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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历史著作的不景气,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感慨。然而,历史人物传记却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这种充满矛盾的现象表明,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热情并未衰退,甚至恰恰相反,存在着巨大的潜在能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仅仅注视眼前方寸之地,更着眼于未来,而历史的回顾,有助于人们理解现实,展望未来。人们要求于历史学家的是,必须雅俗共赏,以引人入胜的手法表述历史,把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生动而形象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切忌高头讲章式的、经院学究式的八股文章。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话于偏激之中蕴含着一种颠扑不破的哲理。任何历史作品,都是当代人以当代意识写出来给当代人看的。再现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而且再现的视角、方法,由于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不同也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题材,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笔下,也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历史学家所要阐明的思想,强调的侧重点,给予读者的启示,势必有所不同。然而,历史还是历史。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帝王被神圣化,号称真龙天子。御用文人们又给他们涂上光怪陆离的油彩,罩上神秘莫测、令人眩目的光环。于是,帝王便成了神坛上的偶像。对于老百姓而言,“天高皇帝远”,仰头望去,只见一片混沌迷离,难识庐山真面目。这就给撰写帝王传记增添了难度。近几十年来,把帝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这使得人们对他们的研究与了解,反倒比前辈更生疏了。在人们脑海中的帝王,几乎都是一幅幅脸谱化的漫画,都是一副副骷髅般的骨架,毫无个性可言。

诚然,帝王是一种制度或一个时代的象征,但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帝王传记,既不能神圣化,也不能脸谱化,而要还他一个凡人的本来面目。我写这本书,试图把万历皇帝这个人的真实而全面的形象,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并且透过万历皇帝这个人,复原一幕幕早已逝去了的历史场景。

要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历史加以复原,谈何容易!一位西方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对于历史长河而言,何尝不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复原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为此,必须博览群书,做到言必有据,虽然不能说无一字无来处,但至少要做到书中所有的人和事,所有的情节、对话,都有根有据,有案可查。这大概是历史传记和文学传记的区别所在吧。一言以蔽之,真实性压倒一切。它与虚构、杜撰、想象之类无缘。历史传记要写得生动活泼,向文学传记借鉴一些方法是可取的,但一切都必须在保持真实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否则就不成其为历史了。

人们阅读帝王传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那个专制时代神秘而森严的宫廷。在这个狭小而又无限的天地中,帝王有时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操纵、玩弄芸芸众生的命运,演化、改变时代前进的步伐。人们不一定对这一时代发生的一切事件感兴趣,却有理由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帝王的政治色彩、权力欲望、个人素质以及宫闱生活,帝王的内廷与外朝大臣的微妙关系,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活动。而这恰恰是一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著作所难以做到的。帝王传记的魅力就在于,以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微观研究着手,反映出宏观的视野,给读者以深沉的历史启示。因此帝王传记切忌写成某个帝王在位时期的断代史,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无所不包的历史切片。否则,传主就将被淹没于历史的汪洋大海中,帝王传记也就丧失其存在价值了。

本书的传主明神宗朱翊钧,人们习惯于用他的年号称他为万历皇帝。他是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既没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事迹,又因他的后半生疾病缠身,长期难于视朝,导致颇多非议。如果据此断定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是一个昏君,那也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了。其实,他在位的万历一朝四十八年,在明代历史上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辉煌的一段,令世人瞩目:经济迅猛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文蔚起,能人辈出。仅就这一点看,万历皇帝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对万历皇帝进行深入研究,便会发现许多难解之谜。在他即位的第十一年,对之前尊崇备至、言听计从的顾命大臣内阁元辅张居正,以及另一名顾命大臣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居然一下子翻脸,不但政治上予以否定,而且抄了他们的家。这是为什么?他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独断专行,到了晚年却怠于临朝。这又是为什么?他本人是宫女所生,却瞧不起宫女所生的长子,迟迟不愿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又是为什么?他的臣下直言不讳地批评他迷恋于酒、色、财、气。这种个人的秉性素质,对于一个皇帝有什么影响?这些都值得细细地加以讨论。

本书除了常规分析之外,还仰赖了心理分析。把心理分析用于历史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几乎成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时髦风尚,人们甚至称此为心理历史学。现在回过头去审视,这种时髦的全盛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但它毕竟给历史学家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借助心理学来扩大历史解释的范围和途径。美国历史学家奥托·弗兰茨对俾斯麦的心理分析便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例子。我在写作本书时,借鉴了这种方法,尝试对万历皇帝作些心理分析,把他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力图对一系列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史无定法,历史传记的写法是多样化的:有的重思辨,有的重实证;有的以生动取胜,有的以严谨见长;有的是年谱式的,有的是叙事式的。我则倾向于以白描的笔法,把传主的形象立体化地再现出来,至于功过是非,全可由读者去评判。在我看来,既然是传记,就应该尽量客观地把传主介绍给读者,避免把空洞的说教强加于人。

本书的谋篇布局颇费心思,在不太长的篇幅中,要把传主五十多年的生涯再现出来,是相当难的。这就需要由作者加以剪裁取舍,把作者认为最值得写、最应该写的东西写出来,把一些重要而精彩的场景细腻地展现出来。这要比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好得多。

关于书名,我要作一点说明。本拟题作《明神宗传》,但他毕竟不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那样声名显赫,人们会感到陌生;如果直呼其名,题写为《朱翊钧传》,就像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那样,人们会感到更加陌生,不知其何许人也。因此,采用《万历传》。 tGXCkh43OdAJS+TN2pREoS/czWUVQGfRrGhA4fLJfmgrKwvZhzoJjSOJvc5+hd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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