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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二年，不但是我父亲原任所在的江苏省署，就是广东省署和新设的台湾省署，都纷纷奏请朝廷想调请父亲前往各该省任职。但是北京中央则循新任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请，调父亲去台湾任职，盖当时台湾省治新设，需要人才甚急，所以北京吏部乃遴选干员胡传，前往台湾，襄赞省政。奉命之后，父亲不得已只好暂留眷属于上海，于一八九二年只身赴台。其后在台湾一直任职达四年之久。
在台任职期间，父亲曾巡视全岛各地；并代邵巡抚亲往澎湖列岛视察军务。他的巡台日记，以及对邵巡抚的禀启，均曾由今日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付印出版
。
父亲因为深谙地理之学，根据所学加以判断，他认为当时全台各地的防御工事，例如各地的炮台，对台湾的实际防御均无补于事。在〔一八八五年〕中法战后，我国南洋海军全毁，台湾门户洞开，全岛实际上无防御之可言。所以他在向省署的禀启中，坦白指陈当时散置全岛各地各种零星防御工事，以及落伍逾龄的各种武器和那些装备训练均感不足的武装部队，全属浪费。父亲乃禀请省署将这些无用的设施全部废弃，另行训练一支小型海军，以为全岛防务之用
。
父亲在全岛旅行视察之后，由于当时防疫设备不足，乃染上疟疾，卧病甚久。和他同行的仆役亦同染疫疠，甚至无一人生还！
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父亲又受委管理全岛盐政。半年之内便有很多的兴革。最近一位盐务专家便曾根据父亲有关盐政的报告，撰文研讨父亲当年对台湾盐政的贡献
。
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父亲又受〔台湾藩台唐景崧〕牌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台东当时是台湾唯一的一个直隶州。他接任只有一天，台东的后山驻军统领——可能因为心脏病猝发——突然病故。邵友濂巡抚乃委派父亲兼领台东后山军务。所以当我在一九五二年访问台东时，台东父老仍然记得我的父亲是位武官——胡统领，而非文官——胡知州
。
在父亲统军期间，他发现全军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官兵吸食鸦片。因为那时台湾疟疾流行，军中官兵误信鸦片可以防疟的缘故，所以几乎全军吸毒。父亲最恨吸毒，故极力使全军戒毒。这些事，在他的巡台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6〕 。
就在父亲在台湾担任统领这段时间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我军战败。强大的北洋海军全部为敌所毁。当北洋海军于一八九四年全军覆灭时，我父深知台湾已无法防守。如众所知，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和会时，我国把台湾割让于日本作为赔偿。所有清廷派来台湾的官吏，均奉召返回大陆。
可是台湾居民却强烈反对，尤其是当地士绅。他们群起吁请巡抚唐景崧制止割让，并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选唐景崧为“伯理玺天德”（总统）。这个“民主国”事实上只存在不过数周——甚或只有几天——就完结了，但是台湾的抗日运动却延续至数月之久。
父亲迟至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始离职返国。此时大陆与台湾电讯已断，土著与土匪又纷起滋事，所幸父亲在台时颇有政声，所以尚能沿途通行无阻，返回台湾临时省会所在地〔台南〕。这时他已染了严重的脚气病，两腿浮肿，不能行动。但正如上节所提，父亲行政才能曾历经上峰嘉许，所以此时的新军事领袖刘永福将军，仍坚留我父在台继续服务。刘氏是前任巡抚和“伯理玺天德”离台后，全岛唯一的军事领袖，那时尚统治南部半个岛。父亲在台直病到不能行动的情况之下，刘氏始允许他离台内渡。父亲于一八九五年八月十八日离台，八月二十二日病故于厦门——他成为“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
。
下面是父亲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六月二十日所立的遗嘱。虽然那时和他共患难的家人，都已离台赴沪，我二哥嗣秬尚随侍在侧。遗嘱的全文如下：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咸同之间，粤寇蹂躏吾乡，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疠疫、饥饿三者交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历老松岭赴珲春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窝棘者译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抚民同知，八月廿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粤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亦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派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廷已弃台湾，诏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报不通，又陷于绝地，将死矣！嗟呼，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将来能免与否，亦命也。书此付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书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秬儿。
铁花
注释
〔1〕 清袭明制，科举制度是很复杂的，三百年间变动也很大。大致说来，科举考试是分三级的：“秀才”“举人”和“进士”。一个士子要当秀才，他第一步要参加他祖籍所在的本县的“县考”；及格了，再升一级参加“府考”；又及格了，则由本府主管官的“知府”提名参加朝廷特派之“学政”所举行以“府”为单位的“院考”；院考又及格了，则由政府正式承认为“生员”，通称“秀才”。像胡传这样的读书人，他先要参加绩溪县的县考，再参加徽州府的府考和院考。他在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通过了院考，“进学”成为“生员”，他就是胡秀才了。做了秀才可麻烦了。为了避免“秀才三年成白丁”，朝廷每三年还要考他一次，是为“岁考”；秀才如想考“举人”，他还要参加府级的甄别试验，是为“科考”。科考不及格，他就不能参加省级考试举人的“乡试”。岁考不及格，那可能连个秀才的招牌都保不住了。岁、科考试及格的生员（秀才）又按成绩分为“附生”“增生”“廪生”（官家给点口粮故名）和“贡生”（贡献给朝廷的人才）。贡生又按考试成绩分为数等，最好的“拔贡”“优贡”就有向朝廷申请做小官的资格了。优贡一等可以做“知县”（县长）候选人，三等也具有县教育局长（训导）的资格。胡传便是“科考优等”而“乡试不售”，做了一辈子老秀才。他不甘失败，乡试落第之后，乃正式进大学——“龙门书院”，好好地读了三年书，预备卷土重来，再参加“江南乡试”。但是他是否又参加过乡试，那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知道了。
胡传似乎是一位“优贡三等”，所以有人称他“训导”。他所参加的“乡试”是在南京举行的。清制江苏、安徽两省合称“江南省”。在“江南乡试”里名列前茅的，当然就是“江南才子”了。所以我国俗语上所谓“江南才子”并不限于长江以南所出生的“才子”，苏北、皖北的庄稼汉，乡试考得好的也有份。
胡适之先生对他父亲的“功名”的叙述，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因为他是预备说给洋人听的，所以笔者作注时把它稍为补充一点。
关于清代科举制度的参考书，除一般官书之外，可参阅《清史稿·选举志》。通俗读物则以沈兼士编《中国考试制度史》第九章最为简明扼要。
〔2〕 国民党元老钮永建先生也是当年“南菁书院”的学生。一九六〇年夏，胡、钮二公同机飞美，途过冲绳岛休息，二人于海滩散步时，谈话的题材便是“南菁书院”。钮氏动人的故事使胡氏大感兴趣，所以胡公劝他到纽约时务必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联络，好把这段学术史保留下来。胡公兴奋之余，并“口占一绝”，以赠惕老。诗曰：
冲绳岛上话南菁，
海浪天风不解听。
乞与人间留记录，
当年朋辈剩先生！
胡氏抵纽之后，曾把这首诗抄给我，并要我立刻与钮惕老联络，赶快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笔者在胡公敦促之下，真于百忙中抽空往长岛，钮公的女儿李夫人家，数度拜访。钮氏这时虽然已年逾九十，但是耳聪目明，步履如常人。他老人家对口述个人回忆亦至感兴趣。钮公是革命元老中自同盟会以后，无役不与的中坚领袖。他的故事是说不尽的，他也急于全盘托出。可恨笔者当时是哥大雇佣研究员，每日都有十小时以上的工作量。校方对我的工作时间不做适度的调整，我是无法抽出时间来访问惕老的。后来我想出一变通办法：由我于夜间抽空赶编一份简明的《淞江钮惕生先生年谱》，把其中重要章节拟出大纲来，想请惕老的女儿抽空代为录音，好让我于周末抽空编校。但是钮小姐夫妇也是忙人，他们也抽不出空来做此额外工作。我们一拖再拖，钮老终于等不及而撒手人寰。胡适之先生想要为“人间”留下“南菁书院”的“记录”，竟以笔者忙乱而未能如愿，今日思之，真是仍有余恸。
〔3〕 在我国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农村知识分子——像胡传这一类的人——最能和衷合作，出钱出力，全心全意，竭力以赴的，莫过于盖祠堂、修族谱了。近千年来对我国社会思想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朱熹就说“三世不修谱为不孝”。余风所及，近七八百年来的中国，真是无族无祠，无家无谱。所以族谱实是我国民族史上，最重要的一种史料。中国的族谱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大的一份记录！吾人如把族谱列为“丛书”，则这部丛书的总量，实比世界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还要大出数十倍。可惜的是我国三千年来的学术界，就始终未曾对族谱做个像样的综合研究、保藏，乃至著录。近代学术界对中国族谱的研究与收藏，实始自洋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对中国族谱的收藏，至今还是世界第一位。一校之藏，竟超过中国现有著录的族谱之总和！笔者当年承乏其间，曾利用其财力，再扩大其收藏。记得在最后征集中，曾收到海外赵氏所捐赠的英文版《赵氏族谱》。赵氏原为北宋皇族，为避金人之祸，南迁临安；又为避蒙古人之入侵再迁百粤。南宋亡国，这批凤子龙孙，乃流离海外，变成华侨。他们所叙述的故事，不疑处固有可疑；可疑处亦不无可信。笔者在哥大服务时期，曾为该校丰富的中国族谱收藏，作一小序曰《序哥伦比亚大学之中国族谱收藏》，发表于一九六八年印行的《庆祝蒋慰堂先生七十诞辰论文集》。在该文中我谈到我国族谱纂修工程之浩大，即举铁花先生遗著中所述的绩溪胡氏合族动员的故事为例。事实上胡铁花先生遗著，也是这一方面最可宝贵的第一手社会史料。
近世有革命思想的社会改革家，当然会认为族谱、宗祠是维系半封建的宗法社会的最腐朽的一种社会制度。但是不论它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所发生的正副作用，它却和今日正被发掘的皇陵、古墓一样，其中所保存的民族文化的遗产是无法估计的。
〔4〕 宁古塔，民国后亦名宁安，在吉林省东南。因远在边陲，地荒人少，交通阻塞，气候严寒，所以在清代一直是内地犯人“充军”的地方。胡传以一个四十岁落第的江南士子，亲老家贫，妻亡子幼，竟然离乡撇井，负债投边，出塞四十余日，去充当一名三品小官吴大澂的幕僚！这种精神，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胡传当然自信是个人才，但是在人才济济的东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负的机会，这大概也是他下定决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愿去的地方去的最大动机。最后终能慢慢地脱颖而出。虽然他死的时候位不过知州，然而在近代中国边疆开发史上，也可说是青史垂名了。在他颠沛流离的一生里，我们也可看出帝王时代中国以做官为唯一职业的“读书人”生活的一鳞半爪。
〔5〕 吴大澂与俄人办交涉的中俄勘界会议是在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举行的。胡传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二）所参与会议，可能是一些预备会。
……且看吴大澂当年的报告：
……边界自珲春河源至图们江口五百余里竟无界牌一个。黑顶子山濒江一带久被俄人侵占。〔副都统依克唐阿〕屡与大澂照会俄员，索还占地，并迭次面商据约议论，该俄员等一味支吾延宕，竟于黑顶子地方，添设卡兵，接通电线，有久假不归之意……图们江左边距海不过二十里，立界牌一个……未照准条约记文二十里之说，与〔俄员〕巴啦诺伏反复辩论，该俄员以为海滩二十里俄人谓之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方是江口。大澂等以为江口即海口。中国二十里即俄国十里。沙草峰原立界牌既与条约记文不符，此时即应照约更正。巴啦诺伏仍以旧图红线为词，坚执不允。此四月二十二日与俄员议立界牌，力争未决之情形也……（见吴大澂著《吉林勘界记》，载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读此可知胡适之先生的父亲当年在我国东北工作的性质。
〔6〕 在胡传的《巡台日记》里，如光绪十九年八月初九日（一八九三年九月十八日）关于烟毒“可叹！可叹！”的记载，俱甚简略；详细而沉痛的报告，在他对上司的“禀启”里倒随处可见。
笔者当年阅读胡铁花先生遗著关于台湾烟毒一节，也特别感到兴趣，因为我的曾祖唐宗义（号信斋）也去过台湾，比胡传的旅行还要早十七年！他那时是淮军里的一个中上级军官，跟他的五叔唐定奎（字俊侯）于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率淮军渡海去台。他们的任务，据《清史稿》和张其昀先生所改编的《清史》卷四百三十二《唐定奎传》似乎是这样的：
同治……十三年，日本扰台湾。生番滋事。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援师。李鸿章荐定奎率所部往。七月，至台湾，驻凤山。择险分屯。龟纹番社引日兵与刺桐脚庄民寻仇相哄。定奎示以兵威，日人引去。时疫流行，士卒先后死千余人……台南大定。诏褒奖。命内渡休养士卒。
就在这些士卒之中，那位青年军官唐宗义，也因为迷信鸦片可以防疫，在台湾学会了抽大烟。烟瘾愈抽愈大，最后每天非“一二两膏子”不过瘾。据说当他老人家逝世时，他住的那栋老屋里的老鼠、蟑螂、黄鼠狼等小动物，都瘫痪了。因为它们久居此屋，和老头子一道抽大烟，上了瘾。如今老头子死了，没有人供给免费鸦片，所以这些瘾君子们就不能行动了。
笔者未见过我这位抽大烟的曾祖，但是我却见过一些比他年轻的当年的“士卒”。他们随他一道去台湾，一道学会抽大烟；“内渡”之后又替他“烧大烟”，“偷他大烟吃”。我幼年对这批在我家吃饭不做事的“无齿”老头子们，印象特别深，因为他们吃饭时，总欢喜说“夹白，夹白”，我那时并不知道那便是走了样的安徽台湾话“吃饭，吃饭”。
唐定奎“内渡”不久，刘铭传又去了，带去的还是淮军。淮军的士卒——尤其是中下级军官，泰半是合肥人。先曾祖是否二度去台，我现在就无法考据了。只知这批渡台的淮军，一直没有全撤。后来清廷和台湾巡抚强调胡传赴台，可能与他是安徽人也有点关系；倒不一定如他儿子所说的“调干员胡传赴台”，当然他的能干也是不能否认的。
胡传当了统领之后要强迫一些老兵戒烟，结果他被这些老兵将了一军——他们要告退，请长假，要统领大人发欠饷，发遣散费，以便“内渡”还江淮原籍。统领发不出欠饷，就只好算了。这批老兵原都是江淮一带失业的贫农；投军之后，九死一生，个个都做了“兵油仔”。命对他们是不值钱的，烟倒值几文。胡统领要他们革除烟癖，哪里办得到？再读《台湾纪录两种》，想想我家里以前的一些“无齿”的老头子们，能不发思古之幽情？！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三卷 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