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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锡瑞案：此亦卦辞、爻辞不出于文王、周公之一证。若卦、爻之辞为文王、周公作，则当如后世钦定、御纂之书，颁之学官以教士子矣。而当时造士，止有《礼》、《乐》、《诗》、《书》，则以《易》但有卦、爻而无文辞，故不可与《礼》、《乐》、《诗》、《书》并立为教，当时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阐明其义理，推合于人事，于是《易》道乃著。《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盖《易》与《春秋》，孔门惟高才弟子乃能传之。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说，或论作《易》之大旨，或说学《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决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为《易》者不占。”此以当时之用《易》者专为占卜，不知天地消长、人事得失，无不可以《易》理推测，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见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此本《象传》、《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为当日石隐者流，如沮、溺、丈人匿迹销声，介之推所谓“身将隐，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复自道，何其咎？’以为能变也。”《吕览·务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荀子》言变，《吕览》言动，皆取《复》卦刚反之义。《吕览·应同》篇曰：“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阐发经义，简明不支。《慎大览》篇引《易》“愬愬，履虎尾，终吉”，可证今本之误。《召类》篇引史默说“涣群”之义曰：“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可证注、疏以“涣”为“涣散”之非。“元吉”与“大吉”异，“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时言。《彖》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亦可证旧解“元吉”为“大吉”之失。周末诸子引《易》，具有精义如此。《史记》载蔡泽言“亢龙”之义“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
，往而不能自返”，《国策》载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义“始之易，终之难”，皆引《易》文以决时事。其说之精，亦可以补周末诸子之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