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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认识到近代楚辞学在楚辞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已有研究主要分为楚辞学术史研究、近代楚辞学研究、专题研究、个案研究四种形式，揭示了近代楚辞学的历史地位、总貌特征与个体学者的研究特色。
近代楚辞学作为两千年楚辞学的一段，是楚辞学史著作绕不开的内容，此类课题在楚辞学史的整体背景下研究近代楚辞学，具有较为广阔的视野。
专著方面如李中华、朱炳祥《楚辞学史》（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分九章论述楚辞学史，关于近代楚辞学史的部分，分析了王国维、梁启超、刘永济、闻一多、游国恩等五位学者的楚辞研究，着重从新文化精神角度认识近代楚辞研究的特点。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将楚辞学史分为西汉初兴、魏晋南北朝发展、隋唐五代中落、宋代兴盛、辽金元明继兴、清代大盛六个时期，共十五章，涉及近代的有三章：刘熙载、俞樾、王闿运为旧调余音；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为新声序曲；另将梁启超的楚辞研究独立一章，认为其对近代楚辞研究有突破性贡献。黄建荣《楚辞训诂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分九章论述楚辞训诂史，对清代部分着力较多，分明末清初、康熙中叶至雍正、乾隆至道光前期、道光中叶至清末民初四个阶段，涉及近代的为朱骏声、俞樾、王闿运、马其昶四位学者。
孙巧云《元明清楚辞史》（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元明清学术沿革为主线，分五章论述元明清楚辞研究的脉络与规律，其中第五章“世纪交替的冲击——清末民初之际的楚辞研究”，将近代楚辞学史分为“楚辞学旧调余音”“楚辞学新声”两节，分别论述了刘熙载、俞樾、王闿运，梁启超、刘师培、马其昶六位学者的楚辞研究著述。
此外，江林昌《楚辞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史哲》，1996年第2期）、潘啸龙《楚辞研究传统的承继和创新问题》（《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概述楚辞研究历史，对近代楚辞学的特色、地位、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以近代楚辞学作为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如徐志啸《近代楚辞学》（《楚辞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212页）以廖平、马其昶、梁启超、王闿运、刘师培五位学者著述为代表，分析近代楚辞学的特点，肯定近代楚辞学开启了现当代楚辞学的先声。李文《近代楚辞学研究》（南通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概述近代楚辞学总貌，从楚辞著述与楚辞评论两个方面，重点对俞樾、马其昶、王闿运、王国维、刘熙载、刘师培等六位学者的楚辞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楚辞学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学术地位。李金善、赵然《晚清、民国时期楚辞研究的现代转型——以王闿运、梁启超、游国恩为例》（《河北学刊》，2016年第2期）以文化转型的视角研究近代楚辞学，认为王闿运、梁启超、游国恩分别代表了近代楚辞学转型的三个阶段，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三个方面分析了近代楚辞学的转型过程。
以百年为断代，涉及二十世纪初的楚辞研究。如黄灵庚《百年屈学文献学研究扫描》（《屈原学集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7—426页）研究范围为二十世纪楚辞研究一百年概貌，涉及马其昶、郭焯莹、胡韫玉、俞樾、孙诒让、刘师培、梁启超等，认为“五四”前后的楚辞研究完成了由经义考据到综合研究的过渡。周建忠《20世纪楚辞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楚辞研究一百年>之二》（《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从家学、师承、从政经历、深厚学养等方面分析了清末民初一批楚辞学者特点，认为刘师培、王国维、廖平、胡适推动了20世纪楚辞研究的第一个高潮。黄震云《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也有对近代楚辞研究总貌的概述。
此类论文论著根据研究内容与方法的选择对楚辞研究著述进行分类，在楚辞学史的视野下，对每一类进行纵向观照。
崔富章《楚辞校勘文献概论》（《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将历代楚辞校勘文献分为善本、校勘著述、四部典籍所引之楚辞正文及王逸注文三类，崔富章此文重点在于第一、二类文献，研究汉代王逸《楚辞章句》至现代朱季海《楚辞解故》等二十余种楚辞善本与校勘著述的体例与主要内容。
牟歆硕士论文《清代楚辞韵读研究论考》（四川师范大学，2014年）通过梳理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清代古音学家对楚辞音韵的辨析，对今本《楚辞》中屈、宋赋作的二十三个失韵之处进行考辨，并分析失韵产生的原因。仲斐硕士论文《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研究——以五种清诗话选集为基础》（扬州大学，2017年）在梳理清诗话中二百五十余则《楚辞》评论的基础上，从《楚辞》与《诗经》的关系、《楚辞》对汉唐文学的影响以及《楚辞》的思想艺术等方面分析了清诗话中关于楚辞评论的特点。施仲贞《<离骚>的分段研究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总结《离骚》分段研究之历史，将历代《离骚》分段方法概括为音韵的形式、赋比兴的手法、卒章显志的体制、回环复沓的特点、虚实的运用、构篇的类型、时空的变换、角色的转换、祭祀的模式等九种，论及骆鸿凯《楚辞通论》、黄恩彤《离骚分段约说》等五部近代楚辞著述。
此类著述以近代单个楚辞学者或单篇楚辞著述为研究对象，往往将个体楚辞研究者放在近代楚辞学历史转型的背景下进行考量。
施仲贞硕士论文《刘熙载楚辞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分析刘熙载楚辞学的时代背景、刘熙载对楚辞艺术的探究、对楚辞源流的考辨、刘熙载楚辞研究的方法、刘熙载诗赋对楚辞的接受、刘熙载评鉴词的楚辞尺度等方面，论述刘熙载楚辞研究的特色、影响与地位。肖友芳硕士论文《王闿运<楚辞释>研究》（湖南科技大学，2015年）认为贯穿《楚辞释》的显性线索为儒家“内圣外王”的核心价值观，隐性线索为尊贤臣、贬昏君的“春秋大义”，分析王闿运楚辞阐释的特色与局限。罗璐硕士论文《王闿运<楚辞释>研究》（湖南大学，2016年）研究《楚辞释》的时代背景、成书时间、版本、注释体例和选目特色，以文本为基础探讨王闿运的楚辞思想，认为王闿运楚辞研究具有显著特色。
不少期刊论文对近代的楚辞著述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刘生良《论梁启超的屈原与楚辞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认为梁启超是近代首位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研究楚辞的学者，其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角度研究楚辞，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此外，梁氏对《楚辞》相关问题的考证、屈原思想学派的探讨亦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彭玉平《晚清楚辞学新变与王国维文学观念》（《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研究了王国维与屈原的生死之缘，认为屈原及其楚辞在王国维的词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中具有重要的基石意义。
黄建荣《论马其昶<屈赋微>阐明微言的注评特色》（《云梦学刊》，2006年第2期）、《论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说”的注评特色》（《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梅桐生《郑知同<楚辞考辨>析论》（《中国楚辞学》，第12辑），周建忠《白雨斋论词的“楚辞”尺度》（《学术交流》，1989年第5期），朱华英《刘师培屈骚批评的现代视野》（《山花》，2011年第8期）等分别论述了马其昶、郑知同、陈廷焯、刘师培的楚辞研究。
同时，一批学者对近代楚辞书目进行了著录，如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涉及近代的约36种，辑注类从朱骏声《离骚赋补注》至余重耀《骚旨诗诠》20种，音义类从马徵麐《楚辞音》至李翘《屈宋方言考》6种，评论类从端木埰《离骚启蒙》至谢无量《楚辞新论》6种，考证类从陈玚《屈子生卒年考》至蒙文通《天问本事一卷》4种。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在此基础上补充近代楚辞学著述约21种，辑注类从郑知同《楚辞考辨》至廖平《楚辞新解》15种，音义类从方绩《屈子正音》至徐昂《楚辞音》4种，评论类从董欧洲《楚辞翼》至曹耀湘《读骚论世》2种。崔富章《楚辞书录解题》共介绍了525种楚辞著述，涉及近代楚辞著述的48种。周建忠、施仲贞《五百种楚辞著作提要》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历代楚辞著作，涉及近代楚辞著作28种。此外，周建忠、汤漳平《楚辞学通典》，洪湛侯《楚辞要籍解题》，李诚、熊良智《楚辞评论集览》，潘啸龙、毛庆《楚辞著作提要》，白铭《二十世纪楚辞研究文献目录》，郭在贻《楚辞要籍述评》等，为开展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书目参考。
综上可见，前人从多角度、多层面对近代楚辞学的特色、地位、影响进行了探讨，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总体看来，学界对近代楚辞学的总貌与地位、成绩与局限的认识不够，对近代楚辞学的阶段特征、演变过程研究进展缓慢，究其原因，约有三端：
1．近代楚辞文献搜集困难。因收集、整理条件的限制，目前近代楚辞著述收集还不够齐全。一是大型楚辞文献丛书收集不全，如梁夔谱《离骚注》、贺性灵《三益斋离骚注》、强望泰《楚辞初学读本审音》、端木埰《离骚启蒙》、陈玚《屈子生卒年月考》等楚辞研究专著，《楚辞文献集成》（广陵书社，2008年版）、《楚辞要籍选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楚辞文献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皆未收录。二是相关著录信息不够准确，如宁调元《楚辞王注补》，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载其收录于“民国四年乙卯刊《太一遗书》”，但实际并未收录。
2．研究不平衡。相关学术专著、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对近代楚辞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地位较高的俞樾、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人身上，对胡韫玉《离骚补释》、曹耀湘《读骚论世》、傅熊湘《离骚章义》、毕大琛《离骚九歌释》、王树枏《离骚注》、毛祥麟《离骚校文》等楚辞学著述，至今未有专门研究。研究对象的不平衡影响了对近代楚辞学全貌的把握。
3．缺乏清晰的体系。近代楚辞学研究体系不明确，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个或某几个专题，如训诂、义理、楚辞作品内外部的考证、楚辞作品艺术分析等，缺乏对近代楚辞学总貌的观照。近代楚辞学受学术思潮的影响甚深，目前的研究对近代楚辞学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未将其纳入清代学术发展脉络，对近代楚辞学的演变轨迹挖掘不够深入，缺乏横向时代特征的比照、辐射与纵向历史传承的评判、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