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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H档案》（1990），讲述在纽约定居的两个爱尔兰人，漂洋过海到阿尔巴尼亚寻找荷马史诗的踪迹；他们自称“民俗学家”，携带着刚发明的带式录音机，试图搜集古代英雄史诗的残存，在此基础上破解荷马创作之谜。这件事听起来有点不靠谱，两个人一无经费，二无专业研究背景，靠在电台里偶然听闻的一点知识，就想在荷马研究领域获得划时代发现。要知道，古典学的三大主题，荷马、基督和莎士比亚，迷雾重重，歧见迭出，其争吵之激烈，说是在进行“血腥的学术战争”，丝毫不为过，这里头岂有门外汉置喙的余地？但小说的两位主角，具备门外汉才有的莽撞勇气，踏入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开始艰难的发现之旅。
乔治·斯坦纳的文章《荷马与学者们》（1962）谈到过这个现象，像是在为《H档案》中那种堂吉诃德式的举动辩护：“在文学和历史评论的三大经典谜团中，正是局外人做出了最杰出、意义最重大的发现。”诸如特洛伊古城的发掘、米诺斯经卷的破译、死海古卷的释义等，哪一桩不是局外人做出的业绩！这是一群“成分混杂的业余爱好者、神秘主义者和受直觉支配的怪人”，追随古典学“庞大的学术舰队”探测未知领域。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单凭这个题材就可以说是吸引人的。披上人类学或古典学面具的学术之谜，成了《达·芬奇密码》这类畅销小说的卖点，自然也可以成为一部讽喻小说的叙述动机。《H档案》的“H”是“荷马”（Homer）的英文首字母。透过近三千年时空，那位盲诗人的阴魂或许终将再现，小说里的主角这样认为。
荷马是否实有其人，这是荷马研究的一个热点，几乎每一篇探讨荷马的文章都要涉及，关乎史诗的创作、编纂、保存、传播等一系列颇具争议的问题。究竟谁是荷马？这个问题让不少人耗去毕生心血。古希腊人相信荷马确有其人。从古希腊全盛期之前到公元前5世纪，他们认定荷马的出生地是在小亚细亚海岸名叫开俄斯的岛上。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声称荷马与他相隔四百年。柏拉图读荷马，是表示不满的；他读到的两部史诗的文字本，不管是由雅典的执政官梭伦还是由雅典的独裁者庇西特拉图下令编订的，总之，固定的文字抄本已成为尊崇的对象，而柏拉图质疑的是史诗的“有害影响”，倒不是荷马本人的存在和归属问题。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荷马史诗定于一尊，只谈美学评价，不涉及考证问题。大约从17世纪末起，人们就史诗的形成及历史上是否真有荷马其人等问题发生激烈争论。这前后的变化可用“古代派”和“现代派”区分。“古代派”更倾向于作者一元论，“现代派”更倾向于作者多元论。乔治·斯坦纳的文章对“现代派”的观点做了一番梳理，有感于荷马研究“每隔十年都会出现新论”，各种各样的发现“充满了激情和狂热信念”，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后弗洛伊德时代，文学创作被看成是极其复杂的行为”，“19世纪编辑者看成是文字脱漏或穿插的地方，我们往往认为是诗性想象的迂回或特殊逻辑”，这与“古代派”的认识是有区别的。
实际上，古代语言学家对史诗的形成问题也早有争论。乔治·斯坦纳的文章没有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维柯，后者在其《新科学》一书中就谈到古代语言学家的争议，并做出了他自己的考证和结论。维柯认为，“创作《奥德赛》的荷马和创作《伊利亚特》的荷马并非同一个人”；“荷马的故乡在哪里是无人知道的”，“就连荷马的年代也是无从知道的”；“荷马也许只是人民中的一个人”，“荷马不曾用文字写下任何一篇诗”；“用荷马史诗来说书的人……他们都是些村俗汉，每人凭记忆保存了荷马史诗中的某一部分”。
正如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创造者》一书中所说，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大半散佚，而年代更为久远的荷马史诗却独独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早期，荷马史诗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久远的历史记忆穿越四百年时空，这只能是凭借集体口述的方式才能做到。其次，被称为线性文字B的迈锡尼古语，于公元前13世纪从希腊本土消失，五百年后（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在本国语言的拼写中采用腓尼基字母，才重新有了书写文字，史诗正是在这一段没有书面文字的时期形成的，因此必然是一种口述创作。从以上两点看，史诗“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游吟诗人集体记忆的产物”，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只是游吟诗人的集体记忆如何铸成结构缜密、品质卓越的经典，这一层关系似仍有待于破解。
20世纪荷马研究最可观的两大发现，都是由业余爱好者做出的。一是擅长密码学的英国建筑师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他破解了神秘的线性文字B，让史前迁徙者带到希腊的语言变得依稀可辨。二是美国青年学者米尔曼·佩里（Milman Parry），此人深入南斯拉夫山区，亲耳聆听游吟诗人的吟诵，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研究成果。通常的看法是，这两个人在20世纪前期所做的探索，与过去两千年的荷马研究相比，带来了更多发现，可惜他们都英年早逝，未能在相关领域搭建起更坚固的桥梁。所谓的线性文字A也要留待另一个迈克尔·文特里斯去破解了。不管怎么说，谈到史诗口述传统的问题，人们倒是比从前更有信心，而这一点要归功于米尔曼·佩里的发现。
相关文献介绍说，南斯拉夫不识字的牧羊人坐在录音机前即兴吟诵英雄史诗，这些史诗多取材于传统史诗主题，诸如宙斯的许诺、阿喀琉斯的愤怒、赫克托耳尸体赎回、海伦被帕里斯拐走等；他们反复使用这类情节，并通过听众喜闻乐见的诗歌习语加以联结，诸如“黎明玫瑰色的手指”“有猫头鹰般眼睛的雅典娜”“攻城拔寨的阿喀琉斯”等，这些是从传统节目单上就熟悉的。米尔曼·佩里发现，南斯拉夫牧羊人不就是在做荷马做过的事吗？《伊利亚特》头二十五行诗中有二十五个这种长短不一的习语套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足有三分之一篇幅是由反复出现的诗行构成。现代读者看作是文学俗套，而它们是口述史诗的黏合剂。这些符合荷马诗韵的固定词句，给游吟诗人选唱下一段情节以喘息之机。佩里还发现，那些人每一次吟诵都有新的即兴创作，也许是受到天神启示，也许只是为了迎合听众，总之他们并未固守脚本，而是进行自由发挥，让史诗主题在固守程式和即兴创作的过程中得以维系。佩里和维柯的说法较为一致，所谓荷马只是众多游吟诗人中的一员，幸运之处在于，“某位精通新的写作艺术之人在纸草上机智地写下了这个杰出的游吟诗人演绎的几个传统主题”。究竟谁是荷马或许已经不太重要，事实上也无从考证。借助南斯拉夫边远地区的文化遗存，史诗的创作机制似乎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逼近我们的观察。
毫无疑问，伊斯梅尔·卡达莱这部小说，讲述两个门外汉异想天开寻找荷马史诗的故事，其灵感是源于米尔曼·佩里的事迹。小说贯穿的情节线大体是按照这段逸事编织的。身为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目光显然被那个饶有意趣的现象所吸引，“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延伸至南斯拉夫西南部黑山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仍在产生类似荷马史诗的诗歌素材，熔铸史诗的最后遗存”，这是多么吸引人的“寻根派”题材。他的小说《梦幻宫殿》（1981），也写到阿尔巴尼亚的家族史诗，“像月亮的背面那样神秘、陌生”，标示着“厄运”和“死者的影子”。古典学学者、民俗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煞费苦心的探索，在小说家笔下被赋予某种“诗性想象的迂回或特殊逻辑”，这是卡达莱的创作给荷马研究注入的一点趣味。《H档案》对荷马创作机制的观察，不可能超越米尔曼·佩里的研究。它让我们体验到的是艺术的想象及陌生化效应，不乏奇情异彩，确也显示“后弗洛伊德时代”的一种书写方式。将古典神话置于现代语境，在坚固的学术壁垒上撬开一道缝隙，欲以窥见“盲诗人”再现的一缕阴魂，这正是小说家的权利。
《H档案》不长的篇幅嵌入多层主题，显得迂曲而敏感。除了寻找荷马史诗这个主题，还有作家关注的巴尔干半岛政治和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等主题。这些主题的紧密编织，反映其创作根植的土壤和深层次背景。
伊斯梅尔·卡达莱于1936年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山城吉诺卡斯特，就读于地拉那大学，曾在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进修。《梦幻宫殿》的译者介绍说：“他的《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和《山鹰高高飞翔》等长诗曾获得过恩维尔·霍查的赞扬。可见，他曾是一位多么风光的‘党和人民的诗人’。”
他的历程和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诺曼·马内阿等人较为相似，曾以诗人的激情拥抱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世界观和审美意识的转型，陷入“萨米亚特”（非正统意识形态出版物）式的写作，进入孤独的流亡状态。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恩维尔·霍查掌权下的阿尔巴尼亚度过。为获得创作自由，他于1990年移居法国。他用法语创作的小说《金字塔》（1992），以公元前2600年的埃及为背景，讽刺了霍查对雕像的迷恋。这位作家的题材相当开阔，诸如苏丹奥斯曼帝国（《梦幻宫殿》）、索古一世的阿尔巴尼亚君主国（《H档案》）、法老时代的埃及王国（《金字塔》）等，足见其想象力之活跃。而他处理题材的方式，则显示对极权的持续关注和兴趣。早年诗歌描绘的那只“山鹰”似乎并未离开故土，而是在那儿飞翔盘旋，啄食记忆的腐尸。
作为一名讽喻作家，他的创作根植于自身的经历和文化土壤，也显示一种观察的距离。对卡达莱这样的作家而言，流亡者与其故土之间的关系，仍取决于讽喻的视线与其对象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是必要的，出于对语言和美学范式的自觉，在流亡前就已形成，在流亡后也仍将保持。可以说，讽喻是一种距离的美学。它所制造的与其说是愤激的悲剧，毋宁说是谐谑的喜剧，或者说是某种类型的轻妙的悲喜剧。
《H档案》是一部讽喻小说，将类似于“寻根派”的主题和政治讽喻的主题联系起来，带有轻快的戏谑色彩。两个寻找荷马史诗的外国人，初来乍到就被当作间谍，受到严密监控。从职业密探、车站搬运工到宾馆经理，都要汇报监视情况。身为本地最高行政长官的总督还抱怨道：“那两个外国人为什么要选择N城这一带从事他们那些令人费解的名堂？”总督的这句话像喜剧台词，暴露了角色的荒谬。作为极权统治的代理人，总督与其属下一样，不过是颟顸自负的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除了执行上级指令，对事实真相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不禁要问，总督对其辖地上的山民歌手和文化遗存难道如此无知，从未听说过有关荷马史诗的传言？小说在这个方面的描写虽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官僚体系的某种本质：一群文化上的“村俗汉”，恐惧外部世界，习惯于把外来者当作是危险的间谍和颠覆分子。而总督夫人则是另一种“村俗”类型，抱怨外省封闭乏味，对来自文明世界的访客怀有想入非非的欲望。两位“民俗学家”的探险之旅，便是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中展开，出现了荒唐的误解和错位，使得荷马史诗这个主题染上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色彩。
这个叙事模式有着果戈理的外省喜剧的烙印：外来者闯入一个封闭的社会，引发一连串闹剧式的荒唐无稽的反应。《H档案》中的N城，犹如《死魂灵》中的NN城，一个微型的外省世界，连头面人物的晚宴和聚会也如出一辙。卡达莱对这个模式的提炼颇有心得，正如布尔加科夫、诺曼·马内阿等人的创作。他们从果戈理的“史诗”剥取喜剧的独特形制，在讽刺性的忧郁中培植幻觉和笑料，其美学上的关联也是基于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构性，在较长一个历史时期，这片土壤的政治文化给讽刺小说提供了素材和灵感。虽说巴尔干半岛不同于东欧，极权主义程度也不完全相同（按照南斯拉夫学者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的说法，阿尔巴尼亚的“极权主义专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苏联”），标志极权的社会特征及其文化禁锢的力量却非常相似。《H档案》的故事时间是1933年，属于“鸟国王”（索古一世）统治时期，读来也不觉得隔膜。好像历史并无明显区分，那些笑料和闹剧是在同一具腐尸上繁殖出来的。
《H档案》让人看到对果戈理模式的继承、改造及后现代式处理。讽刺无疑是辛辣的，线条相对粗一些。叙述多以蒙太奇式的剪辑完成，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监控，在文本中形成密探即叙事者的视角，写法较灵活。不过两个外国人和N城的关系毕竟是不紧密的，因此可以看到，外来者和封闭社会之间的喜剧式互动并未构成叙事的主线（其主导动机还是寻找荷马史诗），而当荷马史诗的主题逐渐占据首位时，喜剧性动机减弱，故事场景转移到了野牛客栈，原有的框架似乎出现松弛。作者的解决办法是在叙述中又揳入一个主题，即“史诗的双语或双生现象”，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矛盾导入。应该说，这个派生的主题并未造成游离，实质是加强了戏剧性冲突。隐修士弗罗克带人袭击客栈，所有的设备都被捣毁（尤其是那台录音机），这是故事高潮，寻找荷马史诗的主线就在这儿打了个结。讽喻性喜剧变成了一出悲喜剧。
情节的构想是机智的。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能否消化那么多主题，或许另当别论。所谓“史诗的双语或双生现象”，不仅涉及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族群矛盾，而且还包含“伊利里亚的族源”或“阿尔巴尼亚人文起源”的命题，内涵较复杂。米尔曼·佩里的调查也许有缺漏，未能顾及“希腊—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叙事的原初构架”，小说作者对此加以补充，试图展示阿尔巴尼亚文化的存在及境遇，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插曲式的叙述略有些仓促，好像故事来不及展开就变成了一起事故，寻找荷马史诗的主线也迅疾隐没在迷雾中。两位“民俗学家”的工作究竟是毁于意外，还是受阻于冥冥之中“荷马的报复”，这就似乎有点说不清了。小说的叙述含有多个面相，不提供固定答案。
乔治·斯坦纳谈起米尔曼·佩里的“伟大发现”，持保留意见，甚至认为南斯拉夫牧羊人在录音机前吟诵的英雄史诗，对我们了解《伊利亚特》的创作性质几乎没有一点帮助。他说，将荷马史诗与“录制下来的最好的民间诗歌放在一起，差异一目了然”。但斯坦纳的文章未能提供例证和比较，展示两者的差距，这未免有些遗憾。读《H档案》，那些高地民间诗歌让人感兴趣，例如，关于艾库娜背叛的歌谣和掌旗官佐克的史诗，尤其是四个版本的艾库娜，其中一个版本讲到她的丈夫，那位“遭背叛的慕杰，被迫戴着镣铐，用牙齿叼着松枝火把，照亮爱人欢愉之床”……
我们似有较长一段时间不曾了解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创作了。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几部小说被译介过来，填补了一点空白。不读《H档案》，我们多半也不了解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的史诗遗存。是否有助于诠释荷马的创作机制，倒也未必需要马上得出结论。当那些山民歌手做出majekrah（翼尖）这个动作，在高脚油灯的光影里，奏响拉胡塔（lahuta）琴声时，那“乐器纯净的声音似乎要把听者引入一种包罗万象的梦境”，对此隐隐感到激动的，何止书中的两位“民俗学家”。
无可否认，口述史诗首先是一种听觉的艺术，这是解开荷马之谜的一把钥匙。我们看到，所谓“荷马的报复”是要惩罚那些企图破解他秘密的人，而那位即将失明的“民俗学家”，在启程离开阿尔巴尼亚时，令人惊异地和民间史诗的韵律融为一体，像是注定要进入荷马的长夜。到了这一层，故事的底蕴、幽默和悲感，似是混合在一起了。
高地民间史诗，至少有些句子和荷马的句子是难以区分的。不知乔治·斯坦纳以为然否？例如，总督夫人随口背诵的那一句：
黎明之光从她斜倚的卧榻上升起。
2014年4月27日，杭州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