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尽杀绝

萧望之死了，“四人组”并没有因此瓦解，相反，周堪又站起来了，并且和弟子张猛组成了牢不可分的“双人组合”。这无疑成了弘恭和石显的又一大心病，斩草不除根，终究是心腹大患啊！于是他们赶紧找“老大”史高“帮忙”。事实证明，史高非但没有给他们两人“破敌”之法，还教会了他们这样一个道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史高的野心并没有弘恭和石显这么大，他开始和宦官联合，只是因为“寂寞”，看到萧望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他突然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他并不想把儒学派彻底赶尽杀绝，他是聪明人，自然知道，如果果真灭了儒学派，以弘恭和石显的野心，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

眼看老大如此懦弱，弘恭和石显一时也是黔驴技穷。弘恭忧思成疾，最后竟一命呜呼。

石显擦干眼泪，并没有因为伙伴的离去而自暴自弃，相反他一个顶仨，大有“舍我其谁”之势。然而，他很快再遭遇打击——强大的幕后“赞助商”史高也走了。

其实史高并没有后人想的那么坏，他的坏都是被弘恭和石显这两个阉人“炼成”的。史高最开始和他们联合，只是出于心理不平衡的“报复”（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他骨子里并没有更大的“抱负”（专权、专政和专制），现在他放下思想上的“包袱”（石显的同党），主动放弃了首辅大臣这块金字招牌的“保护”（辞职），回家抱孙子去了。

也许是被史高这种大公无私精神所感染，随后丞相于定国和御史大夫薛广德（继贡禹位）相继辞职，三位朝中风云人物都以这种相同的方式，以这种“无争”的良好心态回家安享天年，最后都成了当地的长寿之星，被传为佳话。

继任丞相的人叫韦玄成。韦玄成是鲁国邹人，昔日老丞相韦贤的儿子。汉宣帝生前最喜欢次子刘钦，曾经多次嗟叹“真我子也”，但是不忍心废掉太子刘奭，于是派一个以谦退有礼著称的贤臣去教导刘钦，让他专注学问，不与太子刘奭争位，这个贤臣就是韦玄成，可见汉宣帝对韦玄成的器重。

接任御史大夫的是右扶风郑弘，他和韦玄成一样都是与世无争的人。所以新的内阁班子与阉党之间一团和气。

史高走后，外戚派宣布“解散”（多年以后，以王莽为首的外戚派卷土重来，无人能撄其锋，这是后话）。也正是因为这样，朝中形成另三个流派：除了以石显为首的宦官派和周堪师徒为首的儒学派外，加入了一个新的派别——中立派。

就在宦官派和儒学派在玩太极似的进入僵持阶段时，那个两度被免为“庶人”的刘更生也许是不甘寂寞，也许是不服气（两次上疏皆以失败告终），也许是想为儒学派老大周堪分忧解难，再次开始了上疏之旅：对石显为首的宦官派开骂。

但刘更生骂人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原因是被骂的主人对他这样的“庶人”根本不屑一顾，没有回应。

这一骂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挨骂的石显把怒火转向了周堪师徒。

平静之后的暴风骤雨终于来临了。磨刀霍霍的石显本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同样在天文地理方面做文章。

当时正值夏天，本该是酷热难耐的季节，结果却出现了秋景夏出的反常现象，石显觉得他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天，阳光不灿烂，天气依然很凉快，石显唆使外戚许家和史家来了个上疏，大致内容就是说：现在阳光之所以不灿烂，是因为周堪等儒学派把持朝政造成的。

萧望之死后，汉元帝所依靠的老师就只剩下周堪一个了。他虽然糊涂，但不愚蠢，他也不相信仅凭周堪师徒就能够“一手遮天”。然而，这时的朝中文武百官要么已站在了“宦官派”一边，要么识时务地紧闭双唇选择了站在“中立派”一边。也正是因这样，石显的“谬论”新鲜出炉后，拥者如簇。

汉元帝眼看这件事这样下去将没完没了。摇摆不定的他赶紧抓了一个人来解燃眉之急。这个人的名字叫杨兴。汉元帝之所以选择他，原因有二：一是杨兴是儒学派的人；二是杨兴曾对周堪有“推荐”之恩。汉元帝这样做的意思就是：别人说你如何我都可以不信，现在从你内部找你的人来问，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吧。

应该说，汉元帝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此时的杨兴的出发点却是不好的。原因是他是根墙头草——风吹两边倒。他看到力单势孤的周堪师徒前途堪忧，原本坚定的他不再坚定了。对话开始后，他便选择了三缄其口。在汉元帝一再追问下，杨兴终于说话了：“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

只这么一句，却阐明了三个观点：

1.周堪有罪，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大臣来弹劾他。

2.周堪无才，不然不会做错这么多事。

3.陛下之所以没有处罚周堪，只是因为他是师长的缘故。

汉元帝试探性的提问出人意料地以这种方式告终，而汉元帝也因此由完全“不相信”演变成“将信将疑”。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儒家派另一名重要成员的叛变把周堪师徒彻底打入了万丈深渊。

这个人的名字叫诸葛丰。诸葛丰，琅琊诸县（诸城）人，他是诸葛亮的远祖。他自幼聪慧，读经阅史，曾为御史大夫贡禹属官，后荐举为文学侍御史。到汉元帝时，先是被封为司隶校尉，随后又升为光禄大夫。他性情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专事阿谀奉承之小人恨之入骨。也正是因为这样，这样正直的人注定仕途多艰。

当时侍中许章因为外戚身份而得宠信，行事骄横不守法度，更纵容门客犯事。疾恶如仇的诸葛丰因此对他进行了弹劾，结果不是冤家不聚头，在上奏的路上和许章来了个“路遇”。被怒火烧红了双眼的诸葛丰失去了理智，居然对许章“强行逮捕”。这个许章也不是吃素的，公然拒捕。事实证明，诸葛丰是个好官，但并不是个好捕快。结果许章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就向皇宫里跑，他选择往皇宫里跑是有目的，是为了求助于汉元帝：诸葛丰擅自捕杀朝中大臣，根本无视皇权。

都说恶人先告状，这话一点儿都不假。恶人许章告状在先，等“好人”诸葛丰再来告状时，本着先入为主的原则，汉元帝非但没有听从诸葛丰的话，反而没收了诸葛丰的符节，并且把他降为城门校尉。

挨了骂，降了职，诸葛丰心中的气怎么能平！诸葛丰就去找老朋友周堪帮自己“解气”。他满以为周堪一定会帮他一把，结果他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他的求救信接二连三地往周堪那边送，却都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

这下诸葛丰更是气上加气了，平常都说你周堪正直正义，关键时刻却落井下石，你这根本就没把我诸葛丰放在眼里。

人，当怒火集中到极点时，就只有一个选择——爆发。越想越气的诸葛丰马上以仇报怨，他依然老调重弹——上疏。

内容还是弹劾，只是对象却换了，不再是许章，而是周堪师徒。接到上疏，汉元帝先是一惊，随后说话了，他提了两点反驳意见：

1.你以前总是左一个周堪师徒好，右一个周堪师徒好，现在却突然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弹劾他们，居心何在？

2.你当司隶校尉的时候行事苛暴，被贬为城门校尉后非但不思悔改，反而怪罪于周堪、张猛，良心何在？

像你这样没有诚信的人，还是回家抱孙子去吧。

结果一个诸葛丰走了事小，被他这么来来回回一折腾，汉元帝心里对周堪师徒有想法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看来周堪师徒的人品的确有问题啊！汉元帝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下达了“调令”：派周堪去当河东太守，派张猛去当槐里令。

如此赤裸裸的降职，显然此时汉元帝对周堪师徒已到了“完全不信任”的状态。

至此，儒学派里的“四人组”，萧望之已自杀身亡，刘更生又被贬为庶民，周堪和张猛师徒则被撵出了京城，去当芝麻官去了。可以说在党派之争中，宦官派取得举世瞩目的胜利。

石显终于笑了，笑得那么阳光，笑得那么灿烂。然而，事实证明，他笑得太早了点儿，新一轮的暴风骤雨还在等着他。

“人祸”刚刚结束，天灾接踵而来：地震、日食、旱涝、疫情……

面对眼花缭乱的天灾，汉元帝急了。他把石显找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你不是说周堪、张猛等是造成上次天灾的罪魁祸首吗？我已经罢了他们的官了，为什么天灾仍然这样频繁？再这样折腾下去，只怕我大汉江山社稷不保啊！”

石显这回找不到解释的理由，只好磕头认罪。

汉元帝在原谅石显的同时，又把流浪在外的周堪和张猛师徒调回京城长安，周堪被封为光禄大夫兼领尚书事，张猛被封为太中大夫兼给事中。

面对汉元帝的“知遇”之恩，师徒俩决定大干一场，为儒学派的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然而，周堪很快就发出这样的感叹来：现实和梦想总是存在着差距。

尚书掌管皇帝的奏章和诏令的上传下达，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是朝廷的咽喉所在，位置之重要，权力之重大可想而知。然而新上任的周堪坐在尚书一职的位置上非但郁闷，而且尴尬。原因是他的尚书之位名存实亡，形同虚设。

原来，此时的尚书职位已被汉元帝一分为五了，此时还有四个尚书分别是五鹿充宗、牢梁、伊嘉、陈顺。这四个人都是宦官派的成员，都是石显的忠实爪牙。这时的汉元帝采取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正是因为这样，周堪的任何提议和方案都是“仅供参考”，说得再直白点儿就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雪上加霜的是，汉元帝因为身体有恙，常年深居宫中，石显是他与外界的唯一“传话筒”。这样一来，连周堪有事上奏都要石显代为转交，国家已到了国将不国的地步。

宏图不展，壮志难酬。爱国心切的周堪从此患上了忧郁症，后来偶染风寒之后，居然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了。

周堪死后，他的弟子张猛便如霜打的茄子——蔫了。孤掌难鸣的张猛没有逃脱石显的魔爪，石显随便弄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便要将张猛捉拿归案。俗话说：有其师必有其徒，周堪刚强耿直了一辈子，他的弟子张猛也不是一个孬种。眼看又要受辱，他没有任其摆布，而是“怒向刀丛寻真理”，结果他先是仰望无情的天，然后拔出多情的剑，在未央宫大门前以一剑自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短暂而宝贵的生命。

至此，儒学派的“四人组”萧望之、周堪、张猛先后为国捐躯，只剩下刘更生。已是一介布衣的刘更生此时对宦官派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只能以诗抒情，寄托自己的伤感和情怀。 p8YNdDyWxXL1cddBoXgd65KkDTFEfSkyBqXSA9IUTEQuYdNdkvfJ7MEx477U+Z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