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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的正义之臣一个个消亡殆尽后，汉灵帝身边几乎是清一色的宦官集团势力了。这个时候，汉灵帝似乎也对天下人对宦官的仇恨有所察觉，于是做了一件大实事，就是这件大实事，再度引发了朝中一个忠义之臣的绝唱。
熹平四年（175）三月，十九岁的汉灵帝终于做了一件大事。他命令儒学大师校正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同时命议郎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成样本，再让石匠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太学门前，使一代代学子都能以此作为五经的正本。碑凡46块，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
也正是汉灵帝的这一决定，成就了蔡邕。经过呕心沥血，他写完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的五经之日，也完成了他的蜕变，成就了我国东汉旷世奇才，著名的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大音乐家、大画家、大书法家。
据说，石经刚立，每天都有一千多人乘车前来观看、临摹以及抄写，使车辆挤满大街小巷。从此，历史记住了蔡邕的名字。后人对他的字的评价是“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随即，汉灵帝命工匠修理鸿都门（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那么，这个蔡邕又是何许人也？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南）人。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十四世祖蔡寅辅佐汉高祖刘邦而被封为肥敬侯。六世祖蔡勋在西汉末年为郿令。他的父亲虽然官位不显，但是娶的妻子弘农袁氏属于阀阅世家。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大家，蔡邕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蔡邕少时即博学，通经，熟悉汉代史事，好辞章、术数、天文、音律等。二十岁时，师事年已六十二岁、名重当时的重臣胡广，从此，得到了朝廷有关要人的关注。但蔡邕进入仕途生涯后，并非一帆风顺。
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的秋天，27岁的蔡邕被征召进京。按理说，能够得到朝廷的垂青，对于蔡邕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展露才华的机会。但是，年青的蔡邕却没有特别的兴奋，因为这次赴京，多少带有一点儿屈尊的意味。不久前，也就是这年的七月，郎中汝南袁著撰《诣阙上疏》，请抑损梁冀擅权。涿郡崔琦以文章为梁冀所善，然而崔琦出于善意而作《外戚箴》《白鹄赋》以劝梁冀。结果两人均被梁冀所杀。
同年八月，以帝舅之尊横行霸道的大将军梁冀终于咎由自取，招致杀身之祸。所谓有首策之功的中常侍徐璜等五人并封列侯，专权选举，从此执掌大权。结果朝中正义之臣李云、陈蕃等人为此和宦官集团展开殊死搏斗。
蔡邕深深地感到，自己第一次被征召进京，就已在无形中被卷进矛盾的旋涡之中。他自己也知道，徐璜等人之所以有所垂顾，并非要委以重任，而是听说蔡邕擅长鼓琴，就敦促陈留太守招致蔡邕为他们鼓琴弹唱，娱宾遣兴。这对于立志“拔萃出群，扬芳飞文”的蔡邕来说，多少是一个讽刺。一路上，秋雨泥泞，许多贫民饥困冻饿，殒命街头。此情此景，让胸怀大志的蔡邕百感交集，抑郁难遣。行至偃师，就再也不想前行了，于是称病而归，提前结束了自己第一次的进京之行。
蔡邕第一次踏上仕途、失意而返时并未空手而归，他有感而发，创作出了《述行赋》，后来成了其辞赋代表作。《述行赋》中“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的描写，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真是不枉此行啊。
此后，蔡邕在家乡闲居长达十年之久。回乡之初，静下心来，玩味着这一年多来的是是非非，深感“利端始萌，害渐亦牙”，于是想到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客戏》、崔骃的《达旨》，退而撰著《释诲》来安慰自己：“心恬淡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
当然，自幼受到的传统教育，使蔡邕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不交当世。一方面，他在悉心收集乡邦文献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乡贤在朝廷中的陟降。另一方面，他也在时刻留心着京城政局的重要变化，说明他没有一刻忘却现实。三十一岁那年，尚书朱穆卒，他连续写下《朱公叔鼎铭》《朱公叔坟前石碑》《朱公叔谥议》三篇影响较大的文字。
多年的用心终于得到回报。四十岁那年，蔡邕又被召回京城，出任东观著作一职。此后六年在京城度过，这是蔡邕学术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其间，最重要的事件，或者说是蔡邕的最大功绩，就是极力倡议刊刻《熹平石经》，对儒家经典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影响极为久远。
然而事实证明，蔡邕没有因此就在仕途生涯上飞黄腾达，反而再次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
当时，因为宦官把持朝政，全国上下的官场一片黑暗腐败，州郡的官场人士互相结党，做出营私舞弊、排斥异己的事，结果幽、冀两州成了政治斗争最严重的地方，官员与官员之间明争暗斗，没有人能坐稳刺史的位置。对此，朝议认为“州郡相党，人情比周”，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随后，又制定了“三互法”，规定诸州郡行政长官，不仅不能任用本籍之人，而且两州人士及婚姻之家也不能交互任官。其目的是防止官吏互相勾结庇护。结果“三互法”的政策一出台，出现的结果是“禁忌转密，选用艰难”，致使幽、冀两州太尉一直“悬而未定”。
蔡邕为人正直，性格耿直诚实，眼里容不下沙子，对于一些不好的现象，他总是敢于对灵帝直言相谏。对此，刚刚写完石经样本的蔡邕，并没有闲着，马上站出来，来了个上疏。说了两层意思：
一、州郡一日不可无刺史。我认真地观察了幽州和冀州的情况，本来这二州是盛产铠甲和战马的地方。这些年来，却遭受兵灾和饥荒，逐渐使这两州的物力和财力损耗殆尽。如今两州刺史空缺多时，官员和民众翘首以待，导致万里山河一片萧条，没有人去管理。应该早点确定刺史才对。
二、如今应该重申朝廷的权威与神灵的精神控制，让幽、冀两州的人明确国家的法令。以前对方相互推选的刺史，尚且畏惧不敢结党营私；何况还有三互法的限制，有了朝廷的权威与神灵精神控制，加上三互法的限制，以后不必再去担心！我希望陛下能上效先帝，撤销最近下达的三互禁令，对于各州的刺史，凡是有才能的人都应该及时重用，不应该受资历、三互的限制，使之成为定制。
总之，一句话，蔡邕希望汉灵帝“不拘一格用人才”。结果，他的建议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随后，年少轻狂的汉灵帝也许是受蔡邕的影响，迷恋上了文学并于熹平六年（177）撰写了《皇羲篇》五十章。为了扩大宣传和知名度，汉灵帝来了个两步走：
一是召开研讨会。具体办法：筛选太学中能创作辞赋的学生，集中到鸿都学府大门下，对《皇羲篇》进行学习、研究、探讨。
二是刻成石碑。具体办法：召来刻写文字的工人和擅长书写鸟篆字体的人，让这些人把《皇羲篇》刻成石经。
然而，因为这两步走，在负责人侍中乐松和祭酒贾护的“精心挑选”下，前来的学生中都属于“三无”人员，一是无才，二是无德，三是无能。结果每当灵帝召见时，这些三无人员却充分发挥三寸不烂之舌，以口若悬河的态度，净做趋炎附势的事，通过“吹、捧、抬”的方式把汉灵帝夸上了天，让汉灵帝听了春风满面。汉灵帝高兴之下，立马给这些拍马屁的小人进行封官加爵。眼看汉灵帝整天和这些人唱“双簧”，蔡邕立即来唱“对角戏”：皇府里的下属官员，应该挑选有盛德的人来担任，岂能录用浮夸务虚的丑恶之徒呢！为了国家社稷，应该把他们都遣送原籍，以便辨明奸诈和虚伪的小人。
蔡邕的奏章呈上去之后，汉灵帝非但没有采纳，反而对蔡邕由热变冷，由敬重变厌恶，由重用变疏远。
汉灵帝随后改“熹平”七年（178）为“光和”元年。并且大赦天下，以示皇恩浩荡。
改了年号之后，汉灵帝的行动还在继续，设立鸿都门学府，把那些浮夸之辈的学生全部派到各州郡，有的被任命为刺史（州长），有的任命为太守（郡长），有的留京担任尚书（部长）和皇帝的机要侍中（秘书），甚至于有的被封为侯。一时间，朝廷陷入一片风声鹤唳之中。
这个时候，连老天似乎都看不惯这个腐败如斯的朝廷了，光和元年（178）六月二十九日，有一道形状如龙的黑气如流星般直坠而下，落到了汉灵帝的温德殿中。把正寻欢作乐的汉灵帝吓得半死。
蔡邕见状，本着恪尽职守的原则，对汉灵帝进行了第三次上疏，陈述了六件事：
第一，行祭如旧。建议：郊祭“五帝”，是为了“导致神气，祈福丰年”；庙祭祖宗，是为了“追往孝敬”。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应当排除一切禁忌，按故典行祭。
第二，广开言路。建议：国之将兴，能听到至言，从而“内知己政，外见民情”，要“以劝忠謇”，“博开政路”，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
第三，督察贤奸。建议：应当恢复朝廷遣使的办法，“纠举非法”，同时“更选忠清，平章赏罚”。对官吏要进行年终考核，处分优劣，“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
第四，广求贤才。建议：不能以“书画辞赋”的“小能小善”取士，而要取“通经释义”的人才。
第五，考察治民的长史。建议：应“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以政绩的优劣，定赏罚升黜。
第六，慎选太子官属。建议：须知今虚伪小人，“假名称孝”，应当“搜选令德”。
蔡邕认为，天上投下黑龙，天下就有怨恨，这预示着海内将会大乱。天灾人祸与官吏良莠有密切关系。
为了让自己的论述更加具有说服力，蔡邕还说了三个关键词：
1.在其位谋其政。我希望陛下忍痛割爱，专心治理国家，以此来报答上天的厚望。
2.上梁不正下梁歪。陛下既然能亲自带头约束限制不正之风，左右近臣也会跟着效仿，如此就会上下谦和，以此来堵塞灾祸之源。天道将会亏待自满的人，鬼神也会把幸福赏给谦和的人。
3.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臣之间如果不能严守秘密，皇上自有泄密的戒律，臣子会有丧生的灾祸。请陛下千万不要泄露我的奏章，以免让尽忠的官员与奸佞小人结怨成仇。
总结陈词：只有革除吏制的弊端，惩治不法官吏，选择贤良任用，才能消除天灾人祸，还天下太平盛世。
应该说蔡邕上疏的语气坚定而沉稳，犀利而直白，汉灵帝看了奏章后，若有所思，若有所叹，转入“内寝”费思量去了。结果一直“如影相随”的宦官曹节趁机偷看了奏章，他这一看不打紧，惊得云里雾里，目瞪口呆，于是马上来了个“泄密”，很快蔡邕“诽谤”宦官的事就泄露出去了，于是众宦官自然对蔡邕“横眉冷对”，恨不能除之而后快。
当然，聪明的宦官集团并没有因此而采取“群而攻之”的下下策，而是派出了“枪手”做代表，进行了“暗攻”。这个枪手就是中常侍程璜。
程璜之所以甘当枪手，那是因为他跟蔡邕有不共戴天之仇。蔡邕动了他的女婿阳球。身为大匠（相当于建设部的老大），阳球素来和蔡邕的叔父蔡质不和，担任卫尉的蔡质一直看不惯阳球的无法无天，多次和他公然“作对”。两人闹得剑拔弩张之际，程璜却认为蔡质之所以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那是因为有幕后推手蔡邕在，于是“迁怒”于他。此时眼看蔡邕成了宦官集团千夫所指之人，便来了个“拔剑而起”，采取的战略还是诬蔑：“蔡邕、蔡质为了自身利益，多次要求刘郃徇私舞弊，结果都被正直的刘郃婉言拒绝了。但这却触怒了蔡邕，他们怀恨在心，蓄意中伤，猪狗不如。”
身为皇亲国戚的大鸿胪刘郃原本与蔡邕叔侄井水不犯河水，此时居然被程璜拿出来当“子弹”用，当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躺着也中枪啊。
汉灵帝一听，高度重视，马上叫蔡邕到宫里来进行“单兵较量”——质问。
对此，蔡邕先是一惊，然后一怒，说了四句话：
1.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这个人啊，愚昧而又憨直，无知而又耿直，无畏而又率直，做人做事都是“直通车”，坚持按原则办，丝毫没有顾及日后的灾祸。
2.知我罪我，其惟春秋。陛下如果怜惜我是一个忠臣，就应该加以保护。如果放任诽谤延续下去，那么臣就会死无葬身之处了。
3.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今年已有四十六岁了，马上要“奔五”了，我死不足惜，死后如果能以“忠臣”名义相托，那么，即使我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光荣。
4.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死后，唯一担心的是，恐怕陛下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听到忠言了。
尽管蔡邕以“壮士断腕”的大无畏气魄对汉灵帝进行了交心交底的“开诚布公”，却无法让已被蒙蔽双眼的汉灵帝“回心转意”，汉灵帝很快就把蔡邕和蔡质变成了“阶下囚”。
天真而率性的知识分子，涉足末世宦海，正如狂风疾雨中的一叶扁舟，完全任凭命运的拨弄，最终难免倾覆的结局。这是末代士子常有的共同命运，蔡邕亦不例外。
入狱并不是宦官集团想要的最终结果，他们最终想要的结果是让蔡邕和蔡质“永远地消失”，于是宦官集团对在牢狱已是“鱼腩”的他们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攻击，强烈要求汉灵帝将蔡氏叔侄斩首示众，理由是：公报私仇，大逆不道，残害忠臣，罪大恶极。
结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宦官集团中的中常侍吕强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敬佩蔡邕的为人，来了个“奋而救人”三部曲：一是向汉灵帝求情，二是向宦官集团同胞求爱，三是到寺庙求佛。也正是这种精神，他的善心感动了天感动了地，也感动了汉灵帝。于是，汉灵帝马上做出了终极判决：
1.减除蔡邕叔侄的死罪。
2.贬逐蔡邕叔侄及其家属到朔方郡（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黄河西岸）。
但本着斩草除根的原则，阳球一路上接连派出刺客，想在路上把蔡邕“干掉”，结果这些无论武功和轻功都很“行”的刺客，上演的不是“刺客行”，而是“刺客逃”——他们都为蔡邕的大义所感动，他们都为蔡邕的人品所折服，不忍下手，而选择了“归隐江湖”。
眼看使用刺客这一招“暗”的不行，阳球马上又使出一招“明招”——通过“软”（贿赂）“硬”（威逼）兼施的策略，“指使”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刺史和朔方郡太守对蔡邕下毒手。然而事实证明，并州刺史和朔方郡太守并不是阳球“想买就能买”的，而是来了个“想说就说”，将事情真相告诉了蔡邕后，协助其逃生，最终蔡邕在这些正义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下，得以保全性命。
后来，汉灵帝脑中突然又“灵光一现”，觉得对蔡邕“量刑”过重，大手一挥，又赦免了他。赦免之后，蔡邕并没有再回朝廷，而是带着一家老小在外奔波，为的是躲避宦官集团那班有权势的恶人们的谋害。最后，他躲到自己的故乡陈留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汉灵帝死后，宦官集团被诛灭，后来董卓擅权，为了取得“招贤纳士”的美名，想起用一些名士作为心腹，就强迫蔡邕出来做官。
蔡邕下车伊始，董卓便对他拜官祭酒，又举博士，任侍御史，转治书侍御史，旋即迁任尚书，再迁为侍中；三日之内，由六百石的中级官员，升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当真算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了。初平元年（190），蔡邕拜官左中郎将，从此人们便称他为“蔡中郎”了。随献帝西迁长安后，蔡邕又被封为高阳乡侯。董卓对蔡邕很重视，而蔡邕却不甘心做他的政治点缀品。他曾对堂弟蔡谷说，想要东奔兖州。蔡谷说：“你的相貌和常人不同，出门总是有很多人围观。以你这样的相貌却要躲开人的耳目，不是很难吗？”蔡邕听了这话，只好打消了逃走的念头。董卓被杀后，王允掌握了朝政大权，凡是阿附董卓的官员都被下狱处死，蔡邕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在浓重的悲剧气氛中结束了一生，终年61岁。他的女儿蔡文姬也是一代才女，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