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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为群经之首，读《易》当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辞为何人，又必先知重卦为何人。《周易正义·第二论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牺矣。”锡瑞案：解经以最初之说为主。《史记·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是杨何上距商瞿凡八传。汉初言《易》皆主杨何，太史公父谈亦受《易》于杨何，史公言《易》必用杨何之说。《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曰：“自伏牺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正义》谓史迁“以为文王重卦”，其说甚明。且非独史迁之说为然也。扬子《法言·问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曰：“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艺文志》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曰：“《易》言伏牺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牺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
。”《正说》篇曰：“伏牺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为文王重卦者，非独史迁，更有扬雄、班固、王充，故《正义》以为“史迁等”。扬雄，西汉末人，班固、王充，东汉初人，皆与史迁说同。郑玄，东汉末人，已在诸人之后，其说以为神农重卦，盖以取《益》、《噬嗑》为据，谓伏牺取诸《离》在八卦之内，神农取《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内也。孔《疏》亦以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牺重卦之证。案：此说亦太泥。《朱子语类》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始有此也。”又云：“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地土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却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沈寓山《寓简》曰：“《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陈澧曰：“案：《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诸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说皆极通，可无疑于神农时已有《益》与《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后人犹有疑者，皆疑所不当疑。罗泌《路史·余论》曰：“世以为文王重卦，因扬雄之说而谬之也。‘满招损，谦受益。’谦与损益，益稷之言，不自后世。佃渔之《离》，谓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与交易之《噬嗑》，岂小成哉！然则不自文王重卦，可识矣。”顾炎武《日知录》曰：“考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者，不始于文王也。”锡瑞案：罗氏不知“满招损，谦受益”出伪古文《大禹谟》，不足据。《益》与《噬嗑》言“取诸”者，朱子辨之已明。顾氏不知《左氏》杂取占书，唐啖助已言不可尽信。占筮书多傅会。穆姜说“元亨，利贞”之义，全同孔子《文言》，以为暗合，未必穆姜之学与圣人同；以为孔子作《文言》剿袭穆姜之说，尤无是理。疑占书取孔子《文言》，傅之穆姜，而《左氏》载之，不当反据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经征文》云：“丘明博闻，多采孔门精语缀集成文，而后儒反疑圣经剿取《左氏》
，必不然矣。”据丁氏说，可为《左氏传》引圣经之证。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赞《易》之后，刺取《易》义，以饰为周史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