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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些概念，沿用的时间很长，可实际上并没有成为现实，比如很有名的“九州”。现在一般的说法，特别是根据儒家的经典，“九州”就是大禹治水完成以后，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州，便于统治管理。但根据现有的史料以及考古的发现来分析，大禹及其时代还没有办法被证实。即使的确存在，那时的统治者也不可能直接统治、管理那么大的地方。所以这只是个概念，反映了一种理念。
而且这个概念、理念也要到战国后期才逐步形成，是当时一些学者看到了天下要逐步统一的趋势，“先天下之忧而忧”，为未来的统一政权做出的规划，画出的蓝图。不过，这张蓝图从来没有实施过。无论是西汉时设置“十三州刺史部”，还是东汉时实行州牧制，从来没有将天下划分为九个州。
但这个概念一直被沿用，比如陆游诗中的“但悲不见九州同”，这个“九州”就代表天下、全国，就是中国。一直到现在，我们往往还用“九州”象征全国。所以，历史上有些概念其实始终停留在思想阶段、精神层面，或者人们逐渐把这种思想当作一个现实概念，同样有它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这些概念是怎么产生的呢？当然多数是先有现实存在的，但也有一些完全是学者们按照逻辑推理或想象思辨产生的，同样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在历史上或者科学方面发挥作用。
比如，《史记》记载了齐国的学者邹衍，他生活在孟子以后，他认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意思是说，儒家所谓的“中国”实际上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可以称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有九州，那就是大禹划分的“九州”。但是其实这还不是真正的州的数目，因为中国以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单位，还有九个，周围都由海洋包围着，相互之间的人与禽兽都无法来往，这才是九州。而这样的州还有九个，周围由无边的大洋包围着，这才是天地的边缘。
这个概念真可谓空前绝后的大胆。根据现有的史料，邹衍的足迹大概没有离开过齐国一带，不要说大九州，还有更大的九州，他连“赤县神州”这小九州的各个地方都没有能够完全到达。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么个宏大的概念来？这纯粹是一种想象和推理。
但是我们今天看看地球的现实，邹衍的想象推理倒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地球上面的每一个洲，周围都是由海洋包围着。我们现在讲的七大洲或五大洲中“洲”的概念，实际上就是由海洋包围着的大陆。“九州”这个概念的提出并不是邹衍实地考察的结果，而是出于他的想象，凭他的推理，但这个概念无疑比其他那些只从实际考察所获得的知识，或者只描述自己到过的地方，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其实西方的地理学家也是如此。最早有人设想，地球应该是圆形的或者球形的，也不是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在大航海出现以前，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了解世界，了解地球表层。不要说地球上那些偏远地方，就是自己所在的大洲的各个地方也极少有人都到过、都了解。他们是怎么确立一个大的地理概念的呢？其实都是出于想象和推理。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存在的各种思想，在春秋战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有的甚至发展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或者说是统治者还来不及、还不可能干预到思想与学术的时代，一些天才的人物可以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严密的逻辑推理，有非常重大的发现。
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我们到今天都引为自豪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经常拿它举例的——庄子所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两千多年前没有什么科学实验的手段，更没有今天可以观察微观世界的电子显微镜，纳米技术、加速器等，这些都没有，庄子为什么敢说一尺长的一个木棒，你每天取它一半，万世不竭，永远取不完呢？他凭什么把物质可以无限分割这样一个基本的原理，用这十二个字就说明了呢？
其实这就是自由思想的结果。他说这话并不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并不需要通过什么科学实验，而完全是严密的推理。你说一天取它一半，那么会剩下二分之一；再取它一半，那么会剩下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如果你说到了哪一天没有了，那么请问这另外一半到哪里去了呢？所以应该是万世不竭。
又比如当初有学者还辩了一个命题，就是“白马非马”。明明是诡辩，却成了一个有学术意义的形式逻辑命题。
公孙龙强调“白马”是由两个概念构成的，一个是马，一个是白，缺一不可。如果只有马，可以与黄、黑组合，成了黄马、黑马。白也不一定跟马连在一起，可以连其他。但在“白马”这个概念中，“白”和“马”缺一不可，否则就既不是白，也不是马，所以就“非马”。这样的辩论显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在当时可以自由进行，并且会被记载、流传，成为一个学派，根本原因就是在学术思想不受干预的情况下，那些人的聪明才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天才人物，其才能可以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挥。
并不是当时的统治者已经有了鼓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自觉性，或者当时已经形成了什么好的制度。这不能不归功于一个重要因素——人才的自由流动。春秋战国期间，一方面，原有的制度、秩序从分崩离析到荡然无存，有一技之长、敢于追求自身发展的人有了自由身。另一方面，面对激烈残酷的兼并，统治者如果想保全自己，或者想进一步实现称霸扩张的愿望，就必须有一批杰出人才，不能仅仅依靠本国，而要大力从外国招引。对人才来说，就有了选择和流动的自由，本国不行就去外国，在这一国得不到重用就去另一国。
善于吸收各类人才、各类杰出移民，这个政权就有可能迅速发展、扩张、巩固。春秋战国期间留下了不少统治者为招揽人才不惜代价的佳话。比较起来，吸引人才最多、最有效的还是秦国。
为秦国做出重大贡献，使它国力迅速强大，推行变法改革，执行重要使命的，几乎都是外来移民。由余来自西戎，百里奚来自宛（今河南南阳市），蹇叔来自宋国，丕豹和公孙支来自晋国，商鞅是卫国人，张仪是魏国人，甘茂是下蔡（今安徽凤台县）人，穰侯魏冉是楚国人，范雎是魏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蒙恬的祖父蒙骜是齐国人，赵高是赵国人。这些人迁入秦国以前，有的是奴隶，有的是罪犯，有的是商人，有的死里逃生，有的怀才不遇，没有一个人在本地本国已经受到重视或居于高位，是秦国给了他们成才或发挥的机会。
但是秦国的国君也不是始终都重视吸收移民的，一方面是现实的紧迫需要，另一方面也需要君主做出正确的决断。秦国的宗室大臣曾向秦始皇提出：从其他诸侯国来投奔秦国的人，大多是为他们的主子服务的，建议全部驱逐出境。秦始皇听从后，公布了一道“逐客令”，要将已经得到任用的外来移民统统赶走。已经担任客卿的李斯也属驱逐对象。
李斯上书秦始皇，留下一篇有名的《谏逐客书》。李斯列举历史事实：当初要不是接纳招揽那些“客”（移民），秦国哪有今天的强盛？各地的出产和宝物你都要用，各国的音乐和舞蹈你都要享用，而对外来的人才却不分青红皂白一概驱逐，这不是制服诸侯统一天下的战术。将这些人驱逐出境，正好让他们资助了你的敌国，又给秦国结了那么多怨，树了那么多敌。
这使秦始皇改变主意，撤销了这项驱逐令，“客”都留下来了，包括李斯在内。
但当所有人才都只能为一个国家所有，只能为一位君主效劳时，当他们再也不能自己做出选择时，就不会再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了。
前面已经讲到“中国”这个概念，从出现到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的名称，经历了三千多年，那么这个具体变化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平时也经常有人问，古代中国究竟有多大呢？
我们现在研究、学习、说明中国古代的历史的时候，要界定一个具体的范围，不能够仅仅根据当时人把中国看得多大，就按照当时人的概念来确定中国的范围。比如说要研究商朝史，就不能只研究商朝的国都，因为当时人就是称它为“中国”的，我们当然要研究整个商朝，研究它统治的范围，还要研究它的周边，研究谁在跟它打交道，发生关系。所以这个“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后人界定的概念。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老师谭其骧教授受命编绘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就碰到这个问题了，各个时期的每幅地图要画多大的范围？从原始社会开始到清朝，要画多大的范围才可以反映古代中国的历史呢？
如果是写文章写书，那还好办，可以通过描述。画地图的话，一方面必须有一个具体的空间范围。北面到什么地方？南面到哪里？东面、西面应该到什么地方？都得有一个具体范围。
另一方面，这个概念也没有现成的画法可以利用。谭先生一开始接受的任务是“重编改绘”清末民国初年杨守敬编绘出版的《历代舆地图》。但是杨守敬用的是传统的概念，“历代”就是指以往各个具体的朝代，譬如汉朝、唐朝，所以他只要画出那个朝代的具体范围就可以了，不画非华夏、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或在中原王朝以外的边疆政权，今天中国的领土内的一些地方也可以不画。如果继续按杨守敬的办法画，就不可能完整地显示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中国历史的史实。
当时也有人主张，既然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地图，就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这种建议肯定行不通，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比如说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新疆的西北，已经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俄侵占了。外蒙古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清朝和中华民国的领土，1946年才由当时的政府承认它独立。如果只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一变化根本就看不出来，因为它已经超出这个范围了，这能反映中国历史的事实吗？
而且不止这些地方。历史上的中国，即使不包括非华夏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就是只讲中原王朝，像汉朝的疆域就包括朝鲜半岛的中部、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唐朝疆域的西端一度远达咸海，元朝的疆域很大一部分在今中国领土之外，如果规定了只画今天的中国的范围，那么汉朝、唐朝、元朝，几乎历史上各个中原王朝的地图就都画不全了，怎么能完整显示中国历史的空间范围呢？所以这种建议很快被否决了。
另一种建议是，干脆还是像杨守敬那样，就按照当时中原王朝控制的、实际统治的范围来画。比如汉朝的地图，就画汉朝统治到的地方，不管它超出今天中国的范围多远。唐朝、元朝的地图也这样画。但这种办法，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能完整地显示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我们历史的这样一个史实。
因为直到清朝完成统一之前，今天中国境内有些地方始终没有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比如说青藏高原，那是到13世纪中期，也就是蒙古建立元朝的时候，才成为元朝的一部分的。如果规定地图上只画中原王朝，那就是说元朝以前的地图，包括汉朝、唐朝、宋朝，都不能包括青藏高原，怎么能够反映出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中国历史呢？
实际上在13世纪中期以前，也就是蒙古统一西藏以前，那里的吐蕃人和他们建立的政权早就与中原王朝、华夏各族有了交流，也有冲突。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和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当然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唐朝跟吐蕃，无论是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这种友好的和亲，还是二者之间的战争，吐蕃的扩张，唐朝的反制，吐蕃与其他政权如南诏、大理的关系，吐蕃与今天的新疆、中亚的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部分。如果地图上只显示唐朝的疆域，这些历史事实就没有办法被表达出来，这个历史是不完整的，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中原王朝以外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和边疆的政权对中国历史的贡献。
经过反复研究，也广泛征求了历史学界和相关学术界的意见，并且报请中央批准，最后谭先生确定的这个原则就是：“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具体地讲，也就是以公元1759年，清朝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天山南北路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个疆域北起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蒙古高原，西面到达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南面包括今天中国的南界和南海诸岛，东面到达太平洋，包括以后被沙俄占领的库页岛，就是这么一个范围，大概是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
是不是因为这个范围最大呢？倒也不是。应该承认，清朝最后完成统一的疆域在中国历朝历代中的确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总体还是局部都有比它更大的，比如唐朝。唐朝最西曾经到过咸海之滨，远远超出清朝的西界。又比如汉朝，汉朝的疆域包括今天越南的大部分、朝鲜半岛的北部与中部。所以当时选清朝的疆域，就像谭先生所指出来的，一方面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并不是因为它是最大的。而且另一方面，尽管历史上有的朝代控制的范围比清朝还大，但是能够在自己统治的范围里面，都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只有清朝才做到了。
那么有些政权的疆域比清朝统一后的疆域还大，大出来的地方怎么处理呢？我们在画历史地图以及研究或者讲述历史的时候，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并不受这个范围的限制。如讲汉朝的疆域，当然要讲到它在今天越南的部分，在今天朝鲜的部分。讲唐朝的疆域，同样要讲到它最西到达咸海之滨，包括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都要从实际出发。
还有一些非华夏民族建立的政权，或者边疆政权，有的是跨这条疆界两边的，怎么办呢？既然我们是研究中国历史，表达中国历史，那就要看它当时是不是基本上还在“历史中国”这个范围里面。一个主要标准就是看它的政治中心、它的首都在哪里。比如说6世纪以前，跨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政权，它的一部分已经脱离了当时的中原王朝，但是它的首都、行政中心还在鸭绿江北面的集安，在我们界定的“历史中国”的范围内，所以我们还把高句丽看成是历史上中国的政权。等到它的首都、行政中心迁到平壤了，尽管它的一部分辖境还是在东北地区，在我们讲的“历史中国”的范围里面，我们在研究、界定时就把它当作中国以外的政权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历史上中国有多大，一个标准就是清朝统一以后所达到的最大的疆域范围，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另一个标准，就是以当时的中国的概念来界定，也就是说从秦朝开始，各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也包括当时与它对峙或者共存的那些非华夏民族建立的政权，还有那些中原王朝还没有统治的边疆地区或局部地区的政权。要分别讲清楚它们的范围，这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没有完全相同的疆域，每个朝代都有变化。就是同一个朝代，前后也有变化，有的甚至变化得比较频繁复杂。
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请大家看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套书有八册，每一册前面都有总图，就是一个时期的总图。有的朝代还有不止一幅总图，显示它前后的变化，有的朝代有三幅。你可以看到一个朝代的疆域最远到了哪里，中间到了哪里，最后固定在什么地方。后面是分幅图，可具体查某一局部。还有也是谭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把上面说的一套书里面的总图汇编成一册。谭先生为每一幅总图都写了图说，放在地图的后面，概述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和其他政权疆域的形成和变迁，各个政权内部还有哪些政区建置等。这些图说给你介绍各朝代疆域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变化的，内部有什么政区以及这些政区的沿革。后面还有地名索引，用起来很方便。
上一节，我讲了我们后人所界定的中国历史所包含的空间范围，这一节就具体讲讲，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中国，也就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到底有多大。大家一定注意到了，我在讲古代王朝范围的时候用的是“疆域”，而没有用“领土”这个概念，这两者是不同的。
中国古代疆域是建立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上的。上面是天，下面所有的地方都是天下，而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所以中国的统治者可以决定自己统治的范围有多大。“疆”就是一条界线，一条边界，“域”表示一个空间范围。这个范围由谁来决定呢？就是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王、天子、皇帝来决定。
今天讲的国界，不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而是周围的邻国都接受的，受国际法保护的，建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平等的关系上的相邻国家领土之间的分界线。今天的国界所划定的范围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也就是说这条线所覆盖的是地球表层，往上的天空就是这个国家的领空，这条线里面的海洋叫领海，领海下面的土层或岩石是底土，都属于这个国家。古代不可能有这些概念，没有飞行器，领空就没有意义；没有机器船和远程炮，就没有划领海的条件。
还有一个区别，今天的领土代表着主权，领土的所有者是非常明确的。但在古代中国，有的时候疆域的拥有者并不一定有明确的主权意识。有些游牧民族建立政权，就没有明确的疆域概念，往往是我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所谓“逐水草而居”，什么地方适合放牧，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如果受到阻止，那就用武力去夺取，而不是像今天这样考虑是否拥有主权。对中原王朝来讲，皇帝如果愿意，甚至会把自己管辖的地方划给藩属国或周边其他民族政权，他认为这只是一个管辖的问题，反正天下都是他的。
中国古代习惯用疆域来指代管辖范围，我们今天也沿用这个词，而不用领土这个词。
疆域变迁的过程太复杂，不可能每个朝代、每个政权、每个年代都讲到，只能讲几个有代表性的阶段。
第一个重要阶段应该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因为在这以前，东周、西周、商朝、夏朝还不存在一个能够统一管辖它全部范围的中央政权。那个时候讲到的疆域，只是一些分封的国之间的疆域，统一的疆域是秦始皇灭了六国之后才形成的。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只是把原来六国的疆域统一了，还没有达到秦国疆域最大的范围。在这以后，秦朝在平定楚国的江南地区和越国的旧地以后，就继续往南，进入今天浙江的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
到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赶走了河套一带的匈奴人，收复了战国时期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立了一个政区，叫九原郡，开辟了一片新土地。
大约在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朝的军队越过南岭往南扩张，最终占据了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这一带，又设立了三个郡。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向北两个方向扩张到了今天的大渡河以北和岷江上游。
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的时候，秦朝已经拥有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南到今天越南东北部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朝鲜半岛西北的这样一个辽阔的疆域，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第二个重要阶段是西汉。经过汉武帝时期的开疆拓土，到公元前60年，也就是汉宣帝时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到了西汉末年，公元初，西汉稳定的疆域北面到达阴山山脉、辽河流域，东面拥有今天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部，包括今天韩国首都首尔在内，南面拥有今天越南的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一部分，西面到达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之间，包括今天新疆以及境外一些地方。
对照今天的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领土还没有被包括在西汉的疆域范围里的只有三块，第一块是青藏高原，第二块是蒙古高原，第三块是辽河流域以北的东北，其他地方都达到甚至超过了。这三块地方未包括在内的原因，并不是汉朝没有这个军事实力，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在当时条件下，这三块地方还不适合农耕。即使有军事能力占领，它也会放弃。比如蒙古高原，汉朝几次打败匈奴，都曾进驻蒙古高原，但很快就退回来了，因为那里不适合农耕，而汉朝自己的疆域足够生产出满足自己全部人口需要的粮食和相应的物资，并且有余。
又如青藏高原，汉朝人已经明白，海拔太高的地方是不适合他们居住的，所以也没有往上扩张。东北气候太冷，也不适合农耕，而内地的土地很丰富，好多地方还没有开垦，所以也没有必要向东北扩张。
我们对比西汉与以后各个中原王朝的地图可以发现，以后基本上只是局部的扩张或者收缩。可以这样讲，如果是秦朝开始形成统一的疆域，那么到了汉朝就奠定了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基础。
第三个重要阶段是唐朝，特别是唐朝前期，疆域有了空前的扩张。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灭了东突厥，实际控制的范围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并且在阴山以北六百里的地方建立了行政区，超出了今天的国界。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又灭了高昌，在今天的新疆先后设置了伊州、西州、庭州这三个正式的行政区，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设立了安西都护府。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朝军队打败薛延陀，进驻今天蒙古国的杭爱山脉以东。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抓获了突厥的车鼻可汗。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西突厥被打败并投降。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朝的军队由山东半岛东端渡海，进攻朝鲜半岛中部的百济，百济投降。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朝的军队在天山打败了铁勒。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灭了高句丽，在平壤设置了安东都护府。唐朝最强盛的时候，曾经扩张到咸海之滨，控制了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这是中国历史上能够达到的最西端。
在南面，唐朝继续拥有越南的北部，在那里设置安南都护府。
但是，唐朝的疆域并不是始终都那么大。因为唐朝的扩张，大多数都是军事胜利的结果，但实际上它并不需要那么大的土地，所以从来没有向这些地方移民，或者去传播自己的文化，甚至并没有像在内地一样设立正式的行政区。随着国力的衰退，或者因为控制成本太高，或者当地人的反抗，往往很快就收缩、撤退了。比如说唐朝在平壤建立的安东都护府，很快就撤到了鸭绿江以北，以后甚至从辽河以东撤到了辽河以西。
唐朝最西到达咸海之滨的时间只有三年，三年以后就往里收缩了，以后退到了帕米尔高原。特别是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唐朝的军队都要集中去堵截叛军，防范他们进攻洛阳、长安，西域在军事上成为空白。藏族的祖先吐蕃人就扩张占据了新疆的大部分、甘肃、青海、四川的西部、云南的西北，甚至陕西的边缘。吐蕃兵力最强时，还曾占据长安，只是由于他们不适应海拔比较低的地方，低海拔环境造成他们醉氧，他们才很快退到了陇东高原。
如果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把安史之乱以后这一幅唐朝疆域图与前面两幅对照的话，差别是非常的大，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盛唐。实际上，每个朝代的疆域前后几乎都有变化，不过幅度没有像唐朝那么大。一般一个朝代在刚建立的时候，还不是疆域最大的时候，一个朝代的疆域前后都是有变化的。比如明朝，初年的时候曾经控制新疆东部哈密一带，并在那里建立军事卫所。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已经撤到了嘉峪关。所以，如果我们要详细了解疆域的变迁，还要分阶段、各个方面，对照历史地图和有关的史料。
第三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在汉朝疆域基础上，唐朝一度扩张到空前的范围。
第四个重要阶段是元朝。成吉思汗刚在蒙古地区兴起、统一蒙古的时候，历史上的中国范围被分裂成七部分：蒙古；西辽，就是今天的新疆和它西面到巴尔喀什湖、阿姆河之间的地方；金朝，占据了淮河秦岭以北的黄河流域，大兴安岭以东的地区；西夏，北起河套，南至陇山、河湟地区，西至河西走廊的西端；南宋，淮河、秦岭以南（除了云贵高原以外）这些地方；大理，包括云贵高原和它周围的部分地区；吐蕃，青藏高原和它周围的地区。
成吉思汗兴起以后，蒙古先后灭掉了金、西夏、南宋、大理。在这个过程中，蒙古南下灭大理的同时，又进入吐蕃，征服了不服从的贵族，完全控制了吐蕃地区。13世纪中期，青藏高原和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成了元朝的疆域。但是并不是今天整个中国的所有地方一直就归元朝统治。成吉思汗分封他的子孙，建了一个察合台汗国，新疆的大部分在元朝期间是归察合台汗国，并不是归元朝统治的。
元朝的稳定疆域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河，东到鄂霍次克海；在东部，拥有朝鲜半岛东北部；在西南，包括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还有今天的缅甸东北部和泰国北部。
与汉朝、唐朝极盛时的疆域相比，元朝不仅在面积上超过了它们，而且在控制程度上也超过了它们。除了吐蕃地区和今天新疆东部的三个直属朝廷的单位以外，元朝在全国都设置了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相当于今天的省，其中包括汉唐时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蒙古高原以北和辽河下游以北地区。
最后一个重要的阶段，清朝在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完成统一，也就是在前一节里面介绍过的，形成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
鸦片战争以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被沙俄侵占了。以后，通过《伊犁条约》和几个勘分边界的界约，沙俄又侵占了今天新疆以西、以北的这一片领土，清朝的西界大致退缩到今天的边界。
清末领土的形状就像一片秋海棠的叶子。辛亥革命以后，外蒙古在沙俄的策动下闹独立，而后不得不取消。到19世纪20年代，外蒙古又搞独立。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中国领土的形状变成了一只雄鸡。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外出巡视，当他到达左邑县桐乡的时候，听到了南越国被平定的消息，他非常高兴，就把这里的县名改为闻喜，这就是今天山西省闻喜县的来历。当他到汲县的新中乡时，又听到叛乱的头目吕嘉被抓获，就新设了一个县，命名为获嘉县，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获嘉县。
这两个县到今天已经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比它们早的“县”还有。“县”出现在战国末年，秦朝估计已经有几百个县，有人估计甚至可能有上千个县。这些县中间有一部分，两千多年来没有改过名，相当稳定，有的甚至连县的治所也基本上没有改变过。
再看县的单位，也是比较稳定的。西汉末年，也就是公元初，全国有一千五百多个县级单位。到了今天，中国也不过二千八百多个县级单位，而今天中国的领土比汉朝的疆域已经扩大了很多，人口是汉朝的二十多倍。
为什么县级单位比较稳定呢？因为它在行政区划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最稳定的一个因素，它是直接治理基层的，县的大小，也就是县的辖境，必须要与它的功能相适应。而两千多年来它的基本功能没有太多的改变。在农业社会，在交通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它管理的范围也不能太大，否则就管不了。如果人口增加，赋税征收量增加，行政管理的事务也会相应增加，就需要设置新的县，或者将原来的县拆分。反之，如果人口减少，赋税征收量减少，考虑到行政管理的成本，就会将这样的县合并或者撤销。所以县的数量、县的辖境，也是比较稳定的。而“县”这个政区单位的名称也从来没有变过，仅在特殊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区才采用其他名称。
为什么需要设立县呢？在分封制的情况下，一个国，无论大小，它都是归这个国的国君，也就是各级诸侯直接管理的，下面不用再分行政区划。一般的诸侯，他管的范围也不是很大，因为如果是个大的诸侯，他又会把他管的地方分封给小的诸侯，小的诸侯也会分给他的家臣。下一级对上一级并不承担其他义务，一般就是纳贡。诸侯对国君，以至于对最高的天子，也是只要逐级纳贡。距离比较近的，就贡粮食、其他物资，还有供人力、服劳役、服兵役。所以上一级的诸侯或者国君并不具体管理下一级诸侯以及家臣的具体事务，不存在行政管辖的需求。分封以后，每一级诸侯封国对上一级承担贡献，如果距离比较近的，再承担一定的劳务、兵力就可以了。
到了战国时候，周天子和原来的制度对诸侯已经没有任何约束力了，诸侯之间相互兼并，大的诸侯不断地把小的诸侯灭掉，大国不断地把小国吞并掉。那些被兼并的小国的诸侯的土地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不再分封，国君得直接派人去管了。
这些地方一般都是在原来国土的边缘，或者接近边缘，所以被称为“悬”，就是悬在中心区的边缘。据说这就是“县”的来历，有“县者，悬也”的说法。国君要专门派人去管理这些“悬”，这些地方就被称为“县”。县是陆续增加的，当出现不止一个时，就得在“县”这个通用名称前面再加上专名加以区别，就有了甲县、乙县、某县的名称，如汉武帝改名的闻喜县和新设的获嘉县，改的或命名的是前面的专名，“县”这个政区的通名是不改的。县是分封制解体的产物，是一种新产生的行政区划。
县越设越多，都直属国君，国君也管不过来。到了战国后期，像秦国不断大片地夺取别国的土地，甚至把整个国灭了，新增加的县数成十上百，不可能都由国君直接管，所以就出现了管县的上一级机构——郡。到战国后期，基本上形成行政区划制度，基层一级设县，县上面设郡。但各国情况不同，差别很大，有的国内只设了县，还没有郡一级，有的还没有普遍设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就把天下分为三十六个郡，通过郡管所属的县。后来不断调整，有些郡原来管的地方太大，有的地方原来还没有设立郡，经过新设和扩大调整，秦朝后期的郡大概有五十个。
我的老师谭其骧教授在1947年考证出秦朝有四十六个郡，但是他认为南方有些地方一个郡的辖境太大，推测可能还有郡没有留下史料。果然2002年在湖南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中出现了洞庭郡和苍梧郡的名称，证明在这四十六个郡以外，至少还有两个，甚至可能还有更多的郡，所以我们可以推断秦朝末年有五十个左右的郡。
到了西汉，特别是经过汉武帝的开疆拓土，疆域扩大，郡的数量也增加了。在辽东、朝鲜设了四个郡，在河西走廊设了四个郡，在今天的越南设了三个郡，还有的原来一个郡管辖的范围太大，被分为两个郡，甚至三个郡，这样就有了一百多个郡级单位。中央政府通过一百多个郡管理一千多个县级单位。朝廷直接管理的范围，西面的敦煌郡已经到了今天甘肃的敦煌，南面的日南郡已经到了今天越南的中部。朝廷直接管理一百余个郡，往往鞭长莫及、顾此失彼。
也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种督察区。朝廷把除首都周围的直属郡以外的地区分成十三个督察区——刺史部，每个部派一名专人去巡视督察。时间长了，原来主要负责督察巡视的官员就演变成为上一级的地方官。一开始这些刺史没有固定的治所，后来有了；开始他们只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后来变成下面郡的报告都要通过他们转达；督察区就演变成为郡的上一级的行政区。到了东汉后期，就形成了新的制度，县的上面是郡，郡的上面是州，州的上面才是中央政府，这样一种“州—郡—县”的体制。
唐朝、宋朝都有类似“州”的一级机构，它的功能介于监察和行政之间。唐朝称为“道”，偏重于监察，全国分为十几个道。宋朝称为“路”，偏重于行政，全国分为二十几个路。下面郡一级政区的名称改称“州”了，一部分重要的或有特殊意义的州改称为“府”。县的名称一直没有变过。形成“道、路—州（郡）、府—县”这样一种体制。
到了金朝后期，因为国内经常发生一些大的事件，又面临蒙古入侵，朝廷认为只派一位官员去很难解决问题，往往派出一批负责各个方面事务的官员一起去处理，等于就是从中央政府派出一个工作组这种形式。
等到蒙古人南下，在灭金朝的过程中，认识到这个制度适合他们的需要。蒙古的中央机构和后方基地在蒙古高原，而占据的地方越来越大，越来越远，不可能由中央机构中书省直接管理，派一位官员去也管不了，所以就由中书省派出一批人，到地方上设置“行中书省”——中书省的工作组，全面负责一个很大区域的行政管理。比如元朝占领今新疆一带后，就曾在那里设了一个阿力麻里行省。元朝建立后，就在全国设立十余个行省，如河南江北行省、江浙行省、云南行省等，形成“行省—州、府—县”体制。
明朝沿袭了行省制度，只是将名称改为承宣布政使司，但非正式场合和民间还是称为行省。全国除北直隶（京师）和南直隶（南京）这“两京”以外，划分为十三个布政使司。清朝、民国继续沿用行省制度，清朝统一改称省，连首都北京所在政区也称直隶省。
到了清朝，因为人口增加，赋税征收量大，行政事务多，有些省的管辖范围太大，就一分为二。如江南省（明朝的南直隶）分为江苏、安徽，湖广分为湖南、湖北，陕西分为陕西、甘肃，基本形成今天省的格局。在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分别设置将军衙门，相当于省级政区，如东北设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新疆设了伊犁将军，外蒙古设了乌里雅苏台将军。西藏、青海由朝廷派驻大臣，内蒙古六盟由朝廷理藩院管辖。在全国设省的范围内，基本的行政体系依然是“省—府—县”。
富庶地区的县尽管辖境并不大，但无论是户口、征收赋税的量，还是行政事务都比一般地区的县多得多。明朝已经出现同一城里设立两个县治的建置，清朝进一步将一些发达的县一分为二，江南的大多数县都被拆分为两个县，如常熟县分出昭文县，武进县分出阳湖县，华亭县分出娄县等。
两千多年来行政区划的变化证明，秦朝开创的郡县制适合中央集权制的需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尽管不同朝代对层级、名称有所调整，但没有本质上的变化，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