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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鲁国的孔子当时已年近七十，早已远离鲁国政坛多年的他，看透了世间万物，内心已从心所欲。人近黄昏的孔子，只想做做学问、带带学生，平静地度过余下岁月。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开设私学的教育家，孔子奉行“有教无类”思想。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想来学习，他都敞开大门欢迎你。
然而一位前来求学的年轻人，彻底打破了孔子平静的生活，他对儒家思想发出了质疑之声。更让孔子大跌眼镜的是，正是这位新收的弟子，在此后的岁月里开宗立派，成为与儒家相爱相杀数百年的竞争对手。
前来求学的是一位出身贫寒的年轻人，他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子夏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孔子毫不介意地收他为徒。
初入孔子门下的子夏，展现出了学霸的天赋，课堂上只要是孔子讲过一遍的知识，他都能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简直是活生生的人肉复读机，并且能将所学知识点举一反三，具有很强的发散性思维。
老年的孔子对这位天才级学生，十分喜爱，视如己出，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子夏在短短数年之内，就把孔子所教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书背得滚瓜烂熟，对书里的很多内容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此才华出众的学生，很快就被鲁国高层看中，子夏被安排去莒父担任地方官员，下基层历练，作为国家储备干部培养。
孔子手下有很多学生后来都担任了官员，孔子也很乐意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学生去做官就是用自己的儒家思想改变世界。
子夏在治理莒父这段时间，工作成绩斐然，作为学霸的他并没有把所学知识生搬硬套，而是活学活用，让当地老百姓过上了小康的日子。子夏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利用节假日时间，回来看望孔子。
一般毕业后的学生回母校看望老师，学生都会对老师说些客套话，感谢老师的教导之恩。
然而子夏回来看望孔子，话语之间虽没有浓浓的火药味，但是也让孔子如坐针毡。因为子夏变成了一位质疑型学生。
如果你问一位老师，在他的课堂教学里，对他挑战性最大的是什么？很多老师会说不是惹是生非的熊孩子，而是质疑型学生！
惹是生非的熊孩子可以叫家长，给处分。然而质疑型学生，往往学习成绩好，智商高，他会从知识领域向老师发起挑战，老师不能断然否定他。
子夏拜见孔子后，恭敬地坐下。
孔子笑着说：“听说你在莒父干得不错。”
子夏：“那都是您教导得好。当初不嫌弃我出身贫寒，收我为徒，尽心教育我。”
孔子：“那是为师应尽的义务。对了，你说说，你是如何治理莒父的。”
子夏：“别看我的技艺虽小，但只要能帮助生产，有利润可图，就让各行各业的百姓认真钻研，有了一技之长便可以丰衣足食，经济就能快速增长。大的道德节操上不能有逾越，小节上有些随意也是可以原谅的。对于作奸犯科的人，应按照刑罚严惩。”
孔子听完后，头都大了，整个身子绷不住了。他平时教导学生治理国家要“为政以德”，“德”的核心就是“礼”与“仁”。然而自己得意的学生子夏，非但没有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实施，根本看不到“德”，还反其道而行之，追求物质上的“欲速”与“小利”！这不仅是对自己作为一位先进教育工作者的最大否定，更是搞出了“异端邪说”。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师，孔子要把自己的学生重新引上正轨。
孔子严肃地说：“为师今天想教导你，做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否则欲速则不达，贪图小利更做不成大事！”
子夏早料到自己的老师会批评自己，但他鼓起勇气说：
“老师，您说的都对。我始终不忘你主张的‘礼’与‘仁’。可是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天子大权旁落，礼崩乐坏三百年，弑君七十二，亡国五十六。”
孔子听了点点头。
“要想恢复‘礼’，就必须国富民强，国家与社会才能恢复秩序，否则就有被吞并的危险。要想恢复‘仁’，就必须用政令、刑罚驱动他们，一味地说教并不能感化所有人，只有恩威并施，人才会遵纪守法，心存善念。”子夏鼓起勇气说完。
孔子听完后，仰天长叹了一声，说道：“子夏，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
子夏听到这里，看到老师面露不悦，不想再惹老师生气，毕竟孔子已年近七十了，于是退出了房间。
子夏虽对孔子的学说提出了质疑，可孔子毕竟是一个爱学生的好老师，他没有责罚子夏。而同时代，古希腊的学术大师毕达哥拉斯，就因为学生发现了他的学术漏洞，提出了大胆质疑，面子挂不住的毕达哥拉斯就把学生扔水里淹死了。与毕达哥拉斯相比，孔子真是太仁慈了。
师徒为学术争论是难免的事，事情过去就过去了。然而这一场争论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南半球的一只蝴蝶微微扇动了一下翅膀，几个星期后在北半球就会演变成一场龙卷风。
中国教育自古以来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要求孩子在家听父母话，在学校听老师话。然而历史上无数事例告诉我们，打碎旧规则、创造新世界、制定新秩序法则的往往都是质疑型学生，因为他们有不同于凡人的思想，有敢于创新的精神。
几年后，孔子死了，子夏为孔子守孝三年。
守孝三年结束了，孔子的弟子们要各奔天涯了。
孔子死后，子夏并不想留在弹丸之地的鲁国，他想找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自己的才华。
在临走前，子夏特意拜别孔子的孙子子思。
子思的父亲孔鲤在孔子生前就去世了，子思是孔子唯一的后代，也四书五经里《中庸》的作者。此时子思还是个小朋友，孔子在生前将他托付给另一位得意弟子曾参抚养，也是四书五经里《大学》的作者，被后世尊称为“曾子”。
作为新监护人，曾参牵着子思的小手，代子思向前来拜别的子夏行礼。
子夏：“我打算西去晋国，晋国虽然内部混乱，但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充满机遇，更能发挥我的所学。”
曾参：“我选择留在鲁国，老师将子思托付给我，我要好好教育他。”
子夏：“我与你不同，人在乱世之中，想独身世外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老师不也曾想改变这个世界吗？这个世道太乱了，只有‘礼’才能规范每个人的行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能恪守自己的本分，不僭越。这样才能让天下井然有序！”
曾参听完后，皱了皱眉说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人不可不志向远大，他责任重大，路途遥远。以追 求“仁”的理想，这不是很崇高的事吗？只要奋斗至死，就离实现的道路不远。 ）”
讲到这里，子夏明白自己与曾参话不投机。子夏就此拜别，头也不回地走了。
子夏打起背包行囊，带上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书，踏上西行之路。
很多历史书对众多教派的大分裂都会有详细的描述，比如佛教分裂成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与东正教。而很多历史书对子夏西行，并没有太多关注，然而正是此次西行开启了孔子死后儒家内部的大分裂。
活跃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可以分成两大宗，一个是礼派，一个是仁派。这两大宗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华山派的剑宗与气宗，互相争锋。
在礼派看来，要想改变乱世，恢复孔子理想的礼制，让社会秩序井然、尊卑有序，光靠说教、感化是没有用的，必须通过强而有力的改革方式来达成。说直白点，手段要狠硬！
在仁派的眼里，要想改变乱世，就要相信老百姓是善良的，是可以被教化的，对他们施以仁政，手段要柔和！
虽然两宗都是儒家，同根同源，但由于走的路线不一样，待遇冰火两重天。
子夏与战国后期的荀子是礼派的代表，他们的学术思想深度契合战国时君王对人才市场的需求，是战国君王眼中的明星人物，所说的话那都是金句名言。
由于礼派能快速提升国力，他俩的学生在各诸侯国都被当作重点人才引进，给官、给房、给车。礼派真正做到了培养符合国家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仁派的代表就是曾子与孟子，由于这宗是主张对百姓好好教育并施以仁政，所以并不能马上给君王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
毕竟是战国时代，不是今天你打我，就是明天我揍你，君王最看中的是能否快速提升国力。
子夏到达晋国后，选择了在晋国的西河开办私学，像孔子一样，开始了教书生涯。
就在子夏到达晋国后不久，公元前453年，作为春秋第一超级大国的晋国，在一无天灾、二无外敌的情况下轰然倒塌。这是一场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彻底终结了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大幕正式拉开！
民办教师子夏一不留神就从春秋跨越到战国，成为一名跨时代的先锋人物。
子夏在西河地区教书，作为孔子的高徒，他凭借渊博的学识，很快在西河地区打开了教育市场。
某一天，一队来自王宫的人马停在子夏家门口，这些人是来请子夏去给一位重量级人物上课的。