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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学步的小女儿唐娜·戴尔想将一把小椅子搬到厨房里去，因为她想站上去拿冰箱里的东西。我一看到这一情景，急忙冲过去，但还是没来得及阻止她从椅子上摔下来。当我扶起她，看她摔伤没有，这时只见小女儿朝那张结结实实的椅子狠狠地踢了一脚，并且还十分生气地骂道：“就是你这坏家伙，害得我摔倒了！”如果你留心一下孩子的生活，你一定会听到或见到更多类似的故事。对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这种行为是极其自然的。他们喜欢责怪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或是毫不相干的人物，似乎这样就可以减轻自己跌倒的痛苦。他们的这种表现当然是正常的。但是，假如这种反应行为模式和习惯一直持续到成人期，那可就麻烦了。
自古以来，人们就普遍存在着一种推脱责任的不良倾向，这就像鸵鸟遇到危险把头埋进沙土里一样，以为这样就可以漠视危险的存在。一个人迈向成熟的第一步应该是敢于承担责任。我们生活于世，就要面对生命中的许多责任，绝不可在受难或跌倒的时候，像孩子一样去踢椅子出气。那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人都喜欢诿过于人呢？细想一下也不奇怪，因为责怪别人比自己担负起责任肯定要容易得多。想想你自己，你是否经常喜欢责怪父母、老板、师长、丈夫、妻子或儿女，我们甚至喜欢责怪先祖、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甚至责怪自己不应该来到人世。
对那些失败者来说，他们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些貌似合理的理由，当然是外部环境的理由，甚至是某些不相干的借口，以解脱他们自身的某些缺点或不幸。比如，他们的童年极为穷困、父母过于贫苦或过于富有、教导方式过于严格或过于松懈、没有受过教育或健康情况恶劣等等。也有人埋怨丈夫或妻子不了解自己，或是命运与自己作对，你有时不禁要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整个世界要一致起来欺负这些人呢？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从没想到要去克服困难，而是先去找一只替罪羔羊。
有一天下课之后一名学员跑来找我。那天，我们的培训课程是训练学员记忆别人的姓名。我记得那位学员向我这么说道：“我希望你不要指望我能记住别人的姓名，这正好是我的弱点。我一向记不住别人的名字。”
“为什么呢？”我问道。
“这是我们家的遗传。”她回答道，“我们家族的记忆力一向都不好，所以，我也不期望在这方面有什么改善……”
“小姐，”我诚恳地说道，“你的问题不在遗传，而是一种惰性。因为你认为责怪家族的遗传要比努力提高自己的记忆力要容易得多。请你坐下，我来证明给你看。”
我帮助这名学员做了几个简单的记忆训练。由于她十分专心，因此效果良好，不一会她就掌握了一些记忆方法。当然，要她改变原有的观念需要一些时间，由于她愿音接受我的建议，终于克服了困难，记忆力大有改善。如今的为人父母者，除了记忆力衰退之外，还有各种大小事情会遭受儿女的抱怨，范围从掉头发到日常生活的许多挫折等。举例来说，我认识一名年轻女子，她常常抱怨自己的母亲如何影响她的一生。原来这个女孩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守寡的母亲只得外出工作，以维持生活并教育年幼的女儿。由于这位母亲，能干又肯努力，因此后来成为极有成就的女实业家。她细心照护女儿，让女儿受最好的教育，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她的女儿把母亲的成功视为自己最大的障碍！这名可怜的女孩子宣称，自己的童年完全被毁坏了，因为她随时处在一种“与母亲竞争”的生活状况里。她的母亲迷惑不解说道：“我实在不了解这孩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工作，为的就是想给她一个比我更好的机会，创造更好的条件。但实际上，我只是给她增添了一种压力。”
奇怪的是，比如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他虽然没有高贵出身或功绩显赫的父母，但他一样能推动历史，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亚伯拉罕·林肯，他幼年的物质条件极为匱乏，一切须靠辛勤劳动，这也没有对他产生什么不良影响。而且林肯也没有想着去责怪他人。他曾在1864年做过这样的陈述：“我对美国人民、基督教世界、历史、还有上帝最后的审判，均负有责任。”这可说是人类史上最勇敢的宣言。除非我们也能在其他人面前以同样的勇气承担下自己的责任，否则我们就还不算成熟。
最简单、也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逃避责任的方法，就是去诊所或医院找一位心理医生，然后躺到他的诊疗椅上，花一整天时间谈论我们的种种问题，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目前这个模样的原因。这也是极奢侈的一种现代高级享受。假如有人告诉你，你的一切麻烦均来自幼年时期不正常的待遇——如过度占有欲的母亲，或过度专治的父亲——假如这样的说法能让你觉得舒服，并且价钱又付得起的话，我倒不反对你就这么样一辈子依靠心理医生的支持。
曾写过一篇极精彩的论文《乳儿精神病学》的威廉·戈夫曼医师，他在文中提到目前日益增多的“心理密医”，是如何把大家宠坏了。戈夫曼医师指出，许多向心理医生求助的人通常喜欢“为自己的弱点及与世俗格格不入的行为找出一个心理学上的借口。”这样他们就似乎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安慰。当心理学一直为那些不能面对成人世界的人寻找托辞的时候，更有许多人继续把他们的诸多困难，归咎于外在的各种因素。
在较早时期，星相学是人们热衷的对象，很多人把自己不幸的际遇和星相联系起来，而不是想办法改变命运。“我的生辰八字不好”或“我没有一颗幸运的行星护佑我”，这些都是16世纪时，人们对许多困难或不幸最常做的解释。
但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在《恺撒大帝》一剧当中，却让罗马名将恺撒说出如下的话：“亲爱的布鲁塔斯，这过错并非由于我们所属的星辰，而是我们有一种听命的习惯。”
在中国的古代，皇帝无过错是王法，没人敢叫板。不过，皇帝也是人，也会犯错误。小错误无伤大雅，大错误就容易失去大臣和黎民百姓的支持。可是皇上贵为龙体不能直接惩罚其身，因此也就有了“打黄袍”和“斩黄袍”的故事。无独有偶，英国的都铎王朝也有个奇怪的习俗，就是王家的小孩都请有一名所谓的“挨鞭子的男孩”，由于冒犯皇族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王家的小孩也不可随便侵犯。但小孩难免都有顽皮不守规矩的时候。为了让属下谨守不冒犯皇族的规定，便用钱请来一个“替罪羔羊”，以承受王家小孩应受的责罚。据说这种职位还相当热门，许多人都抢着要做。这不仅是因为可以支领薪水，也是因为以后可以进一步进入王家工作，因此成为许多人追逐的目标。当然，这种行业目前已经不存在，但对许多幼稚或不成熟的人来说，这种“替罪羔羊”的形式仍然存在。假如他们找不到人可以当作责怪的对象，还可以责怪多变的时代、现代生活的不安全感、国际形势的混乱及其他耸人听闻的情况等等。
前不久，我和一位朋友一起参观一个书画展。我的那位朋友平日里自诩对现代艺术的知识十分丰富。我当时看到一幅画，作风十分草率，便无意中说出自己的感觉。我对那位朋友说：“我家里有个3岁小孩，搞不好可以画得比这更好。假如这是艺术，我便是米开朗琪罗了。”
朋友认真地回答道：“你对人类精神的痛苦，难道没有丝毫感觉吗？这位艺术家所要表现的，是原子时代人类所受的压力与迷惑。”不错，就连一位画得不知所云的艺术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原子时代。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假如原子时代能对人类带来任何希望或满足，而不是破坏或死亡的话，则我们需要的是坚强的人，就是那些能够、而且愿意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