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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但一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停止俄国商队到北京贸易后，才正式展开恰克图贸易。数年前笔者探讨乾隆皇帝派内务府买卖人或官员带领回族人到恰克图买办毛皮。
近年来笔者阅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和台湾“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藏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对清政府管理商人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记载，乾隆皇帝关切中俄边境的事务，选派内务府的官员担任恰克图章京，又设立满洲、蒙古库伦办事大臣来管理恰克图贸易商人。因此，中俄恰克图贸易的数量、价格、运费等，巨细靡遗，档案数量相当多。过去，研究恰克图贸易时，常描述“买卖城中国商人在与俄国人进行贸易时，被要求协同一致行动，不得泄漏商业秘密，同时采取种种诡诈计策以降低俄国货价格和提高中国货价格。中国商人们经常得以按照仅为其价值三分之一的价格购买各种俄国货”
。究竟中国商人如何一致行动、削低俄国商品价格？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政府颁布的恰克图章程有详细记载。本章重点之一在讨论清政府制定恰克图章程，对中俄贸易的影响。其次，恰克图位处中俄边境，属于喀尔喀蒙古地区，商人进入蒙古属理藩院管理，清朝制定照票制度，商人到蒙古经商必须登记管制。商人在库伦、恰克图编设保甲制度，在中俄贸易期间，恰克图章京与商人共同议价，这些档案说明清政府参与贸易活动，提高商业利润，此为本章讨论重点之二。
过去，对恰克图贸易研究最早有1939年刘选民的《中俄早期贸易考》，讨论恰克图贸易的制度、设官、票商、市易与课税、商品及销额等。刘教授比较广东对外贸易和恰克图贸易巧合之处，广州设有公行、恰克图则有票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明定广州为一口通商之口岸；乾隆二十年中俄贸易统归于恰克图一处。清廷对外政策，本自一统之观念，以为对外贸易于中国本无利益，皇帝体念西洋诸邦国小民穷，是有互市之设。1963年吉田金一讨论中俄两百年的贸易轮廓，对俄国输出的毛皮、皮革、毛织品、棉制品等，以及中国输出的茶叶、丝织、布匹等有详细分析。1974年出版《近代露清关系史》讨论恰克图条约内容及其性质。
森川哲雄认为清朝征服准噶尔波及喀尔喀蒙古，导致蒙古人的贫困化，外蒙古王公对清朝产生反感，动了归属俄国之心。
因此，乾隆皇帝借着恰克图贸易来监视俄罗斯和喀尔喀蒙古的边境活动。
西方和俄国的研究方面，1964年Mark Mancall讨论中俄恰克图贸易彼此站在互惠互利的立场，不像中英贸易呈现了紧张关系。
[1]
1967年Gaston Cahen根据1728—1729年北京俄国商队的账册发现，1721年之前中国商人向俄国政府商队采购皮货赚了不少钱，之后库伦的走私贸易额为北京的四至五倍，皮货价格比北京便宜，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贸易转向边境。
1969年Clifford M.Foust讨论俄国各种毛皮的产地及出口的毛皮。
[2]
1974年Sladkovskii，M.I.讨论中俄贸易，包括北京、黑龙江、恰克图、新疆等地的贸易。十八世纪恰克图贸易让俄国税收大为增加，占总收入的20%—38%。1768—1785年，毛皮为恰克图商人输出的主要货物，占总输出货物总值的85%。1792—1800年，占70%—75%。作者对中国商人在恰克图的活动略加着墨，但讨论不多。
阿·科尔萨克著《俄中商贸关系史述》描述1755年至1855年一百年间的中俄贸易，本书特别提到1768年的恰克图贸易章程，到1852年俄国人翻译成俄文登在《莫斯科新闻》，俄商才了解中国人“在做生意时使用怎样狡猾的手段”。
近二十年来大陆对山西商人的研究相当多，但主要集中于清末票号。宿丰林讨论恰克图贸易设官督办、实施照票制度，并详定买卖规矩。所谓“买卖规矩”是将所有货物按帛细、布匹、绒线、细清茶、粗茶、草烟、糖果、瓷器等八类分行。选良善殷实者为行头，与众商会同估定价格。对俄国货物亦行头与众商人共商，一体购买。他指出恰克图贸易是建立在1728年的《恰克图条约》和1792年《恰克图市约》基础上的贸易。中国以茶叶、棉布、大黄等丰富了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俄国的毛皮、呢绒、皮革、铁器等则影响中国日常消费。
米镇波于2003年出版《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利用俄文档案研究边境贸易情况，并对商人采办、运销茶叶有详细叙述。
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探讨中国商人赴恰克图贸易的商人大多为山西人。大盛魁是山西有名的商家之一，清中叶大盛魁并不收购运销一般皮毛，而仅采集狐、狼、豹、灰鼠、猞猁、旱獭等各种珍贵皮张，转运内地销售。
本章讨论时间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即乾隆二十年（1755）开始从事恰克图贸易至嘉庆年间（1820），这阶段贸易的特色是贸易量快速成长，于俄国的《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有详细资料。其次，乾隆皇帝对恰克图贸易活动相当关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理藩院在商人管理上，制定了照票制度，规定到蒙古经商的人员、车辆、货物都得登记管制，还要有商家作保。乾隆年间设立满蒙库伦办事大臣，管理商民的买卖事务，库伦商铺编列十二甲，设有铺首。商人如欲转往恰克图贸易，则由库伦办理买卖商民事务衙门另给路引。恰克图由理藩院章京管辖，贸易的商人住在东街、西街、中街三条街上，设有街长，编成八甲，各甲皆设铺首。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朝政府订定恰克图贸易章程，清楚表明官员与商人联手来和俄罗斯贸易，以获取最大利润。
嘉庆四年（1799）恰克图章京九十四向商民收取馈礼，当时的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认为恰克图事务都由章京负责，办事大臣不过问，才引发九十四的案件。在他奏折中提到商民的分类、居住官房数量等，比对蒙古国家档案局藏的恰克图档案，得知商民管理情况。本章主要论述清朝皇帝介入恰克图贸易，意味着重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