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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焕亭的《汉武大帝》是继姚雪垠的《李自成》、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之后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又一重要收获。章回体式的通俗包装，并不改其严肃历史文学的内质。何况章回体并非就是如《三侠五义》《包公案》式的信马由缰、虚构和戏说。四大名著如《红楼梦》等也是章回体，而当今许多假历史之名的高深文字，却并非严肃的历史文学。
相比于姚雪垠历史小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民起义的过分美化；孙皓晖强烈的秦是“中华文明正源”理念的介入，对儒家大师难以容忍的丑化；以及长期以来充斥书市和荧屏的历史戏说，《汉武大帝》吸收了以上种种优秀的历史小说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赋予它以纯正的历史品格。忠实于历史史实，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再现历史的真实氛围，把人们带到更接近事实与可能的历史现场，给人以尽可能真实的历史。
历史之于小说、文学的结合，虚构是难以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虚构就没有历史小说。其原因正如孙皓晖所说：“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是既定的格局，是已经风干了的种种骨骼。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复活历史的脚步，是复原人物的血肉。”赋予历史骨骼以生命的血肉，给重大的历史事件以更接近历史本质环境，以生动真切的氛围，把读者带入历史事件的现场，正是历史小说家史识文才之着力处。
在史识方面，杨焕亭有着深厚的历史功底、广阔的历史视野。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对咸阳及咸阳原上的秦汉历史遗迹和帝王坟冢所埋葬的帝后将相和传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他又报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由通史而断代史，钻研不辍，积累了丰富的秦汉史知识。大学毕业后他又一直工作在咸阳，与秦渭、阿房、长陵、阳陵、茂陵、霍去病墓朝夕相对。而他司职的新闻、文艺工作，及文艺理论批评的写作，又大大拓展了他的理论视野，使他获得了一般史学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所不具备的思想素养。
正是这些求学和专业经历，使他在过了知天命之年以后，产生了要给中国历史和长眠在故乡大地上的一个个伟大魂灵以生命的强烈艺术冲动，历时六个春秋，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这部历史小说，给自己也给家乡的土地一个可堪告慰的答卷。
《汉武大帝》是巨大而恢宏的历史长卷。不仅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汉武大帝叱咤风云，有功有过的一生，而且全景式地、多侧面地再现了武帝一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宫廷斗争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平定闽越、盐铁官营、废五铢钱、几次重大的巫蛊案、废太子刘据、立刘弗陵而杀其母钩弋夫人等，皆有艺术的再现。
其线条清晰，场景生动，时而金戈铁马、起伏跌宕、惊心动魄；时而君臣相知、和风细雨、春光明媚、情意款款；时而形势突变、君王变脸、人头落地、好人蒙冤……勾画出一幅专制王朝之下的多姿多彩的社会政治生态图景，不仅给人以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让人品味出王朝政治的险恶无常和专制本质。
《汉武大帝》在结构和人物塑造的着笔深浅上，不仅考虑到历史的真实，还考虑到受以往诗文、影视、戏剧影响的观众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实的关心，力图以史实为依据，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理解还原这些故事和人物的真相。如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有关的人物有窦太后、窦婴、田蚡、卫绾、董仲舒、公孙弘、周亚夫、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李蔡、韩安国、苏武、汲黯、霍光、桑弘羊、张骞、司马迁、张汤、江充、灌夫、程不识、严助、刘据、刘安、韩嫣、主父偃、李广利、金日磾等；与文化艺术有关的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李延年等；与皇帝后宫生活有关的有王娡及乡下女儿金俗、长公主、陈阿娇、平阳公主、卫子夫、王夫人、李夫人，钩弋夫人等。
这些人物或以自己出色的才能，为武帝所重，升官拜将，为国家立下不世之功；或因性格耿介，宽厚无私，忠贞为国，得罪权势，铸成悲剧人生；或因一心揣摩圣意，嫉贤妒能，贪赃受贿，罢民田产，滥杀无辜而臭名于今；或因文才或美貌超绝，而为帝所宠，但也前喜后悲，命运起伏……所有这些人物命运与其相连接的故事：如金屋藏娇、骑奴掌军、司马相如与《长门赋》、周亚夫军细柳、传子杀母、马踏匈奴、李广难封、司马腐刑、张骞通西域、苏武牧羊、公主和亲、霍光辅政、韩嫣乱宫、酷吏张汤、后庭巫蛊、刘安与《鸿烈》、董仲舒与独尊儒术、武帝封禅求仙等等，都在作品中一一得以表现，并有机地融入情节结构中，大大增加了它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汉武大帝》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上，一方面具有严谨的历史立场，另一方面具有当今的时代高度。前者集中体现在对主人公刘彻的评价上，既没有否定他作为一代英主，在即位后决定国政大计，建明堂、尊儒学、培养人才、奉贤良，后来又不拘一格用人才，任用平民卫青、公孙弘、赵绾、霍去病、张骞等年轻政治家和将领，开疆拓土、平定内乱的文治武功；任用韩安国、郑当时为大农令，发展经济的伟大成就，又没有忽视他在取得重大成绩之后心态的变化：一是频繁动用武力，劳民伤财，以致国库空虚；二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断地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恣意封赏，动辄千金，挥霍国家财力；三是虽然对汲黯等忠贞之士的批评采取适当容忍态度，但却好冲动，爱听好话谀词，重用奸人酷吏，自毁国政根基；四是重女色，疏远端谨贤淑、宽人严己的皇后卫子夫，致使以个人对钩弋夫人的喜爱，而导致一场血雨腥风的“巫蛊事变”；五是迷信术士及长生不老，求仙问丹，耽误朝政，损害自己健康。
如此严苛的批评态度，实在是集历来对刘彻批评的大成。这种批评，笔者以为是对近代史以来因外族入侵而高涨的民族救亡情结中，过分显扬秦皇、汉武、康熙等帝王以开拓疆土而有功于民族的史观的一种“拨乱反正”。这种观点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鉴古照今的现实意义。
《汉武大帝》最具时代高度的见解是正确阐释了历史上与北方匈奴、西域少数民族的战争与和平的本质，以及“和亲”、“修好”的价值与意义。全书并没有将匈奴丑化、异化，既理解了他们逐水草而居，善骑射奔走、吃肉食住毡篷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肯定了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同样渴望和平生活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了他们在汉军大举进攻时的英雄主义。小说对韩安国、张骞等知匈人士提出的以贸易之利、礼仪教化、互通往来的“殊俗相容”的民族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当国土安全、民族生存受到威胁时，对异族侵略者的武力打击是合理的，但当国家不受威胁时，民族的和平、交往、互利、共存就应该成为民族关系的常态。在隆虑阏氏和张骞与匈奴婚姻的表现上，于单以匈奴太子身份投汉等情节中，作者寄寓的正是这种民族互利、共存共荣的思想。
《汉武大帝》一书，在历史文学上的最大亮点，是它做到了将事件、故事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包括人性、人情，人的精神、心理和意志力量，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
在作者的笔下，刘彻成为一个生动、具体、真实的人，由于母亲王娡曾经的平民身份，所受的历史文化教育，从而使他的性格、心理是健全的；不仅敢于藐视祖母窦太后的权威，而且敢于拒绝母亲为家族成员谋私利的要求，无论选贤任能，内政外交，还是军事经济，都达到了西汉王朝的巅峰。但随着权力的稳定、国家的强大，他越来越沉迷于女色，既享受着个人无限的权力，又贪婪于肉欲的快乐。当意识到这一切将随着老病而结束时，他又迷上了寻仙问丹，封禅求神，直到死亡的钟声即将敲响时，他才意识到“连年征战，误了农桑”，导致国力渐衰，下了“罪己诏”。作者在这里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帝王心理的嬗变，而是不可更改的生命规律，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个人欲望发展变化的必然逻辑。
与对书中主人公刘彻性格心理表现为一体，本书的其他主要人物如陈阿娇、卫子夫、窦太后、平阳公主、卫青、田蚡、窦婴、周亚夫、司马迁、李广、李陵等人的性格、心理及命运变化，都是充分人性化了的。尤其是对卫子夫、平阳公主等女性心理状态表现得更为细腻而丰富，不仅写出了宫廷生活，以及宫廷之中人与人关系的日常化、伦理化特点，也写出了宫廷斗争独有的恐怖与残酷。
朝会是皇权政治决策和各种力量角逐的主要场所，也是作者揭示不同立场、不同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家的德性、品质的主要方式。书中的一些主要朝会都写得很好，于面争廷折中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的心理的瞬息之变。正是通过朝会，作者不仅把刘彻的思想、心理、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通过朝会上的选择，把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与人的伟大与卑微、勇敢与怯懦、大公与无私、光明与黑暗，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作者还充分表现了在皇权政治中，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如位高权重的田蚡，在政治思想上虽有投机的成分，但还是正确的，然而他的为人及个人生活却是卑鄙无耻、不择手段、贪贿成性的；如张汤，他是一个以株连和陷害为能事的酷吏，甚至因嫉妒而制造了他原来的上司李文灭族的惨案，但在经济上却又是清廉的，连他的老母亲也以有这样“勤于国事”的儿子而骄傲。
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作者持的是以国以民为本的道德主义立场，它张扬的是李广、司马迁、张骞、卫青、卫子夫、韩安国、周亚夫、苏武、汲黯等能臣良将公而忘私的高尚人格和境界，鄙视的是韩嫣、田蚡、李蔡、李延年、李广利这样溜须拍马、曲意逢迎、只为个人谋利益的小人。所以全书弥漫着一种伟大民族精神的浩然之气，又充盈着高贵的人格力量。将历史、民族、政治人格化，不是为史而史，而希望对当今社会、政治、文化和政治家的人格建构有所启示和引导的作用，这或许是已达“知天命”之年的作者对社会政治和人性人情的新的感悟。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名著《人论》中说：“人类生活乃是一个有机体，在它之中所有的成分都是互相包容互相解释的。因此对过去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就给予我们对未来新的展望，而这种展望反过来又成了推动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动力。”
正因为如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杨焕亭的史家眼光、学者修养，我以为不只是对历史与人的历史阐释中，表现了一种哲学的眼光。这就是他不仅有对历史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包含着对推动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大热情，表现出一个作家深厚而广阔的人间情怀。
本文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评委，《小说评论》原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