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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文中的禅意人生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苏轼无疑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作者。其代表作《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均为高中必读课文。此外还有《记承天寺夜游》《定风波》《江城子》《六国论》等诗文。
对于中学生而言，学习苏轼的作品，决不能只停留在对古汉语知识的简单识记之上，而是要通过对苏轼系列诗文的研读，全方位认知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出灵魂。
在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张振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章结尾处的几段文字中，苏轼被定义为“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文人。林语堂认为，苏轼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自肺腑的‘真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诗文中的难以言喻的“特质”与“真纯”，当然不会完全来自他对佛理的通晓，但这样的通晓却一定会对他的人生观形成影响，进而对其诗文创作产生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中学语文教学中完全有必要通过特定的群文阅读，对其“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禅意人生进行探究。
无论是做人还是作诗文，苏轼都能从人生的矛盾、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这样的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离不开佛禅思想的浸染。
苏轼的一生，始终与佛禅相关联。早期，苏轼受父亲苏洵的影响，乐于结交饱学的僧佛。及至为官凤翔，受同僚王大年的影响，“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而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不过这段时期，苏轼虽学佛却不信佛。年轻时的苏轼，其思想中无法撼动的，是儒家的家国情怀。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随着他对自己宦海沉浮的反思，他的人生观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他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儒家追求名利的观念只会带给自己更多痛苦，而佛教思想中的“超然洒脱”才是他所需要的，因此，黄州时期是苏轼真正信佛、礼佛、敬佛的开始，正如苏辙所说“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到了黄州之后，苏轼每天诵经念佛，还经常去寺庙中参拜进香，求得心中清净，而他名流千古的雅号——东坡居士，便诞生于此时。
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苏轼详细介绍了自己“归诚”于佛教，定期到城南安国寺打坐、静思，以消除心中的郁闷和烦恼，求得内心清净的过程。他说：
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二次被贬时，前往惠州的途中，途经虔州（今江西赣县），苏轼参谒崇庆禅院，看到那里新建的经藏——“宝轮藏”，撰写了《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苏轼感慨：
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
当然，苏轼的信佛、礼佛、敬佛与归诚，并非虔诚的宗教信仰，而是情感与灵魂的依附。他在面对人生的万种失意之时，以佛禅的参悟和觉解，为个体的生命寻觅到了一方月朗风清的精神圣土。这样的思想情感追求，较之以“以恶抗恶”的暴力、自甘堕落的颓丧、玩世不恭的自虐，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苏轼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和理性态度看待佛教，又以佛家的无畏精神和超越理念面对人生。”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对苏轼与佛禅间关系的精确概述。
佛禅思想对于苏轼的影响如此深远，必然会作用到他的诗文创作中。简要分析他各个时期的诗文特点，很容易发现这种影响留下的痕迹。
最直接的体现，是苏轼诗文中的佛禅思想与其年龄的增长以及人生的遭遇密切关联。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诗文以功业情怀为主要表达内容。其早期所著的诸多策论，如《刑赏忠厚之至论》《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形势不如德论》《礼以养人为本论》《韩非论》等，均以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诉求为表达核心。其诗歌也秉持着同样的思想，如其长诗《入峡》中的“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一方面感叹自己为世俗的富贵所诱惑，竟然抛弃了林泉之乐；另一方面又隐含了对民生疾苦的殷切关注，对自身政治理想追求的焦虑。这个阶段的诗歌中，苏轼多次表达对时事的不满，一次次倾诉归隐的愿望。这样的不满与愿望，换一个角度看，恰恰体现的是强烈的进取精神。因为只有渴望有所作为的人，才会对现实不满，才会想着逃离。
此阶段的诗歌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作品涉及佛禅。在《略论苏轼早期对佛教的接受》中，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树海、博士李明华对苏轼早期诗文中与佛禅有关的信息作了详尽的归纳：凤翔为官之前的78首诗歌，只有8处提及佛禅，且全都是作为风光或文化现象而进行描绘，并未进入到他的精神领域；凤翔时期的138首诗歌，出现佛僧寺三字的共25处，“诗作虽并非全部涉及佛禅内容，但仍然比凤翔之前的同类之作，就其质地而言，佛教内容比重增加，显示出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真正开始关注佛教”。其中，《和子由渑池怀旧》被认定为“苏轼诗歌中涉及佛禅思想的第一篇作品”。
凤翔之后至密州为官的十年间，仕途的坎坷放大了苏轼思想中归隐与入仕的矛盾，这阶段的诗文创作，开始了有意识的探究佛禅思想，籍以展示自我内心的纠葛与困顿。其中，写于密州任上的《超然台记》，就借助事理的剖析和密州生活的描绘，阐释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人生觉解。苏轼在文章中说：“夫所谓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这样的感触，将福与祸、乐与悲、美与恶、心与物统辖于人生的困境中，彰显出了佛禅思想超然物外的生命价值。
黄州及其后的数十年，佛禅思想渐成苏轼精神世界的最重要支撑物。体现在诗文创作中，无论是不朽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最能体现苏轼旷达情怀的《定风波》，都在“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旷境界中，实现了佛禅思想与儒者品质的融合。
岭南之贬，禅学对他的影响更深。在《南华寺》诗中，苏轼写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他返照自我，谛视人生，认为自己所受“百年谴”正是因为一念之差、误入仕途所致。在这样的人生喟叹的背后，隐藏着的不正是他对佛禅的接纳吗？
佛禅思想在苏轼诗文中的另一个体现，是诗文创作态度的转化，苏轼虽说一直被称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是毕竟是从小到大接受儒家教育，难免在刚开始创作时被世俗的框架约束，文章的取材方面也有所保留。而在充分接触佛禅思想之后，他的创作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世间万物无不可入诗文，从曾经的风花雪月、愁肠哀思发展到宇宙自然、哲学人生，情感自由挥发，态度放纵不羁。
苏轼诗文中的佛禅思想，更多是以超然物外的生命质态，寄复杂的人生纠葛于恒常的自然风物之中，通过对山水风物的歌咏描摹，获取思想的顿悟、灵魂的解脱、精神的突破和情感的丰盈。
苏轼后期的散文中，《记承天寺夜游》虽仅寥寥百余字，且无一字直言佛禅，但细细品来却极具禅意：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句，借庭下所见之景写空中恒常之月，“空明”二字涤荡去所有的尘俗烦恼，将自然景观和内在情感建立了有效关联。“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则将月与松柏的“在”，与“闲人”的“少”甚至“无”形成对比，既间接抒发心中情感，又将佛禅思想中的“常”与“变”落实到具体风物之上，体现出人生短暂、宇宙恒常的生命洞察，为失意中的人生开掘出走向豁达通透的精神路径。
此种将佛禅思想融入山水风物的写作技法，在《赤壁赋》中也有精彩的呈现。无论是开头部分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还是后部分苏子有关“变”的一大段宏论，亦都是以眼前之山水风物为载体，把佛禅思想融入应有的人生态度之中，表达出特定情境中的个性化感受。这样的感受，极少儒者的功业意识，也与道家的无为、顺应有着一定的差异。它的思想根源，只在于佛禅的“放下”。在“放下”甚至割断各种尘俗之念中，获取超然象外的人生价值。
苏轼后期的诗词中，佛禅思想和山水风物更是密不可分。其中，由山水风物而“顿悟”出特定的人生意义，是该类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比如，《定风波》中的一切意象，最终指向的莫不是禅宗的顿悟。苏轼由这风雨中的一次行走，顿悟出的是超越一切功名利禄的“大自在”。《题西林壁》则由偶然中的一次登山，顿悟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生命视角，为屡遭祸患的人生开辟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惠崇春江晚景》则由一幅画作而顿悟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人生哲理。
林语堂曾这样形容苏轼：“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每一种身份的背后，当然离不开特定的思想。此处我们关注的，只是其“佛教徒”这一特殊身份。此身份与其“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心肠慈悲的法官”“月下的漫步者”“诗人”等身份间，实在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断一点而言，苏轼的乐天、悲悯、豁达，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佛教徒”身份。佛禅思想让苏轼拥有了比其他人更为别样的视角、更为宽广的胸怀。
在苏轼的诗文中，致力于追求人生禅意的作品并非少数。苏轼诗文中的禅意人生，归纳起来，大体可界定为四种类型：对自身，以佛禅思想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对他人，以佛禅思想包容各种过错，用慈悲之心体察他人苦难；对社会，以佛禅思想弥补儒道的不足，在进退得失间建立精神的平衡；对自然，以佛禅思想体察万物的价值，赋予万物以独特的存在意义。
第一种类型，体现在诗文中，以黄州期间的作品为代表。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念奴娇·赤壁怀古》至《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诗歌内容与主题的渐变，折射的正是其思想由儒者家国情怀朝向佛禅的无我与超脱的演变过程。时间稍后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更是以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将佛禅的随处皆可修行的理念拓展至生命存在的高度。
第二种类型的诗文，主要表现为对志同道合者的赞美，对同病相怜者的劝勉与激励。比如，《临江仙·送钱穆父》就以“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既颂扬了友人心性纯正、保持名节的品德，也表明了自己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无波真古井”化用白居易《赠元稹》中的“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以一个“真”字诠释出“古井”内蕴深厚而不事渲染的美好品质。古井无波，禅意深厚。
第三种类型的诗文，侧重于抒写政治诉求。比如《雪堂记》，就借他在黄州东坡雪堂与“客”的对话，表达他的生命态度与政治追求。“苏轼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他虽以出世为高，但并不想追求真正的出世，而愿保持在世的身份，遵守社会规范和尽力于社会义务。由此也可以说，尽管苏轼在遭贬黄州之后奉佛相当虔诚，广读和书写佛经，参访寺院礼拜佛菩萨像，为佛菩萨罗汉写赞铭，诚心操办为已亡父母、妻妾的追荐法会，向其子苏过讲《金光明经》”，
但他并未放下儒者的担当。他不过是以佛禅的思想修正儒者的灵魂，为失意时的人生搭建一个精神避难所。
第四种类型的诗文，看似寄情山水，与其他文人无异。细加品读却可以发现，苏轼笔下的自然万物，更多具备“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佛意佛性。比如，在《吉祥寺僧求阁名》中，苏轼借题发挥，以“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而阐发荣枯得失不过是过眼烟云的意义。这样的体验，简直就是在直接说禅。
苏轼的一生深受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却从不互相冲突，不论是儒家“入世”与佛道“出世”的纠纷，还是儒家追求功名与佛道顺其自然的矛盾，他都能在心中进行协调。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对于任一家思想，他都不会全盘接收，而是有所扬弃，正如他的佛教观念也从不会脱离社会现实一样。这种通透的态度也深切体现于他的作品中，就拿《赤壁赋》来说，开篇便是如画美景，清风、明月、白露、水光，仿若仙境，“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样一种仿若仙佛意境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佛家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玄妙，这正是苏轼佛教思想最明确的表现。但是，虽然环境如此梦幻，苏轼却不会完全沉溺于佛家的玄幻世界中，他的心中始终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始终记挂着朝廷，“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想要报效国家、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却远离京城，身处偏远，让人怎能不苦闷。然而苏轼毕竟不是怨天尤人之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种“轮回往复”“万物皆空”的玄妙之道，在圆满回答客人困扰的同时，也让苏轼自己的心灵得到了解脱。
今天，当我们鉴赏品味苏轼的诗文时，应该收获的读者意义正是他对儒佛道思想的兼容；是其在儒者的功业情怀之外由佛禅思想中提炼出的乐观、豁达、睿智的精神品质；是面对困境宠辱不惊，始终以超然物外、坦然理性的态度去完善自己人生的行为。
苏轼，这个擦亮了中国文化史的率真书生，正是凭借了他由佛禅思想浸染中获取的那份永远的单纯、永远的良善、永远的豁达，在密布着凄风苦雨的历史隧洞中，穿透出一缕温暖的人性之光。这束光，不但照亮了他自己前行的道路，让沉沉暗夜因之而陡添月朗风清的神韵，而且为无穷尽的后来者打开了窥察希望的瞭望孔，使挣扎于坎坷之中的人们，有了前行的方向和无尽的动力。
我们仰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追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欣赏“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雄浑与豪壮。我们在苏轼所营造的艺术和人性世界中，挖掘足以滋养我们一生的财富。如此，我们又怎么能不怀揣虔敬，真心感谢这位给予了我们无限恩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