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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到隋唐时期，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的冲突、交流，已经形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学界的情况则与之相适应。对于唐代的许多文人来说，佛教的思想、观念、信仰以及处世态度、人生哲学等诸多方面，经过消化、理解，已经渗透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唐代文学结成丰硕果实，有唐一代文坛形成百花齐放、气象万千的局面，这成为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王国维曾说过：
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论近年之学术界》）
佛教在汉魏之际广泛传播中土，以其精致的义理、玄妙的教义、奇特的想象力和大胆的构思，给久困于汉儒章句之学和迂远虚妄的谶纬之学的中国知识阶层以强大冲击，极大地震撼了思想和学术界。特别是佛教的许多经典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有些本身就是杰出的文学作品，更直接对文学创作造成了影响。佛教探究诸多重要的人生课题，佛教教理的许多方面又恰恰可补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而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其内容和形式又都和文学有着密切关联。正是基于如此等等理由，佛教很快就被中国文人接受了。
在六朝时期，孙绰、许询、谢灵运、颜延之等众多文人都倾心佛教。本来是依靠儒学安身立命的中国文人的创作，从而带上了浓厚的佛教色彩。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常常强调儒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大体对于这一方面了解、说明不够。
在六朝文学中，佛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人所创作的传统诗文里，大量融入了佛教信仰、佛教观念的内容；再一方面是在志怪小说里，加入了不少有关佛教的故事。
但是这些新的佛教方面的内容，在当时人的创作里还不能说已经达到浑融无间的程度。例如在诗文作品中，在很多场合，只是利用固有的形式来传述佛教观念。即使是著名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也在描绘美丽风光的清词丽句之后加上一个述说佛理的尾巴；又如在《宣验记》《冥祥记》以及日本逸存的《观世音应验记》等志怪小说里，则是使用中国固有的杂记体裁来演述神异和报应故事。这表明，佛教还没有和文学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即是说，佛教还没有造成足以产生全新的文学成果的影响。
到了唐代，情况有了根本转变。经过数百年对于佛教经论的翻译、研究，又经过儒、佛、道以及佛教各学派之间的长期冲突与交流的过程，中国佛教趋于成熟了，终于形成隋唐时期宗派林立、教理丰富充实的极其繁荣的局面，从而佛教的思想、观念更深地浸入文人的思想意识深处。对于他们，佛教不再是单纯的信仰、理论，更是一种感情、一种思维方式，是独特的生活信念和人生态度，即成为广义上的世界观。这里所说的思维方法和感情、生活信念或人生态度等等，不仅对于那些信仰佛教的人有影响，就是在某些排佛的人身上也往往体现出来。发展到这个地步，佛教才有可能真正融入到文学之中，从而在其影响之下，开创出文学创作的新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