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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中两大谋臣张良与范增的“无间道”

虚飘飘旌旗五色煌,

扑咚咚金鼓振八荒。

明亮亮枪矛龙蛇晃,

闪律律刀剑日月光。

呜嘟嘟画角声嘹亮,

咕牛牛悲笳韵凄凉。

忽辘辘征车儿铁轮响,

扑拉拉战马驰骤忙。

似这等壁垒森严亚赛个天罗网,

那刘邦到此一定丧无常。

只要他鱼儿入了千层网,

哪怕他神机妙算的张子房,

怎逃这祸起萧墙……

——《淮河营》“西皮流水板”唱段

这是当代著名京剧家马连年先生早期在《淮河营》中的“西皮流水板”唱段。马先生打破了一般“流水板”的程式,采用了唱词中加字并排比的句法,显得新颖别致,不落俗套。通过这段唱,将鸿门宴上的景观描述得神采飞扬,也显示出人物的得意心情。这是马先生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南派唱腔中的五音连婵的技法,创造出来的别具一格的新腔,脍炙人口,传唱不息。

谈到鸿门宴的人物形象,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项羽和刘邦两大主帅,项羽骁勇善战却有勇无谋、刚愎自用;刘邦胆小懦弱却城府极深、知人善任,以致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鸿门宴》中塑造的成功人物远不止这两个,我们不要忘记了在两大阵营对立中出谋划策的关键人物——范增和张良,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这场“鸿门宴”。总体而言,范增和张良都是两大阵营的智囊人物,同样谋算能力很强的顾问式人才,由于机遇的不同,命运也截然相反。范增深谋远虑,凡事都事先做好应对之策,却识人不清,犯了严重的错误,终招致失败的结局;相反的,张良足智多谋,临危不乱,善于察言观色,帮助刘邦夺得天下,亦为自己赢得美名。范增身为项羽帐下第一谋士,张良是刘邦的主要谋士,范增和张良谁厉害?下面具体谈谈范增与张良这两大谋士之间的差异。

首先,来看张良。如果只用两个字来形容张良,那就是:足智。

他曾被苏轼称作“盖世之才”;他虽貌不惊人,却有着凌云之志;他的祖父、父亲皆为韩相,本人是韩国的贵公子……他,就是张良。张良是一个经历坎坷的人,当秦军攻破阳翟,韩国灭亡的时候,他的生活改变了:由一个贵族公子变成了浪迹天涯的沦落人。

起初,他幻想可以刺杀秦始皇,为韩国复仇。于是,他就散尽家财,寻找刺客,等待行刺的机会。终于,在博浪沙,力士振臂一掷,一百多斤的大铁锥划破阴暗的天空,飞向秦始皇的车队。只可惜,这惊天动地的一投,仅仅击中了副车,多年的准备,功亏一篑。

然后,他不得不开始了逃亡的生活。在逃亡中,他渐渐明白靠行刺来复仇是难以达到的,他开始寻找新的方法。就在这时,在下邳,他帮一位老人捡鞋,通过了老人的考验,得到了《太公兵法》,并开始研读。

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正当他为时光流逝而感慨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在大雨连绵的大泽乡,陈胜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率领戍卒揭竿起义,各路豪杰纷纷响应,秦朝统治摇摇欲坠。

在并起的豪杰之中,张良遇见了刘邦——第一个听得懂《太公兵法》的人。因为他的悟性,张良决定跟随他。

在随刘邦征战的过程中,张良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足智。

张良的足智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张良在刘邦集团中的作用,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作用外,还能在关键时刻和关键性的问题上,对刘邦因势利导,加以谏正。如劝刘邦就封汉王,并烧毁栈道,以迷惑项羽;鸿沟划界后,劝刘邦引兵追击项羽;垓下决战前,劝刘邦封韩信、彭越为王,征其兵会垓下等,对刘邦的胜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刘邦的一些错误,他能及时发现,及时劝谏,使刘邦得以及时改正。如谏阻刘邦不要迷恋秦宫室的豪华,以致刘邦进入关中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劝其还军霸上;劝刘邦定都关中等,既表现了张良进步的历史观和远见卓识,还表现了他敢于谏诤的勇气。这些对刘邦改正错误,取得最后胜利有决定性的影响。

特别是当刘邦和项羽对峙,战事一触即发之时,是他从中周旋,为刘邦作了精心的部署、周密的准备,定下了“韬晦之计”,以“不敢倍德”、无意于称王蒙蔽项伯,欺骗楚王,终于化险为夷,在鸿门宴上化干戈为玉帛,免除了刘邦的灭顶之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良不像范增那样妄自尊大。他认为刘邦称王不是时候,并不明确否定,只是问了一句:“谁为大王为此计者?”他认为不可以武力与项羽相斗,也只是委婉地探询:“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刘邦远不像项羽那样自信,张良却仍然处处留心,始终把自己放在谋臣的位置上。这是刘邦对他绝对信任的关键。可以说张良是“鸿门宴”这一事件的总导演。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功成名就,刘邦让他在齐地任选三万户时,他断然拒绝,只是挑选了一个小小的留县。此后,他很少出现在政治上,几乎是只有刘邦找他,他才出山,这是因为他早就厌倦了,他此时更希望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明智的,因为这使他免除了兔死狗烹的下场,也免除了权力的压榨。历史证明,他的选择是伟大的,因为纵观历史,在位及人臣之时,能够做到功成身退的,实在少之又少,这样大神级的人物又岂是足智两字可以形容得了的。

其次,来看范增。如果只用两个字来形容范增,那就是:多谋。

范增是项羽的主要谋士,他的政治观察力、才智谋略绝不逊于张良。关于范增其人,《史记·项羽本纪》载:“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索居家,好奇计。”那么我们从这里应该看到,范增隐居几十年,秦末大乱出山相助项梁。此人有洞观时事的才能,因为他所长在于奇计,对于当权者,是无用武之地的,只有伺机出山。那么他为什么不选择陈胜吴广呢?我们就应该看到陈胜吴广与项梁之间的差异:一个是戍边的农民出身,自大自傲容不下人,《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有陈胜杀死尝与庸耕者,“……陈王故人皆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就充分道出陈涉政治短命的根本原因。而另一个是名将项燕之后,饱读诗书,“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范增不投靠陈胜而投靠项梁的原因,可能就在此,范增自己也说,“陈胜固败当”,又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这句话,一方面道出了陈胜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指导了项梁该怎么做,事实也证明了范增的话,也证明了范增的选择,“於是项梁然其言”。自己的意见被采纳了,说明范增这个良禽择对了高木。

曾劝项梁立楚王族后裔为楚怀王。公元前207年,秦军围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楚怀王命宋义、项羽救赵,他为末将。项梁死后,范增被项羽尊称为“亚父”,表示对范增仅次于对自己的父亲。宋义死后,项羽被封为上将军,范增被封为大将军。(鸿门宴上,张良向范增谢辞为:“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强秦被推翻后,诸侯在戏下大会,(公元前206年)一月(夏历),范增以自己的卓越功勋,坚辞不王,为争功欲王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再辞不过,被封为历阳侯。

关于范增的功绩,有目共睹。在农民起义低潮时期,正是范增建议立楚王后裔为楚王获采纳,故楚民众蜂拥争附,义军势力才得以大长。范增不仅帮助项梁组建训练出无敌之军,而且策杀李由、计除李斯,更辅助项羽定下了“破釜沉舟,速战速决”的妙计。和项羽一道,亲率大军,绕过劲敌章邯,在三天里以少胜多,九战九捷,打败了围攻巨鹿的秦王朝王离、苏角大军,然后回头收服章邯,取得了推翻强秦的决定性战役的胜利。

范增在鸿门设宴欲除刘邦,是他高瞻远瞩,为避免内战,防人民生灵涂炭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证明他是英明正确的。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作为一位爱国忠君的大贤,范增既要尊重楚怀王“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的约定,又要统一天下,保持天下和平安定。他精心策划了“尊楚怀王为义帝,尊项羽为霸王,画天下为十九王地,封十八王”的划时代格局。

最后,来分析一下多谋的范增和足智的张良在鸿门宴上的“真情对对碰”。

一是对所事君主的了解程度上的差异。

范增曾跟随项羽的季父项梁,为其出谋划策。项梁死后,范增便顺理成章的跟从项羽征战天下,在随项羽征战的过程中,范增理所应当的了解项羽这个人有勇无谋、自大轻敌、刚愎自用、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既然知道这些弱点,那么在实际作战中就可以避重就轻、扬长避短,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范增一早便看出好酒色的刘邦入关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所以便极力怂恿项羽“急击勿失”,两人合力设下“鸿门宴”,借宴请之名,行刺杀刘邦之实。范增知道这场宴会的重要性,但是他对项羽太过自信,没有料到项羽会改变初衷。项羽在项伯的劝说及刘邦刻意表现出来的谦卑下改变了杀他的想法,甚至诚意留他赴宴。范增在宴会上洞悉这一切后没有及时向项羽说明,纵使范增“数目项王,所举佩玉珏,以示之者三”,项王依旧只是“默然不应”。可见,范增虽被项羽称为“亚父”,而且并肩作战多年,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默契仍然是不够的。

反观张良对刘邦的了解,让我们深深信服。张良自投靠刘邦后,被任命为厩将,留在身边当谋僚。刘邦重武将,不喜欢谈经论道的书生,张良便向他不断谈论《太公兵法》,渐渐得到信任。他知道刘邦不像项羽那样骁勇善战,但是他善于权术、志向高远、知人善任,非池中之物。项羽的叔父项伯与张良有交情,连夜进入刘邦的军营,把鸿门宴这一绝密的军事情报告诉了张良,让他赶紧逃。张良不仅没走,反而告诉了刘邦。刘邦非常害怕,因为此时的项羽要打败他简直易如反掌。张良临危不乱、从容淡定,分析道:“沛公你自己估量一下,能打败项羽吗?”刘邦沉默了好久,答:“当然不能,现在该怎么办呢?”张良深知,此时项伯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于是向刘邦引荐项伯,劝谏刘邦用设酒款待、举杯敬酒、为他祝寿、缔结婚姻等手法笼络了项伯,为次日鸿门宴的虎口脱险埋好了伏笔。

二是宴会上用人的差异。

“鸿门宴”上,范增等人准备严重不充分,甚至连埋伏也没有安排,而且操之过急,临时找了一个不能担当大任的项庄来完成刺杀任务,结果刺杀失败。首先在安排上,考虑不周全。既然知道宴会的重要性,那就应该全面考虑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假如项羽改变刺杀刘邦的主意,那么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补救;刺杀失败了,又该采取怎样的计策进行下一轮的伏击;在沿途设下怎样的埋伏……这些都是应该在考虑之中的事情,然而范增却没有多加思考。其次在刺杀人员的安排上也是有问题的。范增深知“不者,若属皆为所虏”,却派了平庸的项庄担此重任,项庄没有杀人的胆量,几次攻击都不能成功刺杀刘邦,不知变通,丧失大好时机。同时范增只派了项庄这么一个杀手,失败后,没有人继续完成任务,最后刘邦成功逃脱。假如范增事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委派几个有勇有谋的武士去刺杀,那么结局则会完全不同。

再看张良这边,做了三大准备,考虑相对周全,连善后问题都想到了。张良在评估过项、刘二人的实力之后,明白单靠武力硬碰硬是绝对赢不了项羽的,所以只能采取自保的策略。他主动联系项伯,为刘邦、项伯牵线搭桥,项伯才能“具以沛公言报项王”:“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这是其一。其二,张良考虑到范增的老谋深算,特意带去了樊哙等百骑精干人才,以防万一。在发现杀机后,立即召来樊哙,帮助刘邦逃去。其三,张良留谢,处理善后事宜,收拾尴尬局面,不卑不亢。

三是对待君主态度上的差异。

范增在鸿门宴上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盲目自信,把一切设计好,让项羽照着他的意思去完成,当形势发生改变时,不能虚心和项羽等人商量,而是自己自作主张的安排项庄刺杀刘邦,最后项庄失败,刘邦逃脱。再者,范增沉稳不足,而且粗暴易怒,对于这一点项羽不能理解,更加不能接受,鸿门宴上失败后,只知道一味责怪项羽,不知道自我反省,因而渐渐失去项羽的信任,最后在陈平反间计下,项羽和范增之间的矛盾激化,项羽彻底不信任范增,只落得愤然出走。

相反地,张良在处理和刘邦的关系上就显得游刃有余了。他心中谨记着自己所处的位置,不曾逾越。在为刘邦出谋划策时,总是时时、处处与刘邦商量,不妄作决定,谦虚谨慎。在帮助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张良借口自己体弱多病,逐渐从官场中脱身,激流勇退,张良也因此被刘邦赞赏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封为留侯。

四是在劝谏上的差异。

在劝谏这一点上,范增的表现远远不如张良。范增在很多时候不是对项羽进行劝谏,而是为他安排好一切,让项羽照着他所设计的蓝图去做事。项羽进入关中前后是他取得胜利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项羽在政治上一次次的犯重大错误,如坑降卒、屠咸阳、烧宫室、放弃关中、杀掉提建议的人等,暴露了项羽残暴,以及以杀人为快的狭隘的复仇思想。项羽的所作所为,“增皆亲见之”,但可惜的是,“未尝闻一言”,也就是从未听到范增一句劝谏的话。在鸿门宴如此重要的宴会上,项羽改变心意,不想刺杀刘邦时,他也没有及时进行劝谏。最终使项羽在违背历史的方向、背离人民的要求上,越走越远,以致最后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西楚霸王的神话就此破灭。

虽然范增在鸿门宴结束后有“唉!竖子不足与谋”的慨叹,但他仍然不放弃辅佐项羽的大业。在项羽想和刘邦自荥阳东西分天下时,是范增及时阻止,他知道“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所以“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刘邦在此时知道,他最大的敌人不是项羽,而是范增,于是“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此时范增已经七十四岁,项羽的怀疑,无疑伤了这位为楚国天下鞠躬尽瘁的老忠臣,于是,范增感叹:“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赐骸骨归卒伍。”糊涂的项羽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范增在回彭城的路上,“疽发背而死”。

范增死后,楚军中再无可与他比肩的谋士,所以,在和谋士如云的刘邦的战斗中节节败退。由此可见,范增一人之才,足以抵过刘邦帐下所有谋士。苏轼在《范增论》里面说:“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亦人杰也哉!”说的确实很中肯。司马迁作为西汉的史官,能够客观地评价范增的才能和功绩,更是难能可贵。

范增的失败是历史的悲哀,其悲哀无怪乎有二:其一悲哀是鸿门设宴,范增数目项羽,要除掉刘邦,是有一统宇内的心志的。而一心只想当西楚霸王的项羽,施妇人之仁后,忙不迭地收拾金银细软,一把火烧了壮丽的咸阳宫,衣锦还乡去了。凡读过《鸿门宴》的人估计一般都会记得,范增在得知刘邦已逃跑后感慨的那句话,“哎!竖子不足与谋!”人们为何记得这句话呢?因为人们从范增的这句话中,似乎感觉到了范增的失望心态和万般的无奈。当然,也正是这句话,长期以来被当成“项羽不会用人”的一个注脚。因为,从“鸿门”到“鸿沟”,大楚王业功亏一篑,这不能不是一个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政治家的最大悲哀。其二悲哀是范增的另一个致命失误在于没有谏止项羽杀义帝。义帝之立,是范增的首谋,诸侯以此服从,刘邦亦听从义帝的号令,“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功效本来就显露了山水。只是项羽怨义帝没有派他西入咸阳,让刘邦拔了头筹,遂弑之。致使上上之谋付诸东水,范增亦功业未成,身先志殒,又怎能不常使英雄泪满襟呢。

点评:纵观全局,我们看到,范增的政治观察力、才智谋略绝不逊色于张良,但是为什么两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呢?主要在于范增既不知人,也不知己,而张良却能做到知己知彼,始终明确自己的定位。范增、张良二人可谓辅世奇才,乱世中必以兵治之,方定乾坤,但两雄相争,必损大将,既生瑜,何生亮,两者始终是不能并存的。

由此可见,臣僚替君主“谋国”与“谋身”,更重要的是在“谋身”基础之上“谋国”,因为君主一旦名誉扫地,即使“谋国”成功,也未能“得众”,很难“持久”。所以,必须干的事,不得不干的“坏事”,如果会影响到君主的威望,那就需要臣僚主动去担当(不必君主授意,甚至不顾君主反对!),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上下数千年,对历史上的英雄项羽败给了流氓刘邦,惋惜者有之,感叹者有之,不屑者有之……但说起项羽失败的原因,总是要加上一点“有一增而不能用”!似乎范增不去则不亡。足见范增影响之大,尤其是对“鸿门宴”这个范增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折点,史册上对此更是评述颇多。 DHdredY05Juy0dr4oOFsc8B1RP3russuO602TbL9+DlImIBQZ0LLj0dVWdQK7T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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