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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潜意识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先后收录过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课文。苏教版选修教材中，更是单独设置了一门《史记》选修课程。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这些课文时，既需要通过特定的情节全方位认知司马迁，认知他所塑造的项羽、蔺相如、李广等英雄，也需要借助特定的细节感知其文字背后潜藏的深层意义。其中，读懂司马迁的英雄情结，读懂英雄情结背后对于强权的讥讽、嘲弄与蔑视，是真正读懂《史记》的关键。
《史记》的大量传记中都蕴含着浓郁的英雄情结，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陈涉世家》等。司马迁笔下的英雄，大多具有蔑视强权、游戏王侯的个性特征。蔺相如在渑池会上以死胁迫秦王为赵王击缶、荆轲在秦廷之上突袭秦王、陈胜以戍卒之身揭竿而起推翻暴秦，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背后，都彰显着一种以小击大、以弱抗强的牺牲精神和人性光芒。
有些研究者将司马迁的此种英雄情结称为“人民性”，认为司马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底层或中下层的人民表达对强权的不满与反抗。这样的认知，过于拔高了司马迁的精神品质，要知道，年轻时的司马迁，未必会以仰视的目光看待那些快意恩仇的游侠、舍生取义的刺客。即使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也不见得能够勾起他太多的惋惜。至于揭竿而起的陈涉、一生坎坷的李广，更无资格占据他那注定流传万世的汗青册页。
那么，是什么让他的价值观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起因是那个本无关痛痒的李陵降敌案。司马迁出于史家的责任，加之他与李陵的私交，竟然冒犯龙颜而抗辞力争，最终惹火烧身，蒙受了宫刑。这样的巨变让他体察到了身心俱残的人间至痛。重创之后的太史公，不得不将自己的视线，投放到所效忠的大汉王朝之外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用一颗流血的心，感触三千年历史长河中飞溅的浪花，体察喧嚣背后的生命低吟。
于是，《史记》才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成了无数鲜活生命或快意驰骋或艰难跋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帝王的成功仅成为一个无须喝彩的亮相，英雄末路的悲壮，才是热血贲张的精彩华章。
于是，自刎乌江的西楚霸王，尽管暴虐成性、杀人如麻，却因为个体勇力的充分展示而成为司马迁心中顶天立地的英雄；投身汨罗的屈原，尽管孤高自傲无力回天，却因为个性才情的逆境绽放而成为太史公笔下卓尔不群的前贤。
本性上说，司马迁只是个儒生。在司马迁的自觉意识中，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本只是为了给逝去的父亲一个交代，只是为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以《史记》的不朽实现个体人生的不朽。
是灾难重塑了司马迁。宫刑带来的巨大羞辱，不仅损伤了他的躯体和灵魂，击碎了他原本单纯的人生信念，还将一种质疑、一种否定、一种反抗，植入了他流血的心灵，迫使他始终挣扎于“择生”与“择死”的艰难选择之中，既要为不得不选择苟活寻找自我慰藉的理由，又要为痛楚的灵魂探求一剂自我救赎的良药。
那段著名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两次出现，绝不是司马迁的无意疏忽。这些在逆境中取得辉煌成就的前贤的存在，对屈辱中的司马迁而言，无疑是前行道路上确立起的一杆杆精神高标。尽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归结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为自己的忍辱偷生附着上崇高追求的神圣光芒。但这光芒的力量却是那般微弱，以至于始终无法照亮他心头郁结的那层阴影。要驱除阴影，他必须从熟知的史料中树立起一群饱经磨难的英雄形象。他要借这些英雄的偷生，印证自己偷生的价值；也要借这些英雄的慷慨赴死，寄托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追求。
明白了这点，才能读懂司马迁，才能明白《史记》为什么要将“不入流”的游侠、刺客之流纳入列传，将并未成就霸业的项羽、陈涉纳入本纪、世家的缘由。在太史公的潜意识中，这些失败的人生，尽管结尾未能光彩辉煌，而过程之中，却因为天性的自由绽放而催生出耀眼的人格魅力之花。太史公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具备这些人的英雄品质，让自己的生命也这样轰轰烈烈地绽放一次呀，他因为要苟活下来完成《史记》，无法实现这样的心愿，就只能把讴歌勇于抗击强权的英雄豪杰，当作献给自己灵魂的最好安慰。
当司马迁投入全部身心把项羽塑造成盖世英雄时，作为项羽对手的刘邦，虽然最终战胜了项羽，建立起大汉王朝，却只能以近乎小丑的身份出现在《史记》中，成为市井无赖的典型代表。
司马迁绝非真正的无私。宫刑的惨痛遭遇，将一种怨愤深深植入了他的骨髓。这种怨愤，在驱使他以顽强的意志创作《史记》的同时，也在潜意识中左右了他对刘氏王朝历代帝王的形象塑造。因而，他在撰写《高祖本纪》时，尽管竭尽全力地朝着“不虚美、不隐恶”的方向努力，但还是在选材与遣词造句两方面有意无意中进行了褒贬取舍，进而使得原本应该光彩夺目的高祖，被扭曲成了颇具丑角色彩的无赖帝王。
其实，同样的故事，换个角度品味，味道有时便截然相反。
比如“贺钱万”的故事中，司马迁通过“易诸吏”“绐为谒”“实不持一钱”的细节描绘，不作一字点评，却已然在读者心目中塑造出了一个傲慢、轻狂、狡诈的反面形象。然而，如果我们从不同流合污的角度解读，刘邦又何尝不是一个智斗腐败的正面英雄？
再如郦食其拜见的一段故事，从史学价值而言，刘邦是否“踞床，使两女子洗足”，本无任何价值。因为刘邦的知过能改，在很多重大事件中已有很好的表现。纠正这样的小错，实在不值一提。但司马迁特意安置了这样的细节，隐语无非是刘邦好色。如果我们从人格不断完善的角度解读，则更多应该读出刘邦的不断战胜自身个性缺陷，一点点走向成熟所付出的努力。
当然，这两个故事，只是生活中的小事，即使果真都如司马迁所隐喻的那样，也不会对刘邦形象构成多大的损伤。对政治家而言，小节毕竟不是主流。
真正让刘邦遭受冤枉的，是两件“大”事。
首先是“推坠儿女自逃命”的故事。有关这个故事的评价早有定论，一致的观点是，从这件事可见刘邦的自私自利和凶狠残暴。这样的评价当然不无道理，但却是建立在刘邦本性邪恶的基础上的。现在，我们换个角度看，敌人死命追赶的，是刘邦，是刘邦所乘的战车。也就是说，最危险的地方，正是这辆车。刘邦将儿女推下车，自己坐在车上继续狂奔，则敌人就会盯紧着车子继续紧追下去。下了车的儿女，只要找到任何一个隐蔽处藏起来，便处在了安全中。如此，刘邦又何尝不是将危险留给了自己呢？
其次是“幸分我一桮羹”的故事。这个故事带给刘邦的，是自私无赖、残酷寡情的道德定性。然而，当我们跳出了司马迁为我们预置的思维定势，从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思考时，一个问题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比刘邦这段话更能解决问题呢？苦苦哀求？只会激起项羽的进一步要挟。奋力一搏？摆明了是鸡蛋碰石头。为了孝顺而投降？正中项羽圈套。多年的征战，使刘邦早已了解了项羽的为人。他此时采取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不正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吗？
至于“未央宫举杯噱父”类的花絮，自然也不应该将其解读成刘邦灵魂深处的渺小、鄙陋。要知道，恰恰是这样的张狂，才使刘邦不至于沦落为装模作样、高高在上的政治机器，而始终保持了作为人的独特个性。
所以，阅读《高祖本纪》时，我们必须学会换位思考，只有这样，才能透过司马迁的潜意识，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刘邦。
在《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同样隐藏了很多可以反向解读的价值主张。比如对于韩信是否真的谋反，司马迁故意采用含糊的话语，表达出清晰的意义：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司马迁在批评韩信吗？当然不是。司马迁在说反话，在说韩信“谋畔逆”乃是“莫须有”的罪名。
韩信是否会真的“谋畔逆”呢？可能性完全存在。只是，果真如此的话，就不能反衬出刘邦的无耻与凶残。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暴露刘邦的丑陋，只能把韩信往蒙冤受屈处塑造。
教学中，如果时间允许，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下述思考与讨论：
倘若韩信只是一介武夫，出生入死之外，大脑中只有“效忠”这一根筋，那么，他这张“良弓”，在“飞鸟尽”时会怎么办？
倘若韩信果真智慧超群，能始终以冷峻的理性审时度势，懂得该收时收、该放时放，那么，他这个“谋臣”，在“敌国破”后又会怎么办？
这两个问题，都指向韩信的形象认知，也都指向司马迁投射在韩信这一形象背后的潜意识。
两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前者自会松了弓弦，卸了箭镞，躺倒在功劳簿上，安享优厚的俸禄；后者自会隐了锋芒，收了豪气，或借山林以寄余情，或依朝堂而托余生。
然而，韩信偏偏是武夫中的智者、智者中的武夫。这样的文韬武略，支撑起的也就注定不会是一颗甘于平庸的大脑。在那场充满血腥的征战中，他凭借着过人的智慧、胆识与武力，奇兵屡出，奇功屡建，用盖世豪情成就着青春的梦，完成了由一个忍得了胯下之辱的少年浪子到成为手握重兵、雄霸一方的诸侯的价值转型。
当战火终于熄灭，他却突然发现，现实与梦，竟然存在着如此大的距离：曾视他为手足的汉王，刚坐稳了龙椅，便用猜忌的目光紧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立下了不世奇功，却得不到特别的恩宠，反要跻身绛侯、灌缨、樊哙之列……
韩信心理的天平，完全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开始倾斜，倾斜在名利的追逐与情感的满足之中。
有评论者说，韩信在最该谋反的时候未曾谋反，却在最不该谋反的时刻生出了反意。这样的认知，分析的只是形势，不是人性。人性的弱点，永远是感性多于理性。对韩信而言，所谓的最该谋反时，恰恰是他最受器重、最能满足尊重需求和自身价值的时刻，那时的他，尽管手握重兵，似乎轻而易举间便可取刘邦而代之，但他的个体价值在那时得到了最大化的认同，包括刘邦在内的人，都以一种几近虔敬的心态正视着他的存在，他又怎么会心生谋反之意呢？
至于最不该谋反时的谋反，司马迁将其原因归结为韩信没有“学道谦让”，只是一味地“伐己功”“矜其能”。司马迁的言外之意是，韩信的谋反是其个性和刘氏王朝冲突的必然结果。表面看来，司马迁是在批判韩信不知谦让，自夸功绩，实际上却是隐指刘氏王朝缺乏包容、蛮横专断的丑陋。稍明事理的人都能明白，韩信的这份不懂谦让，绝非天下平定后逐渐滋生的，而是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已然拥有。只是，这样的个性，在战场上便算作自信和勇气，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下，则时常被认作狂妄和不驯服。
我们无从考证韩信与陈豨密谋叛逆时那段话语的真实性，可以推知的是，一个原本极受器重，也愿意为了这份器重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人，面对凝聚着自己心血的胜利果实，不但得不到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而且还无端受到猜忌和疏远，其心中的牢骚和怨愤必然会无法遏制地产生。而这情感的天平一旦失衡，就又会反过来作用于韩信思考问题的角度，使其总是用警惕的眼光和怀疑的心态时刻关注事态的发展。如此，他与刘邦间的嫌隙自然越来越大，及至发展到其中一方认为必须通过武力解决问题时，谋反或镇压也就在所难免。
良弓毁于失衡时。失衡的，不只是弓自身，还有弓的持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