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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早年教育多赖母亲严教，民间流传的孟母“三迁”、“断机”、“买东家豚肉”、“不敢去妻”等故事，都说明孟母对孟子教育之严。毫无疑问，孟子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孟母功不可没，张
《孟母墓碑》称“世之人知以教子责之父师，不察母教之犹近也”；认为孟子“达于大圣大贤之域，繄母训是赖”
。但是作为一位人生范围辗转于家庭的女性，在战国百家争鸣、异说纷呈的文化环境下，选择哪家学说，这种学说的精髓与实质何在，要解答这一问题，孟母实无能为力，只有孟子师从的老师才能胜任。
历史上关于孟子师承有很大争议，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此说以司马迁为代表，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明确说：“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
第二种说法，孟子受业于子思。此说以刘向、班固、赵岐等为代表。刘向《列女传》说：孟子“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介绍《孟子》一书说：“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
赵岐《孟子题辞》说：“（孟轲）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他们肯定孟子的老师就是子思。这一说法，在中国古代学人中影响深远。如唐代韩愈即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
宋代程颐说：“颜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
第三种说法，孟子学于子思之子子上说。此说见于《孟子外书·性善辨》：
曼邱不择问于孟子曰：“夫子焉学？”孟子曰：“鲁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学于孔子，子思学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孙，伯鱼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
以上三种说法，第三种“孟子学于子上”说，由于出自《孟子外书》，而赵岐早已指出此书是伪书，所以学界无人相信。学界主要的争议在于第一说与第二说孰是孰非，也就是孟子的老师到底是子思，还是子思的门人？清代以前，孟子师从子思说是学界主流观点；清代以后，学界基本放弃了这一观点，而认为孟子师从子思门人更为可信。
孟子师从子思一说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孟子不可能拜子思为师，子思、孟子“时不相值”，子思去世时，孟子尚未出生。这一点，清代学者有详实论证，已为定谳。
如梁玉绳据司马迁所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再加考证说：
然考伯鱼先夫子殁五载，子思当不甚幼。子思八十二（非六十二）卒，姑以夫子殁时年十岁计之，则卒于威烈王十八年。而赧王元年齐伐燕，孟子犹及见之，其去子思之卒九十五年，孟子寿百余岁方与子思相接，恐孟子未必如是长年，则安得登子思之门而亲为授受哉！且孟子自云私淑诸人，更是确证，《史》似得其实。
梁氏认为子思、孟子因为年岁不相及，不可能亲见子思，拜其为师，所以司马迁所说“受业子思门人”说应该比较可信。
周广业《孟子四考·孟子出处时地考》引詹氏《小辨子思孟子考》：
伯鱼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子思为丧主，知其时年已长矣。《孟子》书论及张仪、公孙衍，当是赧王五年辛亥以后事。自辛亥逆推至敬王壬戌，孔子卒百七十年，去伯鱼卒百七十四年，以百八九十年间所生人物，而谓其共处函丈，何寿考至是？或谓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变于卫，而孟子，魏惠王时已称叟，计其生，近安王即位时，谓孟子亲受业，奚不可？曰：安王甲辰，去伯鱼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二年，可云子思尚存哉？孟子之少也，其母三迁而后知学，复为之断机；其娶也，见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时吾不知其年，固知未从子思学也。过此，又可云子思尚存哉？且鲁缪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而孟子书亟称缪公尊礼子思，时子思年已九十耄矣。其居卫，有齐寇，必少壮从仕时事；言苟变于卫，亦必在悼敬昭公时。
周广业从时间推断子思、孟子生卒不相值，因而不可能成为亲相授受的师徒；又依据孟母三迁、断机教子、孟子休妻等事件，推断孟子未从子思学习，他的结论是：孟子“学于子思，其实非也”。
清人崔述《崔东壁遗书·孟子事实录卷上》也有相近的观点，他说：
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鱼之卒在颜渊前，则孔子卒时，子思当不下十岁。而孟子去齐后，居邹，之宋，之薛，之滕，为文公定井田，复游于鲁而后归老，则孟子在齐时亦不过六十岁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余年，孟子何由受业于子思乎！孟子云：“余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若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则当明言其人，以见其传之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无受业于子思之事，《史记》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学深远，恐不仅得之于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
崔述同样是依据子思生卒、孟子生年来推断。他以孟子游历诸侯的时间逆推孟子生年，指出即使子思年寿高至八十，距孟子出生也还有三十余年，所以孟子不可能师从子思。他认为孟子自述师承之言不应忽视，孟子自己曾说：“余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所谓“私淑诸人”，即私下向人学习，孟子其实学无常师。
从生卒来看，子思、孟子确实时不相值，思孟不相及，所以孟子不可能拜子思为师。我们不妨在此将前人所论再作推演。据《史记》载，子思享年六十二。这里的关键就是子思卒年的确定。我们知道，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子思的父亲孔鲤比孔子早逝五年，由此推算，则子思的父亲之卒当在公元前483年，则子思应当生于公元前483年前后；假设子思是遗腹子，那么子思也应当在公元前482年出生。因为子思是六十二岁而死，所以由公元前482年或公元前481年往下推六十二年就是子思的卒年，这一年是公元前420年或公元前419年。而从前面孟子的生卒介绍可知，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85年。也就是说，孟子是在子思死后三十多年才出生，因此，孟子不可能拜子思为师。即便子思年寿八十，子思卒年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此据孟子出生之时依然相差近二十年，孟子还是无法拜子思为师。
孟子虽不能拜子思为师，但孟子为人与为学都与子思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却是毫无疑问的。孟子一生所愿，是学孔子；毕生所重，是辟异端而捍卫孔子之道。奈何孔子已故去一百多年，孟子无法亲炙圣人教诲，所幸孔子门人众多，号称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其中传其学者为数不少，孔子流风余韵，世间可见可闻。司马迁有言：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然而孔子门人资质各异，孔子又因材施教，随机应教，因而众门人对孔子学说的领悟和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孔子死后，又各守一说，各执一端，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导致儒家出现分化，韩非子有“儒分为八”之说：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庞朴认为：“韩非此言多有夸张，我们不必过于认真，真的以为孔子以后，儒学便八瓣开荷花了；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逻辑地说来，也不可能有那么多。”
虽然韩非子之言或许有夸大的成分，儒家在孔子之后分化不一定如此巨大，但分化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荀子就已以批判的口吻道出孔门弟子之不同：
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孔门后学分化，各自成派，在这些派别中，子思氏之儒赫然在其列，而且位列第二，仅在子张氏之儒之后，说明其子思氏之儒力量之大。孔门后学解说孔子学说各有所见，愿学孔子的孟子当何去何从？从孟子言行及思想构建可以明显看出，他主要选择了子思一系。
孟子行事多从子思，子思是孟子的精神偶像。孔门后学中的颜子、子夏、子游、子张、有若、曾子、子思等人，孟子都曾论及，但论说却以子思与曾子的频率为高。列表如下：
孔子后学见于《孟子》频次表（以频次为序）
就出现频次而言，显然孟子对曾子、子思远比对孔子其他弟子更感兴趣。从评论言辞来看，孟子对子夏、子游等人稍有微辞，如说“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而于曾子、子思，都是正面肯定性论述。在孔门后学中，曾子、子思二人对孟子确有至深影响，而子思对孟子精神品格的形成更非他人可比。孟子所引子思言行可以为证：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
以上三段言辞，都反映出子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刚风傲骨，子思在鲁缪公面前不是以臣自居，而是以师自居，而鲁缪公也确实对子思尊礼有加。孟子非常推崇子思在威权面前的傲然独立，服膺子思的君臣观以及处理君臣关系的方式，因而论及君臣关系，他认为君主对待有德望之臣，不能以一般的大臣视之，而应以之为师。作帝王之师，也是孟子处理自己与君王关系的原则，他从来没有把将自己降格为一般大臣，从不曾在君王面前俯首低眉，总是以君王之师的姿态出现，只要有机会，他都要对君王施以教诲。当有人质疑孟子在君王面前的耿介傲岸时，子思就是他反击对手的有力武器。显然孟子为帝王之师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师承子思而来，子思是孟子的精神导师。
心性论是孟子完善和发展孔子理论的新创见，也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主干。从理论渊源来看，孟子心性论与子思之说有血脉相传的关系。以前，学术界对《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存在争议，1993年郭店楚简出土以后，将楚简《缁衣》《五行》等与《中庸》进行比较后，学界认为，可以肯定《中庸》为子思所作。《中庸》的中心论题是“天命之谓性”。子思所说之性，涵摄天地万物之性，既指人性，亦指物性。所谓“天命之谓性”，即万物之性皆为天所命，万物之性都为天所予，肯定了性乃与生俱来。“天命”二字，昭示了人性、物性的不可抗拒性。循着这一思路，孟子进一步提出仁义礼智之“四端”也是天命，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他说：仁义礼智，“天之尊爵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天赋人性、人性在心，此说正是对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发挥。
孟子不仅在言行、思想上承袭子思，有时直接搬用子思原话。如子思说：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孟子·离娄上》有几乎完全一致的话语：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这两段话，除了有虚词“乎”与“于”、“不”与“弗”不同外，还其他几处不同。列表如下：
续表
省览此表，可以看出这两段非常相似的文字，《孟子》与《中庸》不同之处只在以下四端：
其一，同义词置换。《中庸》原文“在”，《孟子》置换为“居”。
其二，词语精减。《中庸》原文复音词“朋友”，《孟子》换为单音词“友”；《中庸》原文“反诸身”，《孟子》精减为“反身”。
其三，思想完善。《中庸》认为对父母要“顺乎亲”，所倡孝道偏狭粗陋，《孟子》改为“事亲”和“悦亲”，不仅符合孔孟孝道以“养志”为上的思想，也符合孔孟执守中道、反对极端的观念。
其四，文脉走向不同。表中第六处，《中庸》文脉在论“诚”之境界与“诚之”功夫，达“诚”即为圣人，“诚之”功夫为“择善固执”，朱熹说：“择善，学知以下之事。固执，利行以下之事也。”
《孟子》文脉在论“诚”之发用。
由此可见，《中庸》《孟子》这两段文字虽有不同，但都不是关键性的差异。而根据这四点不同，我们认为恰恰可以证明：《中庸》写作在先，《孟子》成书在后。因为比较这两段大同小异之文，《孟子》之文弥补了《中庸》原文的疏漏，更为完善；古籍有“由繁删简易，由简增繁难的通例”
，显然《孟子》此处文字是对《中庸》原文删繁为简、合并改造而成，因而更为精炼。
孟子不仅学子思之行事，承子思之说，而且直接搬用子思话语，显然孟子跨越时空，师承子思，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正因为如此，《荀子·非十二子》把子思与孟子合在一起批评，而且明确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孟子之说是对子思之说的唱和。
我们认为，判定一个人的师承渊源，不能拘泥亲相授受才为师，而应该承认，仰慕贤哲，自学其说，所学之人也是其师。分析孟子师承，应当跳出面授者为师的窠臼，否则当发现孟子与子思年不相及，不可能直接师从子思，只能勉为其难地相信司马迁所说孟子老师是子思门人。因为如果孟子以子思门人为师，既可以解释孟子思想与子思之说血脉相承的关系，也可以化解孟子与其师年不相及的问题。这就拘泥于亲入其门、亲炙其教，方能成才、方为门徒。这些说法不仅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有些人不能及门受教，自学亦可成才；还低估了孟子的学习选择能力。关于君子教学，孟子有一段名言：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熹注曰：
私，窃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门受业，但闻君子之道于人，而窃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诲之所及，若孔、孟之于陈亢、夷之是也。
“私淑诸人”，即私下向人学习。也就是说，君子教学，除了耳提面命、当面指点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以自己德业风操影响社会，使不能及门受教者受其影响而自学成才。私淑贤人，自学成才，这既是孟子对君子施教方法的总结，也是孟子自己的学习经验。孟子学问就是自学而成。孟子自述学源，有明确解释。他说：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孟子非常遗憾不能亲承孔子教诲，他的学问来自“私淑诸人”。“私淑”，非常清楚地说明孟子乃自学其说。虽不能亲见孔子，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孔子的流风余韵仍在世间流传。孔子之泽存于何处？在典策，也在时贤，所以他的学问来自“私淑诸人”。而“私淑诸人”，说明孟子所学者并非一人，而是众人。
孟子私淑众人，说明孟子学无常师。这一点，孟子拒收曹交为徒时也有提示。孟子拒绝曹交来学的原因，是因为曹交“挟贵而问”，曹交是曹国君主的弟弟，身份本就非庶民可比，可是他又搬出与邹君的交情向孟子炫耀，说：“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
所以孟子断然拒绝了曹交来学的请求，但又为曹交指了另一条路：
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孟子告诉曹交，回去自学，天下可学者皆可为师，如此，老师就不只有一位，而是很多。孟子为曹交指出的路，也是他自己的亲身经验，因为他的学问也是归求大道，“有余师”，私淑众人而来。所以，在师承问题上，孟子很诚实，虽然他愿学孔子，为圣人之徒是他一生的追求，但是他的学问确实来自“众人”、“余师”。正因为私淑众人，学源多途，所以孟子思想才呈现出与孔子学说的种种不同。
综合上述，依据前人及时贤的观点，我们认为，孟子师从子思，亲承教诲虽无可能，但不能把孟子之学与子思之学剥离；至于孟子师从子思之门人之说，虽然解决了子思与孟子时不相值的漏洞，但却把孟子学说来源狭隘化。依据孟子思想体系，以及孟子自述学源，考其师承，更为接近史实的是：孟子学宗孔子，直承子思，又学无常师。恰如周广业所说：
孔孟之师皆不传，《淮南子》有项托七岁之说，《吕氏春秋》称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要皆三人之师而已。孟子本传称受业子思之门人，本无定名，犹孔子之焉不学也。
而在孟子学无常师的众人之中，极有可能包括管子、墨子、杨朱等人的门人后学，因为孟子思想中确实有管子、墨子、杨朱等人思想痕迹，只不过孟子对他们的思想更多的是扬弃而非完全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