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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马致远小令《天净沙》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实在是中国山水诗一个最精彩的诗品。这阕小令的意义，或许并不在诗的本身，而在于这种漂泊无依的情感原型，在于《秋山行旅图》中诗人形象中具普遍意义的那一份千年游子心。
循着这一条“西风古道”，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中国山水诗的真正源头。也即是说，中国诗人背井离乡、行役征戍以及由此产生的 生命漂泊之感，与向往安顿之感，无疑构成了山水诗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头 。凡第一等的诗歌，总是包含着最基元的情感要素。你看马致远这首小诗：西风瘦马断肠人，何其孤零的身影！小桥人家流水处，何等温馨的憧憬！
将自然风景的描写，染上人的漂泊感受的诗，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中虽然有不少关于远离家园、行役征戍的咏唱，但诗人的漂泊感受并没有借山水的形式来表达。只有一些不完整的自然风景片段，作为起兴的引子。如清人恽敬云：“《三百篇》言山水，古简无余词，至屈左徒而后，瑰怪之观，淡远之境，幽奥朗润之趣，如遇于心目之间。”（《游罗浮山记》，《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三）但他还没有说出屈原那些“侔色揣称”、“循声得貌”的山水之辞背后的心理原因。《九章》里写道：
入溆浦余儃佪兮，
迷不知吾所如 。
深林杳以冥冥兮，
猨狖之所居 。
山峻高以蔽日兮，
下幽晦以多雨。
（《涉江》）
冯昆仑以瞰雾兮，
隐
山以清江。
惮涌湍之礚礚兮，
听波声之汹汹。
……
悲霜雪之俱下兮，
听潮水之相击。
（《悲回风》）
“迷不知吾所如”，王逸注：“言己思念楚国，虽循江水涯，意犹迷惑，不知所之也。”一方面，水的样式反映了人的情感心理——“猨狖之所居”，王逸注：“非贤士之道径。”另一方面，山水也是非人的存在。这强烈抒发了诗人远离故土所感到的生命的无目的与人生的无依托；浪涛狂涌，大雾藏山，深林杳杳，这些完整的自然风景，都既是漂泊生命的情感显示，又是以“异己”的存在而表现的。
王逸《九章序》中说：“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又《九歌序》中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因作《九歌》之曲……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又《天问序》也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王逸之所以特为强调“屈原放逐”，强调从一个共同体中被抛出的状态，强调身在异域的感受，是因为失土失根的苦痛，漂泊无依的悲凉，实在是诗人创作的心理动力之一。诗人需要表达这种漂泊的悲哀，于是以异域，也同时是异己的山水作媒介。
中国诗人为什么需要山水诗，由这里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解释。刘勰称“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并没有真正懂得屈原笔下的山水，而钟嵘所谓“离群托诗以怨”，并以“楚臣去境”为“怨”之例（《诗品·序》，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则看得比刘勰深了一层。
多愁善感的宋玉，传承了屈子的这种描写：“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九辩》）突出地以秋天里的草木山川，表达了一个失职贫士的落寞心境。宋玉而后，直到东汉人王粲的《七哀》里，漂泊感受又得以在山水中宣泄、铺衍：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
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岗有余映，岩阿增重阴。
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
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
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
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
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最有趣的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山东人，尽管非常不喜欢荆州风物，所谓触目生悲，然而你瞧他用的词语，他那看山临水，远行盼归的格式，俨然就是“憭栗兮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一句的推衍和张大。最终写出来的，骨子里依然是楚声楚调。只不过，我们从“狐狸”、“飞鸟”两句中，虽然仍能看到屈骚“猨狖”的影子，但是并不是“异己”的存在物了，这是山水向人亲近的一个信号。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开出来的山水物色之辞，由于有了王粲这首著名的《七哀》，便传下去了。我们可以在西晋陆机的《赴洛道中作》一诗中，窥见《七哀》的影子在晃动着：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
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 。
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
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更仔细体味，“夕息”、“朝徂”的句式中，又隐然残留着《楚辞》式的漂泊感受。这里的山水，是旅途萧索中的山水。诗人并没有把自然风景作为孤立的对象加以观察，而是把它同自己的主观情感联系在一起，这依然是《七哀》的漂泊心态对山水的领悟。
《秋山行旅图》 ［宋］郭煕
由建安至晋代，一个最典型的诗人心态，正是生命漂泊之感与自然风景的结合，表现于文体上，便是旅况诗、怀乡诗中山水成分的增多，或者说，离别故土之悲，行旅漂泊之感，愈来愈明确地寻觅山水景物来表现，《楚辞》发端的意义，愈来愈显豁了。晋人潘岳在其《秋兴赋》中，有一段最明白不过的话：
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为气也！……”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彼四戚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难忍。
所谓“叹逝”，即生命漂泊之感叹；所谓“悼近”，即此心不得安顿之伤悼。行旅送归与登山临水同为“疚心”之嗟，山水诗遂与旅况诗浑然成为一体。最值得玩味的是《秋兴赋》的结尾。谈到诗人对“秋”的赏玩，秋菊之扬芳，秋水之涓涓，诗人得以“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这时的山水，已经由“疚心”之嗟，变而为“赏心”之娱，生命漂泊的喟叹，终究转成了安顿生命的欣慰。所以，这一篇赋，实包含着魏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一大秘奥。
《楚辞》的精神原型，在汉末魏晋的山水诗萌芽中得以延伸。从时代精神来看，这一时期最能刺激诗歌创作的情感类型有三种：
一种是怀乡怀人的情感，自《古诗十九首》以来，这种音调一直久久吸引诗人的表现欲望。再加上汉末魏晋以来动荡不宁的社会生活，士人背井离乡甚至亡国失土的感受远较两汉时更普遍、强烈。
另一种即政治上的忧患感、失意感。这是由正始诗人阮籍、嵇康发端的，尤其是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叙说了政治生活中诗人所感受到的精神压力与迫害，政治正当性的失序及怀疑、苦闷及悲情，表达了没有自由、没有安全以至于失却人生意义的痛苦。在两晋及南北朝，这种音调亦不断地被重复。
第三种类型即生命无常、人生短暂的咏叹。从《古诗十九首》那生命苍然之感的基调，到三曹七子，到阮籍、张翰、张华、潘岳、潘尼、陆机、陆云、左思，绳绳相嗣，终于成为六朝诗文最基本的情感旋律。
上述三种情感类型，都属于“生命漂泊之感”，或是日常生活层面，或是政治生活层面，或是更抽象的精神生活层面的。无论如何，都是生命得不到安顿，灵魂得不到止泊，一种“迷不知吾所如”的无依托、无目的之感情。
魏晋六朝是中国山水诗的发轫期。山水诗的呱呱坠地，就与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精神有深刻的联系。表达背井离乡、思家怀人的诗，无疑孕育着山水诗，如晋人张翰的《思吴江歌》：
秋风起兮佳景时，
吴江水兮鲈鱼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
恨难得兮仰天悲。
倘若没有“三千里”的空间距离，吴江的风物不至于这样充满魅力；而倘若没有张翰这首诗，中国山水诗史上江南水乡咏唱的这个典故，也会大为减色。然而，若只是当“秋景风物”来欣赏，则没有读懂这首小诗。《世说新语·识鉴》载：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思家乡鲈鱼莼菜羹，感叹：“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作歌返乡。这故事表明，山水诗有很强的政治性，是作为官场人生的对立面而出现在中国文化中的。
那些表达政治失意的诗，也同样孕育着山水诗。因为对社会失望之后，便以自然为人生幸福的补偿形式了。而人生无常、时光苦短的生命体验，更是借美妙的风景，尤其是秋天与春天的风景，大量地表现，构成六朝文学对时序的敏感特征。今天的日本人书信中，依然有描述时序节物特征的固定模式，据说正是受到六朝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
生命漂泊之感是中国山水诗诞生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根源，由此可以深刻理解六朝谢灵运与陶渊明两大家的贡献。为什么谢灵运被贬永嘉之后，山水之咏渐多？为何谢客山水之咏，多以《某年某月某日初发》、《某某相送至某某》、《初往某某某》、《过某某某》为题？又为何谢诗一些山水名句，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初去郡》）等，皆写于旅途之中？原来，山水诗鼻祖的原创力，也是发源于行旅途中的感慨，发源于生命之漂泊无依及其寻求安顿或解脱凡俗的需求之中。
以此来看陶渊明的田园诗，也可以得到新的解释。为什么陶渊明生命历程中，几番出仕，又几番归隐，最后终于唱出了“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这样彻底宁静平和满足的声音，终于找到了一小块田园，在其中极平凡的一树一石、一花一鸟中，觅得了一小块精神止泊之地，作为他生命的最后依托，也作为他诗歌的最高境界？陶渊明的同时代人赵至说：“寻历曲阻，则沉思纡结；乘高远眺，则山川悠隔，…… 进无所依，退无所据 。”（《与嵇茂齐书》，严可均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是整个时代的典型感受。因而陶渊明的田园诗，作为中国山水诗的另一形式，不独为其独创，乃是时代精神久久寻觅而获致的一块心灵的田园，乃是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借陶氏之手，呈示出来的心灵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