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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与周公，为天下一治，其明证矣。汉初诸儒深识此义，以六经为孔子所作，且谓孔子为汉定道。太史公谓“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可谓至圣”。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经，抑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勿使并进”。故其时上无异教，下无异学。君之诏旨，臣之章奏，无不先引经义。所用之士，必取经明行修。此汉代人才所以极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经术而实行孔教之效也。后汉以降，始有异议，不尽以经为孔子作。《易》，则以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春秋》，则以凡例为出周公。《周礼》、《仪礼》，皆以为周公手定。《诗》、《书》二经，亦谓孔子无删定事。于是孔子无一书传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为万世师表者安在！唐时乃尊周公为先圣，降孔子为先师，配享从祀，与汉《韩勑》、《史晨》诸碑所言大异，岂非经学不明、孔子不尊之过欤？近世异说滋多，非圣无法，至欲以祖龙之一炬，施之圣经。在廷儒臣上言尊孔，恭奉谕旨，升孔子为大祀，尊崇盛典，远轶百王。锡瑞窃以为，尊孔必先明经。前编《经学历史》以授生徒，犹恐语焉不详，学者未能窥治经之门径，更纂《经学通论》，以备参考。大旨以为：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三、当知后汉古文说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当知晋、宋以下，专信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言不彰；五、当知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诸书，亦有特见；六、当知国朝经学复盛，乾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执此六义以治诸经，乃知孔子为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大义微言，亦甚易明。治经者当先去其支离不足辨，及其琐细无大关系，而用汉人存大体、玩经文之法，勉为汉时通经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与迂而无用疑经矣。锡瑞思殚炳烛之明，用救燔经之祸，钻仰既竭，不知所裁，尚冀达者谅其僭愚而匡所不逮，则幸甚！
光绪丁未，善化皮锡瑞自序。
治经者当先知此经之大义。以《易》而论，变易、不易皆大义所在，二者当并行不相悖。《周易正义·第一论易之三名》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
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锡瑞案：孔颖达引证详明。《乾凿度》为说《易》最古之书。郑君兼通今、古文之学，其解“易”之名义，皆兼变易、不易之说。郑引《易》尤切实，是“易”虽有穷变通久之义，亦有不易者在。斯义也，非独《易》言之，群经亦多言之，而莫著于《礼记》，《大传》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尊尊也，亲亲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变革即变易也，不可变革即不易也。董仲舒，汉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对策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曰：“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后人读之，议其前后矛盾。不知董子对策之意全在变法，以为舜继尧后，大治有道，故可无为而治；汉继秦后，大乱无道，而汉多袭秦旧，故谓当变更化。不变者，道也；当变者，法也。亦即《易》以变易为义，而有不变者在也。今之学者，不知穷变通久之义，一闻变法，群起而争。反其说者，又不知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举天地、君臣、父子不可变者亦欲变之，又岂可为训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