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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以为中国诗人只会在山水风物中倾泻眼泪，那就错了。中国古代诗人有一份天生的善感，天生的多愁，同时也有一份天性的执着，天真的乐生。乐生，既是对自然本身的生命的同情，也是对人类自身生命力的珍爱。乐生的意识，来自中国文化精神中最早对“天”的信念。
在中国文化最早的经典中，看不到人类对“天”的战栗畏惧的态度，看不到人类在不可知的“天”面前感到渺小的悲观思想。五经中所显示的是：“天”乃是一种善意的存在，与人类的关系是谐调的。《尚书·洪范》中所谓“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最明白地表述了人类对“天”的乐观信念。“阴骘”一语，表明“天”不是被看作明显地“有意识”的，而是被体验为隐在地“有意志”的。古人深层意识似在暗示，人类的正当希望必将受到天的赞助。正由于“天”并不把它善的意志显现出来，所以，人类要靠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去“体验”天的善意的存在。
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什么是“天命”呢？孔子有一段精彩的解释：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
孔子正是从日月星辰的运转、四季和谐的交替、万物生长的生命中，体验到了宇宙的永恒秩序，宇宙的广大善意。“天”虽然“不言”，却并非“不可知”；人类是万物中一部分，人类与“天”并不隔绝，人类在宇宙的广大善意之中，珍惜人类自身的生命，便是珍惜“天”的善意。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洞达坦然、明朗乐观的生命意识：春花秋雨、朝日夕阳、月圆月缺，都是大自然生生不已的永恒进程中的一部分，没有必要为冬日的雨雪、秋天的飘萚而过于忧愁，过于伤感；自然界是如此，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诗人乐生的信念，即由此源泉流出。
宋代诗人苏舜钦有一首《初晴游沧浪亭》，写雨后的感受：“夜雨连明春水生，娇云浓暖弄微晴。帘虚日薄花竹静，时有乳鸠相对鸣。”细加玩味，“弄微晴”三字妙极。阴晴不定，似雨似晴，正是大自然内在的生命，在暗地里活动，悄悄地争斗，悄悄地转变，而幼小的斑鸠欣然为自然的变化而欢鸣，以一己微弱的生命，为回阴转晴的天气而歌咏，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诗人细致体察了这过程的一切，写成一首小诗，我们从乳鸠的欢乐鸣叫声中，不也听出了诗人的欣喜吗？
相同的观察与体认，在另一位宋代诗人张耒的《福昌官舍》中，表达得很含蓄：
小园寒尽雪成泥，
堂角方池水接溪。
梦觉隔窗残月尽，
五更春鸟满山啼。
这里没有写冬天的雨雪给人带来的忧郁，只突出了那五更时分，窗外满山春鸟一下子不约而同地欢啼的片刻，凸显了自然生命自身的苏醒。宋代理学家朱熹笔下，这种境界便直截地用理趣说出来了。其名篇《水口行舟二首》之一云：
昨夜扁舟雨一蓑，
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篷看，
依旧青山绿水多。
诗中最明白不过地表达了大自然的生生不已，也最明白不过地表达了人对自然生命的歆羡、仰慕、深契之情。朱熹是宋代理学大师，理学的思想特点之一，即一种由回应佛学而转出的乐生的信念；并明确说出此种信念植根于天人一体同仁的形上体验。《朱子语类》卷三一云：
程子谓将此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谓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颜子乐处。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则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
“将此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正是中国儒家生命哲学的根本，也是中国诗人从大自然中汲取生机的美学底蕴。
宋人王驾的《春晴》云：
雨前初见花间蕊，
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
却疑春色在邻家。
这是一首典型的宋诗。要是让唐人来写，“雨后全无叶底花”，一定会感伤得不得了。然而这句子出奇地平静。不仅没有花容憔悴的滥情，而且蜂蝶依然执着，邻家依然春色无限。你们看那寻花的小蜂小蝶，何等痴顽！读罢全诗，我们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祝愿：蜂蝶们一定能找到花儿。即使采花的努力是徒劳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由此才能懂得，为何诗人们极爱写雨中的船与帆。如徐俯《春游湖》云：“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细雨迷蒙一片，蓦然撑出一只小舟，何其健朗、明丽！又如王安石《江上》云：
江北秋阴一半开，
晓云含雨却低回。
青山缭绕疑无路，
忽见千帆隐映来。
一个“忽见”，多么恰当地表现出诗人的惊喜之情。一幅静止的雨景，犹如一片灰蒙的心境。雨景中有了“舟”、“帆”，静止的世界便全幅活动了；舟、帆又都是心境中明丽的符号，一下子划破了迷蒙，冲开了感伤的雨幕。
于是我们更理解了诗人所赏爱的雨中风物：“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 惟有青青草色齐 。”（曾巩《城南》）雨中的青青草色，透露出无限的生命意蕴。“城中桃李愁风雨， 春在溪头荠菜花 。”（辛弃疾《鹧鸪天》）不必待到雨过天青，即使就在雨中，又何尝没有生机勃勃的生命？那些青草、野花，那些饱尝风雨，而又昂首迎向风雨的生命，凝聚着人类对自身生命尊严的深切观照。
由此，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山雨欲来”、“急雨荒山”之际，中国诗人们的豪情。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与其说是描绘了涧边野景，不如说呈露了诗人的心中逸态。陈简斋《雨》云：“柴门对急雨，壮观满空山。春发苍茫内，鸟鸣篁竹间。儿童笑老子，衣湿不知还。”这个与急雨坦然面对，谈笑临之的老翁，具有何等强悍的生命精神！苏东坡的“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有美堂暴雨》）被诗评家们盛称为“壮哉”、“大手笔”、“纯以气象胜”，实际上，东坡笔下的“飞雨”，正是以一种壮怀激烈的宇宙豪情擅胜。
《溪山秋雨图》［清］髡残
元代有一位叫黄子久的大画家，世人以为“痴”、以为“疯”。只见他“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篠中坐，意态忽忽，人莫测其所为。又居泖中通海处，看急浪轰流，风雨骤至，虽水怪悲诧，亦不顾”（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清人称“子久秋山图为宇内奇丽巨观”，又称其画“尽神明之运，发造化之秘，极淋漓飘渺而不可知之势者”。（恽寿平《南田画跋》）画家、诗人，其艺不同，其道则一：从大自然中汲取最苍苍莽莽的一种生命元气。
从大自然中汲取生机，是中国山水诗人的一项重大发现，也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一项重大创获。我们只须对谢灵运、陶渊明、杜甫三位诗人的生命历程中某一时刻，做一番追踪体验，便不难理解这一点。
作为最早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或许也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我们从他的《登池上楼》里，可以感染到他的这种心情：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这里写的是心理变化的完整过程：从官场失意，到卧病在床郁郁寡欢，然后如何病好了，精神也振作了。病愈的关键，是得到了大自然春天生命的感召。开头六句，诗人好生愧怍呀，既不能如潜龙之深藏而葆真美，又不能如飞鸿之高飞而远祸害。接着又写诗人被贬到穷乡僻壤的海滨地区，即永嘉郡，遂一病至今。诗人的病，既是生理上的不适，更是心理上的沉疴。心理上的沉疴，即对于官场的不能忘怀，对于利禄的不能舍却，是心灵过于固执地胶着在一些失去的东西上。这就须借助于某种外力，使心胸开阔，变胶执为洒脱。
于是诗人推开了窗户，倾耳聆听海涛的嬉戏之声，举目眺望青山的绵延之势，感受风日明丽，阳光温煦，冬日的阴冷正隐隐退去，新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当诗人惊喜地发现新生春草已欢欣地绿满了池塘，园子里的杨柳藏满了歌唱的莺儿——大自然勃勃的生机已充溢了他的心身，烦愁郁闷的心胸一下子得到了澡雪，沉疴祛除了。于是诗人有一种错愕：是大自然的生命在春天里得到了新生，抑或是我自己的生命在春天的大自然中得到了复苏？“园柳变鸣禽”一句，颇值得玩味：与其说是园柳变成了鸣禽，鸣禽呼唤着春天，不如说是诗人产生了错觉，诗人“变”进了园柳之中，与那一群欢欣的莺儿一同呼唤新春了。
这是中国山水诗中，汲取大自然生机最早、最完整的一例，也是使后世诗人赞赏不已的范例。宋代有个诗人叫曹彦约，曾是朱熹的学生，有一天在屋里坐着，忽然觉得“新春盛寒中闻禽声有春意”，遂写成一篇诗话《池塘生春草说》，悟出“草犹旧态，禽已新声……诗意感怀，因植物之未变，知动物之先时”的一番理趣。金人元好问有论诗绝句云：“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论诗三十首》之二十九）永恒的新鲜感的奥秘，正在于永恒的大自然生命本身。
比起谢灵运来，同时代的陶渊明对大自然生命的体验，更深了一层。谢诗中或许只能找出上面这一首，陶诗则似乎首首都是无机流溢。
陶渊明是以整个生命投向大自然怀抱的第一位诗人，所以他从大自然中所获取的，比谢灵运更真切。他归隐以后的诗自不待说，只须看《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便可了解。诗作于晋元兴二年（403年），诗人39岁，此时他已越来越对仕途失望，对官场厌恶。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诗人拖着疲惫的身子，请假回乡。来到乡间的田垄时，春鸟的欢啼，春风的和意，使诗人深受感动，于是写下了：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在中国山水诗文中，像这样极平淡又极深邃、极自然又极优美的句子，实不多见。它不仅写出了麦苗的新新不已，不仅写出了春风的欣欣生意，而且写出了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春风，正从诗人的心田上拂过，于是诗人心田里涌起的生命之诗情，也随着无边的麦浪，绵绵伸向远方。
陶诗的境界，在杜诗里得到绵延。杜甫所受的时代苦痛，没有哪一位诗人能相比，而杜甫从大自然中汲取的生命活水，也比其他诗人为多。他在那首著名的《北征》中，忽然插入一段景物描写：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
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
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
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
诗人在描写了“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的图景之后，忽然注意到路边顽强求生的野菊，雨中明亮闪烁的山果。他正是从大自然不息的生机之中，汲取力量，以濡活自己的心灵。
唐上元元年（760年）秋天，杜甫应诗人裴迪之邀，往邻近的新津县。次年春天，诗人再游新津。他很喜欢这个地方，特别喜欢那里的一座寺庙——修觉寺。第一次游修觉寺，诗人已感觉到那里的江天特别开豁，花竹特别幽邃，尤其是那野寺山扉，充满着某种神秘的启示，涌动着诗情。第二次游修觉寺，那里的山水草木花鸟，是活生生的、亲切仁厚的存在，不再神秘了，诗人以一种老友重逢的快活心情，写下了名篇《后游》：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
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
这首诗，包含着杜甫整个晚年心境的一大秘密：身心憔悴的忧国诗人所发现的生命源泉。细味“忆”、“怜”、“有待”、“无私”诸词，主词是大自然，大自然表现出它那全幅的同情、全幅的怜意、全幅的宽厚与仁爱。在小诗里，人退到宾位，大自然进入主位；人融入自然那无私的大襟怀，尽洗愁肠。细味尾句“舍此复何之”五字，何其深情缱绻！
中国诗人在山水里倾吐悲情，又在山水里清濯悲情，生命的悲哀与生命的复苏，如此相连，犹如天地日月，光景常见，而生命不已。
山水诗人常常在诗中，向大自然倾诉悲情，又从大自然汲取生机。如明代诗人刘基的《古戍》云：
古戍连山火，新城殷地笳。
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
天迥云垂草，江空雪覆沙。
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 。
荒原野火，悠悠笳角，荒草已经“长”到天上了，大地也成了白雪的世界。在无限的萧索、无边的冷寂之中，诗人发现了艳丽的野梅，在劫灰里昂扬着生机。唐人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又为刘诗所本。
清代诗人查慎行的一首《舟夜书所见》，则写得相当含蓄：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
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自然景物所唤起的光明向往，生命信念，不着一字地藏在这一小幅舟夜图背后。你看：孤灯一点，倒映于沉沉月夜、黝黝水影之中，何其落寞、孤独！可是，这灯，依然兀傲、固执地亮着，不因浓重夜色而退缩，不因周围死寂的清冷而吝啬它的温暖。如此的生命意志，天若有情，岂不感动！于是，便有“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样美丽的景象了。满河波动的光点，便成为那“孤灯”生命意志的灿烂表现！
读唐人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如果只体会出惜花爱花的感伤，只体会出风雨一夜的无情，那么，实在不能算读懂了这首诗。如果你真正了解了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真正感悟了那万川之月，再来吟哦这首小诗，你或许能体会那鸟鸣处处之中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