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的家族
——绩谿上庄胡氏

正因为我乡山区粮食产量不足，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接济的项目并不限于金钱，有时也兼及食物。例如咸猪油（腊油），有时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其他如布匹、棉纱等等，在城市里购买都远比乡间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所以离乡撇井、四出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是经济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也是常事。同时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于造房屋、置田产，也都靠远在外乡的父兄子弟汇款接济。

不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2] 。

现在再谈谈我们绩谿县。绩谿是徽州府六县之中最北的一县，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县。在经商一行中，我们绩谿人也是比较落后的。绩谿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离乡远去大城市。他们先由杂货零售商做起，然后渐渐地由近及远。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徽州人实在都是很落后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作川沙的小镇 ，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上海城区被掳掠和焚毁；川沙镇亦部分受劫 ^[3] 。先父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基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 。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

据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在这里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谿城内胡氏的同宗 。蔡先生指出“绩谿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一七八二—一八四九）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 。这个在十八九世纪时便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其远祖可直溯至十一世纪《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 。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将胡宗宪，也是他们一家。但是这个世居绩谿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 ^[4] 。

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谿城北约五十华里，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我家第一个有志为学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他是个乡绅兼塾师，在乡里颇有名望，但是科场却不甚得意 ^[5] 。

我们的村落〔上庄〕正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习于聚族而居的。洪杨起事之前，我们聚居的胡氏一族总人口约在六千上下——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大半务农为生。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 ^[6] 。

注释

〔1〕 我国单音节的方块字和旧诗歌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成语、格言以及一般民谣的构造。所以一般乡土成语，大半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一两句平仄十分和谐的小诗或韵文。有些在农村“说书”或“讲古”的民间艺人，他们虽然多半是文盲，但是由于声音是“发乎天籁”，他们的“七字唱”，也都能音韵和谐，出口成章。例如王公子进京“赶考”，三千里路，走了好几个月的艰难旅途，一个“说书”的艺人，两句话就交代了。他说：“一路行程来得快，说书（的）嘴快风送云。”这一来，王公子就从杭州府的一间破庙里，一跃而进入长安城的相府里招亲去了。

胡适之先生的乡亲“徽州朝奉”夫妇的婚后生活是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人命各有短长，都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为顾全这句“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七言成语，他们的老伴就得多活六年了。可是把这句话翻成洋文，洋读者就多少有点茫然。他们要问，为什么中国人结婚之后的同居生活，不是三十六年便是四十二年呢？他们就不了解“七字唱”在我们语言表达的方式里，所起的作用了。这也是“文化沟”在作祟罢！所以胡先生这篇口述自传，基本的设计是说给洋人听的。我们那时并没有想到后来要把它译成中文来出版的。

[2] 朱熹以后的许多徽州学者如婺源的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休宁的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黟县的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〇）、歙县的凌廷堪（一七五七—一八〇九）和绩谿的胡培翚（一七八二—一八四九），都是清初和中叶不世出的汉学大师。赵尔巽主修的《清史稿》和张其昀续编的《清史》，在《儒林传》里，他们都有记录。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为《清代名人传》（Arthur W.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 1644—1912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所撰的戴、俞、凌诸人的传记，则尤为翔实，考订亦远较一般中文著作更为审慎，足资参考。

[3] 太平天国之乱时，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至一年半之久（从一八五三年初秋至一八五五年初春），清军无法收复。其时上海海关原设于英租界之内，小刀会未加干扰，然英领事竟暗助小刀会拖长占领；并以此为借口，破坏中国海关，不让中国政府课税，直至英人完全控制中国海关管辖权而后已。笔者曾为英人趁火打劫，破坏我关税自主之史实，在英美国家档案里稍事搜查，以阐明此事真相。详拙著《早期中美外交史》（Te-kong Tong，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 1844—1860 .Seattle:Univ. of Washington Press，1964.Chapter 9.）胡家在上海和川沙两处的茶叶店被毁，就是这时期的事。“小刀会”原与“太平天国”无关。上海所受的糜烂，当时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实在应负很大的责任。

[4] 胡宗宪（一五一二—一五六五）为明代抗倭名将。《明史》卷二〇五，有专传。房兆楹所撰的英文《胡宗宪传》载《明代名人传》（C．Carrinton Goodrich，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 1368—164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Ⅱ，pp.631—638.），颇可参考。

[5] 参阅《胡铁花先生家传》（《台湾纪录两种》卷上《代序》，一九五一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刊行）。李敖的《胡适评传》（一九七二年，《文星丛刊》本）写得很扎实，也是有关胡适的家庭和幼年时期最好的一本传记，极有参考价值。只是在他所制的《胡适一家子的谱系》里，把“胡星五”列为“胡传”的祖父，不知何所本？

一九五七年适之先生曾为笔者试拟一绩谿上庄胡氏的五代世系表。此表后来由笔者转交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保存，现已无法寻觅。然据《胡铁花先生家传》，则胡星五为胡适的“伯祖”；适之先生的《四十自述》中《我的母亲的订婚》那一章也提到“星五先生娘”是他父母订婚时的媒人。她说铁花先生是“我家大侄儿三哥”。所以李敖书中的“谱系”可能有误。

[6] 胡铁花先生在他的自述里提到洪杨乱前，他们绩谿上庄的胡氏，人口总数有六千之众。这数字可能是笔误——罗尔纲抄写时所发生的笔误，亦未可知。绩谿是皖南山区里的一个小县，人口甚少，有这样六千人聚居的大族，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太平之乱时，李鸿章奉旨回籍组织“团练”。这些后来发展成为清末有名的“淮军”的“团练”，事实上便是皖北一带——尤其是合肥一县之中，各大宗族所自动组织的子弟兵。合肥是当时安徽省，甚至是整个大清帝国里人口最多的一县；其时充当淮军骨干的周、刘、唐、张等大族，似乎没有一族的人口是超过六千人的。据此类推，绩谿八都上庄胡氏的丁口似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数目。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三卷 第二期 j9LrhxI7h49OnHkdqUNzKZhHQ6CFdx4kfbfSxg20PipuYxP7GZtE4kBCXgMY7hB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