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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020年 ）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 （《〈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重印本序》，《钱锺书集》之《围城 人·兽·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吧。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 （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小序》中言：“余父子集部之学”可与钱大昕史学“后先照映”） ；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1984年秋，我应日本东京大学之邀，去该校授课。离国前曾去北京教育部办理手续，并向钱先生话别，谈了一个上午，主要内容一是日本学者的中国学研究，二是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钱先生对此书做过评注） 。他告诫我在外面不必过于谦抑。我到日本后，除授课外，主要精力放在去各大图书馆访书。原以为不会有多大收获，不料偶然见到两种中土久佚而仍存彼邦的我国古籍：一是《东坡先生年谱附眉阳三苏先生年谱》，二是《王荆文公诗李壁注》（ 朝鲜活字本 ）。我写信向他汇报，他习惯性地夸奖几句后，即写下一大篇关于不要迷信资料、死于句下的文字，是有关资料与研究辩证关系的极重要的精辟论述，也可以视作对他某种质疑的一次回应。他说：“学问有非资料详备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资料详备而已可立说悟理，以后资料加添不过弟所谓‘有如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 （《宋诗选注·序》） 者。”资料是研究学问的前提和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必迷信资料，片面贪多务得，成为资料的奴隶。他接着讲了两个亲历的故事：一是他论述《老子》中神秘主义基本模式，并不“求看”新出土之马王堆汉写本《德·道经》；二是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发出“我亦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之叹！没有博览群书、海量阅读的底气，这番惊骇现场的豪语就会变成狂言了。“虽戏语，颇有理，告供一笑。”在研究工作中理应详细地占有资料，但切忌买菜求益，唯多是求，这个“理”是严肃认真的。然而，信的末尾，他又笔锋一转，告我新本《谈艺录》即将问世，“偶检存稿”，发现“可增删处往往而有”，至少论但丁和梅尧臣两处应分别补充意大利人博亚尔多和苏东坡的相关材料。足见念兹在兹，资料是基础和前提这条根本法则是不容动摇的，重要的是实现对资料的自主占有和驾驭。
粗读钱先生的著作，总会感到引证繁复，不免目迷色眩，但细加覆按，他的排列和选择是有内在理路的。《宋诗选注》的注释精博富赡，乃他人不可及之处，却被称为“挖脚跟”，实在是种误读。他送给我该书1962年再版本，我曾与初版本加以对勘，光是诗例引证一项，至少有三种形式：一是按时代顺序排列，有些平列感；二是从比较中点评各个诗例的特点；三是引例后发表大段议论。尤其是撤换了大量例证，个中原因，实堪玩索。仅举开篇郑文宝《柳枝词》“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两句，他先说此诗很像唐韦庄的《古离别》，但比韦诗“新鲜深细得多了”，这是讲承前。接着讲启后：周邦彦《尉迟杯》词是整首改写郑诗，石孝友《玉楼春》把船变为马，王实甫《西厢记》把船变为车，陆娟《代父送人还新安》又把愁和恨变成“春色”。尤其令人寻味的，删去初版苏轼等六个诗例，那些诗例也是披沙拣金、辛苦搜集到的。这只能说明，资料在钱先生手中，是自由挪捏、依理驱遣的活材料，而不是死于材料之下，这才是对资料的正确态度。
钱先生说，获取资料是为了“立说悟理”，从资料到知识，再到思想和体系，应是研究工作的一般进程。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有个重要主张，凡是对人类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必有杰出思想甚或思想体系，因而他不仅收入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还收入众多旧时只能进入“畴人传”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杰出人物。他在丛书“总序”中作过深刻的说明。钱先生存世的文化遗产可谓洋洋大观，怎么成了“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的思想碎片的汇集？这是我的困惑和焦虑。我在悼念钱先生的《记忆的碎片》中写道：
（钱先生）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纷呈却散见各处，注重于具体文艺事实却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经过条理化和理论化的认真梳理和概括，才能加深体认和领悟，也才能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研读他的著述，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感受不是科学研究，我无力说个明白。
这段文字写于钱先生逝世后第三天，似乎给我自己定下了一个努力的目标。虽然也作过一些谋划，然而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大都未能完成，愧悚不已。也曾试图从《宋诗选注》的“四种读法”、由《容安馆札记》梳理钱先生的南宋诗歌发展观、“晚唐体”是把握南宋晚期诗歌风格的核心概念等个别角度展开讨论，都未能从全局上解决问题。
我想可以扩大思路，从多种角度去探讨所谓“体系”问题。这里提出一个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观点的交集问题，或可从中抽象出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陈先生长钱先生整整二十岁。吴宓先生在清华工字厅提出的“陈钱并称论”，其着重点在于极度推重钱氏，若推测当事人的内心反应，陈先生或许一笑了之，而在钱先生那里，则可能颇为微妙。后来学术界逐渐发现两人学术观点多有差异（ 主要是钱质疑陈 ），但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和礼貌，并未展开讨论。近年来讨论才热烈起来，形成了“陈钱异同论”这个极有学术价值的议题。本来，展开平心静气的学术争辩是正常的现象，大学生时代的钱锺书就富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与周作人关于新文学源流的争论，就是著名的事例。他还在暑期夜晚纳凉时与父亲钱基博先生论争陈澧《东塾读书记》与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的高下问题，父崇陈而子重朱，往复几个回合，最后以陈为经生之书、朱为烈士之作而勉强取得一致。（ 见钱基博《古籍举要序》 ）我在复旦大学讲授宋代文学，也戏向学生出个论文题目“当朱老遇到钱老”：朱东润先生推重梅尧臣和陆游，为他俩各贡献了三种著作，钱先生的《谈艺录》等著作却对梅、陆多有苛评，其间的区别大概也有志士和才子不同立场的投影吧。陈先生和钱先生最直接、最根本的不同学术取向，乃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区别。作为历史学家，陈先生观察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历史”，“诗”也是史料，于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成为他倡导并运用成熟的研究范式；钱先生却在“打通”的基础上，强调“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史蕴诗心”，甚至想写一部哲学家的文学史，由此形成他若干一以贯之的思想原则。
我这次编集本书时，全文收入钱先生给我的两篇审稿意见，一论韦庄，一论唐诗，却不约而同地向陈先生发出质疑，就包含上述内容。
我的《韦庄与他的〈秦妇吟〉》一稿，讨论对象是向迪琮先生所编的《韦庄集》。钱先生说，此书“始托‘诗史’之名，借以抬高韦庄”，“抬出与杜‘诗史’并称”，韦庄一生“崇奉”杜甫。这里“崇奉”“抬高”“诗史”三个关键词，其实都或明或暗地针对陈先生。钱先生明确写道：“忆陈寅恪先生《秦妇吟笺释》即以‘浣花名集’为韦崇奉杜之证……同一捕风捉影，文学批评中之‘考据’必须更科学，更有分析。”这是迄今所见钱先生第一次点名批评陈氏的文字，且系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审稿意见，应属半公开性质的。钱先生对陈氏“崎岖求解”（ 张载语，见朱熹《诗集传·诗传纲领》 ）的历史考据方法的非议是不假讳饰的。陈氏《韦庄秦妇吟校笺》（ 见《寒柳堂集》 ）中论定《秦妇吟》“为端己平生诸作之冠”，又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十字评赏之，可谓“抬高”之至。而钱先生在《容安馆札记》第789则却又详细指摘此诗艺术上缺失之处，如“支蔓失剪”“详略失当”，结尾“令人闷损”等 （参看本书第四辑第三篇《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 ，两者对照鲜明。至于“诗史”一语，钱先生从根本上加以摈斥。《管锥编》第四册第1390页云：
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辩者所敢附和也。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欹，或视文章如罪犯直认之招状，取供定案，或视文章为间谍密递之暗号，射覆索隐。一以其为实言身事，乃一己之本行集经；一以其为曲传时事，乃一代之皮里阳秋。楚齐均失，臧谷两亡，妄言而姑妄听可矣……苟作者自言无是而事或实有，自言有是而事或实无，尔乃吹索钩距，验诚辨诳……专门名家有安身立命于此者，然在谈艺论文，皆出位之思，馀力之行也……康德论致知，开宗明义曰：“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此言移施于造艺之赋境构象，亦无伤也。
诗是诗，史是史，两者虽可用以互证，却各有其本质属性，不容混一。于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区别，大畅其旨，具见钱先生着眼所在。在《宋诗选注·序》中，他又有一段论述：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陈先生是否有对“诗史”的直接论述，待考。但钱先生此处所言，仿佛都有其影子在。陈先生论《长恨歌》，于赐浴华清池那段绝妙好辞，指责时间不合，应在“冬季或春初寒冷之时节”，且“其旨在治疗疾病，除寒祛风”，而非“消夏逭暑”；于“六军”谓数字不合，考当时唐皇室军队实只有四军；于“峨眉山下少人行”句，又谓地理有误，唐明皇未行经该地，但此例尚“不足为乐天深病”，算是网开一面；而华清池之长生殿，乃“祀神之斋宫，神道清严，不可阑入儿女猥琐”，这就是白居易的“失言”了。 （均见《元白诗笺证稿》） 钱先生所谈的“吹索钩距，验诚辨诳”，“专门名家有安身立命于此”，用爱克司光透视人体美等语，不免令人联想到陈先生的身影。钱先生批判“诗史”概念，对他与陈先生在诗学观念上的根本分歧，作了深刻的阐述。
这是钱、陈观点交集的第一例。
我在《唐诗选·前言》中，从士族、庶族的社会身份分野，论述唐代进士科“以诗取士”，进而探讨唐代一般诗人的社会身份，以及唐诗繁荣原因，都深受陈先生论史的影响。以门阀士族和寒素家族的对立论史，是他史学的基石，近年出版的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 ，全书即以此为中心线索予以论述。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先生写道：“沈曾植先生之言曰：‘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寅恪案：乙盦先生近世通儒，宜有此卓识。”而牛、李两党，其社会身份即各为“庶族新兴阶级”和“门阀世族”，牛党所重“科举”即特指进士科，李党所重“门第”即世家大族。陈先生很少在著作中称引当世学者见解而自重，此处乃为特例；且推重为“卓识”，无疑也是对己说的自信和自许。对于这个陈先生自以为“卓识”的见解，钱先生却表示异议。他在审稿意见中写道：“……与郑覃事合观 （抬出《诗三百篇》来抵制文宗“诗博士”之举） ，便知仇视‘进士’不仅是世家子弟反对选举，还包含着自周、隋以来经学对词章的仇视，即‘儒林’对‘文苑’的仇视 （在宋如道学家之于诗文人，在清为考据家之于词章家，在现代欧美如科学家之于人文学家，所谓‘两种文化之争’） ，此点文中不必详说，但措辞须稍减少简单化，除非能证‘明经’派都是贵族世家。韩愈《答殷侍御书》可以一读。殷即殷侑，大经学家——足征‘进士’和‘经书’是两门学问，但‘进士’与‘明经’不一定是出［于］两个社会阶层 （殷当时已官为侍御） 。”在钱先生看来，认同或贬斥进士科之争，不是牛、李两党之争，也不是士族和庶族两个社会阶层之争，而是“两种文化之争”，这与陈先生颇异其趣。
陈先生的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引起过讨论。对于牛党出于庶族、李党出于士族，中外学者多从成员的个案调查结果来加以反驳，如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岑仲勉先生和日本京都大学的砺波护等。然而，陈先生的见解有其材料的坚实基础和理论上的自足性，不是简单方法就能完全驳倒。他首先说明，“牛李党派之分野在科举与门第”这是个“原则之大概”，但“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牛党可以变李，李党可以为牛，但不影响这个大判断。接着又分析三种复杂情况：一是牛李两党的对立，根本在于山东旧族 （华山以东的王、崔、卢、李、郑等士族） 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而李唐皇室原属关陇集团，与山东旧族颇有好感，但唐中叶后，其远支宗室地位下降，已大别于一般士族，处于中立地位。二是有的号为山东旧族者，门风废替，家学衰落，此类“破落户”已与新兴阶级同化，无所分别。三是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凡此种种，单用实证主义户籍调查式的考辨方法就无济于事了。
钱先生却从“两种文化斗争”的角度质疑，可谓另辟蹊径。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穿透力的大判断。论述未畅，留下许多未发之覆，可供后辈进一步探讨。钱先生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文学群体与社会身份相系联，比如对南宋“江湖派”，他就提出“江湖诗人之称，流行在《江湖诗集》之前，犹明末之职业山人” （见于给我的信） ，与江湖派起于陈起编印《江湖诗集》的旧说相左。他认为这是一个“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的社会群体，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诗派。 （参见本书第四辑第三篇《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 说唐代进士问题之争怀疑其存在士族、庶族的社会阶层背景，说江湖诗人却承认此乃一游走江湖的社会群体，在文学与阶层的关系上，一截断，一相联，均反映出钱先生论学的文学本位立场。
这是钱、陈观点交集的第二例。
1978年9月，钱先生在意大利参加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以“不点名而点名”方式公开对陈寅恪先生发出质疑。他说：
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
他接着举例说：
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79页）
话题是杨贵妃宫闱隐秘，批评却是严肃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是“四人帮”粉碎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派往国外的，由四位副院长 （包括钱先生） 组成，规格甚高。陈、钱两先生，两度同在清华，却无交往；仅有一次是后来陈先生主动将《元白诗笺证稿》寄赠于钱，而杨贵妃问题恰恰就在此书第一章论《长恨歌》中提出。这表明钱先生并不因私谊而放弃自己的学术理念，旗帜鲜明地向一种研究风气进行挑战。
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法是他运用纯熟、新见迭出、影响深远、广受好评的研究方法，《元白诗笺证稿》即是代表著作。钱先生的“打通”法也是他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的诗史互证也获得丰富而精彩的成果。然而，两位同擅“诗史互证”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及考证风格却大异其趣。钱先生的不满，简言之有二：一是“喧宾夺主”，文学是“主”，历史考据是“宾”，历史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他在批评中，处处突出以文学为本位的原则。他判定考据杨贵妃入宫事是“无谓的问题”，是严格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的，连举的两例（ 济慈喝稀饭，普希金抽烟 ），也是两个文学家的“话柄”。二是“深文周纳”，“以繁琐为精细”的考证风格。其实早在“文革”中成书的《管锥编》里，已表示对讨论杨贵妃入宫事的厌烦。该书第四册第1227页写道：“闲人忙事，亦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一《驳朱锡鬯〈书杨太真外传后〉》以来之争辩‘处子入宫’，烟动尘上，呶呶未已。”陶潜因有二子“不同生”诗句，引发争论陶潜私事 （有一妻一妾，或丧妻续娶，或为孪生） ，“推测纷纭”；“处子入宫”事与其相提并论，均为“无谓的问题”。此时尚未及陈先生，足见钱先生一贯的贬斥态度。
从陈先生立场来看，此事又当别论。首先，这不是一个伪问题。若放在历史领域中，可能别有意义。正如替陈先生辩护的学者指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宗明义即引朱熹之语：“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因而值得考辨，从中可以窥见“李唐皇室的家风”，就是说，在文学领域以外，这就不是“无谓的问题”。这个辩护自有理据。但也必须指出，陈先生本文中并无涉及此点。他认定的性质是“宫闱隐秘”，是一场“喜剧”。
其次，从学术史而论，陈先生说，这是“唐史中一重公案”。他细心地梳理正方 （主张“处子说”） 诸家，在杭世骏、章学诚、朱彝尊等人中，认为“朱氏之文为最有根据”，其他人不过沿承朱说，因而把朱彝尊作为驳难的主要对象。他的反驳，论证细密，剖析毫芒，长达七八页，足为“非处子说”定谳，“了却此一重考据公案”。
第三，陈先生明言，他辨明朱氏之误，“于白氏之文学无大关涉”，表明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在文学之外讨论此事。而且实际上与文学亦非毫无关系。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我们文学所的《唐诗选》在注释《长恨歌》“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句，有一长注：“开元二十三年，册封为寿王（ 玄宗的儿子李瑁 ）妃。二十八年玄宗使她为道士，住太真宫，改名太真。天宝四年册封为贵妃。”这不是陈先生那一大篇考据文章的提要吗？他的考辨成果已被钱先生也参与过的唐诗选本所吸取。再说，我们读李商隐的《龙池》《骊山有感》等诗，陈先生的成果也会产生文学性效果。“新台之恶”毕竟不符合我国传统悠久的道德标准，朱熹的“不以为异”的说法值得考虑，只是不像唐以后看得那么严重罢了。
这是钱、陈观点交集的第三例。
陈先生《论韩愈》一文（ 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对韩愈的推崇超迈宋儒，世所仅见。他把韩愈定位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即“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在这个前提下，他高度肯定古文运动：“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这里把“唐代古文运动”和“宋代新儒学新古文运动”，视作一脉相承的关系，语气决断，“不容置疑”。所谓“新儒学”，他又说：“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这些著名的观点，钱先生均提出异议。
钱先生首先指出韩愈虽标榜“文道合一，以道为主”，实际上他的“文”和“道”是“两橛”的，并不等同于“文”必然服从、附庸于“道”。在《中文笔记》第十册中，他举李汉《韩昌黎文集序》说，此文以“文者，贯道之器也”发端，但一路写来，只见李汉光推重韩愈之文而不及其道，所谓的“摧陷廓清”，也是指文：“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最后钱先生说：“皆分明主‘文’”，“可见昌黎为文学道，分为两橛”。韩愈在“儒学”上并未独立成家。这一观点，在《容安馆札记》中有更详尽的发挥。如第720则云：
《进学解》云：“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即《原道》之说也。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一《答王秀才书》言韩舍《原道》外，无“言圣人之道”者，举文人独遗汉之贾、董能得圣人。然自道其学为文章则云：“下逮《庄》《骚》，太史所录。”《送孟东野序》又云：“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词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合之《送王秀才序》云：“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足征昌黎以“文”与“道”分别为二事，斥庄之道而称庄之文，如《答李翊书》《送高闲上人序》即出《庄子》机调。
接着，钱先生又分析李汉《昌黎先生文集序》 （内容与《中文笔记》所记相似，不赘） ，最后总结道：
证之昌黎《答窦秀才书》“专于文学”、《上兵部李侍郎书》“性本好文学”、《与陈给事书》“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等语，乃知宋人以昌黎入道统，尊之而实诬之也……近人论韩，更如梦呓矣！
钱先生的有关论述还有很多 （参见本书《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 ，不赘述。
可以明显看出，钱先生的立论是从文学本位立场出发的。“古文运动”本来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概念，据目前检索到的资料，殆始见于胡适在1927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的《国语文学史》，是书次年改名为《白话文学史》，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风行全国，后出的各类文学史多沿其说，遂成重要研究论题。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古旗帜而推行的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还是如陈先生所言，是新儒学新古文的文化运动，这是根本认识上的歧异。
陈先生的《论韩愈》发表于1954年《历史研究》，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问世的少数重要史论之一，论文高屋建瓴，议论纵横，大气包举，透露出学术自信与自负。仅如“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提法，就与通常所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同，似有深意存焉。高深学问常常易于被人误解，我们后辈实不宜对陈、钱二位宗师说些不知深浅之语。事实上，目前不少学者研究唐宋古文运动，还在沿承陈先生的路数，强调其思想史方面的性质。问题应是开放性而非终结性的。
这是钱、陈观点交集的第四例。
钱、陈观点交集中，也有相反相成，或可互补互融的一面。兹举对杜甫“欲往城南望城北”句的不同解释为例。
陈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论《卖炭翁》“回车叱牛牵向北”句时，从长安城市建置特点，即“市在南而宫在北”出发，认为杜甫此句“望城北”亦指望皇宫，意谓诗人“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
文学研究所《唐诗选》杜甫部分是我注释的，当年曾把此句作为“难点”提出集体讨论。我总结讨论意见，最后写道：“‘望城北’有三种说法：一说‘肃宗行宫灵武在长安之北……望着城北，表示对唐军盼望之切’；一说‘唐代皇宫在城北，回望城北，表示对故国的眷念’；一说‘望即向，望城北即向城北之意’。”结论是：“后一说较妥。当时作者百感交集，忧愤如焚，一时间懵懵懂懂地走反了方向，于情理或更切合。”第二说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意见，第一说解为盼望在灵武的肃宗与唐军，实际上与陈氏同一思路，把诗意引向对“故园”“唐军”的期盼，突出杜甫“每饭不忘君”的意义。第三说只从“情理上”揣摩诗人其时之心理状态，或许与诗意更贴切些。这主要是吸取钱先生在讨论会上的意见。后来他在《管锥编》第三册第988页中却有更深入的发挥。他说：“杜疾走街巷，身亲足践，事境危迫，衷曲惶乱。”并引五条书证：张衡《西京赋》所谓“丧精亡魂，失归忘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王安石集杜句；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言皇惑不记孰为南北也”；《敦煌掇琐》之《女人百岁篇》“出门唤北却来东”；李复《兵馈行》“一身去住两茫然，欲向南归却望北”，“即本杜句”。并拈出“向”以与“望”为互文，“望”可作“向”解。
一位是着眼于安史之乱、国破家亡、皇权失坠的记忆，“每饭不忘君”的杜甫思想定位等历史因子；一位是超越于特定的历史时空，而聚焦于文学是人学，对一般人情、人性的熨帖，注重于诗性的因子。两说各有所长，但仍体现出不同的学术趋向。
我们注释《唐诗选》时，遇到存在异说而需下断语时，常用“某说是”“某说较胜”“两说并存”三种形式。我在注释杜甫此句时的按语是第三说“于情理或更切合”，来表示倾向于钱先生之说，但也承认陈先生说“可备一说”。白居易“回车叱牛牵向北”之“北”，指涉是确定的，确指皇宫，因该篇主旨乃“苦宫市也”；但杜诗此句的“北”，没有足够的证据径断为皇宫方位。然而反过来说，也同样无充足证据断其为非。综合两说，可以扩大对诗歌的理解空间，所谓“诗无达诂”有其正当性。
这是钱、陈观点交集的第五例。
以上五例，观点歧异，泾渭分明，都有钱先生的文字为依据 （我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谈之语） ，表明陈、钱两位论学旨趣的差别。钱先生也是主张“打通”的，他说过：“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 （《谈艺录》第352页） 所说五例，论韦庄、论杨贵妃入宫、论杜诗三例属于“诗史互证”，论韩愈、论门第排斥进士科，则各与哲学、社会学有关，借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概括其旨趣和方法，就是他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
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序言末尾照例要表达感谢之意。除了前面所说的三位朋友外，还得提到我的学生们，费心劳力校核了全书，尤其是《钱锺书手稿集》的校对难度颇大；他们都有“弟子服其劳”的精神，我就不一一列名了。承蒙中华书局接受本书出版，备加关注，责任编辑郭时羽女士为此书花费很多精力，克服新冠疫情期间的种种不便，一并在此表示言轻意重的谢忱。
王水照
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