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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29年，即崇祯二年，是中国百姓的悲惨之年。首先，陕西等地“大饥”，前一年干旱无雨，草木枯焦，百姓争相采摘蓬草为食；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树皮尽，则掘观音土而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有煮食人肉者，不数日即面目红肿，燥热而死。其次，成都地震，声吼如雷，连震十二次，房动屋摇，鸡鸣犬吠，河涨水赤，山崩城倒，压死军民无数。再次，后金兵分三路入侵，一路打进大安口，一路攻入龙井关，一路轻取洪山口，蓟州被困，京师危急。百姓无奈，争相自我阉割，以求入宫当太监，混个饭饱；哪知朝廷却突然颁令：私自净身者，本人及手术者处斩，全家发配烟瘴之地充军，街坊四邻也以不举之罪论处。终于，忍无可忍者揭竿而起，起义军浩浩荡荡进攻三水。也正是在这一年的4月14日，本回主人翁克里斯蒂安·惠更斯诞生在了荷兰海牙的一个大户人家。惠更斯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
惠更斯的家族，有三大特色。
其一是姓名。他与其祖父同名，他哥与其父亲又同名，好像他家的名字不够分配一样。不过，为避免搅得太乱，下面略去细节，直接以亲缘关系来论吧。
其二是职业。他家祖祖辈辈都为王室服务，好像秘书专业户似的，更准确地说是外交秘书专业户。你看，他祖父是秘书，先效力于威廉皇帝，后又效力于毛里斯亲王；他父亲也是秘书，效力于亨利亲王；他哥哥还是秘书，一直效力于奥兰治王室。作为祖传外交秘书之家，他们家人的情商都很高，都擅长于外交公关。耳濡目染之下，惠更斯也成了科学家中少见的、交际圈很广的人物之一。随后你将发现，惠更斯与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们几乎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惠更斯的科研工作。
其三是家教。惠更斯家族，一直就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和文化传承。他祖父当年培养自己儿子时就非常尽心，以至将惠更斯的父亲培养成了文理皆优的博学之士，且在文学和科学两方面都颇有建树，既能绘画也能作曲，还是音乐家，更是杰出诗人，比如他父亲用荷兰语和拉丁语撰写的多篇作品，在荷兰文学史上都成了脍炙人口的经典。此外，祖父还与梅森、笛卡儿等当时的核心科学家都有过密切往来，曾在海牙很好地招待过笛卡儿，并与之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良好的社会关系，对惠更斯的事业发展起到了不小的正面促进作用。
与祖父类似，父亲也很重视自己儿子的教育。他为惠更斯兄弟高薪聘请了优秀的家庭教师，使他俩在家中就接受了全面而良好的早期教育，一直到16岁。在此期间，惠更斯不但熟练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等语种，而且还学习了众多有关逻辑、数学、力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更善于唱歌，并能演奏古大提琴、鲁特诗琴和拨弦键琴等。特别是在13岁那年，惠更斯竟然还自制了一台车床，表现出了很强的动手能力，被父亲自豪地叫作“我的小阿基米德”。惠更斯自幼聪明好学，思想十分活跃，很早就展示出了其天才的理论兴趣，以及对实际应用的洞察力，这也是他后来的科研特点。惠更斯的父亲与笛卡儿等学界名流交往甚密，从而为随后惠更斯的学术发展铺平了道路。
16岁时，惠更斯进入莱顿大学，学习了两年法律和数学。特别是在数学导师凡司顿的指导下，惠更斯不但学习了经典数学，也学习了韦达、笛卡儿、费马等数学大家的现代前沿知识，还对自由落体问题进行了诸多独立研究。惠更斯的科研动向，被他父亲口耳相传，告诉了老朋友梅森。对，就是那位与当时全球顶级科学家几乎都有广泛联系的梅森，那位创立了“梅森学院”（即后来的巴黎皇家科学院）的梅森神父（见本书第四十一回）。于是，惠更斯便以捷径直接进入了当时的科学家“核心俱乐部”，不但能与梅森本人进行通信交流，讨论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而且，还有机会与笛卡儿等科学巨匠经常相互切磋。后来的事实也表明：笛卡儿的成就与思路等深深影响了年轻的惠更斯，后者的工作也得到了笛卡儿的指导、欣赏与鼓励。反正，惠更斯的科研工作确实赢在了起跑线上。客观地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父亲与祖父的良好人脉，比如他家与笛卡儿家就是三代世交。众所周知，古今中外的许多科学家大多都是智商高、情商低；但惠更斯的成功则有力证明：高情商，对科学研究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惠更斯还得益于他那出众的智商和勤奋。
18岁时，惠更斯与哥哥一起转入了新成立的、位于布雷达的奥兰治学院学法律。该校的环境对惠更斯就更有利了，因为，他父亲就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兼校长，而数学导师也很厉害，是著名的佩尔教授。两年后，1649年8月，惠更斯终于大学毕业了，可是却更纠结了。因为，若按家族传统和自己所学的专业，他本该首选为王室服务，继续给皇帝或某位亲王当秘书，继续从事外交公关工作；但是，若按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他却想转行从事科研工作。幸好苍天有眼，恰巧在这个节骨眼上，威廉皇帝于1650年去世了，惠更斯长舒一口气，便顺水推舟成了一位自由自在的“民间科学家”，直到1666年为止，共计16年。惠更斯家有的是钱，有无工作或有无工资，全不在乎。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惠更斯的这16年“民间科学家”生涯，是他一生中最有成就且全面丰收的阶段之一。
在这16年的“民间科学家”生涯中，他取得的研究成果最多。比如，1650年，他完成流体静力学手稿；1651年，完成《双曲线、椭圆和圆的求积定理》，并纠正了前人的圆求积公式；1652年，将弹性碰撞规律公式化，并开始研究几何光学；1654年，完成《圆大小的发现》；1655年，与哥哥一起磨制镜片，造出了当时最先进的显微镜和望远镜；1655年至1656年冬天，首次发现了土星的卫星，并辨识了土星光环；1656年，发明摆钟；1657年，发表论文《论赌博中的计算》，从而使他成为概率论的创始人之一；1658年，出版《时钟》一书；1659年，发现摆线等时性，并提出渐曲线和摆动中心理论。从1659年开始，惠更斯醉心于离心力研究，其间与格里高利、沃利斯、凡司顿和斯吕塞等著名学者进行了大量学术通信。1660年后，他又将大量时间用于研究“如何利用摆钟在海上确定经纬度”等。
在这16年的“民间科学家”生涯中，惠更斯认识了很多各界巨匠。这些科学巨匠对惠更斯的科研和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他们不但能在学术上指导惠更斯，而且还是惠更斯科学成果的最好宣传平台。比如，1655年7月到9月，惠更斯首次出访巴黎，并结识了后来共同组建巴黎皇家科学院的众多著名学者，包括伽桑狄、索毕耶、布利奥、罗伯威尔等；而且，还顺便在法国昂热取得了一个民法及教会法规博士学位。1660年10月到1661年3月，惠更斯第2次出访巴黎，又结识了包括帕斯卡、笛沙格、奥祖等科学大家。接着，他又前往伦敦，待到1661年5月，并结识了莫里、沃利斯、奥登堡等巨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惠更斯在这里还参加了格雷欣学院的一个重要会议，其中波义耳的空气泵实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663年4月到1664年5月，惠更斯第3次出访巴黎，1663年6月到9月又穿插着去了伦敦。这次出访，使他在伦敦，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巴黎，获得了路易十四提供的一笔巨额科研经费。
1666年，巴黎皇家科学院正式成立，惠更斯应邀成为首批院士，并在当年5月从海牙迁往巴黎，从而结束了长达16年的“民间科学家”生涯。此后，他便在巴黎一直待到1681年，中间仅因健康原因短暂回海牙养过两次病。粗略计算一下，若不计月份误差，那么，惠更斯在巴黎又经历了另一个16年的科研生涯，只不过这次是“名科”，即“著名科学家”而非“民间科学家”。
后面这16年的“名科”生涯，是惠更斯出大成果的阶段。因为，作为巴黎皇家科学院的著名院士，惠更斯获得了很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于是，他再接再厉，积极推进各方面的研究工作。比如，1668年，他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研究了阻力介质中的物体运动；1669年，创立了重力起因理论；1678年，完成了代表作《光论》，公布了自己在1676年至1677年间建立的“光的波动学说理论”，严格地说是“光的脉冲理论”；1673年，合作制造出了一台内燃机，此后便与莱布尼兹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联系。也是在1673年，惠更斯开始研究简谐振动，并设计出了基于弹簧校准的钟表，提出了著名的单摆周期公式，还发表了学术专著《论摆钟》。这是他受路易十四资助后的首部著作，故他把此书献给了法国国王；哪知此举引发了祖国荷兰的强烈不满，因为当时法国和荷兰正在交战。1677年，他将显微镜正式应用于科研。
由于祖国与客居国之间的战争，也由于自己的身体原因，惠更斯在52岁那年（1681年）回到了荷兰，定居于自己的出生地海牙，从而结束了两个“16年”的“民间科学家”和“名科”生涯。回到故乡后，惠更斯不但继续研究光学，而且还制造了多架钟表，并亲自将钟表应用于数次长距航海活动中，还完成了《被发现的天上世界》一书。1689年6月到9月，他出访英格兰，并面见了又一位科学巨人——牛顿。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让惠更斯高山仰止，但牛顿的某些观点（比如，光的“粒子说”）也引起了惠更斯的强烈怀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惠更斯一直都与法蒂奥和莱布尼兹等著名科学家保持着“热线”联系，其研究重点也聚焦到了微积分等数学问题。
在16年的“民间科学家”生涯中，惠更斯的代表性成果，当数他在1655年3月25日，利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土星的首颗卫星——土卫六。这是在太阳系中，继木星伽利略卫星后，发现的首颗卫星。虽然伽利略曾用望远镜观察过土星，并发现“土星有耳朵”；但该“耳朵”常常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伽利略以后的许多科学家也曾研究过“土星耳朵”，但由于思路跑偏，始终未得要领，以至于“土星怪现象”就成了天文学上的一个谜，一个大谜。惠更斯则与哥哥一起改良了开普勒望远镜，并磨制了更好的透镜，由此才发现：哦，原来在土星旁边有一个薄而平的圆环，该圆环几乎平行于地球公转的轨道平面，伽利略发现的“土星耳朵”消失是因为土星环常常看上去像是一条细线。就这样，惠更斯发现了土卫六，并进一步观测到了猎户座星云和火星极冠等重要的天文现象。书中暗表，今人已知，土卫六又称泰坦星，是环绕土星运行的一颗卫星，也是土星的最大卫星，还是太阳系的第二大卫星。由于它是太阳系中唯一拥有浓密大气层的卫星，因此，也被人们高度怀疑为“可能居住有生物”；还有人推测，其大气层中的甲烷可能是生命体的基础。形象地说，土卫六可视为一个时光机器，有助于我们了解地球的早期情况，揭开地球生物的诞生之谜。
在16年的“名科”生涯中，惠更斯的代表成果，当数他在光学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波动说”。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牛顿的“粒子说”，还是惠更斯的“波动说”，都不够完整；但在当时，惠更斯对牛顿的大胆质疑，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实际上，关于光的本质，一直就是人类努力探索的课题。1638年，法国数学家皮埃尔提出物体是由大量坚硬粒子组成的。后来，他将该观点推广到光，认为光也由是大量坚硬粒子组成的。牛顿根据光的直线传播规律结合光的色散现象，于1675年提出“粒子说”，认为“光是从光源发出的一种物质微粒，在均匀媒质中以一定的速度传播”。“粒子说”很容易解释光的直线性和反射性；因为粒子与光滑平面发生碰撞的反射定律，与光的反射定律相同。然而“粒子说”却很难解释这样两种现象：其一，一束光射到两种介质的分界面时，为啥会同时发生反射和折射现象；其二，几束光交叉相遇后，为啥彼此都能毫无障碍地继续向前传播。为此，惠更斯提出了与牛顿“粒子说”相对立的“波动说”，认为光是一种机械波，它由发光物体振动引起，依靠一种特殊的名叫“以太”的弹性媒质来传播。“波动说”虽能解释前面的两个疑问，但是，在解释折射现象时，惠更斯基于“光在水中的速度，小于在空气中的速度”的假设，这与牛顿的解释正好相反。惠更斯与牛顿，谁是谁非？这便引发了近代科学史上有关“光的本质”的激烈争论，即光究竟是粒子还是波？惠更斯的“波动说”也有自己的缺陷，比如它无法解释光的直线性和颜色起源等问题，所以，当时并未获得广泛承认。再由于那时无法测出水中的光速，因此，不能根据折射现象的假设，来判断牛顿和惠更斯到底谁对谁错。尤其是牛顿的名气太大，其拥护者对“波动说”更是横加指责，试图全盘否定，致使“波动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销声匿迹；而牛顿“粒子说”则盛极一时，以至称雄整个18世纪。
进入19世纪后，“波动说”才重新活跃起来，因为“粒子说”遭到了多次重创。首先，托马斯于1801年用暗室做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实验，证明“光具有干涉现象”；对此，只有“波动说”才能解释，“粒子说”则一筹莫展。其次，菲涅尔用实验证明了“光具有衍射现象”，并成功演示了明暗相间的衍射图样；因此，光在传播过程中其实是可以“转弯”的，比如能绕过障碍物或穿过小孔、狭缝等；这一点，也无法用“粒子说”来解释。此外，给予“粒子说”致命打击的，是对光速的精确测定。到19世纪中叶，法国物理学家菲索和付科先后发现：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只有空气中的3/4。换句话说，这又一次证明了“波动说”的正确性。19世纪80年代，赫兹通过实验证明：电磁波与光一样，也能产生反射、折射、干涉、衍射和偏振等现象。于是，人们利用光的电磁说，对以前发现的各种光学现象，都能给出圆满解释，使得“波动说”在与“粒子说”的论战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
正当“波动说”节节胜利时，意外却发生了！因为，“波动说”的一个基本假定，“以太的存在性”被否定了。1887年，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和莫雷，通过实验严格证明：地球周围根本不存在以太！另外，对“波动说”打击更大的是，人们发现了光电效应，即金属在光的照射下，其表面会释放出电子，称为光电子。而且，光电效应的发生，只与入射光的频率有关，只要频率足够高，不管光的强度有多弱，一旦照射到金属上，立刻就会飞出光电子。总之，“波动说”完全不能解释光电效应。于是，人们又开始回头再次认真考虑“粒子说”。
终于，爱因斯坦运用“光量子说”将牛顿的“粒子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指出：“光，既是波，同时也是粒子；既是连续的，也是离散的……”，从而圆满结束了长达200多年的有关“光的本质”的激烈争论。
纵观惠更斯的一生，从结交科学家朋友的角度来看，他很像梅森，是一位尽心尽职的“自费群主”，恨不能把当时的所有科学大家都拉入其“群”中，为大家搭建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从科研成就角度来看，他又像是一位“万能”科学家，他的研究领域覆盖了数学、物理、天文、力学、光学等当时的几乎所有主流前沿。此外，他还是著名的发明家，比如他是机械钟（摆钟）和许多天文仪器的发明者。他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是介于伽利略和牛顿之间的物理先驱；对力学和光学的发展，都有杰出贡献；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也有卓越成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重要开拓者；他建立了向心力定律，提出了动量守恒原理，改进了计时器等。总之，惠更斯善于把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留给后人的科学论著多达68种，其《全集》有22卷之巨。
惠更斯一直就体弱多病，他始终未婚，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喜爱的科学事业，1695年7月8日逝于海牙，享年66岁。同年，清朝为上吊而亡的明朝崇祯皇帝立碑，总结了崇祯失败的原因：并非他本人失德，而是朝野内外的文武当权者无一人实心办事！由此可见，哪怕只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比如惠更斯），只要是尽心竭力，就能取得辉煌业绩；相反，哪怕是成千上万的精英（比如崇祯朝廷的君臣们），只要是敷衍了事，那么，再大的家业也都能很快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