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工

纪录片导演
时代纪录联合创始人

建国七十周年纪录片电影《变化中的中国·生活因你而火热》（2019），

系列人文纪录片《原声中国》（2019），

纪录片电影《生活万岁》（2018），

央视大型纪录片《极地》（2016），

纪录片电影《进藏》第一部和第二部（2014、2015），

央视大型公益类真人秀节目《社区英雄》（2012-2019）。

“我必须得去，必须得记录，

这是我的责任。”

程工在北京市海淀区时代纪录工作室。

75个拍摄《武汉守城记》的日与夜

“你想好了吗？”“想好了。”“真的确认？”“确认！”这场对话，发生在2020年2月2日，程工动身出发去武汉的前夕。其时，新冠肺炎疫情正进入最严峻的时刻。“我必须得去，必须得记录，这是我的责任。”程工回答得斩钉截铁。

就这样，没有半点犹豫，程工导演带着摄影师田玉劲、录音师王俊涛组成的纪录片小分队，在疫情最危险与最严峻的时刻，逆行进入了武汉。出发前，监制小苏和制片王飞帮团队千辛万苦地找到了一些防护服，但是口罩不多，于是程工就用防毒面罩替代了。他有比较严重的哮喘，戴上面罩之后，呼吸格外费力。

记录，是和遗忘的对抗。在这样的时段里，去客观地记录、客观地呈现那些正在发生的事实，制作纪录片，这本身也是对灾难的救助。

程工与小苏在北京市海淀区时代纪录工作室。

“怎么活得好一点，怎么活得长一点，

人应当是背负着艰难地活，还是特别高兴地活，

这是我们一直在追问的。”

程工在他的北京中间建筑工作室。

在最接近真相的现场找到有意思的灵魂

因为哮喘的缘故，程工不太喜欢用微信语音。于是想和别人说啥，他就在本子上写下来，然后再拍张照片发给别人。这方法倒也特殊，曾经说过什么，全都在一个“微小的信件”上，真凭实据地记了下来。

在决定要去拍《武汉守城记》之前，他在本子上这样写道：“我们拍的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生活、活着的纪录片，怎么活得好一点，怎么活得长一点，人应当是背负着艰难地活，还是特别高兴地活，这是我们一直在追问的。”他希望在最接近真相的现场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灵魂。

“有意思的灵魂才能做有意思的事儿，不被人懂或者不被人理解的人，才是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人。”在程工看来，影片的主题不是奔着逆行者，不是奔着伟大去拍摄，而是去寻找一些信息。“这信息包含在绝望中的希望，在悲情中的欢乐，甚至在鸡贼中的可爱。可以让更多的普通人，甚至一些卑微地活着的人也知道，也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好的命、好的生活。”

程工在《武汉守城记》拍摄现场偷闲晒太阳。

拍的素材能拿100分了

在《武汉守城记》拍摄时敷面膜的程工。

2月9日，武汉，阳光正好。拍累了，程工就在大院外的路边躺一会儿。

程工说：“按咱们当时的计划，这次拍的素材都能拿100分了，太难得了！”拍纪录片十多年，程工还是第一次说出这样的话。

这次拍摄，用的是“直接电影”的方式跟拍人物，摄制组希望可以从医护工作者、支援者、志愿者的角度，记录那些平凡的点滴，去看到绝望中的希望，去寻找逆境中的微光。

因为疫情，人与人之间都相隔着距离，可是爱和希望比病毒蔓延得更快。人群中的英雄正在集结。

2020年是程工的本命年，他买了一摞的红短裤，一条一条挂在衣架上，在他的宿舍里一字码开。一进房间，一片红旗飘飘，煞是奇观，“一天一条，全穿完了就撤”。

程工在武汉拍了2个多月。白天，带着团队冲锋陷阵，全副武装冲ICU，进方舱，闯隔离区。晚上，带着摄制组在公寓里搭伙做饭。

拍摄之余，他每天还坚持在大街上找一部共享单车，骑上25公里。每天照例还得敷一张面膜，缓和一下那张日晒雨淋的脸。拍摄很苦，但他愣是把日子过成了“诗”。

程工希望，这次拍的《武汉守城记》。不要总是沉浸在苦难之中，希望能够找到困境中的光，找到苦中的乐。

这次拍摄，从各地集结而来的精英摄制组成员有39人，连续在武汉拍摄2个多月。在多方支持下，摄影组得到了严密的保护，组员身体都很健康，定期核酸测试都是阴性。

程工在《生活万岁》拍摄现场。

“在武汉长江大桥边，

他把氢气球放上了天。

天空阴沉沉的，没有什么风。

防护服样子的氢气球，

在大桥上空缓缓地摇摆，

显得犹豫、彷徨。

大桥上，有路人驻足观看，

有人拭去眼角边的泪水。”

武汉结束封城的那天，程工按照防护服的样子，做了一个巨大的氢气球。在武汉长江大桥边，他把氢气球放上了天。

天空阴沉沉的，没有什么风。防护服样子的氢气球，在大桥上空缓缓地摇摆，显得犹豫、彷徨。大桥上，有路人驻足观看，有人拭去眼角边的泪水。桥下，长江水依旧滚滚而来，奔流不息。75天，他们用影像记录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战疫”。

无法复得的影像记录下中国精神的世界告白

拍完后，因为从武汉回北京要隔离14天。后续又要接着拍深圳特区40周年的纪录电影，所以程工决定不回北京了，直飞深圳。在中国凤凰大厦，临时为程工腾出了一间1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做后期剪辑。

在这间临时办公室里，环绕程工剪辑台的，是两块手写的移动白板和一面白板墙，上面密密麻麻写下的是程工对《武汉守城记》的每个主题、每场戏的概要关键词。6个摄制组，39个人，75天在武汉拍摄的素材，已经不是按照多少个GB来计算，而是用多少个TB来计算。素材量如山如海，光挑选这些素材都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有机会坐在程工的剪辑台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一个机位一个机位、一个声道一个声道地去挑选素材。每个素材片段都会精细甄选可以使用的部分，然后掐头去尾，把不要的内容删除。素材处理完之后，他需要再花上两天的时间，在剪辑台周围的两块移动白板和一面白板墙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一部电影中可用的近300场戏。

这个过程中，他全是凭着记忆默写下来的，若非亲眼所见，很难相信，没有任何剧本，没有任何笔记，就是这样根据脑中不同的故事线，行云流水地写下这几百场戏。如果在看完成片之后对应他所写下的这些内容，你会发现，成片和他写下的这些纸上剪辑，几乎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当被问及如何能记住这几百场戏时，他的回答却无比简单：“我就是能背下来。”

在外人看来，也许他用的是一些笨功夫。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笨功夫、苦功夫，最能开花结果。

程工在改造完毕的时代纪录办公室里欢呼。

程工在深圳福田中国凤凰大厦。

6月16日清晨，程工发了条信息，告知《武汉守城记》能看了，这是将近3个小时的第一版。于是当天下午，小范围举行了一个内部观片会。不得不说，在观看这部将近3个小时的初版纪录电影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去上厕所，可谓全程无尿点。

纪录电影《武汉守城记》采用的是真实电影的方式。全片没有任何的角色扮演和情节预设。尽最大可能地贴近观察，用镜头还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武汉当地的医者、患者，各地支援的专家、医生、护士，还有难能可贵的志愿者，他们是如何面对这次叩问人心和人性的巨大挑战。

摄制组甚至没有刻意地寻找，只是通过不同维度的观察，通过这些人物故事的线索沉淀。看完后，有人在谈观影感受时，引用了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过的话：“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75个日日夜夜。程工在前方，每天都与时代纪录节目组后方视频连线。他在前方表现的永远都是吃得好、睡得好、拍得好。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些表象。在那个时候，他带队38个摄制组成员，大家都太需要看到希望了。

他说不想把片子拍得尽是苦难，因为大家都已经够苦的了，大家需要的不是泪水，需要的是光。

程工，就这样带着一帮逆行的兄弟姐妹，从一个悲情的开始，找寻信仰的微光，用一条条无法复得的影像，写下中国精神的世界告白。

程工在《极地》拍摄现场。

“90岁的时候，一半时间在剪辑机房，另外一半时间在拍片现场，空闲的时间在拉萨晒太阳。”这是纪录片导演程工对自己未来的想象。

自从20岁前第一次去拉萨后，程工就再也离不开那里了。从此以后，他年年都回西藏，他说：“我可以在那儿看到另外一个自己。”

进入纪录片行业十多年，他成功推出了《舌尖上的中国》《进藏》《极地》《生活万岁》《原声中国》《丹程》等一系列高品质、高口碑的作品。

从最初拍MTV，到成为一线广告导演，再到纪录片导演，程工走过了不寻常的道路。他对自己这份工作倍感骄傲：“我们干这（纪录片）活儿，反正就是即使明天挂了，我都觉得自己没白活，没有后悔的事，真的。”

“哪怕明天挂了，都觉得自己没有白活。”

第一部纪录片的经历终生难忘

2005年，程工拍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纪录片《春天里的落叶》。

他清晰记得，第一次拍纪录片是一个春天，“那个春天是我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春天。我和一个40多岁肝癌转骨癌晚期的男患者，在他最后的3个多月日子里一块生活，那是我到现在为止最满意的一部片子。”

在北京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程工开始了他的拍摄工作。其实就是每天陪那个病患生活，“每天陪他聊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们终于把他抬到太阳光底下的时候，他哭了，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太阳直射他。还有，他最后一次吃了涮羊肉。他也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吃涮羊肉，他喝了白酒，然后我们喝酒聊天”。这个病患的身体有一侧很疼。程工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会挨着疼的这边一直躺着。程工去了以后他会转过来，“因为他想把最不疼的时间留给我，跟我在一起”。患者病床的窗外有一棵大梧桐树，程工说，“春天来临之前，梧桐树上就一片叶子。春天的时候，新的芽长出来了，生生地把那片树叶给顶掉了，然后他也死了。”

程工为这部片子起名叫《春天的落叶》，就是春天的最后一片叶子。

程工在《原声中国》拍摄现场。

“这部片子让我终生难忘。

它跟钱没关系，跟任务没关系，

跟荣誉也没关系，

它跟什么都没关系，

它就是一部片子，

是我最满意的一部片子。”

程工在《武汉守城记》纪录电影剪辑中。

创作高分纪录片《极地》时视网膜脱落

2018年11月，程工在制作系列纪录片《极地》，他是总导演，同时也操刀剪辑。

“前两天刚从医院出来，视网膜脱落了，去了趟医院，给焊上了，就是盯着显示器，给盯得太久了。”说这话时，程工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后来，《极地》被豆瓣评为2017年度评分最高纪录片。

2017年，程工说，他想拍《浮生一日》中国版。于是在北京与一众好友、业内师长开了几次“神仙”碰头会。《生活万岁》的样子，开始慢慢地浮出水面。从框架到成片，唯有“惊艳”二字可以形容。

莱昂纳德·科恩有一句歌词：“生活总有裂缝，那是光透过来的地方。”影片里在裂缝中挣扎的14组人物，总在某一刻，投射着我们自己的影子。

折腾了一年多，2018年年底，《生活万岁》终于进了院线。“有时间，一起去看场纪录电影吧！看看我们不得不面对，咬紧牙关的生活；看看众生皆苦，笑比哭好；看看生活的痛、宿命，带给我们的力量；看看原来，我们对生活一无所知。特别珍惜地活，你比每个人都幸福！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这就是生活万岁。”

在观众见面会上，程工还是一贯的那句话：“我想说的，都在电影里了。”

“我想说的，都在电影里了。”

程工在北京“啊树”工作室。

程工作为课程嘉宾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不享受磨难，就无法去创作

2018年5月，程工受邀作为课程嘉宾，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谈“纪录片创作”。程工坐在椅子背上，挥舞着两条布满纹身的手臂，眉飞色舞地向同学们说着他的故事。

“初中我就开始混社会，颐和园卖汽水我要背着5箱汽水，跨越万寿山，去北宫门，然后下午再把那5箱空瓶子买回来。”他的开场白和纹身让学生们感受特别。“后来我妈觉得卖汽水这事儿实在太没面子了。就给我找了个职高。”程工说，“那里开了一个新闻摄影专业，我就去上了这所学校。”

程工并非科班出身。“我想考电影学院但是没考上，不过我拍照片一直很好，我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拍照片，后来也是从灯光助理、导演助理、三维动画操作师一路干过来的。”所以，到现在为止，程工的片子基本都是自己掌机，“我自己既是摄影组组长又是剪辑，我的片子必须得自己来剪”。谈到创作心得，他说：“我觉得首先要认识自己，艺术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天赋，那个东西一定是在细胞里的，是学不来的。尽早地认识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工作。其次，就是享受痛苦。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如果要是你不享受痛苦，不享受磨难，你根本就无法去创作。把自己的昨天打碎，放掉所有的成就，粉碎自己的过去，永远往前看。我是非常享受痛苦的，因为我遇到这个东西就觉得自己该进步了。”

在程工看来，做纪录片创作就是一个既奢侈，又浪费，且自私的工作。“你要想办法让你所能涉及的项目尽量地有钱，尽量地去花钱，学会花特别多的钱。所有伟大的东西全是浪费出来的。不要怕浪费，花很多钱去尝试一个东西，而不是把那些钱全让自己吃了。把那些钱用在你的专业上，花特别多的钱做特别牛的事，不要做得抠抠搜搜的。另外就是你自己最重要，你先不要管别人，不要管其他东西，你自己爽不爽，高兴不高兴，舒不舒服？只有在你爽的情况下，你才能给别人带来爽。你自己都不爽，这事就吹了。”

拍纪录片十多年，程工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节展。除了拍摄第一部纪录片《春天的落叶》后，他的一个朋友把这部片子送到了日本山形纪录片节，在那里做了展映，但程工没有去参加那个电影节。他说：“我对参加这种电影节展根本不在意，票房我也不在意，别人的评价我也不在意。”

“我在意我这部片子

是不是比上一部更好了，

这些年我的片子就是

这么一点点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