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点过十分。航站楼的大厅已经让给了夜间出行的人们:即将离岗的夜班服务人员,张罗着起得太晚、模样凌乱的孩子们的愁眉苦脸的女人,眼睛下面盘踞着大大的眼袋的生意人,以及留着长发、四处游荡的年轻人,有的背着背包,还有几个人背着网球拍。机场广播里不时播送着出发、到达以及找人的消息,像是某种梦里无法驱走的声音。
安迪和查莉并排坐在桌子旁,上面有一台被固定住的电视。漆成黑色的公用电视上满是刮伤和凹陷的痕迹。在安迪看来,它们很像是邪恶的眼镜蛇,散发着未来主义的气息。他把自己最后两枚二十五美分硬币塞进投币孔,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要求离开座位了。查莉面前的电视正在重播《菜鸟》,而安迪的电视上,约翰尼·卡森、桑尼·波诺以及巴迪·哈克特正笑得开怀。
“爸爸,我一定要这样吗?”查莉问了第二次,快要哭了。
“宝贝,我太累了。”他说,“我们没钱,不能一直待在这儿。”
“那些坏人要来了吗?”她问,声音小得像是在说悄悄话。
“我不知道。”他的脑子里还在咚咚作响。现在,那匹没人驾驭的黑马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袋袋扎人的铁屑,不停地从五层楼高的地方砸到他身上。“我们得假设最糟糕的情况。”
“我怎么才能拿到钱?”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口。“你知道的。”
查莉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下。“那是不对的,偷东西是不对的。”
“我知道,”他说,“但那些家伙一直追着我们也不对。我已经跟你解释了,查莉,我努力跟你解释过了。”
“关于小小的坏和大大的坏?”
“对,无关痛痒的罪过和罪无可赦的罪恶。”
“你的脑袋真的很痛吗?”
“痛得很厉害。”安迪说。在接下来的一两小时里,疼痛会一直持续,让他没法连贯地思考。但没必要跟她说这些。没必要让她进一步受到惊吓,更没必要告诉她,他觉得他们这次可能逃不掉了。
“我试试吧,”她从椅子上下来,“可怜的爸爸。”她说,然后吻了吻他。
他闭上了眼睛。电视在他面前开着,在他不断加剧的头痛间隙混入遥远的叽喳声响。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是一个遥远的身影,很小,身上红绿相间,仿佛一个圣诞节风格的洋娃娃,在大厅的人群中一闪而过。
上帝啊,求您保佑她没事。他想。不要让任何人找她麻烦,也别把她吓坏。求求您,上帝,可以吗?
他再次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