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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应德国钮伦堡大学国际人文学院，著名汉学家朗宓榭教授的邀请，去那里进行了一次学术交流，介绍了命理学“文化断层”，及我们所进行胎命研究成果。得到朗宓榭教授和美国、瑞士、俄罗斯、捷克、波兰等外国访问学者的肯定。
他们研究的总课题，就是中国命理学，当前的分课题是：命运、自由、预测及规避应对策略。认为命运是客观存在，但不是一成不变，存在着一定的变化空间（自由），而关键是对吉凶，能够提前进行比较客观、准确的预测，从而在有条件的范围内，有针对性地制定规避的办法。
在“预测”方面，他们十分认可中国的命理学，认为中国命理学研究，历史文化悠久，形成了一整套经过验证的法理体系，而推理的逻辑性是规范、严谨的，有着相当的可信度和参考意义。德国政府为这项研究十年间投入2100万欧元。可能是因为“语境”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关系，他们到现在只是停留在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层面，在预测的实务研究方面的水准相当有限，因此才会有这次邀请。德国学者希望与中国的研究者合作。
现在不少年轻人对西方的“星座文化”很有兴趣，津津乐道。其实“星命学”是西方一门十分复杂艰深的预测学问，而“星座”文化，只不过是“星命学”的极度“简化版”，但从十二星座就能判断出人的一些性格倾向，简单易学，一看就懂，普及性很强。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中国命理文化的巨大魅力，是你很难想象的。我与研究星命学的同道有过交流，西方星命学固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与中国命理学比较，虽然各有所长，但在某些细节上仍有差距。实际上，中国命理学早就学习并吸收了西方星命学的某些长处或精华部分，如命宫、身宫的运用，如某些神煞，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体系。
普及命理文化的任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让人们从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神秘符号中，能够简单快捷、生动有趣地解读人生，值得研究。其中实际是缺少了一个“转换”的环节，即类似“星座”，我们要做出命理学的“简化版”。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多少年来没有人来做这件事，期待出现有志气的年轻人来填补这个空白。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熊月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信仰》，他研究了一批近代历史名人，如曾国藩、郭嵩焘、冯桂芬、李文田、严复、吴宓、陈寅恪、沈有鼎等，他们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杰出成就的同时，却都有着深厚的命理信仰或命理兴趣的现象，都会占卜算命。他认为在这些人身上，“所谓的迷信与科学，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在同步发展”。熊教授指出，“未知领域永远大于已知领域。已知领域越大越奇妙，未知领域就更大更奇妙。任何科学领域都是可以思议领域，未知领域均为不可思议领域”。他认为“命理世界是个极其复杂的世界，命理信仰是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
成为一代名士或大师，一定只是极少数人；而掌握一些命理文化知识，成为一个有生活智慧的人并不是奢望。
我相信，中国命理学必定能够被很多中国年轻人所喜闻乐见，未来命理学也必定会走出国门，展示中国文化的非凡魅力，助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本文已经作者审阅）
2018年6月6日晚，受中央民族大学道教与术数学研究中心主任谢路军教授邀请，命理学家何重建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了题为“命理学法理体系简介——兼论命理‘文化断层’和正本清源”的学术演讲。本文系何重建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