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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君用《费氏易》，其注《易》有爻辰之说，盖本费氏《分野》一书，然郑所长者不在此。郑学最精者三《礼》，其注《易》亦据礼，以证《易》义广大，无所不包。据礼证《易》，以视阴阳、术数，实远胜之。郑注如嫁娶、祭祀、朝聘，皆合于《礼经》。其余虽阙而不完，后儒能隅反而意补之，亦颛家之学也。郑君自序“来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书在绝笔之年。晋以后，郑《易》皆立学。南北朝时，河北用郑《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郑《易》渐衰。唐定《正义》，《易》主王弼，而郑《易》遂亡。宋末王应麟始为搜辑古书之学，辑郑《易注》一卷。近儒惠栋以为未备，更补正为三卷。丁杰又以为有误入者，复加厘订，称为善本。是郑君之成《易注》，视诸经为最后；郑君书多亡逸，辑《易注》者，视诸书为最先。张惠言亦辑郑《易》，而加以发明，《周易郑荀义叙》曰：“昔者虙牺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郑氏赞《易》实述之，至其说经，则以卦、爻无变动，谓之彖辞。夫七、八者彖，九、六者变。经称用九、用六，而辞皆七、八，名与实不相应，非虙牺氏之旨也。爻象之区既隘，则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气应宿，谓之爻辰。若此，则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犹溓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论
。经纶创制，吉凶损益，与《诗》、《书》、《礼》、《乐》相表里，则诸儒未有能及之也。荀氏之说消、息，以乾升坤降，万物始乎《泰》，终乎《否》。夫阴阳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简，位有进有退，道有经有权，归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阳常宜升而不降，阴常宜降而不升，则《姤》、《遁》、《否》之义大于《既济》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云行雨施，阴阳和均，而天地成位，则可谓得《易》之大义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气，以定六位；运始终之纪，以叙六十四卦；要变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发挥旁通，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以则四德。盖与荀同源，而闳大远矣。王弼之说，多本郑氏，而弃其精微。后之学者习闻之，则以为费氏之义如此而已。其盈虚消息之次，周流变动之用，不详于《系辞》、《彖》、《象》者，概以为不经。若观郑、荀所传卦气、十二辰、八方之风、六位、世应、爻互、卦变，莫不彰著。刘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义略同，岂特杨叔、丁将军哉？”锡瑞案：张氏举郑、荀、虞而斟酌其得失，皆有心得。其于郑义，取其言礼，不取其言爻辰，与李鼎祚《集解》采郑注不采其言爻辰者，同一卓识。惟以卦气、十二辰之类亦祖田何，则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无有主卦气、十二辰之类者，不可以后人之说诬前人，而以《易》之别传为正传也。焦循曰：“爻辰自为郑氏一家之学，非本之《乾凿度》，亦不必本于《月律》也。然以《离》九三为《艮》爻，位值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巳，蛇之蟠屈似徽纆，《临》卦斗临丑，为殷之正月，以见周改殷正之数，谬悠非经义。至以‘焚如’为不孝之刑，‘女壮’为一女当五男，尤非圣人之义也。余于爻辰，无取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