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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春天，从BGC香港办公室调来北京已经大半年，每天除了见客户，开拓市场，写分析报告，许家祺还在积极参与一件大事。这件事一年多前就被业界炒得沸沸扬扬，那时他还在老东家做高级经理。在投行混了五六年，他当然明白这件事如果成功的意义，这几乎就是他接受BGC高薪offer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被派来北京最重要的目的。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曾经承诺，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营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1/3。合营公司可以从事A股的承销，B股、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与交易，并可以发起设立基金。这个消息让国际金融社会兴奋不已。中国的证券市场虽然起步晚，但它的发展速度和前景被全世界看好。这样的机会，熟悉资本市场运作规律的大投行们怎么能错失。从纽约到北京，从伦敦到上海，各家投行都在积极寻找国内可能成为合作目标的中资证券公司。BGC当然也不例外。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比的是资源、资本、速度。BGC的全球高管，尤其是负责亚太地区业务的董事总经理Richard Choi（蔡庆杰）对这件事相当重视，平均每月来北京一趟督战。而这个项目冲在谈判最前沿的，就是他们重金请来的，公司里最年轻的副总裁Clinton Hsui（许家祺）。平心而论，蔡庆杰还是很器重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有头脑，有胆识，吃得了苦，也敢冒风险。记得第一次面试他时，多少还是有些担心。他很清楚自己要找一个能谈下来合资项目的project leader（项目带头人），这个大男孩会不会年轻了点？一面下来，没什么可挑剔的，却也没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在之后的一个月里，蔡庆杰又陆续见了三四个候选人，各有特色，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比许家祺年长。他有点拿不定主意。正赶上复活节放假，常驻东京的蔡庆杰回香港和家人团聚。在回程的头等舱里，他突然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不是别人，正是出差返港的许家祺。小伙子主动向他问好，正好旁边的座位空着，他招呼他过来坐。两个人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放下身份地位年龄的悬殊，朋友一样聊起天来。蔡庆杰本人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长子已经十二岁，他正犹豫送他去哪里读书，因此对许家祺的英伦求学经历很有兴趣。许家祺有问必答，热心客观十分周到，态度也不亢不卑，没有丝毫献媚或是情绪化的表现。半小时过去，蔡庆杰在许家祺眼睛里看到自己微笑着点头，他突然发问：
“上次interview（面试）之后，怎么再没你消息？”
小伙子略微一怔，呵呵笑着答道：“这个问题好像该由我来问。”
“哈，嗯，你不错，但是坦白讲，对我们来说你还有点年轻。”
“您说得对。年轻或许是我的劣势，但也是优势。相对于您的经验资历，我的确年轻。但我除了对您负责，更重要的是对我该做的事情负责，我认为我的经历可以handle（处理好）您需要我做的事。”
“哦？”蔡庆杰不动声色地笑笑，“你知道我要你过来做什么吗？”
“大概猜得到几分。除了常规业务，还有那三张牌吧？”
自从国内放开合资证券公司的审批之后，投行们都各显神通，奔走在证监会和内资券商之中。陆续有消息传出，第一批只会颁发三张合资牌照。谁能抢到这三分之一张牌，谁就能率先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三分天下得其一。攻下险滩，必有胜筹。
老辣的蔡庆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未置可否，突然反转话题：“听说你现在的公司也在和国内的券商谈？”
“这是公开信息。”
“嗯，你有参与吗？”
“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完全不能说。您知道规矩的。”许家祺的笑容里有几分调侃。
蔡庆杰用左手食指摸摸下巴，没想到走出写字楼的小伙子敢用这样的语气和自己说话，跟一面时稳重踏实不出错的印象有了明显不同。
“那你想来我这边吗？”
“坦白说，还没想好。”
“为什么？担心package（待遇）不够好？”
“不是。Mr. Choi，我很珍惜现在的工作，走出校门第一天我就在这里，已经五年了。如果说我现在会点什么，全是这里教的。我现在的薪水是没BGC开得高，但是，我想我还不到应该在乎待遇的时候。如果我跟BGC最终能够互相选择，从我的角度，一定只有一个原因：BGC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给我更大的空间。”
“那你确定你会给我们带来价值吗？”
“我确定。我的经验和能力，一定能给BGC带来价值，但不是我所掌握的信息。”
蔡庆杰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凝视着这个年轻人的脸。他想起了十年前的自己。他其实很不喜欢那些靠着老东家信息吃饭的人，今天他肯这样做，明天离开你的时候，一定也会出卖你。更何况，没有一个人，一家公司，可以靠偷来的东西生存。他开始欣赏许家祺的坦率和原则，特别是勇气。去内地开拓市场，本来就是件有挑战的新鲜事，完全没有先鉴可以参照。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大胆启用新人呢？蔡庆杰问自己。从成本角度考虑，另外几个候选人的开价都比许家祺高，又都已经结婚生子，常驻北京肯定会有些不安心。而他们所谓的经验，在内地这个从未有人涉足的证券市场是否真的适用，其实也有待考证。还有一件令蔡庆杰心里隐隐不安的事，目前排名最靠前的候选人，是他的副手Co-head of Asian（亚洲联席主管）力荐的。蔡庆杰还没摸清他们的私交到底有多深，但无论如何，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副手势力过于强大。人的心思有时候很奇怪，自我保护的潜意识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的决定，不是为了争取多得到什么，而是为确保少失去一些。飞机降落在香港国际机场的时候，蔡庆杰心里已有定度，他用力握着许家祺的手说：“你很不错。但我一个人的决定还不是决定，你知道，我们是个大机构……我会努力去说服大家，希望我们有机会合作。”许家祺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期待和肯定，他猜测一定有其他来自蔡庆杰以外的阻力。当然，他有所不知的是，对很有可能成为新同事的候选人先给予个人的肯定，是蔡庆杰惯用的伎俩，这样所有的新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对他产生好感，不自觉地站在他一边，觉得自己之所以入职，与蔡总的认可密不可分。
三个月后，许家祺以BGC亚太区投行部最年轻的副总裁身份坐进了他们的香港办公室。又过三个月，在熟悉了新东家的政策与文化后，他搬进了BGC在中国内地的总部，位于北京CBD中心国贸大厦的办公室。同来的还有已经在BGC服务三年的二十九岁的资深经理Stephen Lam。就是2006年的夏天，就是重遇许世斌的夏天。
离开香港的时候，许家祺其实有个女友，虽谈不上国色天香，倒也耐看，配以脂粉金银，名牌服装，走在中环的写字楼里，也不乏男人追随的目光。那女孩是他大学同学的小学同学，一直在香港读书，毕业后进了仅次于四大的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典型的都市丽人，工作欣欣向荣，日子有滋有味，加之身边有英俊年轻的投行精英相伴，更是锦上添花。许家祺说不上自己有多爱她，翻来覆去都只有一个词：合适。的确合适，父母家相距不到三个街区；两间公司隔着马路便可遥望；讲广东话，讲英文，讲二十年前的香港记忆，讲今天恒生指数的跌宕起伏。许家祺也并不觉得生活少点什么，他旺盛的生命力九成都分给工作，即便是和女友住在一起，十天半月也想不起来一次。转战北京之前，女友情绪低落，可到底也没哭出一滴泪，只是在机场送行的时候用力拥抱了一下。相处三年，彼此都过了最激情的阶段，为爱情费的心，远不如为提职加薪费的多。
来到北京后，许家祺马不停蹄地联络公司已经接触了半年的两家国内证券公司，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华南，单程即要飞四个小时，好不辛苦。行政助理May每月拿去报销的登机牌，都能正反贴满四张A4纸。两家公司的融资意愿都很明确，外资持股比例上限33%也没有谈判的空间。核心问题集中在股东的分红机制，和公司董事及高管的任命上。中方外方都想尽可能掌握公司的控制权，从而更全面贯彻自己对证券公司的运营理念。办公室另外一位副总裁刘定坤（David Liu），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年长许家祺十岁，当年是南开数学系的高才生，拿政府奖学金留美完成了博士学位。五年前转行做了banker，一年前被BGC派回他阔别十多年的故乡。许家祺的到来，让刘定坤心里暗暗不爽。于公，他很怀疑这个一天国内经验没有，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小伙子能不能弄明白中国市场这么复杂的事；于私，与一个比自己小十岁却同级别的同事共处曾经他一人说了算的办公室，总不是件舒服的事。刘定坤不吭不哈，默默观察着这个年轻人：总部是嫌我推动速度不够快，派他来帮忙？抑或是他们始终不信任我这样半路出家内地背景的人，所以培养他来接班？无论哪种可能，对自己都是不利的信号。BGC宣扬平等协作文化，无论你是哪个级别，大家都坐在开放的办公室里工作。刘定坤占着办公室光线景观都最好的一张大桌，许家祺来之前，May不动声色地问他，把许家祺安排在哪张桌啊？刘定坤环视四周，目光停留在他斜对面，背对着自己的一张空台上，“那其实挺好，光线不错，也不至于西晒……无所谓，他来了自己挑也行。”等许家祺来，May笑靥如花地说：“Clinton，你就坐这里吧，桌子宽，光线好，离pantry（茶水间）也近，我已经安排IT部帮你把电脑和电话都set up（安装）好了。”许家祺笑着说多谢，他真的无所谓。很久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那张22寸的电脑屏幕上显示什么，背后的眼睛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北京，在许家祺心里是个陌生又有点亲切的地方。1995年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还是个不满十七岁的少年，作为香港中学生代表来参加港府和北京政府联办的青少年夏令营。他清楚地记得望不到边的天安门广场，巍峨绵延的长城，解放军战士笔直的裤线，圆润流畅的北京话，当然还有酥脆香糯的烤鸭。那一年，不少香港人迁居国外了，也有不少人选择留下来。谁也不清楚两年后会怎样，伴随着坊间担忧与希望的此消彼长，少年许家祺也开始在心里衡量北京与香港的距离。没想到的是，十年后，自己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铺展事业的宏伟蓝图。
嘀嘀——正在出租车里看着窗外发呆的许家祺被黑莓的响声拽回了现实。他熟练地滑动转轮，输入密码，一堆新邮件映入眼帘，最上面一封是May发的，需要他确认第二天去广州的机票。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去广州了，前两次谈判都没什么进展。他皱皱眉，选了早晨8点10分国航的那班，这意味着他6点就得起床。没办法，即便没有进展，也不可以不勤奋。其实，BGC跟大连那家中资券商已经进入了深度谈判阶段，刘定坤不声不响就和对方的董事长建立了良好的私人交情。他不愧是有深厚内地背景的中年人，光是喝酒一样，就够许家祺佩服。还记得他第一次和刘定坤一起去大连，会开了两个小时，不温不火，距离感是明显的。吃饭时候，许家祺觉得气氛有了明显的变化，很多一言不发的人突然兴奋起来。没搞清楚东西南北，就被各种说辞灌下去三大杯啤酒。家祺觉得自己有点撑不住了，坐在旁边的刘定坤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端起第四杯啤酒，开始起身给对方敬酒。作为一个团队的同事，他不能不站起来，只觉得本来就难懂的东北普通话，这会更是云里雾里。没想到又喝了三四杯之后，对方副总大手一挥，白酒上桌了。刘定坤开始打太极拳，为什么该喝谁该喝，说得一套一套。许家祺就没这本事，本来国语就不利索，更不知道那些推酒劝酒的词都从哪想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都还没吃，就喝得荤素不分了。这时，刘定坤用极其轻松的语气和对方谈起了生意，气氛明显放松很多，讨论的内容也逐步深刻。突然，刘转过头来问一个数据，家祺在脑海里反复搜索，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皱着眉尴尬地摇摇头，桌上的东北大汉们哈哈笑起来。刘定坤不失时机地笑着解释：“小许”刚从香港过来，让他慢慢适应。饭后，一行人勾肩搭背去了夜总会，走路都开始摇晃的许家祺只好一个人回了酒店。自那以后，许家祺发现自己成了局外人，插不上话，插上了也没什么效果。回北京后，刘定坤似是无意地和他聊天：“Clinton，其实我觉得你适合去广州谈，那边你熟，语言上也没障碍。你不了解，在东北谈生意不喝酒是不行的。我们还是分头行动，这样比较有效率，你觉得呢？”乍一听是替家祺着想，但这其中的门道，大家心里都清楚。广州这家中资证券公司，要说资历和经验都比大连的强，可业内人士都知道，他们已经和日本一家知名投行深度接触了好几个月。拖着不签意向书还和别的投行接触，目的其实很简单：争取更好的合作条件，却未必真有心换张。
许家祺很头疼，大连，广州，他和刘定坤各管一边，胜出的几率是50%，胜出一方的功劳是100%。就算两边都能谈下来，BGC最终也只能签一家，因此，时间也至关重要。他其实不喜欢这样分工，他希望两个项目，两个人一齐上，胜败都一齐分担。但明显，这不是刘定坤的愿望。许家祺眉头紧锁，麻木地看着车窗外：正是下班高峰，每一条出城方向的马路都堵得水泄不通。到处是刹车声，鸣笛声，吵架声；挤满下班族的大公共，活像是插满碟片的CD夹，随着每一次停止和启动，车里的人们互相依偎，互相践踏，等着慢慢被粉碎，或是突然被上帝抽出去播放。有人被踩了脚，有人被揩了油，有人被摸了包，更多的人，表情麻木地看着窗外，看着他们永远熬不出头，却又永远不舍得丢弃的人生。出租车停在中国大饭店门口，穿戴整齐的服务生手脚利索地拉开车门，大堂里的钢琴声袅袅传出，大理石水晶转门把粗陋嘈杂的世界关在室外。门内，是镜子一样光滑的地板，是豪华的水晶灯，是四处飘散的香水气息，是彬彬有礼的问候和微笑，是另一个世界。
许家祺来这里见一个人，他剑桥的同班同学——陈子城。陈子城是广州人，父亲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地产开发商，十二岁就被家人送去英国读书。当年在剑桥，他们是班里唯二的中国人，还都讲广东话，所以自见面的第一天就有种亲切感。读书时，他们一起做网站、做公司，一起赔钱，一起赚经验。如今，陈子城回国继承父业了。这次他来北京出差，专门抽时间约许家祺一起吃饭。
“您好，先生，请问有预订吗？”阿丽雅西餐厅高挑的迎宾美女打断了许家祺的回忆。
“有，陈先生订的。应该已经到了。”
“好的，请您跟我这边来。”
沿着旋转的木楼梯，许家祺来到阿丽雅位于二层的餐厅，远远就看到坐在角落的陈子城。他正心不在焉地翻菜单，和站在一边等着点菜的小姐逗闷子。
“靓女！”陈子城冲这边招手，这是当年在学校时他送给家祺的外号，因为他肤白唇红，清秀胜似女子。
“肥仔！”每当子城这样喊，家祺铁定把这个绰号还他。陈子城个子不高，有点发福，总是戴着副平光黑框眼镜，本来不算帅，但自信乐观精明的气质加分不少。
“你又来北京干嘛，上个月不是刚在广州见过！”跟子城在一起时，说不清为什么，家祺会放松很多，自己都觉得比平常贫嘴。
“我很准时的嘛，好朋友月月见啦！”
服务小姐在旁边抿着嘴乐，子城歪着脑袋看她：“你听得懂广东话？男朋友广东的？”
“没有啦，瞎猜的。”小姐连连摆手。
“唉，可惜。”子城装模作样地摇头，还想继续逗她，被许家祺打断。
“那么多废话，我明天一早还要飞广州，快点菜！”
陈子城抱怨他没情趣，漫不经心地点了鹅肝两吃、无花果红菜头沙拉、澳洲小牛扒，搭配红酒，还有巧克力慕斯。
“唉，你这样吃下去，没人会跟你有情趣的。小姐你好，我要小米鸡胸肉、苦苣菜沙拉、水浸鳕鱼配芦笋，好了。”
许家祺靠在椅背上松了松领带，空气中弥漫着醇厚微甜的黄油香味，是桌上的餐前面包。楼下酒吧的客人逐渐多起来，慵懒的爵士乐幽幽飘出。彬彬有礼的服务生轻轻走在深栗色的木地板上，黄色的大理石墙壁，高高悬挂的水晶灯，映衬着深红色布满大花的厚绒地毯。
“怎么样，工作有进展吗？”陈子城收起嬉皮笑脸，关切地问道。
许家祺面无表情地摇摇头：“我们拿不出比别人更好的条件，到现在还没见到大老板。”
“嘿嘿，要不说我是你的贵人。”子城歪嘴一乐，透着点坏，“周末被我老爸拖去打球，你猜同去的还有谁？”
“不会是王安青吧？”家祺眯着眼睛。王安青不是别人，正是BGC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要接触的广东星宇证券董事长。
“哈，太没悬念了。没错，就是他！我爸跟他认识很久了，在谈上市的事情。怎么样，想认识吗？”
许家祺一下坐直了身子，疲倦的双眼又泛起了光：“不会吧，太好了！赶紧介绍给我！你什么时候回去？我明天先过去，在广州等你！他喜欢打高尔夫？他有多大年龄啊？”
“停！停！我还没说完，你别激动！他现在不在广州，在上海开什么经济论坛的会，下周这个代表团要去美国加拿大访问，可能要一个月后才回国。”
“一个月！”许家祺的眉头又皱了起来，“等他回来，大连那边可能都签下来了……不行，那我来北京干嘛，来BGC干嘛。不行，子城，这次你一定要帮我，我已经迈出这一步了，没可能再回香港去。”
陈子城看着许家祺闪烁着期待和焦灼的眼睛，摇头笑了笑，这种眼神让人无法拒绝，何况是相识十年的老友。他拿起手机拨通了王安青的电话。
陈子城和许家祺都很努力向上，有宏伟的世界观，更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论。在这个社会里，有梦想，并愿意为梦想奋斗的年轻人，不是稀缺资源。然而，像他们这样有背景，有实力，年轻有为，头顶光环的青年男子，绝对可以走遍天下无敌手。但两个人也有所不同。如果说家祺勇敢，子城就属于乐于冒险的一类；如果说子城善于创新，家祺就略显循规蹈矩；只重结果的那个是子城，同样看重过程的是家祺。
很短的一个电话，陈子城向王安青传递了一个在BGC的好朋友想跟他面谈的信息。许家祺两眼放光地盯着子城，频频点头，嘴唇紧闭。挂了电话，陈子城眯着眼睛说：“他说了，后天下午从上海飞香港，在香港住一晚，然后飞纽约。明天后天一直都有会，你去了也没时间见。你也听到了，我告诉他你随时都可以过去，但是他的日程好像很满。”
“那我也得去。去了没见到是天意，不去就是我的责任。”
“你这个家伙还真执著！我看你唯一的机会就是后天早晨，跟他一起吃早饭。他住在四季。”
许家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立刻拨通May的电话，让她取消第二天一早飞广州的机票，改订晚上去上海的航班。这是个show（演出）。家祺心里很清楚，表演时间只有半小时。能不能在这半小时抓住老道、心不在焉又赶时间的王安青，绝对是个挑战。他的脑海里迅速列出了所有需要准备的资料和数据，哪怕只有万分之一被用到的可能，也必须包括在内。同样，这些资料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准备，也很讲究。如果我是王安青，不会有兴趣在睡眼惺忪且时间仓促的早餐时间里，喝着咖啡看一大堆写满密密麻麻英文小字，布满各种复杂经济模型的纸质材料。同样，我也不会有兴趣和一个战战兢兢藏不住绝望，卖保险一样的小伙子对话。所以着装、语调，甚至从现在开始的每一次联系，都要花心思琢磨。
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决定胜负的，往往是细节。许家祺想起在上一家公司培训时，学到过的真实案例：
七十年代，一家著名薯片公司的老板把公司卖掉，套了大额的现金。很多家投行的私人客户代表蜂拥而至。高盛出手稍微晚了点，等他们和这位老板约见的时候，另外一家投行已经基本锁定了这位大客户。但高盛的合伙人费佛还是去了，双方在海边烧烤，聊了一晚上哲学和家庭。一个月后，这位老板打电话给费佛，告诉她：“我已经决定把这笔理财业务给你们了。”费佛当然惊喜，赶紧说谢谢。老板又问：“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费佛说：“当然。”老板接着说：“你也知道，在你们之前已经有很多家投行访问过我。你们这些人长得差不多，穿得差不多，谈得也差不多。但只有你在晚饭后站起来帮我们洗盘子洗碗。所以我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
许家祺的大脑在高速运转，以至于陈子城敲了敲他面前的桌子才回过神来。
“想什么呢？问了你三遍都不讲话。”
“什么？”家祺如梦初醒。
“你和Maggie怎么样？”
“哦，老样子咯，有时间就打电话。现在也没时间回去香港，她也没时间过来。”
“你一天到晚飞广州，回趟家有那么难吗？真以为自己是大禹治水啊！她也是，一个小会计，哪至于就忙成这样。”
“你觉得我们俩……”家祺停住了。他知道如果他说“合适吗”，子城一定会说当然；如果他说“很爱对方吗”，子城一定会嘲笑他没大脑，居然用这种问题问别人。“唉，隔这么远，总之也只能这样了。”家祺摇摇头，反问道：“你怎么样？”
“我？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对女人的兴趣真的没有对钱的兴趣大。没事做的时候再找女人，有事的时候女人靠后。看我老爸就知道啦，男人只要有钱有势，到多少岁都有女人围着转。哈哈！原本还以为你和Maggie很快会步入俗流呢，结婚礼物我都想好了，没想到你又跑北京来了！”子城正说得起劲，家祺的手机响了，他犹豫了一下接起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出。家祺讲回普通话，一边说一边冲着子城眨眨眼。
“我今天还要加班，不知道到几点，你先睡吧……真的啊，现在还在吃饭嘛，所以有音乐声啦！吃完就回办公室了……明天不行，晚上我要去上海……我出差怎么可能带你啊，别闹了……你们怎么又要交学费？上周不是刚交过吗？……好好好，明天走之前取给你。先不跟你讲了啊，我这边还有客户。”
撂下电话，许家祺有点尴尬地摇摇头。陈子城用食指指着他，眯缝着双眼，阴阳怪气地说：“我说你不回香港呢，金屋藏娇了啊！都说香港人来内地第一件事就是包二奶，你还真是不辱使命诶。”
等子城戏耍够了，许家祺将他和丫丫相识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她就自己搬到我那里了。你说一个女生，也不好赶人家是不是。本来也没真想跟她拍拖，现在好了，我自己都说不清了。唉，你以为我很enjoy（享受）啊。我很无奈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Maggie交代，你可千万别八卦啊！嗨，我算是见识到了，国内的80后，真是全世界最开放的。我跟她认识第一天跳舞，她就敢伸手摸我那里。”
陈子城侧过头有点不屑地说：“大佬，我不知道你是花太多精力在工作上，所以感情就变白痴还是怎么回事。这样的女人你都搞不定啊！这种来路不明的美女太多啦，都搬去你家，你家是收容所啊？善良仁慈不是体现在这里的！你这样早晚要吃女人的亏。”
“也没你说那么严重。她一个二十岁的小女孩能怎样，也花不了多少钱。帮我打理家务，交水电费，送洗衣服，找清洁工，有时间还煲汤做饭，多少也能照顾我。比Maggie对我好多了。男女之间的事，只有当事人才明白。”许家祺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他说的是实情，丫丫漂亮不说，更是温柔有加。她有时抱怨女朋友的“老公”给钱都比许家祺大方，更多的时候，她时刻沉浸在抢到包装精美的优质潜力股的虚荣和满足中。她很清楚家祺在香港还有个女友，但她丝毫不觉得这对自己是威胁。周围有不少二奶转正的成功案例，何况那个香港女人也不是大奶。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句话用在许家祺和丫丫两个人身上都适用。
不管交往的初衷有多卑微多愚蠢多轻率，在不追求结果的前提下，恋爱本身依然可以是甜蜜的过程。这是许多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恋爱规则，要不然哪儿来那么多纠结无果的错鸳鸯？
那天晚饭后，陈子城回酒店休息了，许家祺又回到国贸办公室，细心准备第二天要带去上海的材料。他把之前已经发给过星宇证券的四十八页的PPT材料精减成一份十六页的说明书，运用很少的文字加以大量一目了然的图表表示。他把篇幅重大的“BGC简介”修改成了“BGC优势”；剔除掉浓墨重彩的“合作模式”当中没有实质内容的条款；又特意加进去一个“日程安排”的表格。在这个安排里，BGC有信心在一个星期内通过内部审批，貌似一个月内就可以签订合作意向书。为了防止王安青英文不溜，许家祺连夜翻译出一个中文版。这可不是件轻松的活，要中英文一一对应，并且在幻灯片格式里和所有的图表说明同时配套，不能错页，这对中文能力也很有要求。全部改好后，许家祺精心打印出两套，每套都只有薄薄四张纸，从中间一钉，像一本16开的小人书，轻便小巧，任何一个提包里都塞得下。之后，他把其他的电子资料都拷在BGC专用的移动硬盘里。王安青在去美国的漫漫长路上不能查邮件接电话，却不妨碍开电脑看材料，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一切妥当之后，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长安街上的车辆渐渐多了起来，北京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在回公寓的出租车里，许家祺用黑莓发了封邮件给May，同时抄送给了David，大致内容说他刚刚加完班，会晚点到办公室，另外请May确认当晚去上海的机票和酒店。这是公司的规矩，如果加班到凌晨，早晨可以晚到，但必须在下班的时候给行政发邮件，因为邮件上会记录你离开的时间，同时抄送你的上级老板。尽管刘定坤和许家祺同为副总裁，出于对他的尊重，这种时候许家祺也总是抄送给他，反过来，刘定坤加班之后，从来都只通知May。邮件发送时间显示2007年3月30日，5:38am。又是个不眠夜。
几个小时后，上午10点半，许家祺端着杯楼下星巴克的咖啡出现在办公室。靠近前台坐着的May正一板一眼地接电话：“不好意思，刘总没有秘书，我是他的行政助理，您有什么事情，我也可以转达。”任何一个岗位，都有属于自己的称谓禁忌。比如秘书，她们永远都说自己是行政，深恶痛绝别人称其为某秘书，宁可说自己是助理；比如会计，尤其是四大、投行里有财务背景的“洋会计”，他们不讨厌accountant这个词，却厌恶被称作某会计，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往往这样说：我是做财务工作的。事实上，一般人听到“行政人员”想到的第一个工种一定是秘书；而对于所谓“财务工作的”职业判断也多半是会计。
看到许家祺拖着箱子进来，正对着电脑搭财务模型的Stephen抬头问道：“你要出差啊，下午还有个电话会哦。”“我知道，晚上的飞机。”许家祺没精打采地回答。在投行，谁也不会因为加班至次日凌晨而获得肯定、同情、钦佩或者哪怕一句感叹，不论男女。因为这件事情就像吃饭一样稀松平常，甚至比吃饭还平常。否则一周九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是怎么累计起来的。除了配合许家祺争取广州星宇这件事，Stephen手上还接着两个准备在香港H股上市的项目，正没黑没白地研究公司财务报表，准备Prospectus（招股书）。他来北京，多少有点迫不得已，经理做到第三年，是个很关键的时候。香港办公室和他一样三年级的经理一共有三个，摆明了年底不可能一起提，而北京办公室只有两个经理，一个一年级，一个二年级，提副总裁的几率无论如何也比香港高。所以他来了，带着点无奈，来到了这个陌生且没有感觉的城市。来北京之后，他工作更努力了，反正下了班也没事可做。
连着两个电话会议，先跟客户讨论路演的行程安排，又带着券商律师和公司律师“吵架”。听不同立场的律师们开会，真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他们永远不会承认对方正确，永远都是自己有理，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毫不示弱。不管是资深的合伙人，还是二三年级的小律师，自坐定立场的那一分钟起，就抱定信念真心相信自己是真理的使者。这种训练从法学院一年级就开始，坚定无比！不是很有功力的人，根本不可能打断他们，引导这种会议向着可行的方向发展。许家祺口干舌燥地抬起头时，已经下午2点半，他心里一紧，又开了一个半小时。BGC的常用律师是美国排第三的著名外所，合伙人每小时的平均费率都在八百美元。粗算一下，刚才这一个半小时，BGC已经花掉了两千美元。这样下去，项目做完怎么也都要上百万美元的律师费，又要超预算。许家祺“粗暴”地打断了律师们关于一个法律意见书是否能出的争论，匆匆结束了会议。他伸伸懒腰，尚不觉得饿，但无论如何也得吃点东西了。公司雇的北京阿姨不失时机地走来询问，家祺请她去楼下赛百味买份6寸火鸡三明治。“蜂蜜燕麦面包吧？”阿姨已经掌握了他的规律。“对，谢谢！”“每天都这个点才吃饭哪行啊，年轻不觉得，时间长咯，身体受不了的。”家祺笑笑不应，这个道理他当然知道，可不趁着年轻奋斗，留着好身体，老来奔波苦吗？
许家祺摘下无绳电话耳机，半边脸都发烫。这个小玩意简直就是专为投行设计。因为每个人每天都有无数电话要打，一边打一边还要在电脑上改文件，双手都不能被占着。办公室又是开放空间，用免提，难免互相干扰。北京的办公条件算最好的，香港、东京办公室的人口密度差不多是北京的两倍，经常能看到大办公区里每个人都叽里呱啦地对着电脑说话，说到嗓子痛，也没能顾上和挨着坐的同事打声招呼。
每件事都刚忙了个开头，时间就指向了下午6点半，May款款地走过来提醒他该出发了，否则赶不上班机。许家祺一边收拾材料，一边皱着眉头跟Stephen交待几句，匆匆下了楼。去机场的路上，他犹豫再三，直接给广州星宇的王安青打了电话。本来想试试晚上有没有见面的可能，被对方委婉地拒绝了，语气倒很客气。是啊，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算没有陈家父子的关系，BGC的面子也不能不给，都在金融圈里混，说不定哪天有遇到的时候。看来一切希望，都在明早那半个小时。这样想着，许家祺在红眼飞机上迷糊过去，身上的毛毯滑落都全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