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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正义·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曰：“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准此诸文，伏牺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预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左传正义》曰：“《易·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郑玄云：‘据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断可知矣。’且史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演谓为其辞以演说之，《易经》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辞有‘箕子之明夷，利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东邻杀牛不知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经，无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郑众、贾逵，或以为卦下之彖辞，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辞，周公所作。虽复纷竞大久，无能决当是非。”锡瑞案：据孔疏之说，文王作卦、爻辞，及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皆无明文可据，是非亦莫能决。今据西汉古义以断，则二说皆非是。以卦辞为文王作者，但据《系辞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云云，遂以为文王作卦辞。实则“《履》，德之基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证，则“其辞”云云当即六十四卦，非必别有卦辞。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点画；文王在制文字之后，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即是辞，不必作卦辞而后为辞也。孔疏云“史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今考之史传，《史记》但云“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辞；谶纬云“卦道演德者文”，则“演《易》”即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谓，不必为辞演说乃为“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辞者，但以“箕子”、“岐山”、“东邻”等文不当属文王说。惠栋《周易述》用赵宾说而小变之，以“箕子”为“其子”，又据《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梁山，晋望也”，因谓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为夏王。惠氏疏通爻辞，可以解郑、贾诸人之疑矣。然以爻辞为文王作，止是郑学之义；以爻辞为周公作，亦始于郑众、贾逵、马融诸人，乃东汉古文家异说。若西汉今文家说，皆不如是。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未尝云作卦辞、爻辞，当以卦、爻之辞并属孔子所作。盖卦、爻分画于羲、文，而卦、爻之辞皆出于孔子。如此，则与“《易》历三圣”之文不背。“箕子”、“岐山”、“东邻”、“西邻”之类，自孔子言之亦无妨。若以为文王作爻辞，既疑不应豫言，以为周公作爻辞，又与“《易》历三圣”不合。孔疏以为父统子业，殊属强辞。韩宣适鲁，单文孤证，未可依据，韩宣亦未明说周公作爻辞也。或疑《左氏传》引筮辞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辞、爻辞为始于孔子。案：占书傅会，前已言之。《困学纪闻》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皆非《左氏》之旧也。”姚鼐以为“毕万筮仕于晋”一条，吴起增窜以媚魏者。然则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亦陈氏得政之后人所增窜。若是当时实事，未必齐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有“为嬴败姬，侄其从姑，死于高梁”之占。叔孙穆子之生，有“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之占。应验如神，疑皆傅会。若是当时实事，献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未必用竖牛为政。《左氏传》此等处皆不可据。《说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慎乎”，泄冶在孔子前，不应引《系辞》，此等明是后人搀入。《左氏》引《易》，亦犹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