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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易注》，孔《疏》以为独冠古今。程子谓学《易》先看王弼，《易传》中不论象，不论卦变，皆用弼说。王应麟谓“辅嗣之《注》，学者不可忽也”，《困学纪闻》录王《注》二十三条。何焯云：“程《传》中所取辅嗣之义正多
，厚斋则但就其格言录之。”陈澧谓：“厚斋所录，非但尚《易》之辞，并尚辅嗣之辞矣。此孙盛所谓丽辞溢目者也。然所录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颐》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造语虽精，然似自作子书，不似经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厚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颇似摹拟辅嗣语也。朱子云：‘汉儒解经，依经演绎
。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辅嗣所为格言，是其学有心得，然失汉儒注经之体，乃其病也。”锡瑞案：程子之取王弼者，以其说多近理。朱子之不取晋人者，以其文太求工。言非一端，义各有当。陈澧谓其所为格言，学有心得。予谓弼之所学，得于老氏者深，而得于《易》者浅。魏、晋人尚清言，常以《老》、《易》并举。见于史者，多云某人善说《老》、《易》。是其时之所谓《易》学，不过借为谈说之助，且与老氏并为一谈。王弼尝注《老子》，世称其善。其注《易》亦杂老氏之旨，虽名词雋句耐人寻味，实即当时所谓清言。南朝好玄理，重文词，故弼之书盛行。北人尚朴学，《易》主郑玄，不主王弼。自隋以后，北学并入南学，唐人以为独冠古今，于是《易》专主王弼《注》及晋韩康伯之《补注》矣。宋元嘉时，王、郑两立，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而《太平御览》引颜延之《庭诰》曰：“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象数。”则延之虽以王弼为正宗，亦疑其于象数太略也。孔子之《易》，重在明义理，切人事。汉末《易》道猥杂，卦气、爻辰、纳甲、飞伏、世应之说，纷然并作。弼乘其敝，扫而空之，颇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说经，杂以道家之学，汉人朴实说经之体，至此一变。宋赵师秀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可为定论。范武子谓王弼、何晏罪浮桀、纣，则诋之太过矣。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术数而明义理；其所以可议者，在不切人事而杂玄虚。《四库提要》曰：“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