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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影响唐代文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成果，即唐代佛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唐代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与佛教有关系。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主“诗教”。所谓“诗言志”，所言为儒家经典体现的圣人之志；又主张所谓“兴、观、群、怨”，则强调文学的社会效用。这是重伦理、重现实、重道德的文学理论；但谢灵运等人早已说过：
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弘明集》卷六）
他们已经在强调佛教“性灵”理论的重要意义。又张融说：
夫性灵之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为道，可知者也。（《答周颙书》，《弘明集》卷六）
这里区分人的认识为“能知”和“可知”，主张能动地起“能知”作用的则是“性灵”。
到唐代，强调主观“心性”作用的文学观念出现了。例如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主张“兴象”，诗僧贯休等人提倡“性灵”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境界”说和“以禅喻诗”论。
按照中国传统的朴素的唯物观念，外境是客观存在，文学则是反映外境的产物。这就是所谓“感物而动”，“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文学观。
但依据佛教教理看来，外境是无自性的，即是“性空”的。唯识学派认为：
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
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世亲《唯识三十颂》）
《成唯识论》里则说：
外境随情而施设，故非有如识；内识必依因缘生，故非无如境。
境依内识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识是假境所依事，故亦胜义有。
这是说，“万法唯识”，外境不过是内识在一定因缘条件下的变现。这样，人们的“所缘”即所感知的世界（所分别）均依“能缘”即内识（分别）而存在，客观现象不能离开主观心识。这样的理论显然是唯心的，但在说明文学创作实践方面却有意义。因为在文学创作中，主观意识显然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就这一点说，佛教的观念是与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大不相同的。
正是在唯识“境界”理论的影响下，出现了诗僧皎然论诗的“境界”说。概括地说，皎然“境界”说有两个要点。一是所谓“取境”。他在《诗式》的“辨体有一十九字”条里指出，“取境”的高下乃是决定诗歌创作成败的关键。这里所谓“取境”正是唯识学的观念。世亲的《大乘五蕴论》和安慧的《大乘广五蕴论》都说到“想蕴”，说“谓于自境界取种种相”；《成唯识论》则说“想”是“唯于境取像为性”。“取境”意味着通过主观来形成境像。再一点是“缘境”，即所谓“诗情缘境发”（皎然《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敭上人房论涅槃经义》，《全唐诗》卷八一五）。窥基的《百法明门论解》说色法是“缘境”而生。依据这样的理论，心造的境界即可产生诗情。这是和中国传统的“诗教”全然不同的看法。
在中唐时期，这种“境界”说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如梁肃说：
心迁境迁，心旷境旷。
物无定心，心无定象。（《心印铭》，《全唐文》卷五二〇）
吕温则说到“造境”：
研情比象，造境皆会。（《联句诗序》，《吕衡州集》卷三）
刘禹锡则说“境生象外”：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刘宾客文集》卷一五）
权德舆说：
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疏导情性，含写飞动，得之于静，故所趣皆远。（《左武卫胄曹许君集序》，《文苑英华》卷七一三）
而白居易则说：
境兴周万象，土风备四方。
（《洛中偶作》，《白氏长庆集》卷八）
托名王昌龄，但可以肯定是贞元年间以前所作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强调“思之在心”；到晚唐司空图的《诗品》，描述诗歌体现的二十四种境界，实际都是诗人心造的境界。
关于以禅喻诗，已经有许多人论述过。从“以诗说禅”到“以禅喻诗”“诗禅交融”“诗禅一致”，也都标志着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
总之，受到佛教教理的启发，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当然还有别的因素起作用）；特别是在创作主体的探究方面，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而理论方面的演变，必然对文学创作实践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就开拓文学创作内容看，佛教影响也十分显著。
明末“四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说过这样的话：
昔人论诗，皆以禅比之。殊不知诗乃真禅也。陶靖节云：“采菊东篱下……”此等语句，把作诗看，犹乎蒙童读“上大人丘乙己”也。唐人独李太白语，自造玄妙，在不知禅而能道耳。若王维多佛语，后人争夸善禅。要之，岂非禅耶？特文字禅耳，非若陶、李造乎文字之外。（《杂说》，《梦游集》卷三九）
他这里所论诗、禅关系是有一定道理的。唐代文学创作受佛教影响，诸如作品里表现参禅悟道内容，描绘僧侣和寺院生活，描写与僧人交游情形等等，当然是重要的表现。而另外的情形同样值得重视，即虽然不是直接写佛教题材，也没有明显的佛教观念，但佛教的影响流露在或隐或显之间。这种影响往往是更深刻的。
例如对待自然景物的态度。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相对来说对自然本身并不够重视。景物描写在作品里主要是作为环境、背景，或作为一种比喻或象征而被表现的。即自然本身并不具有宇宙观的意义，在文学作品里也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加以探究和描绘。但佛教主张“万法平等”，认为自然现象能够体现出“道意”。六朝时期创作杰出山水诗的作者多是佛教徒，是有一定缘由的。而作为佛教信徒的宗炳说：
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画山水序》，《全宋文》卷二〇）
这就是对山水的一种全新的看法。到唐代，六祖慧能的《坛经》里说：
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
进而又说：
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
由此就可以推导出自然界的万物均体现佛性的观念。受到这种认识的启示，唐代诗人们积极地到自然现象中探寻“真意”，在自然描写里表现出一种超乎形迹的绝对精神。如孟浩然、王维、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等人描写山水风景的诗作，别有深刻意趣，道理正在这里。这也可以说是古代艺术境界的一大开拓。
对人生的理解和表现也同样。中国古代传统上认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理想的人生则要立德、立功、立言，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个人脱离社会有什么价值，几乎不在考虑之列。但是“大乘十喻”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受其影响，人生如梦成为文学的新主题。不只是诗人加以吟咏，在唐人传奇小说如《南柯太守传》这样的作品里也在积极地表现这一主题。慨叹人生苦短、人生是苦，表现生老病死的悲哀，抒写超脱世间的幻想以及永生的追求等等，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具有消极意味，但在艺术上确实有所开拓，更有着某些积极的思想意义。
第三，文学形式的创新。
唐代文学形式的创新，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为后人开拓出更广阔的创造道路，与佛教也有密切关联。
众所周知，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所谓“文以明道”。但在此以前的六朝时期，文坛上流行的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雕绣藻绘之文。当时真正的“明道”之作多出于佛教徒之手。比较《文选》和《弘明集》的文字，可以看出全然不同的两种文风，两种写作潮流。例如僧肇的《肇论》，就是作为议论文字看也是十分杰出的。当时佛教信徒之间和佛教与世俗之间的论辩文章，发展了论辩技巧，在概念的辨析、推理的严密、论证的精确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正是借鉴了这方面的成就，唐人的议论文字才创造出空前的成绩。唐代散文中的寓言文更直接受到佛教譬喻类经典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古文运动开拓期的重要人物如李华、独孤及、梁肃、权德舆等人，都和佛教有密切关系；即使是韩愈的排佛文章，许多地方也借鉴了佛典或佛教护法文章的表现技巧。
在诗歌方面，翻译佛典促成汉语音韵学的进步，受其启发，中国人发展和规范了诗歌格律，促进了近体诗的形成和发展，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从盛唐到晚唐，诗歌史上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说理成分逐渐增多，再一点是表达方面逐渐趋向平易浅俗。这显然和翻译佛典偈颂，佛教通俗诗人的创作以及禅僧以诗谈禅，大量创作诗偈等现象有很大关系。目前把这些佛教的或与佛禅相关的作品当作文学创作来研究的，还不是很多。讨论宋代“以文为诗”的潮流，人们多指出理学的影响，而很少触及佛教的影响。实际上从慧能南宗禅“不立文字”的偈颂，到晚唐五代的以诗说禅，都已显示出表达上的哲理化倾向。诗歌领域的发展，明显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就诗歌体制论，晚唐时期律诗、绝句占更大比例，篇幅狭小，也正与当时流行的禅偈在一机一境中表开悟的做法相一致。
又，唐代的民间文学样式如说话、变文、戏弄等，其形成都与佛教有关联。特别是变文，真正是在佛教土壤上发展起来的说唱艺术，给予后世弹词、宝卷以直接影响，更间接影响到话本小说的创作。唐代的舞蹈、戏曲主要在寺院的“戏场”演出，佛教内容的节目当然很多。
总之，唐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中的兴盛和转折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文学主体由社会上层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向一般民众转移），佛教对于推动这一过程起着很大作用。
以上，仅就佛教对于唐代文学影响的总的形势，这种影响的特征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等，分三个方面作以简单的概述。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就这一方面基本取单纯否定态度，即使是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和检讨也很不充分。应当认识到，宗教在当代社会里的作用和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有相当大的不同的；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作用与其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作用也不可同日而语；进而，以革命时代革命家的宗教批判代替学术研究，更是不适当的。当然，承认佛教对于文学的积极影响，并不是否定其消极侧面，更不是提倡把宗教导入当代文学创作之中。我们只是就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和解释，把历史的东西还原给历史。
原载于（日本）《东方学》第73辑，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