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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译文写序言，是出版社的规矩，也是我自己作为译者要做的一项分内工作。
《金字塔》也不能例外。
《金字塔》是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写的小说，而卡达莱的另一部小说《错宴》，我早几年就翻译了，也为之写过一篇译本序言。那篇序言的第一部分就是卡达莱的生平，在此不妨原文转录，作为本序言的第一部分。
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Kadaré，1936—）的名字，我是早早就听闻了的。在阿尔巴尼亚还被中国人称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那个时代，我的印象中，他就是“山鹰之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得到过他们的领袖人物恩维尔·霍查的赞扬。后来，中国“文革”结束，开始改革开放，中阿关系不再是“兄弟般”的友谊，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不那么关注阿尔巴尼亚文学了。很自然地，文学家和爱好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意识流、存在主义、新小说、荒诞戏剧、黑色幽默、拉美文学爆炸等西方现当代的主流文学上，卡达莱的名字则渐渐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
直到新世纪，我们方才得知，这位大名鼎鼎的伊斯梅尔·卡达莱，目前已经居住在西方，准确地说长住在法国，而他的作品则早就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卡达莱的文学生涯，几乎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他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靠近希腊边界的小山城吉罗卡斯特，童年时代经历了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占领。二战结束后，他先在地拉那大学历史系读书，后赴莫斯科留学，在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深造，同时掌握了俄文和法文。60年代苏阿关系破裂，卡达莱回国，在多家报刊当编辑，并写作诗歌。
卡达莱以他的长诗《群山为何沉思》（1963）、《山鹰高高飞翔》（1966）和《六十年代》（1969）而成为当时国内诗坛的大名人。70年代后转入写小说，同时也写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戏剧剧本。著作有《亡军的将领》（1967）、《婚礼》（1968）、《雨鼓》（1970）、《石头城纪事》（1971）、《伟大孤寂的冬天》（1973）、《南方之城》（1968）、《三孔桥》（1978）、《破碎的四月》（1978）、《梦幻宫殿》（1981）、《谁带回了多伦蒂诺》（1986）、《H档案》（1989）、《音乐会》（1989）等。
1990年10月，阿尔巴尼亚政局激烈动荡之际，卡达莱获得法国政府的政治庇护，移居巴黎，并很快开始用法语写作。2005年，卡达莱获得了首届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
卡达莱后来的作品，我都是从法国的Fayard出版社的目录上了解到的。它们有《金字塔》（1992）、《长城》（1993）、《影子》（1994）、《都城十一月》（1998）、《四月冷花》（2000）、《候鸟之飞》（2001）、《鲁尔·玛兹雷克的生活、游戏与死亡》（2002）、《阿伽门农的女儿》（2003）、《事故》（2008）、《错宴》（2009）等。他的《文集》从1993年起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到了第13卷。
作为中国读者的我，已经接连读到了《亡军的将领》《破碎的四月》和《梦幻宫殿》的中译本。我为他的写作所震惊。一个阿尔巴尼亚作家，能那么自然地赢得世界各地的读者，自有他的特色所在。而在我看来，正是对专制社会的讽刺和批判，对祖国文化的有意识继承和发扬，对各种文学手法的大胆尝试和实践，造就了卡达莱这样的一个文学伟人。
《金字塔》写于1992年，晚于已有中译本的《亡军的将领》《石头城纪事》《破碎的四月》《梦幻宫殿》《谁带回了多伦蒂诺》这几部，却又早于《错宴》。
从小说故事的时代背景来说，《金字塔》有些例外，不是当代的阿尔巴尼亚，而是古代的埃及，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卡达莱作品中最遥远的，最富有想象力和隐喻性的。
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古埃及王国新登基的法老胡夫在位刚数月，即诏令天下，他不想像他的祖辈法老那样给自己建造一座金字塔，他想放弃修建金字塔的计划。大臣们听闻之后大惊失色，面面相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大灾难了。但实际上，胡夫的话只是一种探测，想看看大臣们对他绝对权威的忠诚程度，说到底，胡夫的金字塔一定要建造，而且要建造成祖辈法老们的金字塔中最高大的一座，最宏伟壮观的一座。
与卡达莱的其他小说作品相似，《金字塔》通过一个历史故事，对专制社会的黑暗面貌作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而且矛头指向统治集团的最高领袖——“不死”的法老。无论是讽刺，还是批判，是描绘，还是阐释，种种的符号意指，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任何重彩浓墨都描绘不尽的对象金字塔身上。
小说中，金字塔的精神含义远远大于它的物质含义。对于古埃及的最高统治者法老，它是权力的象征；而对于被统治者，用作者卡达莱在小说中的说法，金字塔则是“神智的模糊，精神的紧缩，意志的软化，能量的消耗，概念的单调”。它越是高大雄伟，臣子在它阴影下就越是显得卑贱渺小；而臣子越显得卑贱渺小，法老就越能通过金字塔的巍然屹立而挺立在自身永恒的崇高中。一句话，“金字塔就是支撑权力的支柱。假如连它都动摇了，那么一切也就坍塌了”。
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象征，这金字塔就被要求按照最完美的设计要求和最高规格的实施标准来建造，不得有误，否则，违者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整个国家都卷入了这巨石的齿轮系统中：所有的青壮年都要去服劳役，一个个家庭就此宣告破裂，妻子别丈夫，儿子别母亲，女人们真不知道该如何活了。
金字塔的设计和建造，是一个整体工程，各个部分要求互相配合，衔接得严丝合缝，有条不紊，最终建成一个世间唯一的金字塔。用料的严苛要求，决定了石头的来源地，岩石来源决定了采石场的地址，采石场地点决定了全国道路变成了一个运输系统，全国的道路系统为巨石的运输配套，就要重新整修，等等。埃及国的人——金字塔建造者的同名词——这样告诉我们：“每一座金字塔都有自己的道路，其中有一些取决于那些旧采石场以及人们不得不打开的那些新采石场的状态；取决于一些花岗岩的状态，阿斯旺的还是哈努伯的；取决于是为内部衬披还是为顶层即小方尖塔选取大理石或玄武岩；至于人们决定用什么材料来雕刻棺椁，同样也需作选择：硬石、红花岗岩，或是玄武岩。”选定石材是如此，工程的其他环节也是如此。
金字塔之国埃及人的命运，早早地就由这金字塔的理念模式，由这不可抗拒的岩石体系和建筑制度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其实早在二十年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就在当年十一月的那一天，总建筑师赫米乌努在一张纸莎草纸上描下金字塔最初草图的那一刻。就如它的高度，它的朝向，它的坡度，它的轴心，万千块石头的巨大压力的分布，等等，在那么多的其他数字和模式之间，确确实实也描画下了一个小小的符号，它并没有吸引太多的目光，一个字母M，比如说，它的意思就是死亡，并意味着他们自己的死亡。若是没有这一死亡，那么毫无疑问，直至时光终结都无法钻透的封闭的系统，如同它曾规划的那样——就不可能是完美的。这就意味着，它早已刻写在金字塔那神圣的模式之中了。”
例如，那些知道金字塔建筑结构秘密的工匠，有的在工程完工时就被处死，有的则被“缓处死刑”，被送上遮盖有篷布的大车，运往一个陌生的目的地。等到若干年后，胡夫葬礼的那一天，他们会被押送再次进入金字塔的内部，安放棺椁，关闭一个个内外墓室的暗门，然后从秘道中慢慢出来，他们知道，他们一从顶端附近的某个井口露出脑袋之后，就会马上死于非命。然而，那个地方的顶尖是那么的高耸入云，“聚集在金字塔脚下参加葬礼的人甚至都无法看清楚那里的任何情况，更不用说会看到血流玷污一个高坡的顶端了”。命运就是如此安排的，计划周密至极，谁都逃脱不了那个“魔掌”。这就如同卡达莱的另一部小说《错宴》，那个宴会的请柬一旦被发送给谁，落到谁的手里，谁就难逃悲剧命运。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对比卡达莱笔下的《金字塔》《错宴》与古希腊的那些悲剧，与卡夫卡的那些小说，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在荒诞的世界中都是如出一辙的。
《梦幻宫殿》中，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是通过梦来控制整个国家的；而《金字塔》中，古埃及的法老则是通过金字塔这一人类创造的奇迹。通过控制梦来控制人的精神，通过建造金字塔来控制全国人的行为和思想，也就保证了最高权力的稳固。
在建造金字塔的过程中，专制制度也在用种种顽石一般的谬论固化人们的思想，例如，反向地计数台阶的序数。小说中写道：“有一天，总建筑师的命令断然下达：尽管金字塔的最后一层还没有确切的形状，序数号的排列必须从最高层开始，任何其他方式的计数都将被视为一种蓄意谋反的标志。”最高机关特地强调说，“金字塔越来越高地被拉向天空，以至于对其大踏步迈向天际的步调的强调成了一种专制的苛求”。人们明明知道其中的荒谬，却只能暗地里说说，根本不敢对抗，例如，一个老砌石工师傅汉库当场就提出疑问：“这就仿佛是在说，我们在头朝地脚朝天地干活。”但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只能屈从于这一恣意妄为的决定。因为他和工友们都看得很清楚，实际上，这已经不知道是官方第几次在那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屁股说得比脑袋要高了”。
小说中，金字塔还未建造之时，面对着已经听到并即将建造的金字塔，人们确实在怀疑，甚至这一怀疑都符号化地成了一个季节的代名词：“到了秋末时节，人们在瞭望天空的时候，不会说‘瞧，现在冬季来到了’，而是会证实‘是怀疑来到了’，或者‘怀疑怎么会来得如此早呢？’而上学的孩子们在老师的严格管教下，会这样结结巴巴地背诵道：‘一年有四季，春季、夏季、秋季和怀疑季。’诸如此类。”但金字塔所代表和体现的那个力量太大了，它压垮了人们的怀疑，或者不如说，金字塔体系的自由协调能力，能把怀疑化解掉。但怀疑归怀疑，谁都不敢公开说话，或者，说虽可以说，但最好不要让它流传出去，让小人听去，让告密者听去。久而久之，全国“沉浸在了一种寂静中，万众噤若寒蝉”，国人在公开场面自觉不自觉地“莫谈国事”。沉默达到了一种如此的程度，甚至连语言学家都在担心，生怕事态照此发展下去，“埃及语言的一半将会在三年之内消失，而到十年之后，它将减缩为三百个词，甚至连狗都能学会这种语言”。
《金字塔》显然是在借古讽今。
小说中，埃及象征了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专制社会。围绕着金字塔的建造与否、如何建造等问题，埃及国内各级政府机构的雷厉风行，国外一家家使馆官邸的不同反应，完全是对当代世界各国内政外交行为的明显讽刺。假如，卡达莱写的不是金字塔，而是秦始皇下令建造的万里长城，或者规模极其浩大的帝陵，假如，他写的不是古埃及，而是建造柏林墙，那么，小说情节故事的虚构可以完全不同，但其意指对象却是大致同类的：人类社会的专制制度。
我们读到第十四章“衰老。假象”的末尾，看到金字塔渐渐风化时，或许会认为叙事进程已然结束，却不料作者笔锋一转，从第十五章“骷髅堆”开始，把读者带到了另一个时空维度——空间上：地球上的另一个国度，亚细亚的腹地，伊斯帕罕附近的辽阔大草原；时间上：比古埃及的胡夫法老时期晚了三千多年的蒙古人帖木儿的帝国。暴君帖木儿依照胡夫的榜样，同样也竖立起了一座金字塔。尽管这座金字塔是由战俘和被砍下来的死敌脑袋垒起来的骷髅堆，却很像是石头金字塔的一座姐妹塔。
骷髅金字塔无疑会是短命的，用不了多长时间，“铅灌的凡人脑袋已经部分开裂，下层台阶上那些头颅的毛发全被野兽们揪得干干净净”，这个被垒成金字塔形状的骷髅堆大概能维持四五年的挺立状态，但不会更长久了。
读者读到这里，恐怕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随着时代的前进，种种的专制制度尽管不断地出现，但它们的寿命在渐渐地变短，它们的基础在渐渐变弱，从岩石金字塔到骷髅金字塔，似乎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反正，当我翻译到这一章时，我的头脑中出现的形象，是一种多米诺骨牌的连续倒下，我记忆中浮现出的成语是“危若累卵”。我不知道，作者卡达莱是不是在预示：后代的暴君们，想学古埃及的法老的统治，以雄伟庞大的金字塔体现永远稳固的基业，永葆锦绣的江山，只能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这一部《金字塔》似乎是卡达莱作品中最具全球背景的，也即最无民族色彩的作品。它选取了时间上的古代，空间上的东方，也就是选择了普适性。如此，作品中的阿尔巴尼亚色彩也就被降低到了最小。反正我作为译者就是这样认为的，不知当否？
与卡达莱，我是有缘的。
之前，我翻译了他的小说《错宴》，收入在高兴先生主编的“蓝色东欧”丛书第一辑中，由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在2012年初出版。
再之前，我还为高兴先生翻译的《梦幻城堡》写过一篇书评文章《梦幻宫殿——梦幻城堡？》，发在《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上。
正巧，2010年去法国访问时，我认识了法国小说家艾里克·法伊（EricFaye），得知他向来很关注伊斯梅尔·卡达莱，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与卡达莱的对话集，后来又在法国出版卡达莱的翻译作品时做了很多工作，特地为出版的卡达莱《文集》写前言。需要说明的是，他不是为整个文集写一篇前言，而是为每一卷分别写一篇前言。
我在与艾里克·法伊的两次见面都谈论到了卡达莱。我们之间在巴黎的谈话，尤其是艾里克·法伊有关卡达莱的解释，对我翻译卡达莱的作品无疑有不少的帮助。与艾里克·法伊的交往，让我对卡达莱的作品备感亲切。后来，法伊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的女儿翻译了他的好几篇短篇小说，我也翻译了他的小说《长崎》（获得过2010年法兰西学院的小说大奖）。而他2014年来北京时，我们还见面叙了旧。
这次翻译《金字塔》，从2013年3月起开译，7月底译完初稿，至当年11月，完成了三遍校改。
近日，出版社嘱我为译本写个序言。我明白，确实应该写些东西，但翻译小说的过程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不少鲜明的文字印象已然褪去。本当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写序言，但如今已经思绪飘散，概念淡忘。这就好比我当时还在上班，编辑杂志，主持研究项目，而今已经属于退休老人，今非昔比了。
为写序言，我在美丽的厦门海滨（我退休后应聘在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书），利用空闲时间又读了一遍拙译，梳理了一通小说的情节和主题，方才动笔写作，并利用“五一”小长假的时间，在北京最终修改完成稿子。但愿这些综述性、概括性和分析性的文字没有太多的误读和误导。但愿书前的这几页对愿意读一读序言的汉语读者能有一点点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小说《金字塔》的原文为阿尔巴尼亚语，而我是通过Jusuf Vrioni的法译本（法国Fayard出版社1992年版）转译的。有经验的读者都知道，多经过了一道转译的作品，在文字上、风格上都会离原作走脱更多一些。我在当年翻译卡达莱的《错宴》时就领教过了。这次也一样，明明知道依据的版本有些“异味”，但根本无从寻找“真身”的模样，只能依葫芦画瓢地译来。不知该是什么样，但依稀就是这样了，还请读者诸君海涵。
是为序。
2015年4月28日草于厦门大学
2015年5月3日定稿于北京蒲黄榆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