系统地说理，把零星道理连成一片，是一项有其特点的工作，需要专门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我们平常人都能东说出一种道理，西说出一种道理，但只有尽心于说理之业，才能把道理连成一片。所以，尽管人人都会说理，系统说理却像是个专业。
系统性是区分哲学—科学家和感想家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性的简易标志是体系文体。柏拉图开始了这种文体，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此后，从卢克莱修到康德、黑格尔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哲学家通常采用体系文体。
最典型的体系文体是建筑式的。在一个体系建筑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或依稀地区分出最高原理、次级原理、再次级原理等等层次。《纯粹理性批判》是这种建筑模式的典型，康德在该书中且有专章讨论体系的建筑术：“我在建筑术名下所理解的是（建构）体系的艺术……建筑术是关于我们一般认识中的科学性的东西的学说……在理性治下，我们的一般认识绝不可以构成一首狂想曲，而必须构成一个体系。”
胡塞尔接过了康德的理念。据他认为，在他之前，哲学还“根本没有任何学说体系。这里的一切都是有争议的，任何一个表态都是个人信念的事情，都是学派见解的事情，都是‘立场’的事情”。现在，胡塞尔要来（如果从哲学史上说，是又一次来）为“未来哲学体系”奠定基础，“以一个确定无疑的基础开始，像任何一座出色的建筑物一样，自下而上地耸入高空”。
历史上有那么多哲学家（更不知有多少无缘“进入历史”的哲学爱好者），认为此前的所有哲学都是从头错起，于是立志为哲学从新奠基，每一个都相信，从他开始，哲学将获得稳固的基础。怀抱此澄清宇内理想的，胡塞尔大概是伟大哲学家中最后一位。
20世纪，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于对哲学和科学的相异性质的理解，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建筑模式的体系形式扭曲了穷理的努力。他们放弃了体系构造。后期维特根斯坦采用的方式尤接近于散点透视，他在《哲学研究》序言里曾说明采用这种方式的理由。建筑模式的体系形式的式微反映了现代思想家对哲学的新理解。
放弃体系文体并不意味着放弃了穷理的系统性。帕斯卡尔的随感录并不是感想汇集，其中的洞见体现出对世界的一种整体的、结构性的理解。孔子、尼采、后期维特根斯坦也一样。人类理解有穷理倾向，有寻求连贯、融贯的倾向，但这种倾向不一定要向“建筑学”发展，它也可以向网络发展。网络式的体系的基本思想是，哲学固然追索原理，但并没有唯一一套固定原理，每一个道理与其他道理互相交织。实际上，康德体系，胡塞尔体系，如果不从外观而从实质看，本来就更近于网络而非建筑，在这个体系里，有些部分交织得紧密，有些部分松散相连。不仅每一个哲学体系是一个网络，而且，各个体系也不像一座座并立的建筑，而作为各有特色的网络编织在更大的网络之中——康德体系的一部分与休谟编织在一起，一部分与卢梭编织在一起，一部分与沃尔夫编织在一起，后起的黑格尔体系，又有大片大片与康德体系编织在一起。各个体系不同而相通，通而不同。
近代哲学曾十分关注“从哪里开始”、从何种原理开始的问题，然而，网络没有开端。我相信，穷理必定是循环式的，而非线性的发展，相应地，从哪里开始是教育的艺术，而非逻辑的必然。
与网络式相比，建筑式更倾向于把系统性视作发明。因此，针对康德这段话，胡塞尔争辩说，哲学的系统性，或用他的话说，“科学的系统性”，不是发明的，而是发现的、发掘的。关于发现道理还是发明道理，前面已经论及，大意是说，一般说来，穷理在一个意义上是发现，在一个意义上是发明。实际上，网络观念恰恰适合来说明这一点。随着不同的基本洞见转变，依乎不同的大道，各种道理会有不同的组织，呈现不同的面貌。一批线条，这么看形成这样一幅图案，那么看形成那样一幅图案，都是发现，但这里，“发现”不预设原理的现成性和系统的唯一性。哪些道理是大道，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孰轻孰重，孰彰孰隐，固然并非全无标准，却没有普遍接受一成不变的标准。道理在哪里拢集，原理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