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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易经》与今不同。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顾炎武谓：“此据孔氏《正义》，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近儒姚配中说尤详晰，曰：“经、传之合，始自费直。《魏志·高贵乡公纪》：帝问曰：‘孔子作《彖》、《象》，郑氏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曰：‘郑氏合《彖》、《象》于经，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据此，则经、传之合，始自郑矣。然案《儒林传》云：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以传解经，则必以传合经。经、传之连，实当始自费，非始自郑也。而高贵乡公、淳于俊并云郑者，盖费氏亡章句，徒以传解经，则传即为其章句。注者因费氏之本，既注经，即还注传，而合传于经之名，遂独归注之者矣。且直以古字，号古文《易》。刘向以中古文《易》校诸家，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费氏经既与中古文同，而又亡章句，非合传于经，则传其书者，直云传古文可耳，乌得以直既无章句，又无异文，而乃独以其学归之费氏耶？《尚书》有今、古文之学，此其可证者也。《后汉书·儒林传》云：‘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案：马融注《周礼》，尚欲省学者两读，其为《易传》，当亦必仍费氏之旧。高贵乡公不言马融，独言郑连之者，时方讲郑学，据郑言也。盖唯费无章句，以传解经，传其学者，不过用其本耳，是以注家言人人殊，而俱曰传《费氏易》。极至王弼之虚言，亦称为费氏之学。此其明验也。”锡瑞案：姚氏此说，可为定论。其谓传费氏学者“不过用其本，是以注家言人人殊”，尤可以见汉时传古文者之通例。非特《周易》一经，即如《尚书》，传古文者卫、贾、马、郑，皆用杜林本，而郑不同于马，马亦未必同于卫、贾，正与郑、荀、王皆传《费氏易》而言人人殊者相似。汉时传今文者有师授，有家法；传古文者无师授，无家法。其崇尚古文者，以古文之本为是，今文之本为非。如《易》则云诸家脱“无咎”、“悔亡”，《书》则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故好古者以古文经相矜炫，而相传为秘本。然古文但有传本，而无师说。当时儒者，若但以古文正今文之误，而师说仍用今文博士所传，则无乡壁虚造之讥，亦无多歧亡羊之患，汉之经学，虽至今存可也。乃诸儒名为慕古，实则喜新，传本虽用古文，而解经各以意说，以致异议纷杂，言人人殊，学者苦其繁而无由折衷，以致汉末一乱而同归于尽，不得谓非诸儒之咎矣。《易经》皆孔子作，《彖》、《象》、《文言》亦当称经，惟今之《系辞传》可称传耳。据高贵乡公言，则当时已误以卦、爻辞为经，《彖》、《象》、《文言》为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