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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

八·七会议后,8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政治局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藢。

二十八岁的瞿秋白上台后,深感中共在武汉的基础太差,于9月底和郑超麟一起坐长江轮船返回上海,瞿隐居在福照路民厚南里,中共中央也返回上海。

四、一二惨案后,中共党员由近6万人下降到1万多人。

瞿心急如火,他深信不疑,“在较短时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1927年11月9日,瞿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贯彻其“左倾”路线。他将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的城市暴动上来。这次会议,新增二名政治局常委,即罗亦农、周恩来,周又重新进入常委之列。

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结果,武汉暴动,长沙暴动,广州暴动,都一一痛遭失败,这使瞿威信扫地,陷入了困境。

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会见了向忠发,李震瀛,并以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否定了罗明纳兹对于中国革命“左”的主张。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文告。

当天,瞿秋白赴苏,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5月1日,周恩来,邓颖超亦离沪赴苏。

5月9日,中共中央指定三人主持留守工作,即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

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五大在武汉召开,六大改在莫斯科召开,因为,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开会恐被一网打尽。

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茲罗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召开,开了差不多一个月。陈独秀和瞿秋白均是知识分子,一个“右倾”,一个“左倾”,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份的人担任中共领袖,这样,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便幸运地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苏兆徵、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前五人为常委。

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徐锡根、卢福坦。

共产国际意识到陈独秀的错误与罗易、鲍罗廷有关,瞿秋白的“左倾”与罗明纳茲有关,因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不是个个都经过考试的”,因此国际决定,由中共党派两个代表与国际发生关系,这样、瞿秋白、张国焘留在莫斯科。

尽管中共“六大”选出了向忠发为总书记,但中共的实权却操纵在李立三手里。他即非政治局常委,也非政治局委员,只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三十来岁,操湖南口音,自称萧柏山,做古董生意,可他非常忙碌,不断向全党发出指示,大有一把手的派头。

在中共“六大”之后的第6天,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开幕。周恩来、苏兆徵,项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开会,开了两个月。另两位常委,即向忠发、蔡和森,再加李立三,先行回国,主持工作。

1928年9月2日,向、蔡、李回到上海。

向忠发此人,33岁,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不具备领袖才能,仅是挂着老工人的牌子,因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

蔡和森具备领袖之才,其时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其回沪十来天,却因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检查错误,加之他的气喘病发作,不得不离开中央机关养病。不久,他被指责为右倾,撤消了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1929年1月他被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央驻国际代表团工作。这样李代蔡而上,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李立三在党内的威望不及周,中央的工作实际由周主持。11月9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工作计划,此后诸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恩来之手,李成为周的副手,向、周、李成了当时中共的“三驾马车”。

1930年3月3日,周赴苏两个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周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

李是个性情火爆的人。人称其外号“坦克”。1921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轮船在海上悠悠地行驶,为了打发时光,学生们举行围棋赛,四川队推出陈毅,湖南队推出李立三,李急于求胜,让陈毅抓住了弱处,一举击败。李一生气,把棋子连同棋盘一起甩进了大海。此事一直在中共党内传为笑谈。

还有一件事,1927年6月12日,斯大林会见了前来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负责人时,斯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

可是李发言时,却说:“中国革命还是处于高潮。”

斯摇了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凹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

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折射出李的“左”的急性病。

恩来走后,李更加独断专行,他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李还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党组织总罢工,总示威。5.1节时,上海组织了1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结果许多人被捕。他声称,“现在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

他的顶峰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

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出发烫的字句:“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向忠发对其言听计从,因李名正言顺地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其甚至异想天开,要“把苏联西比利亚10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之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府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

瞿秋白见了李的大作,一针见血地说:“李立三发癡了!” MwaSVqxJApqcsiXlnldmQp+oCPQugVORQRYf3/QKs8/DNtKvNSB37A8Z9DPsUh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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