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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几个月当然是最艰难的。
每天夜里，莉泽尔都会做噩梦。
梦见她弟弟的脸。
梦见他直勾勾地盯着地板。
醒来的时候，她像是在床上游泳，尖叫着，仿佛会溺死在床单里。在房间的另一头，那张为她弟弟准备的床就像一艘漂浮在黑暗中的幽灵船。当她慢慢清醒过来，它便落到地上，似乎陷入地板中。即便幻觉退去也无济于事，她通常还要尖叫好一会儿才能停下来。
噩梦大概只有一个好处，它会惊醒她的新爸爸汉斯·胡伯曼，他会走进房间安慰她，关心她。
每个夜晚，他都会坐在她身旁。最开始的几次，他什么也不做，像个陌生人那样帮她排解孤独。过了几个晚上，他开始低声对她说：“嘘，我在这里，没事的。”三个星期后，他搂着她哄她入睡。信任能这么快地建立起来，主要是因为这个男人的温柔中有一股勇猛的力量，还因为他的存在。女孩从一开始就明白，在她尖叫的时候，他一定会赶来，不离不弃。
一个字典里找不到的定义
不离不弃，
一种出于信任和关爱的行为，
常常只有孩子能辨别出来。
尽管睡眼惺忪，汉斯·胡伯曼还是会坐在莉泽尔的床头，任她哭湿他的衣袖，呼吸着他身上的气味。每天凌晨两点之后，她伴着他的气味再度入眠，那其中混合着熄灭的香烟的味道、数十年的油漆味和皮肤的气味。她将它们吸入，然后呼出，接着仰头倒下。当清晨来临的时候，他总是睡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在椅子上蜷成一团，只有平时的一半高。他从来没有睡过另一张床。莉泽尔爬下床，小心翼翼地亲亲他的脸颊，他就微笑着醒来。
有些日子里，爸爸让她回到床上等一小会儿，他把手风琴拿过来为她演奏。莉泽尔坐在床上跟着旋律哼唱，她冰冷的脚趾会激动地蜷起来。过去从来没有人为她演奏过音乐。她傻傻地笑着，看着皱纹在他的脸上、他温柔而坚毅的眼睛下方蔓延开来，直到厨房里传来咒骂声。
“给我安静点，你这头蠢猪!”
但是，爸爸还会演奏一会儿。
他会朝女孩眨眨眼，尽管有点笨拙，她也朝他眨眨眼。
有几次，为了火上浇油，他把乐器搬到厨房里，一边吃早餐一边演奏。
爸爸吃了一半的面包和果酱都扔在盘子里，面包上还留着牙印，而音乐仿佛就在莉泽尔眼前。我知道这样的表述非常奇怪，但这是她的真实感受。爸爸的右手在乳白色的琴键上游走，左手则按着键钮。（她尤其喜欢看他按那个银光闪闪的C大调键。）手风琴的黑色外壳上虽然有几处刮伤，但依旧光可鉴人，风箱随着手臂的挤压和拉伸吸入空气又吐出来。在这样的清晨，爸爸让手风琴活了过来。如果仔细想想，你应当能想象出那幅场景。
该如何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活过来？
你只要检查一下它有没有呼吸就行了。
事实上，手风琴的音乐声也是安全的宣告，宣告白昼已经来临。白天的时候，她不可能梦见弟弟。尽管她仍旧思念他，也常常躲在狭小的盥洗室里不出声地哭泣，但她依旧庆幸自己能醒来。在来到胡伯曼家的第一个夜晚，她就把自己和弟弟最后的联系——那本《掘墓人手册》藏到了床垫底下，时不时将它拿出来捧在手里，注视着封面上的字母，抚摸着书里的文字，尽管她并不知道这本书里写了什么。其实这本书讲什么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它对她的意义。
这本书意味着
1.最后一次见到弟弟。
2.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有时，她会低声喊着妈妈，哪怕一个下午那么短暂的时间里，妈妈的脸庞也会在她眼前闪过一百遍。比起可怕的梦境，这不过是些微小的痛苦。噩梦来袭的时候，她在深沉的睡眠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而且我相信，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家里没有别的孩子。胡伯曼夫妇有一对儿女，不过他们都长大成人自立门户了。小汉斯在慕尼黑市区工作，特鲁迪则给人当女佣和保育员。很快，他们都将被卷入战争。一个负责造子弹，另一个则负责发射子弹。
你大概想象得到，对莉泽尔来说，上学也是一件痛苦万分的事情。
尽管这是所国立学校，却有着浓厚的天主教色彩，而莉泽尔是个路德会信徒。这个头儿就开得不太吉利。随后他们发现，她既不认识字，也不会写字。
尽管挺难为情的，她还是不得不降级，跟比她小几岁的孩子一起从字母表学起。虽然她身材纤细、面色苍白，但跟这些小孩子比起来，还是显得很庞大，她常常希望自己能再苍白一点，直接消失了倒好。
即便在家里，她也得不到太多指导。
“可别指望他给你帮忙。”妈妈直言不讳地说道，“那头蠢猪。”爸爸正习惯性地望着窗外。“他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
爸爸头也不回，用平静但更为挖苦的语气回答说：“那也轮不着问她。”他把烟灰弹到窗外，“她小学三年级就不上学了。”
整个家里连一本书都没有（除了她偷偷藏在床垫底下的那一本），莉泽尔只敢轻声背诵字母表，因为过不了多久，妈妈就会让她闭嘴，不要在那里喃喃自语。直到后来，她半夜做噩梦尿了床，才开启了一门额外的阅读课。他们开玩笑地叫它午夜课，尽管上课时间通常是在凌晨两点左右。很快，这样的课会越来越多。
二月中旬，莉泽尔十岁了，爸爸妈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个一头金发、少了条腿的旧洋娃娃。
“我们实在找不到比它更好的礼物了。”爸爸怀着歉意说道。
“你在说什么啊？她能收到这么好的礼物，已经够幸运了。”妈妈纠正道。
汉斯摆弄着洋娃娃剩下的那条腿，莉泽尔在试穿新制服。满十岁意味着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了，意味着可以得到一套小小的棕色制服。因为是女孩，莉泽尔加入了被称为“BDM”的低龄组。
这个缩写的含义
它的全称是“Bund Deutscher Mädchen”，
德国少女联盟
加入组织后的头等大事，是学会行纳粹礼。然后他们会教你走正步、卷绷带、缝衣服，还要参加远足和其他类似的活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是指定的集会日，活动时间是下午三点到五点。
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爸爸都会把莉泽尔送到少女联盟总部，两个小时后再过来接她。他们在路上很少说话，只是手牵着手听着彼此的脚步声，爸爸会抽上一两根烟。
爸爸唯一让她感到焦虑的地方，是他常常要出门。很多个夜晚，他走进起居室（那也是胡伯曼夫妇的卧室），从陈旧的橱柜里取出手风琴，挤过厨房来到大门口。
当他走上希默尔街时，妈妈会打开窗户大喊道：“别太晚回家！”
“别大喊大叫。”他转过身这么回答。
“蠢猪！舔我的屁股去吧！我想怎么喊就怎么喊！”
她的咒骂声在街头回响，一直跟随着他传到希默尔街的尽头。他从不回头，就算回头也要先确定妻子已经离开窗前。在这样的夜晚，他手里提着手风琴盒子，走到街道的尽头，在街角迪勒太太的商店门口转身，看一眼窗边取代他的妻子出现的那个身影。他抬起瘦弱的手臂挥挥，然后转过身继续缓慢地往前走。莉泽尔再见到他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他会温柔地把她从噩梦中拉出来。
小厨房里的夜晚总是毫无例外地嘈杂。罗莎·胡伯曼的嘴总是闲不住，而且一张嘴就骂个不停。她常常争辩，常常抱怨。尽管没有人真的跟她吵，但她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说个不停。她可以在厨房里与整个世界争辩，几乎每晚都喋喋不休。他们吃完饭，爸爸也出门后，莉泽尔跟罗莎待在厨房里，罗莎通常会熨熨衣服。
每星期总有那么几天，莉泽尔放学后，得跟着妈妈一起在莫尔辛走街串巷，从镇上的富人区收集需要洗涤和熨烫的衣物，并把洗好熨好的衣物送到人家家里去。那些人住在克瑙普特街、海德街，还有其他几个街区。妈妈在收衣服和送衣服时，脸上总挂着职业性的微笑，但只要客人一把门关上，她就开始诅咒这些富人迟早会因为钱和懒惰受苦。
“这群懒货，连自己的衣服都不肯洗。”她虽然这么说，却倚仗他们的懒惰过活。
她指责海德街的福格尔先生：“他所有的家当都是他老爸给的。他倒好，全拿来找女人和喝酒。当然了，还拿来洗衣服。”
她每次都挨家挨户地把他们数落个遍。
福格尔先生、普法夫胡弗夫妇、海伦娜·施密特，还有魏因加特纳一家。他们都背负着某种罪过。
按照罗莎的说法，恩斯特·福格尔不仅沉迷于酒精，还好色放荡，并在这方面大把花钱，个人卫生习惯也很糟糕，总是挠着爬满虱子的头发，先舔舔手指再把钱递过来。她总结道：“回家前，我一定要把这些钱先洗上一遍。”
而普法夫胡弗夫妇总是吹毛求疵。“这些衬衫上，可是连一道褶子都不能有，”罗莎模仿着他们说话的语气，“这套西装上，可是连一处都不能皱。然后他们就站在门口，当着我的面，在我眼皮子底下把衣服统统检查一遍。真是些人渣！”
魏因加特纳一家都是蠢货，家里养着一只永远在掉毛的猫。“你知不知道，把所有猫毛除干净，要花掉我多少时间？毛掉得到处都是！”
海伦娜·施密特是位有钱的寡妇。“这个老残废每天都干坐着消磨时间。她这辈子估计连一天活儿都没干过。”
然而最受罗莎鄙夷的是格兰德街八号。那是一座大房子，坐落在莫尔辛北部的一座山丘上。
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她指给莉泽尔看。“这一栋是镇长家的房子。他是个坏蛋。他老婆整天待在家里，吝啬得连个火都不舍得生，那里面一直都冷得要命。她是个疯子。”她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这几个字：“绝对，疯了。”到了大门口，她示意女孩，“你去。”
莉泽尔战战兢兢。几级台阶之上是一扇巨大的棕色前门，门上挂着黄铜门环。“什么？”
妈妈猛地推了她一把。“别跟我装糊涂，小母猪。过去。”
莉泽尔过去了。她穿过小径爬上台阶，犹豫地敲了敲门。
门开了，她首先看见的是一条浴袍。
穿浴袍的是个满眼吃惊的神色、头发蓬松的女人，以一副失败者的姿态站在莉泽尔身前。她看见了大门口的罗莎，于是递给女孩一袋脏衣服。“谢谢。”莉泽尔说道，却没得到任何回答。只有门回应了她。它关上了。
她回到大门边，妈妈说：“看见了吧？这就是我要忍受的一切。这些有钱的混蛋。这些懒惰的肥猪……”
带着脏衣服离开时，莉泽尔回头望了一眼。门上的黄铜门环仿佛正盯着她看。
罗莎·胡伯曼骂完主顾们之后，通常会把矛头指向另一个她喜欢数落的对象——她的丈夫。她一边看着脏衣服和那些气派的房子，一边无休无止地说啊说。“你爸爸哪怕能干一点，”每次她们走在莫尔辛的街头，她都会向莉泽尔诉苦，“我都犯不着做这种行当。”她嗤之以鼻，“一个粉刷匠！为什么要嫁给这种混账？我娘家人当时就是这么忠告我的。”路面在她们脚下嘎吱作响。“你看看我，整天像这样走街串巷，在厨房里辛辛苦苦地干活，因为那头蠢猪从来没有正经工作。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只会每天晚上抱着那台可怜巴巴的手风琴去那些脏窟窿。”
“是的，妈妈。”
“你就这点反应？”妈妈的眼睛像是浅蓝色的剪纸，径直贴在她的脸上。
她们俩继续往前走。
莉泽尔提着洗衣袋。
回到家，她们把衣服放进起居室壁炉边的热水槽里洗干净，然后拿到厨房熨烫。厨房是她们干活的地方。
每天晚上，妈妈都会问她：“你听到了吗？”她手里攥着在炉火上烤热的熨斗。屋子里灯光昏暗，坐在餐桌旁的莉泽尔怔怔地望着眼前闪烁的炉火。
“什么？”她总是这样回答，“听到什么？”
“是那个霍尔茨埃普费尔。”妈妈已经从座位上起身了，“那头母猪刚刚又往我们门上吐唾沫了。”
霍尔茨埃普费尔女士是他们家的邻居，她已经养成了习惯，每次路过胡伯曼家门前，都要往门上吐唾沫。前门离大门有几米远，霍尔茨埃普费尔女士吐痰的水平和精确程度着实了得。
她朝他们家吐痰，是因为她和罗莎·胡伯曼已经吵了十多年的架。谁也不知道她们原先是怎么吵起来的，恐怕连她们自己都忘了。
霍尔茨埃普费尔是个相当泼辣又爱记仇的女人。她从来没结过婚，却有两个儿子，比胡伯曼的子女稍大几岁。两个儿子都参了军，我向你们保证，在这个故事结束前，他们肯定会出来友情客串一下。
不过我也得说，在两位女士的仇视和斗争中，霍尔茨埃普费尔是个持之以恒的人。她只要路过三十三号的门前，就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往门上吐痰的机会，然后还会骂一句“蠢猪”。我发现德国人有一个特点。
他们好像非常喜欢猪。
一个小问题及答案
你猜，每天晚上谁会被派去擦掉门上的痰？
没错，你猜对了。
当一个铁腕女人要你出去擦掉门上的痰时，你只能照做，尤其是她手上的铁熨斗还热着呢。
这不过是他们家的一桩家常事。
每天晚上，莉泽尔都要去外面把门擦干净，然后望着天空。通常，天空总是沉沉地悬在头顶，阴冷而沉重，滑溜而灰暗。但偶尔也有一些大胆的星星冒出头来，即便只在天上闪烁几分钟。每逢这样的夜晚，她会多待一会儿，静静地等待。
“你好，星星。”
她在等待。
等待人声从厨房里传来。
又或者星星再次消失在德国的那片天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