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痕瓦尔德集中营，4月3日，星期二

并非所有担心个人安危的高级名囚都被关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就在他们离开营地的同一天早上，萨克森豪森西南170英里以外，布痕瓦尔德的囚犯也在阴郁的氛围中醒来。另一群名囚蛮不情愿地迎来了充满变数的一天。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建筑群设计向外扩散，小小的城市里面生活着9000人，饱经折磨。布痕瓦尔德坐落在魏玛（Weimar）小镇旁边，因城市是砍伐山毛榉森林 建成而得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德意志帝国最古老的集中营之一，在纳粹政权刚开始形成时就已经建立。营口大门写着口号“Jedem das Seine”，字面意思是“每人应得到他所挣的那份”，也可以译为“各得其所”。大门上端，另一句口号也反映了所有国人在纳粹主义控制之下必须持有的价值观：“我爱祖国，无问对错。”平静安详的魏玛本是文化古城，是德国启蒙运动的标志，也是1919年德国第一个民主宪法的诞生地。显然，讽刺的意味在集中营受尽苦难的囚犯身上显现得淋漓尽致：埃特斯山（Ettersberg）山顶上那片森林曾是公爵狩猎场，用山中的木头和石头筑成的集中营就建立在此。从空中鸟瞰，好似动物身上一块兽疥癣。

囚禁在布痕瓦尔德的名囚情况有些特殊，他们的围地距离主营地非常远。设计之初，布痕瓦尔德一部分做集中营，另一部分做党卫队训练中心，还有一部分做纳粹精英的游乐场所——这里有赛马训练场、打猎和放隼狩猎设施，甚至还有动物园。巨大的党卫队营地，乃至所有建筑，都是由囚犯一砖一瓦亲手建成，条件之残酷令人难以想象。主营地是大多数囚犯生活的地方，由电围栏和瞭望塔围住，外面是党卫队住地、武器工厂和囚犯劳作的采石场，均由一群哨兵看守。党卫队驻地中心云杉镇（Spruce Grove）是布痕瓦尔德的特殊领地，被高墙环绕起来，没有人能够从外看到里面，或者从里看到外面。云杉镇还建有许多孤立的营房，关押着集中营众多名囚。

时至1945年4月，集中营囚犯听了几个星期远处传来的隆隆大炮声，认为定能马上获得自由。他们害怕海因里希·希姆莱会在最后时刻处决他们，某些心怀猜忌的囚犯便偷偷运进了武器。同时，党卫队士兵也察觉到末日将近，对他们所管控的一大群囚犯忧心忡忡；与此同时，魏玛的人们还“像惧怕恶魔一样害怕集中营”。

现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名囚才第一次得到消息，看到一丝希望。1945年4月3日早晨，布痕瓦尔德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同时收到命令：准备好，几个小时后转移。除此之外，并无他信。

然而在此之前，布痕瓦尔德最为显赫的一位名囚已提前得知转移的消息。他就是自1943年4月起就被关进来的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对于纳粹来说，布鲁姆“代表他们世上最厌恶的一切，因为我既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又是犹太人”。他也一直坚决反对法国的维希傀儡政府。布鲁姆还有几天就要过73岁生日了，但身体状况堪忧，所以年纪大，身体差，能活这么久也是个奇迹了。布鲁姆脸庞消瘦，面色憔悴，留着他标志性的海象胡子。他的眼神明亮而乐观，仿佛能透过圆形玳瑁眼镜看透外面的世界。

布鲁姆没有与其他名囚一起住在云杉镇，他住在党卫队放隼狩猎园中的私人住所。这个奇怪的地方有大型鸟舍、凉亭，还有一座由精雕橡木建造而成的日耳曼狩猎府第，内装巨大壁炉，上面摆满了奖杯，还有风格相配的家具。这里都是为德意志帝国的狩猎大师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建造的。其实，赫尔曼·戈林从未踏足此地，倒是很多德国当地人愿意花一马克的闲钱进来四处逛逛。

莱昂·布鲁姆年轻的妻子名叫珍妮（Jeanne），她还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琼（Janot）。琼住在旁边猎鹰人房间。两人就在这没有围栏包围的危险环境中生活。“我们简直与世隔绝了，”莱昂在晚年写道，“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仅仅几百米外发生了令人难以启齿的恐怖之事。”他们还说“晚上经常会有奇怪的味道顺着开着的窗子飘进来，一旦刮相同方向的风，那从火葬场焚炉传来的味道就会伴随我们整夜”。

布鲁姆夫妇提前收到警告，早已收拾好行李，准备于4月3日早启程。一辆车停在了屋外，一名党卫军士兵坐在前座上。布鲁姆饱受坐骨神经痛病症的折磨，这时一阵又一阵的疼痛让他虚弱不堪，连站立都很困难，只能用担架抬到在外等候的车上。虽然他的正直勇敢毋庸置疑，但落在纳粹手中的那段经历让他有时焦虑得有些卑微。他在车后座笨拙地支在琼的旁边，大限将近的念头肯定闪过了他的脑海。

布鲁姆的一生很坎坷。作为法国第一任社会主义犹太裔总理，天主教教徒和反犹极右主义分子一直厌恶他，也因此经历过多次未遂刺杀。正式任总理不久，他就被人从车上拉了下来，差点被打死；但是他向来极度镇定，从未让类似的经历影响对待政治对手的强硬态度。1940年德国占领法国，布鲁姆深陷险境，却从未试过离开法国。相反，他转移到了尚未沦陷的区域，还在那里坚定地反对法国维希傀儡政权。他因叛国罪被告上法庭，却通过此次审判展现了高超又足智多谋的政治家能力，义正词严地做出了一番针对维希政客诉讼的抗辩，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也令维希政府和柏林方面非常尴尬，不得不终止了审判。随后，布鲁姆被捕拘禁于法国，随后被转移到了布痕瓦尔德。

琼自愿陪他住在布痕瓦尔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日。她原名叫珍妮·乐维利耶（Jeanne Levylier），是一位交际花，自称早在16岁就已经和爱闹事的布鲁姆坠入爱河。他被捕后，琼花了好几个星期才说服看守，允许她陪着布鲁姆。不久之后，两个人结婚，也可能是唯一一对经由纳粹政权允许，在纳粹集中营结婚的犹太人。琼自愿做囚犯，和她丈夫一样在布痕瓦尔德享有同样的特权，可以自由出入监狱。

布鲁姆与其他名囚一样，可以读书、看法国报纸和听广播，甚至还有一位党卫军勤务兵侍奉。布鲁姆与其他的囚犯一起讨论哲学和政治问题。诺曼底登陆后，布鲁姆非常开心地听BBC广播跟进盟军的进军情况，那几个月的确令人振奋。但1944年7月，当盖世太保把同是法国人的政治囚犯乔治·曼德尔（George Mandel）带走后，他就感到大限将近。被带回法国后，维希政府支持纳粹的准军队人员谋害了曼德尔。德国驻法国大使希望以相似的方式处置布鲁姆。

布鲁姆也深知，即便是在战败时刻，纳粹也有煽动恐怖思潮的能力。他绝望地写道：“在这个方面，你们已经成功了；你们成功地向世界显示了你们的残酷和仇恨。”就算已经没有了胜利的希望，纳粹也保持着“虐待狂式残暴”和“惨烈的愤怒”。对此，布鲁姆极为震惊，而且看到“到处都是凶狠暴虐的杀戮”。

党卫队发动汽车驶离营房，载着他和妻子沿着林荫小道离开布痕瓦尔德。开往神秘之地的路上，这些字眼一定装满了他的思绪。

***

同一天清晨，云杉镇党卫队营房拱地中间的一大片空地上，年轻的菲·皮罗兹奥–比罗里（Fey Pirzio-Biroli）收到了令人绝望的命令：“收拾好行李！只带能放在大腿上的行李！”在自由好似触手可及的春日清晨，听到这般命令的确令人绝望。

菲年仅25岁，是名囚中的亲属囚犯（Sippenhäftlingen）。亲属囚犯都是德国人，只因与反纳粹政权之人有亲属关系才被囚禁，其中大多都是参与过1944年7月克劳斯·冯·施道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阴谋的家人；那场行动中，希特勒指挥部里一枚炸弹爆炸，险些炸死希特勒。另一相关的柏林政变也近乎成功，让希特勒和他忠实的追随者们吓破了胆，却让纳粹展开了恐怖的折磨与复仇行动。

复仇行动殃及家人。纳粹德国株连法（the Sippenhaft law）是一种德国传统，可追溯到燃烧女巫的中世纪，海因里希·希姆莱利用这种貌似合法的刑罚煽动恐怖，执行复仇，无辜的人也因此饱经磨难。

菲的父亲名叫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是一位著名律师，也是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当政时德国驻意大利的大使；但是他对纳粹政权失去了信心，随后加入了施道芬贝格的秘密行动。行动之后，哈塞尔被人民法院判处叛国罪，德国臭名昭著的罗兰德·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担任庭审法官，判处绞刑。菲与一位年轻的意大利贵族德塔尔默·皮罗兹奥–比罗里（Detalmo Pirzio-Biroli）喜结连理——他当时还在为意大利的反抗而斗争。菲美丽动人，侧着头时娇羞妩媚，微笑格外阳光迷人，露出两个酒窝；实际上，菲外表像个少女，但是党卫队军营八个月的日子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老了几岁。

处决乌尔里希·冯·哈塞尔的新闻在广播电台上直播，但菲没有听到，直到一个党卫队军官来到她的意大利别墅时，才知道了父亲的死讯。党卫军很惊讶她尚不知情，很突兀地告诉她：“你父亲已经被捕被处决，他已经被绞死了。”菲惊呆了，开始担忧自己的未来，很快也开始为她两个小儿子克拉多（Corrado）和罗波尔托（Roberto）担心起来，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3岁；菲被逮捕的时，两人恐惧安静地看着。母子被迫分开，菲一边强装镇定，一边给孩子们穿上大衣。克拉多很快乱了阵脚，想要从党卫队护士那里挣脱出来。而菲只能呆呆地站着，无力地听着孩子从楼梯口被拖得越远，哭泣声也越来越轻。逮捕军官说对她说，他们被带到了儿童看守所。“他肯定说谎了，”菲后来说道，“只有无休无止的谎言！”

纳粹法律允许党卫队强制分开政治“罪犯”及其子嗣，并且进行“再教育”，使其成为元首忠民（führertreu）。

后来，菲挨过了长途跋涉，穿越了第三德意志帝国的腹地。她身边也有很多囚犯亲属，也很不幸和施道芬贝格行动成员扯上了关系。很多囚犯都是施道芬贝格和格德勒的远亲，即行动领导克劳斯·冯·施道芬贝格和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的亲属。如果政变成功，卡尔可能成为总理统领德国。1944年年末到1945年年初，菲辗转于不同的监狱和集中营，目睹了纳粹越发罪恶的暴行。整个过程中她都痛苦异常，不知两个小儿子下落和情况。每天，儿子遭受厄运的梦魇都会惊醒她。

到达布痕瓦尔德后，菲被带到云杉镇，拘禁在高墙环绕的营房中，红墙上还绕着钢丝圈。一次，美国空袭炸弹袭击了隔壁工厂，营房里的地板烧焦了，坑坑洼洼的。那是一间与世隔绝的营房，一层套着一层，菲和十几个囚犯亲属一起被关押在这里。至少，相互的陪伴还能舒缓些许痛楚。

虽然菲与外界隔绝，但是相对于布鲁姆夫妇，在布痕瓦尔德中看到的暴行要多得多。一次她的好奇心作祟，假装牙痛，让牙医带她去了主营。她走过若无边际的营房，看到的情景确认了她最深的恐惧。中途一辆卡车驶过，载着堆叠如山的尸体，却没人露出哪怕是一丝惊讶或关心的神情。回来的路上，她和牙医停在路旁，等待从工厂过来的受罚劳务囚犯队走过。他们身着条纹囚服，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哪个走得太慢都会被来复枪的枪把抽打，整个队列由演奏着进行曲的囚犯乐队领着。这简直就是菲一生中所见最为暴虐的场景。

但她没有太多时间琢磨这个地狱似的牢房。4月3日星期二早晨，她得知要转移以后，和其他名囚开始收拾行李，大多数人都无视了只带大腿上可放行李的命令。菲在关押期间，每次要转移的时候都听到同样的命令：只带必需品，做好几个小时后就转移的准备。每次菲都尽可能多带东西，塞进她破旧不堪的箱子里，每次转移得几天后才能进行。所以，这次准备也不着急，她和其他囚犯哪里都不想去，熟悉军情的囚犯告诉菲，盟军离这里也就15英里了。有消息称，布痕瓦尔德以西不到93英里的乌兹贝格（Würzburg）已经沦陷，美国坦克应该已经到达了附近的班贝格（Bamburg）。

夜幕降临，才开始有迹象转移，场面令人担忧至极。一队党卫队军队进入云杉镇，把名囚引出大门。门外，三辆灰色军用大巴已等候多时。一位又高又瘦、穿军装的男人下了车，制服属于纳粹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即可怕的党卫队安全情报分支 。他45岁左右的年纪，“一双蓝眼睛冷酷无情，颧骨特别高”，看上去令人生厌。

他叫弗里德里西·贝德（Friedrich Bader），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贝德15岁参军，参加了“一战”，随后加入波罗的海地区攻打红军的魏玛准军事组织“钢铁师”，成为一名士官。做了一阵警察后，贝德1932年加入纳粹，1934年转移到魏玛当盖世太保。他随后成为党卫队队员，1940年又被任命为纳粹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军官。1941年11月，他开始负责驱赶阿尔萨斯–洛林大区（Alsace-Lorraine）中的非德居民，此间还承担了反情报任务。但此次初次见面，还没有一位囚犯认识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弗里德里西·贝德，也猜不到此人会在随后裁决命运之时扮演何种角色。菲的一位狱友名叫伊莎·维尔梅伦（Isa Vermehren），是神采奕奕的26岁卡巴莱歌手兼演员。在她看来，贝德简直是“纳粹德国人的典范”。尽管贝德已到中年，但是还是生的“一双又长又直的腿，窄胯，宽肩膀，脸庞晒得黝黑，宽下巴，直直的嘴巴旁边拉出两条长线，皮革般厚的皮肤紧实地绷在凹陷的脸颊上，绷在稍微有点宽的颧骨上”。他深色的两条眉毛“就像两根粗粗的横梁一样架在了那双又小又机敏的黑眼睛上……这外表可不算多漂亮。人们单是看他，就能感到他内心那股心向杀戮的固执”。

贝德一下大巴就大喊着命令囚犯，让他们收拾好行李马上出发，还警告他们，任何挤不上车的人和物件都会被留在这里。

此前，女囚犯都是由党卫队女军官看守，但是女军官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男军官开始粗莽地将囚犯推上大巴。最后他们都挎满行李，以各种异常难受的姿势挤上了车。汽车引擎发动准备出发时，夜幕已经降临。

菲乘坐的大巴缓慢驶入了那条联通布痕瓦尔德和魏玛的主道，那是大家口中的血腥大道。她看到成千上万名囚犯在劳动营中劳作，一个个神情呆滞，脸上写满了听天由命的绝望感。菲也意识到，这些名囚亲属们也都带着绝望的神情，然而如果他们知道那位眼神冷酷的党卫队领袖的本性，会更加绝望——囚犯们马上就清楚了。

***

三辆大巴沿血腥大道驶去后，另外一群名囚们仍在等候离开。放隼狩猎厂附近有一条景色秀丽的林荫小道，沿途建着几所漂亮又宏伟的别墅，里面住着集中营的指挥官和高级官员。一次空袭破坏了云杉镇营房后，其中一位军官的别墅就被重新改造成了监狱，别墅的巨大地下室被分成了12所牢房，关押着17名囚犯。

陆军上尉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nd Payne Best）1939年被捕之前为英国秘密情报处（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缩写SIS）担任间谍，他已为离开准备了两天，4月1日，负责看管营房囚犯的党卫队下士西帕希（Sippach）就向他传达了消息。佩恩·贝斯特在狭小的牢房中独坐，等待着转移的最后命令，他能听到远方的枪炮声，美国前线军队已经到达了集中营以西60英里的韦拉河（Werra river）。

过去五年，囚禁贝斯特的所有牢房条件都很恶劣，但是这次的牢房是所有监狱中最糟糕、最阴冷的，不过是一个地下盒子，只有一扇靠近天花板的小窗子，还有水沿着墙壁流下。监禁期间，贝斯特总能保持外表一丝不苟，总能补好衣服，最近修补工作还加了一项，去除潮生霉斑。他喜欢戴单片眼镜，只要出门就总会戴好干净的浅顶软呢帽子，系上整洁的领子领带。他那修长优雅的手指间总是夹着根香烟，言语间流露出受昂贵教育培养出来的中上产阶级英音，腔调拖沓得恰到好处。但是他身体状况不太好。贝斯特年近花甲，自从被捕以后体重轻了很多，外形日渐消瘦，神情日渐憔悴，而且还经常生病。

贝斯特因一场失败的希特勒刺杀行动而受到牵连，于1939年11月被捕。那时他在荷兰，而英国大使馆以护照监控办公室（PCO）为掩护进行情报工作，这已经是情报局的标准操作了。贝斯特是英国秘密情报处荷兰分支的Z处处长，这是由秘密情报处建立的影子网络，当主网络被摧毁之时就能派上用场。然而，不幸的是，海牙大使馆护照监控办公室和贝斯特的网络都被德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摧毁。1939年11月9日，贝斯特和他的上一级领导理查德·史蒂文斯少校（Major Richard Stevens），还有一名名叫德尔克·可洛普（Dirk Klop）的荷兰情报官员来到了临近德国边境的小镇芬洛（Venlo）。伦敦总部已经向他们通报了情况，让两人和一位反抗德意志国防军的德国反叛将军进行秘密交谈。两个月前，英国就已向德国宣战，但是相互敌对还没真正开始，内维尔·张伯伦首相（Neville Chamberlain）希望永远不会打仗，也急迫地想要寻找任何能够杜绝全面冲突升级的方法。

46岁的史蒂文斯是一位前印度陆军军官（Indian Army officer），既不太熟悉德国，也不太熟悉谍报技术，所以他将经验更为丰富的贝斯特视为天赐之子。贝斯特不太开心，因为这次谈判极其隐蔽，他随后对英国秘密情报处透露，史蒂文斯的要求，加之命令他做的准备工作简直就像一场白厅 闹剧。当他和史蒂文斯到达边境站旁边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联络点时，他们被一车伪装好的武装纳粹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士兵偷袭，偷袭由党卫军国外政治情报处（SD-Ausland）的瓦尔特·施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领导。短暂的枪战后，可洛普被枪击中，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双双被捕，于是便被偷偷带进了德国边境。对于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来说，这场行动算是一箭双雕，因为史蒂文斯口袋里装着荷兰境内英国间谍的完整名单。

两个英国人被带到了柏林的党卫军总部，经受了长时间的审讯。贝斯特由帝国安全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简称RSHA）的局长亲自审问，他是希特勒最具威慑力的亲信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对于这些新的战俘，纳粹有着特殊计划。其实引诱他们的阴谋已经得逞了几个星期，但冥冥之中计划总是中断。11月8日，一颗炸弹炸毁了慕尼黑一所啤酒地窖，差点炸死希特勒。此次贝格勃劳凯勒（Bürgerbräukeller）暗杀是由一人单枪匹马投掷的炸弹完成的，他是一位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Georg Elser）的德国木匠，但是德国情报局中一部分人坚信，英国肯定暗中支持了此次暗杀。即便没有暗中支持，还有谁比两个英国情报人员更适合当替罪羊呢？两人涉嫌暗杀也为几个月以后德国侵略低地国家 提供了借口。

贝斯特和史蒂文斯被转移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对于贝斯特来说，刚到集中营的日子格外痛苦，因为他被铐在了牢房墙壁上。除了能闻到从隔壁厕所传来的弥漫于各处的下水道味，他还常听到酷刑和杀戮的声音。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贝斯特的处境总算是好了些，甚至还能到花园里种花种菜。他还能领到双份党卫队军粮，用自己的英国薪水在党卫队食堂买葡萄酒和烈酒。党卫队甚至还在牢房装了衣橱，里面挂满了定制西服。他佩戴单片眼镜，又穿着质量最好的粗花呢衣服，俨然成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中那惨淡景象中甚是扎眼的一抹风景。

史蒂文斯一直与贝斯特分开关押，他们不得以任何形式相互交流。当时上头的意思是仗一打赢，就举行一场公开庭审。第三帝国会证明英国情报局暗中支持了贝格勃劳凯勒的暗杀行动。最后，史蒂文斯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移到了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贝斯特在萨克森豪森被禁五年，短暂地回到柏林以后，就与两个囚犯一起在1945年2月被转移到了布痕瓦尔德。一名是苏联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柯科林（Vassily Vassilyevich Kokorin），他与德国战线特殊战队打仗时被捕，有人说他是苏联外交部部长、外交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的侄子；另一名是34岁的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特工、空军中队队长休·法康纳（Hugh Falconer），于1943年1月在突尼斯被捕。

虽然囚犯都分开关押着，但是贝斯特利用间谍独有的细心和狡猾，设法见到了布痕瓦尔德牢房中所有囚犯。除了柯科林和法康纳外，这群人里还有出于种种原因背叛了第三帝国的德国军官和公众人物，外加一名纳粹战犯。贝斯特用他一口流利的德语和高超的操控术，从他们身上打听出了很多信息。他成了牢房里的实际领导。

等待离开命令等了将近一天，晚上10点左右，贝斯特的牢房外热闹了起来。门被撞开，他得令出去，带上了装着衣箱、打字机、三个大盒子的行李，出去找其他人。他们也带着很多行李，一起走出集中营。囚犯顺着台阶走到了户外，此时，山毛榉森林的黑夜已经降临。

外面，一辆翡翠绿的囚车等着他们，为人熟知的名字叫绿色囚车 。车的设计初衷就是能载8名囚犯，除此之外，和普通货运火车大小相差无几。今天这一款型号最特别，因为是由燃木引擎供能的。战时德国石油资源紧缺，不得不想出权宜之计，其中之一就是燃烧木料给发动机供能。车尾车厢一大部分都被发动机占据了，还要塞进去17名囚犯和行李。

贝斯特宁愿早点归西，也不愿留下任何行李（当他得知囚犯们必须步行转移时，还因为必须丢下宝贵物品生气）。最后，所有人和物品还是被塞进去了，满当当的，简直连一块肌肉都动弹不得。随后，后门被撞上，上了锁。

那时，空袭警报已经响彻整个集中营。囚犯被困在拥挤不堪的囚车中，无能为力地听着守卫跑去躲避。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囚犯拉长了耳朵，想要听无人轰炸机的声音，等待着爆炸的毁灭。

寂静仿佛凝滞了，最后，解除警报信号声终于响起，刚刚是虚假警报。囚犯听到守卫回来，司机和守卫上车的时候，车子动了一下，门又被撞上。引擎隆隆地活了过来，车子发动，但走了不到100码 就突然停了下来，一动不动了。很快，他们就闻到了烟味。引擎继续运转着，烟雾变得更浓，味道令人窒息。一位名叫西格蒙德·拉舍尔（Sigmund Rascher）的囚犯吓呆了。他是一位留着红色胡子的矮个子男人，曾是党卫队医生，设计了集中营中的毒气室，还在囚犯身上做惨绝人寰的活体实验。但当他涉嫌金融诈骗和科学实验结果造假之后，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天哪，”车里充满烟雾之时，拉舍尔说，“这是辆死亡囚车，我们被灌了毒气！”的确，他应该再清楚不过了，作为希特勒第一份政治公文《最终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的技术撰稿人之一，拉舍尔知道，大屠杀实验早期就使用这类囚车。

贝斯特头脑冷静，他让拉舍尔看从囚车侧壁通风口透过的一丝月光。“毒气室里有这个东西吗？”他问。

拉舍尔必须承认没有。“估计没事吧。”他说。

不论是不是设计好的，烟雾变得越发危险，愈发令人窒息。然而，最后囚车还是缓过来开走了。新鲜空气从通风口流了进来，渐渐冲走了烟雾。囚犯还是能活下来的。

至少，还尚未到大限将至之时。 eU/oSPi1XKK5368VLcHmeYGpP1pgzx91dA7G+aFTAQ3z4/qiu7ow6U+Ne4xPjAW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