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党锢之祸”

“官联集团”成功了，紧接着，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进行自我封赏：曹节封长乐卫尉、育阳侯。王甫封中常侍（皇帝的随身侍从），同时依然兼任黄门令（宦官的首领）。“十八罗汉”因为立有首功，他们中的朱瑀、共普、张亮等六人封为列侯，其余十二人为关内侯。

做完这一切，“官联集团”随后开始拥立新的太后，新上任的太后叫董太后。

董太后是汉灵帝刘宏的生母，窦太后被废后，她当然是太后的不二人选了。于是，“官联集团”在发动政变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建宁二年（169）的三月，将汉灵帝刘宏的母亲董氏从河间迎接到洛阳。三月初三，尊董氏为孝仁皇后——当时称她为董太后，居住在永乐宫。任命董氏的哥哥董宠为执金吾（中央警卫团团长），侄儿董重为五官中郎将（掌宿卫殿门、出充车骑等事务）。

“官联集团”政变成功后，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总之一句话：皆大欢喜。

然而，朝中依然有正义之士，李膺便是其中一个。

在汉桓帝时，李膺等人可谓经历了悲喜二重天。在起起落落中，李膺等人虽然遭到废黜和禁锢，但天下的士族文人都唯他们马首是瞻，对他们敬仰有加，甚至还玩起了文字游戏，为他们起了朗朗上口的绰号，具体情况如下：

“三君”（君为宗师之意）：窦武、陈蕃、刘淑。

“八俊”（俊为英杰之意）：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

“八顾”（顾为表率之意）：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宗慈、夏馥、蔡衍、羊陟。

“八及”（及为追随之意）：张俭、翟超、岑晊、苑康、刘表、陈翔、孔昱、檀敷。

“八厨”（厨为侠士之意）：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响、王章。

汉桓帝时因为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人参政，尽管他本人花天酒地，不务正业，但朝廷的风气还是站在正义这一边。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进入汉灵帝时期，风向大变。宦官政变成功后，“三君”之首的陈蕃和窦武被诛杀后，李膺等俊、顾、及、厨等“党人集团”再度面临被屠杀和废黜的命运。

宦官集团为了对党人集团一网打尽，在他们的幕后推动下，每次皇帝颁布的诏书，都要重申对党人的禁令。

本着枪打出头鸟的原则，宦官集团很快对党人集团中此时“大哥大”级别的人物张俭下手。宦官集团出马的是中常侍侯览。

张俭，字元节，山阳高平人。延熹八年（165）曾被任命为山阳督邮。当时的大宦官侯览老家在防东，残害百姓，作恶多端。张俭可不管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原则，愤怒之下，立即向汉桓帝打了一个小报告，检举侯览及其母亲的罪恶，并且强烈要求汉桓帝将其诛杀，以正国法。结果这封奏章被侯览成功“劫获”，他看到奏章后，又惊又怒，采取的策略是“瞒天过海”——匿藏张俭的奏章不上报。结果这次告发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睚眦必报的侯览却对张俭记恨于心。因此，在宦官集团得势后，对党人集团虎视眈眈时，侯览第一个站出来，向党人集团的张俭开炮，从而拉开了全面清除党人集团的序幕。

侯览很快就向汉灵帝打了一个小报告，内容只有一个：检举揭发张俭和同郡的二十四人。罪名是：相互吹捧——起绰号，相互抬高——结朋党，相互攀比——共同退，相互给力——危害国家。

汉灵帝这时根本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选择权，立即下令逮捕了张俭等人。

宦官在对党人集团的“投石问路”之举取得良好效果后，开始对党人集团全面进行肃清。建宁二年（169）十月，在宦官集团“大哥大”曹节的“暗送秋波”下，宦官集团的鹰爪联名给汉灵帝打了一个报告，中心思想是：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钩党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以推翻朝廷为己任，以祸国殃民为宗旨，罪大恶极，十恶不赦，请严惩。

这个时候，只有十四岁的汉灵帝一无主张，二无计谋，三无经验，如何能抵挡得住宦官集团一轮又一轮的“狂轰滥炸”？接到联名上疏，手足无措的他只好找到宦官集团的“大哥大”曹节问计了。

“什么是党啊？”汉灵帝问。

“党就是具有相同志趣或做着相同事情或有相同点的一类人。”曹节道，“李膺等人狼狈为奸，共谋私利，就是属于典型的党人。”

“哦，原来如此。”汉灵帝若有所思，接着问，“什么是钩党？”

“钩党就是党人。”曹节答。

“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汉灵帝继续问。

“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曹节淡淡地答。

“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汉灵帝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之架势。

“想要夺权窃国。”曹节厉声道。

“党人猖狂如此，朕该怎么办啊？”汉灵帝心中一怔，弱弱地问。

“杀一儆百，杀鸡儆猴。”曹节坚定地道。

两人的对话在五问五答中戛然而止，接下来汉灵帝知道该怎么做了。他立即下达了对党人集团其他成员的逮捕令。其实，汉灵帝之所以对“党人”这么害怕，是恐惧心理在作怪，他自从做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深层心理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中不断长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地，他对皇位与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皇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失去。

而汉灵帝的“贴身”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他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汉灵帝。这一次，曹节抛出“钩党误国”的威胁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汉灵帝被吓得屁滚尿流之际，只好挥出手中的“倚天剑”对准了无辜可怜的党人。

张俭被捕后，有人对李膺进行了善意的劝诫，一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对此，李膺沉思良久，才喃喃地回了这样一句话：“临事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这是做臣子的气节。我年已六十，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有什么好逃的呢？”

李膺说完这句话，立马来了个主动的“投案自首”，结果却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宦官集团给李膺选择的是第三路，既没有让他把牢底坐穿，也没有让他回家过年，而是让他到阎王那里报到去了。

李膺的学生和过去的部下都被禁锢，不许再出来做官。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学生，因为在被禁锢的花名册上漏掉了他的名字，所以没有受到处罚。本着子不教，父之过的原则，景毅来了个两步走：

一是检举自己。“我本来就认为李膺是一代贤才，所以才教我儿子拜他为师，岂能因为花名册上漏掉他的名字而苟且偷安呢？”

二是免职回家。

由此可见李膺在正义之士之中的地位和德望之高。

景毅宁可当一介布衣，宁可让儿子把牢底坐穿，也不愿与宦官共舞，更不愿背上背信忘义的千古骂名。还有一个人也如此，他宁可丢了乌纱帽，也不愿缉拿忠臣入狱，宁可自己流泪，也不愿牺牲别人幸福。这个人便是汝南郡的督邮吴导。

吴导接到的是对范滂的逮捕令，当时范滂已被贬到前线去征讨羌人。吴导接到命令后，来到前线，没有立即去抓捕范滂，而是选择了在客舍里闭门痛哭，弄得身边人员惊恐莫名。

范滂知道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千里迢迢，山高水远，吴导一定是为我而来的啊。”然后做了一件事，到县里投案自首。

县令郭揖知道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天大地大，四海为家，你怎么偏偏选择投案自首呢？”然后做了一件事，解下自己的印信扔在官台，便要跟范滂一起“私奔”。

范滂拒绝道：“跟我一起私奔，不但会连累你，而且会连累我的老母啊。”然后与老母上演了“泪中决”，说了这么两句话：

1.我死之后，还有弟弟范仲博供养您，可确保您衣食无忧地安度晚年。

2.我死之后，求您老人家舍弃不能割舍的恩情，不要再徒增悲伤。

对此，范滂的母亲回了这么两句话：

1.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齐名，生又何欢，死又何恨！

2.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既然能身后留名，你死之后，我又有何悲，又有何伤？

范滂听了母亲的话含笑上京，最终被宦官集团送上了断头台。

就这样，宦官集团先后把党人中的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张俭为了能保存力量选择了逃亡。张俭不会料到，就是这一逃，会引出一个历史典故出来：望门投止。

张俭在逃亡的过程中，除了要忍受宦官集团的追杀，还在忍受穷困、饥饿的如影相随。为此，张俭每当到了名门望族家就投宿，他所投宿的人家无不敬重他的声名和品德，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最终他得以逃出塞外。

因为收留张俭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郡县也因此残破。但众人却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正义之歌，可歌可泣可赞可叹。 WfXWpjX89uhhfpl0r2AGw4YLjO5tg8EKbVeZDgxEw0hZY/n9muRUGPCL1mmdOO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