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记载，中伊两国早于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了友好往来，此后在中国历代编撰的史书中均分别记录了中伊两国不断交流的历史。

除官方的记录之外，两国的各界人士还分别著有对方国的社会风情包括经济发展的著作，这对后人了解中伊两国当时的发展情况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虽然有人对某些作品的著者是否曾亲历对象国一事提出质疑，但是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材料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在唐代即有杜环所著的《经行记》，作者在书中介绍十余年的国外见闻，对当时伊朗的方位地理、风土人情、物产服饰以及宗教军事等情况，用简洁扼要的文字做了描述，此书亦是我国最早用文字介绍伊斯兰教教义的书籍。遗憾的是全书已失传，只在《通典》中保存数节。

在元代，汪大渊曾随商船两次访问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他在《岛夷志略》一书中有专门章节介绍伊朗的主要商埠忽尔谟斯。自此可看出，当时忽尔谟斯已是波斯各地货物的主要集散口岸，东西方各国商贾均在此交易。此书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成为后代访问伊朗的旅行者的可靠向导。此外元代耶律楚材所著的《西游录》以及周致中所著的《异域志》中，也记述了伊朗当时的地域。

到了明代，此类著作数量更多，例如由陈诚和李暹合著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是他们奉命出使伊朗帖木儿王朝的哈烈城（今阿富汗赫拉特）的记录，这两部书对当时伊朗的地理、风俗、人情和制度都有较生动的描述。至于在明代曾随郑和出使的随从中，有几位在回国后先后著书，介绍出使情况，例如马欢曾三次随郑和下西洋任翻译，他对照已有成书，把旅途中的见闻写成《瀛涯胜览》，其中关于忽鲁谟斯国（在今伊朗境内）的描写甚为详细，除一般物产和地理情况之外，对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和生活娱乐等亦有描写，语言生动，有些词直接用波斯语译音。

费信曾四次随郑和到海外，两次访问忽鲁谟斯国，回国后写了《星槎胜览》一书，对忽鲁谟斯国有所介绍。

巩珍随郑和历访二十国，详细了解各国风习，回国后写了《西洋番国志》。由于他的文字修养较马欢和费信为高，对忽鲁谟斯的描写生动活泼，直接采用波斯语音译，介绍某些物产，对研究中国和伊朗的文化交流颇有帮助。

伊朗在古代亦有一些介绍中国的著作，例如在公元9世纪时，有一位名叫苏莱曼的商人自古伊朗的波斯湾头著名港口锡拉夫（我国古籍中亦称为尸罗围、撒那威或施那帷）出发前往中国，他在返回伊朗后，写了本访问中国的回忆录。该书后以《苏莱曼游记》著称，书中除描述自波斯湾出发至中国的具体航海路线及航行情况之外，还对他在中国的各种见闻做了朴实而生动的描述，使人读后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及风俗等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例如，他在描述广府（今广州）时说，广府是中国的主要港口，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该城的建筑物都是竹木结构，因此不时有火灾发生，这给各国商人带来损失。在介绍中国风情时说到，中国各地均用敲击大鼓来报时；中国人文化素养高，懂得音乐和绘画。他在介绍中国司法程序时说中国人在告状时要向法官递状纸，并介绍中国在当时已用验指纹的方法来辨别真伪。书中还介绍了中国的就医制度以及丧葬礼仪等，作者说中国人生活安乐，即使外国人在中国也能享受平等待遇。

在中国元明两代，伊朗人还著有几部有关中国的重要著作，最著名的作者当推拉施特，他是伊朗伊利汗王朝杰出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医师，他的著作宏富，有关中国的主要有《史集》中的中国史部分，是外国同类书籍中最重要的一部。另有四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分别是《中国医学》《中国药学》《蒙古药学》和《中国人的治国策略》。此外，他还在《迹象与复苏》这部有关农业和园艺的著作中，谈到中国二十多种植物，如茶、檀香、肉桂、椰子、槟榔、松木、沉香、苏木、莲花和杨梅等。他详细介绍了这些植物的外观、特性、用途和栽培方法，并用波斯语记录了它们的汉语名称和发音。在15世纪伊朗帖木儿王朝时，国王沙哈鲁遣使前来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位名为火者·盖耶速丁的著名画师，他以王子贝孙忽尔（以热爱吟诗写作、书法、绘画而著称）的代表身份参加访华团。奉贝孙忽尔之命，他用日记形式记下了出使的全过程，后以《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而著称。书中介绍了朝见明成祖的细节，对中国的殷勤款待表示满意。此书对研究中国明代的城市建筑、礼仪典章、民众生活、饮食起居、文化娱乐直至外宾礼遇等方面，都极富参考价值。

古代伊朗人写的另一部介绍中国的值得注意的著作名为《哈塔伊游记》（亦译为《中国纪行》）。该书作者为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此书是今天能读到的用波斯语介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以及生活等涵盖面最广和最为详细的一部书籍。书中讲到作者曾于1506年来中国旅行了一百来天，回国后根据经历而写成这部游记，记述了旅行中的见闻。虽然有人认为由于他所写内容过于丰富和详细，以至于怀疑是否系作者的亲身经历。不过，该书仍不失为中伊文化交流史上少见的重要著作。 Kv8EXfg6sfNSUpqqqMVld3riodKnlGyRfDgLsKT4GxY4KhG2kCYElU4UEFdfZP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