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通过积极行动和取得成就可以稍微缓解缺乏自信的问题,但冒充者综合征的棘手之处在于它的“奇怪变体”,这一现象表现为:一个人越是成功,他就越是怀疑自己的成就。
这就是冒充者综合征令人痛苦的地方:它不仅持续存在,而且会在一个人累积成就的时候令情况恶化。结果是一个人越成功,其焦虑感就越严重。成就将其困在恶性循环中,煽动他违背事实地想:“呼!我又靠着伪装骗过了全世界,终于又逃过了一劫!”
由此,患有冒充者综合征的人们系统性地抹除了自己成功的事实,进而对此进行自我批评。虽然一定的自我怀疑对保持客观(即使这种客观转瞬即逝)堪称必要,但冒充的感觉使他们难以接受自己的成功,甚至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失败者。他们认定全世界被他们虚假的聪明表象所欺骗,这进一步使他们的焦虑愈演愈烈。
而这也是优秀人士更容易患冒充者综合征的原因。
今年35岁约瑟芬拥有博士文凭,她准备申请一家大公司的领导层职位。在与30个候选人的竞争中她拔得头筹:她经历了5轮面试,在面试中熟稔地回答了所有问题,预测到了任何可能的提问,并跨越了一切障碍。在通过最后一轮面试后,未来的同事们都热情地与她握手,欢迎她的加入。离开时,她本该给她的爱人、姐妹和最好的朋友打电话报喜,但她心中充满忧虑。
“我当时才猛然意识到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但说真的,我根本高兴不起来,因为公司很快会意识到他们选错了人!我其实难任其职啊!”
约瑟芬不但拒绝庆祝这一难得的成就,反倒为此失眠紧张。实际上,重要的人生转型期常常是冒充者感觉最强烈的时候。对约瑟芬来说,这一转型期是即将入职一家新公司的时刻,对其他人来说则可能是新学期的开端,或是展开人生某个新阶段的时候。
在约瑟芬的案例中,她不仅有优秀的文凭,还顺利通过了招聘过程中所有令人焦虑的考验。她掌握着诸多技能,知晓如何以坚定的信念和语气传达自己的观点。她的发言坚决果断,毫不犹豫。她的动机、志向以及她讲述的人情味十足的趣闻轶事更是打动了公司的高层人士……这一切都证明她的资质与新雇主对这一职位提出的责任和要求是匹配的。
但所有杰出才能的盘点都未能缓解她对新职位充满的不确定感。她总忍不住想:“我根本不是合适的人选,用不了多久我就要露出马脚了。”以至于在接到最后一轮面试通过的好消息后,她并未因此感到舒畅,反而觉得信心不足、热情匮乏。即使她具备优秀的背景和卓越的领导能力,但她仍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鼓舞团队士气及应对冲突。
由于非常担心无法胜任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为自己和助手们安排了惩罚性的工作模式,但不合理的工作安排使她逐渐脱离了所有社交生活。虽然她在走廊讨论或小型会议上得到了许多夸赞,但种种压力导致她把新的职场生活跑成了一场筋疲力尽的马拉松。面对领导者的祝贺,她已经不知道是该欢喜还是该难为情。一切都让约瑟芬感到迷茫、担忧,她感到筋疲力尽。最后她终于决定寻求心理咨询。
冒充者综合征患者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认为自己不配得到成功,而将成功归结为运气或随机事件。这就是弗里茨·海德在1958年提出的一种心理机制。他指出有冒充者综合征的女性常对自己持有认知、看法上的偏差。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般来说,一个人对成功(优秀成绩、职业成就或任何其他圆满完成的任务)向内归因(“我有能力,所以我成功了”)的话,这种归因是持久的,她能因此得到一些掌控感(比如知道如何自我动员)。而对于冒充者综合征患者来说,他们将成功归结为不稳定且不受控制的外部因素。这些外因可能是运气、别人的善意、他人对自己错误的过高评价……总之,他们认为成功从来都不在于自己本身的优点。
1978年,美国心理学家波林·罗丝·克兰斯和苏珊娜·艾姆斯将这种极端自我怀疑的特殊现象定义为冒充者综合征。当时,这个概念受到了质疑,人们往往更愿意称之为“冒充者的体验”。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社会讨论的话题中,因为在西方社会里,人们往往把被看重的感觉与成功混为一谈,甚至把成功作为获得爱和倾慕的唯一保证。
冒充者综合征并非精神障碍(它并未被列入精神疾病手册DSM–5 中),但它确实揭示了一种令人产生无力感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个体只在一些方面有自信,并常产生“我还是不够好”和觉得自己名不副实的个人判断。他们常扪心自问:“我真的有资格申请这个职位吗?我真的有资格升职吗?”
在平静的表面掩饰下,冒充者们时常心怀恐惧,害怕因达不到职位的严苛要求而被揭穿。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性别不同,对成功的定义也有不同的标准,这一标准又常与地位、权力挂钩,导致女性常觉得自己获得的成就缺乏“合理性”,并对“成功”这一概念感到不自在。
临床心理学医生杰萨米·希伯德就冒充者综合征写过一本书 [4] ,她在书中解释了为何这一心灵顽疾是一种心理陷阱。
即使一个人获得了成功,他从感受成功到认可成功之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冒充者很难将自己的成功向内归因。若是某件事成效甚佳,他便会将此归结为外在因素;当某件事成效惨淡,他则将其归咎于自我的缺陷。这一“为所有后果承担责任”的有失偏颇的观点根植于个体的认知偏差。这类人会通过搜集各种证据固化对自我的消极看法。冒充者综合征是自我批评、自我怀疑和恐惧失败的混合体,它导致冒充者工作过劳或不断拖延。
杰萨米·希伯德也解释了缺乏自信和冒充者综合征之间的区别。
当一个人有奋斗目标,但对自己能否成功没有信心时,虽然他并不知道努力的结果如何,或者如何才能实现梦想,但他会以坚韧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去实现目标,并衷心为之感到喜悦。而对于一个自认为是冒充者的人来说,他同样有缺乏自信的苦恼,也同样会努力奋斗,但一旦达到目标,他就会打压自我成就的价值。他不会改变自己的这一想法,甚至认为自己的失败难以避免、层出不穷,这一认知令他倍感压力。他不相信自己配得上成功的桂冠。
杰萨米·希伯德认为,冒充者综合征的产生有一部分可归结为先天因素,一部分可归结为后天因素,但关于这一点并无定论。有些人天生易于焦虑,但后天的教育若能将他培养为更自信的人,他焦虑的先天特质则可以被改变。
与此相反,一个人也可能先天有极强的自尊心和自信,但在后天的成长过程中失去了这一潜力:在各种充满矛盾的话语中,成长的孩子面临鱼龙混杂的信息,就会渐渐产生对自我的怀疑。虽然对自我的怀疑和不确定是人之常情,但自我怀疑和不自信长期存在,会导致一个人产生某种心理障碍。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敦促每个人“做最好的自己”的世界里,很多人说要“活出最好的自己”“实现最完满的人生”,为何人们不说“活出本真”?
本书的下一章将详细追溯自我怀疑的起源,但在此,毋庸置疑的是:在一个出色的表现和成功被设定为至高价值的竞争激烈的社会里,社交网络这一虚假镜像折射出的各种人生仿佛总是完美无瑕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有3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如此多的女性受过冒充者综合征的困扰:
·在缺乏自信的情况下,表现与形象的持久压力加剧了她对自身能力的不确定性;
·某些行业领域的领导层缺乏女性代表,这一现实使身处其中的女性倍感孤独;
·尽管社会进步了,但一些陈词滥调依然存在:“女性不喜欢谈判”“女性不喜欢掌握权力”“女性更容易受情绪影响”“女性只关心生孩子”“女性有孩子要照顾”“孩子生病了怎么办”“女性并不是真的想当领导”……
冒充者综合征带来的第一个风险是职业倦怠。一边想努力实现目标,一边想避免被“识破”的行为令人自我拉扯、异常疲惫,常常会成为巨大的压力来源,导致过度疲劳。尽最大可能避免最微小的失误,因此付出的无谓努力将进一步加强自我怀疑和“冒充者”的感觉。
冒充者综合征带来的第二个风险是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的具体表现就是拖延——一种把所有事情推到以后再做的不良倾向。诚然,当一个任务执行难度很大时,我们都有过把它推到隔天再做的经历,但如果这种行为成为长期的习惯或条件反射性的应对方式时,将对我们很不利。它可能导致我们错过机会,让身边的人失望,卷入恶性循环,并以此证实“自己一文不值”的错误想法。这种由恐惧失败和缺乏自信导致的以偏概全的想法,将挫伤实现志向所需的动力。
第三个风险是让职业生活变得枯燥乏味,因为冒充者既不允许自己品尝成功的滋味,也阻止自己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除了这些自我设限的信念,冒充者们对他人的能力持有的观点也常常是错误的。他们常假想公司里的其他人都异常自信,并认为其他人完全不会遭受自我评判。“他们比我好得多,当然有资格处于他们的职位!”如此一来,冒充者综合征使他们总是在沉默中吃苦头,他们想:“我难道永远不可能站到赢家的阵营里吗?”但如果一个人总是认为自己不值得获得任何好处,认定自己的成功是偷来的、是投机主义的结果,甚至是巧合,那么他如何证明自己所得的正当性呢?
这种害怕被人揭穿身份的恐惧,不正表现出我们在面对自由时产生的无力感、某种存在主义式的恐惧以及不愿承担自由的重负和随之而来的责任感时的伪装吗?如萨特所言,“我们被判了自由的刑”。人类处境的这一特殊性与责任的概念息息相关。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每一个自由的个体都需对自我行为负责。如果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失败负责,那么他也要为自己的成功负责。这种存在主义的苦恼在冒充者综合征的阴影下显得更加沉重。
这种对自己是谁或自己能做什么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多少会让人对成功产生恐惧。特别是在一个将成功认定为至高无上的价值的社会中,这种对赋予自我成功的机会和认可自身能力的恐惧,在童年时期就被灌输进小孩的心灵中,孩子们得到的接纳是“有条件的”(或如卡尔·罗杰斯所说的“有条件的积极关注”)。心理学家凯文·沙桑格对此详细论述道:“我们的社会往往会教育孩子:如果你成功了,你就是一个好人;而如果你失败了,你就是一个坏人。”
美国作家玛丽安娜·威廉森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最深的恐惧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拥有突破各种限制的强大能量;最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自身的潜能,而非自身的不足之处。我们往往扪心自问:‘我是谁?我怎么敢奢求自己卓越出色、天赋异禀、才华非凡?’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追求这些成就呢?”
我们应该赋予自我成功的可能性,使自己绽放光芒、感受快乐。然而,如果“不合理”的感觉持续存在,如果女性仍然是她自己最大的敌人,那么这样的想法只会变成卑微的愿望。对被发现和被评判的恐惧迫使女性陷于舒适区内,她们不允许自己成功,并将自己封闭在这些自我设限的观念中。她们对自身不满意,职场和社会也不为她们树立正面形象,这些因素加剧了她们的自我怀疑。
苏菲今年32岁了。她在波尔多一家文化机构工作,现在正打算应聘法国北部某博物馆的一个职位。
“做这个选择既是为了离我的家人更近,也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做一名策展人。这是我从美院毕业后一直以来的梦想。可是我目前的工作顺风顺水,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对我委以重任。他的器重很可能会推动我走向职业生涯的高峰——成为一名策展人。”
苏菲的日子因此而不好过,她感觉自己似乎失去了立足之地。她开始错过重要的会议,不得不寻求人力资源部的帮助。总之,她感到难以应对。
与此同时,那家博物馆给她发来了信息,邀请她进行第一轮面试。
“我没有去。”她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苏菲的自尊和信心一旦受到考验,她对自我的构建便开始出现裂缝。她听到积极的肯定时,马上将其解读为要求她不要用力过度的规训。她感到自己受各种衡量和评价的约束,因而有不让对方失望的义务。她反复斟酌,不停反思,绞尽脑汁,结果还是在原地打转。她私底下认为这是一种运气,她不仅因此让理想做出了妥协,还因现今责任的增加而感到彷徨无力。像过去一样,一旦出现问题,她就像鸵鸟一样一头扎进沙子里无限拖延,不愿受任何可能受的轻伤。她想,如果自己无法完成现在的工作,那么整个人生都将被摧毁。
当然,这一切都是她的主观想法。可这种想法是危险的陷阱,导致她以黑白二元的视角来看世界。对苏菲来说,在博物馆工作不过是她卑微的愿望,她心里的焦虑打击了她的信心,导致她陷入消极无作为的境地。
数据调查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焦虑心态的影响,也更在意别人对她们的看法。而因为她们更容易感到焦虑气馁,进而导致她们缺乏自信,容易感觉自己是“冒充者”。
更进一步来说,这种不自在感也影响因缺乏自信而遭罪的少数群体。在不管是性取向、性别还是种族方面的少数群体中,这些差异都会滋长并加剧冒充者综合征对他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